卡佳把水壶从煤气灶上拿下来,把沸水倒在咖啡粉上。他们还能用多久的电?米哈伊提交出境签证申请后,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她预计随时会断电,而且马上又到冬天了。她也没人帮手,因为没有收入养活所有人,她的婆母已经回到她在科尔皮诺的家,重新在伊若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上班了。米哈伊完全不帮忙照顾宝宝,即便他也没工作。他在一家医院申请了一份电梯工的工作,但他在等回音。这种卑微的职位很快就被活在拒绝中的犹太人占满,而且他们人人都拥有专业学位。于是他白天的时间都在沉思,夜里就坐在列宁格勒酒店的餐厅里,他和一个犹太酒保成了朋友,那人同意他把付费客人喝剩的酒喝完。
她猜他这个下午就在那里。这个时候,她的老朋友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出其不意地来看她了,带来一瓶上好的亚美尼亚白兰地和一个针线盒,全都是本地商店的短缺商品[27]。卡佳见到他非常开心,终于有个很亲的伙伴聊一聊了。虽然格里沙脾气也很好,但他还在牙牙学语。自从三年前,也就是1977年,她和鲍里斯毕业后,两人就没怎么见过对方。他确实给她寄过信,通常是跟着所属的芭蕾舞公司巡演到国外城市寄来的,但也有从苏联国内寄来的。一年前,他做成一件不可能的事:在他获得苏联人民艺术家奖后,派人给她送来一束温室的花。
“你和以前一样美。”他说。
她摸摸自己的头发,整平毛衣,藏起她的微笑。“我为你得奖的事很高兴,”她说,“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做什么?这位伟大的舞蹈编导会有怎样的世界?”
他往后靠在厨房椅子上,手枕在脑后时,她担心那些廉价的金属椅腿会压断,但没吱声。“卡佳,这是我的愿望。我想打造一出保留剧目,能表现出当下的思想造成的方向迷失,是人类精神压制的一种动态隐喻。”他说,“不错吧,嗯?对社会变革的完美掩饰。他们会怎么想,嗯?”他高声大笑,几乎是在傻笑。
卡佳把咖啡、白兰地和茶点饼干放上托盘,端到厨房的餐桌上。“他们会认为你反政府的。社会变革?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对我们。”
“我们是谁?”
鲍里斯耸耸肩。“我们有个小群体,想法都一样。我们当然要表现得很无辜,对吧?没人会怀疑一个流动的芭蕾舞团。”他“咚”的一声让椅子向前倒下,“我可能会创作一场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但不是那些傻不拉几的毛天鹅和睡美人。我指的是革命者尼古拉·柴可夫斯基,关于他的人生,又或许演一出《日瓦戈医生》改编的心理芭蕾舞剧,又或许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总之要演重要的东西。”卡佳倒咖啡时,他伸手抓住她的小臂,眼睛充满狂热地看着她。“你可以帮我,卡佳。”
“怎么帮?”
“就像我们以前在音乐学院时的那几次一样。我做编舞,你负责作曲。”
“然后呢?让克格勃把我们拖去西伯利亚?”
“卡佳,你忘记你的理想了吗?不久以前,我们还讨论在苏联过上更好的生活呢。你还记得我们通宵读涅克拉索夫的诗,《俄国谁人幸福》吗?我们的义务是让彼此记起人格尊严。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捍卫我们孩子的未来,因为现在是不好的。想想你的儿子,嗯?你难道不想让他有随心所欲读书思考的权利吗?不想让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吗?而不是给政府当个听话的工具吗?”
尽管她钦佩他的激情,但她不是个积极分子。“博亚,你没有孩子,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你需要保护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说的是保护我们所有人,卡佳。我说的是改变世界。”
“就靠芭蕾?”
鲍里斯又靠到椅背上。她在门口给他的拖鞋太小了,他跷起纤瘦的腿时,一只鞋就吊在脚趾上晃动。“是的,就靠芭蕾。你以为芭蕾不能改变世界?你以为革命一定要暴力吗?”
“所以你想用音乐和舞蹈来对抗勃列日涅夫?把地下出版物[28]的主题偷偷嵌进剧院的节目里?”她摇摇头,“没意义的。你赢不了——你只会受到惩罚。记得罗斯特罗波维奇[29]否定官方音乐政策的下场吗?再看看肖斯塔科维奇[30]。明智的做法是低头做人,我是这么想的。”
“要不就离开,对吧?”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刻薄,她在他的怒视下全身发冷。
学生时代,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一起演出,一起吃饭,他偶尔能说服她一起参加派对。他们一起长途散步,经常一直走到季赫文公墓,在著名芭蕾大师和作曲家墓地间的树下漫走:巴拉第列夫、珀蒂帕、林姆斯基-科尔萨科夫、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在她最后几场表演后的一晚,两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当时鲍里斯跟她十指交扣,宣告了他的爱——她的手指因为弹奏而疲倦,他则是拍巴掌把皴裂的手都拍烂了。他告诉她,他之前太傻。他怎么会没认清自己对她的真实感觉?他想结婚,让他们的激情结合,想创立他们自己的芭蕾舞公司,然后去全世界旅行,发现快乐与纵情狂欢,如果她渴望的话就生小孩。他们会有她的深色头发和他的灰色眼眸,他们既能创作音乐又能跳舞。尽管他在求她,但她也只能被迫告诉他,她当时已经心系米哈伊,不过她仍然爱鲍里斯,想跟他一直做朋友。他当然无法收回这个激情的请求,最后搞得两个人都很尴尬,从此以后,她就很小心地让他保持适当距离。
她突然想到,鲍里斯这次突然到访可能是一次考验。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举报人,是探子[31]。这是进步的几种手段之一:帮助克格勃每天监视苏联人民,举报异见分子,围捕所谓的良心犯[32]。就在一年前,有证人看到两个特工把一名很受欢迎的乌克兰国家主义作曲家弗拉基米尔·伊伐秀克押上了克格勃的车。三周以后,他的尸体被发现吊在树上、眼珠也被抠了出来。
“我不想离开,博亚,”她谨慎地说,“我从没想过要离开。”
“但你丈夫想走。他已经在请愿了。你会跟他走,对吗?”这句话以问题的方式提出,但在卡佳听来像是威胁和挑动。她不知道鲍里斯对谁忠诚:他是支持还是反对克里姆林宫?他是在她这边还是她的对头?
然后,一小段的沉默过去后,他们上方墙壁的挂钟轻声嘀嗒响起,咖啡也凉了。他用温柔恳求的声音说:“为我弹点什么吧,卡佳。可以吗?我已经很久没听过了。”
她不发一言地站起来,领他进入另一个房间,然后她迟疑了,在思忖该不该把鲍里斯带上她的床。那样能保护她和米哈伊吗?还有他们的孩子,他当时正躺在地铺上睡觉。但她无法想象这样的背叛。不。她深呼吸一次,朝墙边的窄沙发做了个手势。他坐过去,她能感觉到自己在钢琴前坐下时,他的目光在她身上。
她将按他的要求弹琴,但慎之又慎。不弹毛茸茸的天鹅,但也不会有革命性的东西。考虑片刻后,她选择了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这支曲子写于1865年,当时是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院的最后一年,比她和这位客人毕业的时间早了112年。
鲍里斯听出来后轻哼了一声。“选得好。”他说。他往后靠在磨损的软垫上时,沙发吱吱地抱怨起来。
她想象自己在弹奏这首进行曲般的简单主题、表达她的苏联爱国主义姿态时,他闭上了眼睛。她希望自己表演的热情掩饰了深切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