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六〇年一月，出生在底特律的一个丝毫没有烟雾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女婴儿；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1]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里，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专业读者说不定会在彼得·卢斯医生一九七五年发表在《儿科内分泌学杂志》上的论文《5α-还原假两性体的性别认同》中碰巧见到我。或者，您也许会在那本如今可惜已经过时的《遗传学与遗传特征》的第十六章中看到我的照片。在第五七八页上，正是我赤身露体地站在一张身高图表旁，两只眼睛给一个黑框子遮着。
在我的出生证上，我的姓名是卡利俄珀·海伦·斯蒂芬尼德斯。在我那（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颁发的）最近的汽车驾驶执照上，我的名字只是卡尔。我早先是一名曲棍球守门员，也是拯救海牛基金会[3]的老会员，我难得参加希腊正教会的圣餐仪式，而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名雇员。跟提瑞西阿斯[4]一样，我先是一种人，后来又是另一种人。同班同学嘲笑我，大夫把我当作实验品，专家对我触摸检查，出生缺陷基金会[5]对我进行研究。格罗斯角的一个红头发的姑娘爱上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她哥哥也喜欢我）。有一次我在一辆陆军坦克的引导下参加了市内的一场战斗；一个游泳池使我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我脱离了自己的躯体，以便成为其他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十六岁以前发生的。
但是现在，到了四十一岁，我感到又要开始另一番新生。经过几十年的轻慢忽略以后，我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已故的男女祖先，早已不为人知的列祖列宗，不认识的远亲，或者就一个像我这样近亲交配的家庭而言，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情况。因此，趁着如今还有时间，我想把一切都永远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单纯的基因穿过时光环滑车道的那种不断起伏升降的行程。啊，缪斯[6]，现在为我的第五条染色体的隐性突变歌唱吧！歌唱它两个半世纪以前在奥林匹斯山山坡上如何生气蓬勃，当时山羊咩咩叫着，橄榄纷纷落下；歌唱它如何经过九代人的传递，隐而不现地聚在斯蒂芬尼德斯家族这个受到污染的水池里；还要歌唱上天如何假借一场屠杀，使这个基因又飞到空中；它如何像一颗种子似的给吹过大海，到了美国，并在这儿我们的工业阵雨中飘过，直到后来落在中西部我母亲子宫的那片肥沃的土地上。
要是我有时变得有点儿诗兴大作，请读者原谅。这也是遗传的。
我出生前三个月，就在星期天我们一起吃的一顿精美的晚饭结束后，我奶奶黛斯德蒙娜·斯蒂芬尼德斯吩咐我哥哥去给她把她的桑蚕盒拿来。第十一回当时正朝厨房走去，想再吃一块大米布丁；这时，她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奶奶那会儿五十七岁，身材矮矮胖胖，戴着一个十分吓人的发网，完全适合于挡住人家的去路。当天最大的一支女性小分队就聚集在她身后的厨房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悄声细语。第十一回动了好奇心，侧过身子去瞧瞧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黛斯德蒙娜却伸出手去，紧紧拧着他的脸蛋儿。等她重新引起第十一回的注意后，她便用手在空中划出一个长方形，又指指天花板。接着，透过不大合口的假牙，她说道，“快去给奶奶拿来，我的小娃娃。”
第十一回知道该怎么办。他跑过门厅，进了起居室。他手脚并用地爬上那道正规的楼梯，到了二楼。他沿着楼上的走廊跑过那几间卧室。在远处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几乎看不大出来的房门，上面贴满了糊墙纸，好似一条秘密通道的入口。第十一回用自己的头确定了那个小小的门把手的高低，使出全力把门拉开。门里边又有一道楼梯。我哥哥踌躇不决地两眼紧盯着楼梯上面的那片黑暗，过了好半晌，才慢吞吞地爬到奶奶住的顶楼上去。
那儿的屋椽上面挂着十二个用湿报纸包着的鸟笼，他蹑手蹑脚地在这些鸟笼下面走过，满脸勇气地沉浸在长尾小鹦鹉发出的那股酸臭难闻的气味里，沉浸在我爷爷奶奶自身的那股特殊的香味（一种樟脑丸和大麻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里。他顺利地走过我爷爷的那张堆满书的书桌和他收藏的那些希腊通俗歌曲的唱片。最后，他撞上了那张软皮垫椅子和那张用黄铜做的圆咖啡桌，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的床，以及放在床底下的那个桑蚕盒。
这个盒子是用橄榄木雕制成的，比一个鞋盒略微大一点，有一个白铁皮盖子，上面有几个小气孔，还嵌着一个几乎辨不出来的圣徒肖像。圣徒的脸已经给磨掉了，但是他仍然举起右手手指，为一棵矮小、紫色、样子显得特别自信的桑树祝福。第十一回对着这棵活生生的植物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便把这个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盖子。盒子里面放着两个用绳子编制成的结婚花冠，还有两条像蛇那样盘绕着的长辫子，每条辫子都用一根破裂的黑缎带捆扎着。他用食指在一条辫子上戳了一下。就在这当口，一只长尾小鹦鹉嘎嘎嘎嘎地叫了一声，把我哥哥吓了一跳。他赶紧关上盒子，把它夹在胳膊下边，带到楼下去交给黛斯德蒙娜。
她仍然在门道那儿等着。她从第十一回手里接过桑蚕盒后，就转身回进厨房。这时，第十一回总算得到机会，看了一眼房里的情景，所有的女人那时都安静下来。她们纷纷走到旁边，好让黛斯德蒙娜过去。我母亲就待在房里那块油地毡的中央。特茜·斯蒂芬尼德斯正仰靠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受到自己那怀有身孕、鼓一般紧绷着的又大又圆的肚子牵制。她那兴奋的泛出红晕的脸上露出一种快乐、迷茫的神情。黛斯德蒙娜把那个桑蚕盒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打开盖子，把手伸到结婚花冠跟辫子下面，掏出一样第十一回先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一把银匙。她在银匙的柄上扎了一根细绳子。接着，她俯身向前，拿着那把银匙在我母亲隆起的肚子上晃动，而且经过延伸，也对着我晃动。
到这时为止，黛斯德蒙娜一直保持着完美无瑕的记录：一共猜对了二十三次。她确信特茜会是特茜。她预测出我哥哥的性别，以及教堂里她朋友所怀的所有婴儿的性别。她唯一没有猜到的那几个孩子的性别，就是她自己的儿女，因为一位母亲去探测自己子宫的奥秘是不吉祥的。然而，她却大胆地探测我母亲的子宫的奥秘。经过开始时的一阵摇摆不定，那把银匙从北方朝南方摆动起来，这意思说，我会是一个男孩。
我母亲叉开两腿坐在椅子上，极力想要现出笑容，她不想要一个男孩。她已经有了一个。实际上，她已经十分肯定我是一个女孩，所以只给我取好了一个名字：卡利俄珀。但是我奶奶却用希腊语嚷道，“是一个男孩！”这声喊叫当下传遍了厨房，传到外面的门厅，又越过门厅，传进了起居室，男人们正在那儿议论政治。我母亲听到这声喊叫重复了那么多遍，于是认为这种推测也许正确无误。
不过这声喊叫一传到我父亲的耳朵里，他就大踏步走进厨房去对他母亲说，她的银匙这回至少推测错了。“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黛斯德蒙娜问他。对于这个问题，他用的是他那一代的许多美国人所会有的答复。
“靠了科学，妈。”
自从他们决定再养一个孩子后（餐馆的营业很不错，而第十一回也早就不用系尿布了），米尔顿和特茜一致同意想要一个女儿。第十一回那时刚刚五岁。他新近在院子里发现一只死鸟，便把它拿进屋来给他母亲看。他爱好对着东西射击，把东西敲打击碎，还爱好跟父亲角力。在这样一个男性的家庭中，特茜开始感到自己好像一个受到排斥的古怪的女人，设想自己在以后十年的时间里都会给禁锢在一个自命不凡、惟我独尊的人物的天地中。我母亲想像着一个身为反暴战士的女儿，一个同样爱好赏玩小狗的人，一个赞成参加白雪溜冰表演团[7]提议的人。一九五九年春天，他们正对有关我受胎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母亲当时无法预见到妇女们不久就会把胸罩大批烧掉。她的胸罩装有衬垫，硬僵僵的，有着阻燃作用。尽管特茜很爱她的儿子，但她知道有些事情她只能跟女儿分享。
我父亲早晨驾车去工作的时候，眼前曾出现一个非常可爱的黑眼睛的小女孩的幻象。她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多半是在遇到红灯的时候）对着他那耐心的、无所不知的耳朵提出问题。“那东西你说叫什么来着，爸爸？”“那个吗？那是卡迪拉克的标志。”“卡迪拉克的标志是什么？”“哦，多年以前，法国有个探险家，他姓卡迪拉克；就是他发现了底特律。那个标志是他家族的标志，从法国带来的。”“法国是什么？”“法国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欧洲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片大陆，就像一大片土地，比一个国家要大得多。但现在卡迪拉克牌汽车不再从法国运来了，小宝贝。它们直接在美好、古老的美国这儿生产出来。”绿灯亮了，他继续朝前驶去。不过我的原型并没有离开。她在下一个和再下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都待在一旁。有她陪在身边多么愉快，因此我父亲这个富有首创精神的男子汉，决定看看自己可以做点儿什么好让这种幻想变为现实。
因此，男人们在他们议论政治的起居室里也一直在讨论精子的速度问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彼得·塔塔基斯（我们管他叫“彼特大伯”）是每个星期坐在我们黑色双人沙发上的那个辩论协会的主要成员。他一辈子都是个单身汉，在美国没有家人，所以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分子。每星期天，他总驾着他那辆深红色的别克牌汽车前来，他身材高大，脸色深红，神情忧伤，却长着一个不大相称的生气勃勃、头发鬈曲的脑袋。他对孩子不感兴趣。彼特大伯是经典名著丛书的支持者（他把那套书读了两遍），他对宗教的思想和意大利歌剧极感兴趣。在历史方面，他特别喜欢爱德华·吉本[8]，而在文学方面，则特别爱好斯塔尔夫人[9]的日记。他喜欢引用这位谈吐诙谐的夫人对德语的意见。也就是说，德语不大适合用来交谈，因为你得等到句子结尾才听到动词，因此你不能中途把一句话打断。彼特大伯曾经想成为一位医生，但是那场“灾难”打消了他的这种梦想。在美国，他去上了两年教授按摩疗法的学校，如今在伯明翰[10]开了一家小诊疗所，里面放着一个他仍在分期付款的人体骨骼标本。当时，按摩医师具有一种多少令人怀疑的名声。人家不到彼特大伯那儿去释放他们的生命力。他把颈项弄得噼啪作响，拉直脊椎，还用泡沫橡胶做了一些定制的足弓支座。话虽如此，在那些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仍是我们家最近似于医生的人物。年轻的时候，他的胃给切除掉一半，所以如今晚饭以后，他总喝一杯百事可乐来帮助消化。他十分睿智地告诉我们，软性饮料[11]就是因为具有帮助消化的胃蛋白酶，才如此命名，所以很适宜于消化食物。
我父亲就是因为彼特大伯的这类知识，才在遇到生殖时间表这个问题时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彼特大伯把头靠在一个小枕头上，两只鞋都脱掉了，一边听着我父母的立体声唱机里轻声播放的《蝴蝶夫人》[12]，一边解释说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带着男性染色体的精子比带着女性染色体的精子游得要快。这种说法立刻在聚集在我们起居室里的那些餐馆老板和皮货加工商中间引起一阵欢笑。可是，我父亲却采取了《沉思者》[13]的那种姿势；这是他最喜爱的一件雕塑作品。房间那头一张搁电话的小桌上就放着一个这件雕塑的小复制品。虽然这个话题是在星期天午饭后那种公开讨论的气氛中提出来的，但是，显而易见，他们所谈论的精子却是我父亲的，尽管讨论的语气相当客观。彼特大伯说得十分明白：想要一个女孩，夫妻俩应该“在排卵前二十四小时性交”。这样，行动迅速的男性精子就会冲向前去，相继死去。女性精子尽管行动迟缓，却较为可靠，它会正好在排卵时到达。
我父亲在说动母亲按照这项计划行事时遇到了困难，特茜·齐兹莫二十二岁嫁给米尔顿·斯蒂芬尼德斯的时候，还是处女。他们订婚的时候恰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两个人始终关系纯洁。我母亲设法既激起我父亲的欲火，又把他的这种欲火压制下去，使其在那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中始终不过于旺盛，她对自己的这种方式感到十分自负。其实，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当时她住在底特律，而米尔顿则待在安纳波利斯[14]的美国海军学院里。有那么一年多时间，特茜总到希腊正教教堂去为自己的未婚夫点蜡烛，而米尔顿则注视着她的一些钉在自己床铺上方的照片。他喜欢按照电影杂志的方式让特茜摆好姿势，侧身站着，把一只高跟鞋高高地踏在一个台阶上，露出一大片黑色长统袜。在那些旧照片里，我母亲显得特别柔顺，仿佛她就爱让自己那身穿军服的心上人安排自己靠着他们这个简陋地区里的门廊和灯柱拍照似的。
一直等到日本投降以后，她才依顺了他。接着，从他们结婚的那个夜晚开始（据我哥哥对着我两手遮着的耳朵说），我父母经常十分愉快地交欢。不过到了生孩子的问题上，我母亲有她自己的想法。她认为一个胎儿可以感觉到产生他的那一份爱。出于这个原因，她并不怎么赞同我父亲的提议。
“你认为这是什么，米尔特[15]，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吗？”
“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讲，”我父亲说。
“彼特大伯对生孩子又知道点儿什么？”
“他是在《美国科学》月刊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米尔顿说。接着，为了使他说的话显得有力，他又说道：“他订阅那份刊物。”
“听着，要是我的脊背扭伤了，我就去找彼特大伯。要是我像你一样是平脚，我就去找他。但也就此而已。”
“这一点已经完全得到证实。在显微镜底下，男性精子游得要快一点。”
“他们管保也愚蠢一点。”
“说下去。你爱怎么说男性精子的坏话就只管说好了。随你的便。咱们并不要男性精子。咱们所要的是一个相当老成、缓慢、可靠的女性精子。”
“就算情况真是这样，仍然荒唐可笑。我可没法十分精确地做到这一点，米尔特。”
“与你比起来，对我难度更大。”
“我可不想听下去。”
“我还以为你想要一个女儿呢。”
“我是想要。”
“唔，”我父亲说，“我们这样就可以生个女儿。”
特茜对这个提议一笑置之。不过在她的嘲笑背后，还有一种严肃的道德上的保留意见。擅自干预生儿育女这么一件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种狂妄自大的举动。首先，特茜并不相信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哪个人能做到，她也不认为他应该作出尝试。
当然，一个处在我这种地位的叙述者（当时我还没有结成胚胎），对于这种情况中的任何细节都无法完全肯定。我只能解释说，我父亲在一九五九年春天所染上的那种对科学的狂热，是当时所有的人都染上的那种相信进步的症状。请读者记住，不过在两年以前，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6]。脊髓灰质炎也给索尔克疫苗[17]征服了；而在我父母童年时的夏天，他们都因这种疾病而被隔离在家。人们并不知道病毒要比人类聪明，以为病毒不久即将成为往事。在我只抓到末端的那个充满乐观气氛的战后美国，所有的人都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我父亲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很自然的。
在米尔顿把他的计划向特茜提出后几天，有天晚上，他带着一件礼物回到家里。那是一个用一条缎带扎着的珠宝盒。
“这是为什么？”特茜猜疑地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为什么吗？”
“今儿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干吗要送给我一件礼物？”
“送给你一件礼物，我还得有个理由吗？来。把盒子打开。”
特茜撇起一边嘴角，不大相信。不过手里拿着珠宝盒而不打开看看，这可不容易做到。所以，最终她迅速解开缎带，喀嚓一声把盒子打开。
盒子里，放在黑色丝绒上面的，原来是一个体温表。
“一个体温表，”我母亲说。
“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体温表，”米尔顿说。“我不得不去了三家不同的药房，才买到一个这样的体温表。”
“一个精美昂贵的标准产品，是吗？”
“对啊，”米尔顿说。“这就是你所谓的基础体温表。它可以显示体温每一度的十分之一。”他扬起眉毛。“普通体温表只显示出每一度的十分之二。这个体温表显示出每一度的十分之一。你试试看。把它放到你的嘴里。”
“我又没有发热，”特茜说。
“这并不是为了量热度的。你用它去查明你的基本体温是多少。它比一个普通的用来量热度的体温表要精确得多。”
“下一次，给我带串项链回来。”
但是米尔顿坚持说道：“你的体温一直在变，特丝[18]。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情况的确如此。你的体温在不断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吧”——他轻轻咳了一声——“你正好在排卵。那么你的体温就会升高。在大多数个案中，升高十分之六度。现在，”我父亲继续往下说道，越说越来劲儿，一点也没注意到他的妻子正皱起眉头，“假如咱们要实行几天前谈起的那个计划——只是举例而言——那你所要做的，首先就是确定你的基本体温。它可能不是九十八点六度。所有的人都略有不同。这是我从彼特大伯那儿学到的另一件事。不管怎么说，等你确定了基本体温以后，你就等着往上升高的那十分之六度。那就是，如果咱们要实行这项计划的话，你知道，那就是咱们知道该去调和鸡尾酒的时候了。”
我母亲没说什么。她只把体温表收进盒子，关上盒盖，随后递还给她丈夫。
“成，”他说。“很好。随你的便。咱们也许会再有个男孩。第二个男孩。要是你想要这样，那就这样吧。”
“我可拿不准眼下咱们会再有孩子，”我母亲答道。
这时，我待在降落人世的休息室里等候。我父亲的眼睛里还没有闪现出一丝光芒（他正闷闷不乐地瞅着放在膝头的那个装体温表的盒子）。这时，我母亲从所谓的情人沙发[19]上站起身来，一只手捂着前额，朝楼梯走去；我有朝一日来到人世的那种可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这时，我父亲也站起身来，准备到各处去转一圈，关上电灯，锁上门。在他上楼梯的时候，我又有了希望。这件事的时间安排不得不如此，以便让我成为我这样一个人。只要把这个行动延迟一个小时，你就改变了基因的选择。我的孕育成胎还是好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不过我的父母已经开始了他们彼此缓慢的接触。在我们楼上的过道里，正点着雅典卫城式的夜明灯，这是杰基·哈拉斯送的一件礼物。她开了一家出售纪念品的商店。父亲走进卧室的时候，母亲正坐在梳妆台前。她用两只手指把诺克斯齐玛[20]抹到脸上，随后又用一张手巾纸把它擦掉。父亲只要说上一句温柔亲切的话，她就会原谅他。这样一来，那天晚上，不是我，而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可能会产生。门口挤满了无数可能被选中的自我，我也是其中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可靠的入场券，时间缓缓地流逝，天上的星辰按照通常的速度绕着圈子，天气也会插手参与，因为母亲害怕雷暴雨；那天夜里要是下雨，她就会依偎在父亲的怀抱里。可是，没有，天气一直晴好，就跟我爸妈的固执脾气一样。卧室里的灯熄灭了。他们睡在床上各自的那一侧。最后，我母亲说了声“晚安”。我父亲说了一句“明儿见”。导致母亲怀上我的时刻好像命中注定了似的变得明朗起来。我猜这就是我老是想到这些时刻的原因。
下一个星期天，母亲领着黛斯德蒙娜和我哥哥上教堂去。我父亲自从八岁因为还愿的蜡烛代价过高而成为背教者后，就从没有和他们一块儿前去。同样，我爷爷也宁愿把上午的时间花在用现代希腊文翻译经过“修复”的萨福[21]诗篇上。在接下去的七年里，尽管一次又一次中风，但我爷爷总在那张小书桌上工作，把萨福诗篇的那些传说中的片断凑集拢来，成为一幅较大的镶嵌画，这儿加上一节，那儿添一个结尾，把一行抑抑扬格的诗句或一行抑扬格的诗句连接起来。晚上，他总演奏他的妓院乐曲，还抽上一筒水烟。
一九五九年，希腊正教圣母升天会教堂就坐落在沙勒瓦。在不到一年以后，我就在那儿受洗，而且会在正教会的信仰中长大成人。圣母升天会周而复始出现的祭司长，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派到我们这儿来的，每一位来的时候都留着象征他职权的一大把胡须，穿着代表他的神圣地位的绣花法衣，不过每一位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一般是六个月），就感到疲惫不堪；主要由于下面各种原因，即教堂会众的争吵，对他唱圣歌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他经常不得不叫那些把教堂当作老虎体育场里露天座位的堂区居民安静下来，以及最后，每周还得费力地把一篇布道文宣讲两次，先用希腊语，再用英语。圣母升天会教堂有气氛热烈的喝咖啡的时间，它的房基不好，屋顶也漏雨，它总努力维持传统的文化节日，在它的教理问答班里，我们的传统依然在我们中间短暂地保存着，没有让其在那场大迁徙中消失。特茜跟陪同她的人一起朝前顺着中央走道走去，经过那一盘盘盛满沙土的许愿蜡烛。上面，大得跟梅西百货公司主办的感恩节游行[22]的彩车一样，是万能的基督。他弯弯曲曲地呈现在圆屋顶上，看去就像太空本身。与那些画在眼前教堂墙壁上的受苦受难、局限于地上的救世主不同，我们万能的基督无疑是超然的，具有无上权力，高踞于天空之上。他从圣坛上向下伸出手来，把那四个卷起的羊皮纸《福音》递给使徒们。我母亲毕生都极力想相信上帝，却始终没有完全取得成功，这时她抬起头来，望着他求他作出指点。
万能的基督的两眼在朦胧的光线里闪烁，似乎把特茜吸了上去。在那片香烟缭绕中，救世主的两眼像电视机那样闪现出新近一些事件的场景……
首先是一个星期以前，黛斯德蒙娜正在劝告她的媳妇。“你干吗要多生孩子呢，特茜？”当时黛斯德蒙娜故意冷漠地这么开口问道。她弯身朝着炉灶里望望，掩饰起脸上的惊慌神色（这种样子会原因不明地再持续十六年），想要摆脱这个念头。“多生孩子，多烦恼……”
接着就是我们那位年长的家庭大夫菲洛博西安医生。这个老大夫多年前就领到行医执照，这时作出了他的论断。“胡说八道。男性精子游得要快一些吗？你听着。头一个通过显微镜看见精子的人是列文虎克[23]。你知道精子在他看来像什么吗？就像软体虫……”
这时，黛斯德蒙娜从另一个角度又谈到这个问题：“决定孩子性别的是上帝，不是你们……”
这些场景在那个没完没了的星期日礼拜仪式进行的时候掠过我母亲的心头。会众起立、坐下。在前面一排的坐椅上，我的表兄、表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克娄巴特拉都烦躁不安。迈克神甫从圣像围屏后面走了出来，摆动着他的香炉。我母亲想要祈祷，但并没有用。她勉强挺到了喝咖啡的时间。
我母亲从十二岁那个幼小的年龄起，要是不至少喝两杯异常浓烈、不加糖的、墨黑的咖啡，就无法开始一天的生活。她是在提供膳食的寄宿舍长大的，那儿住的都是一些拖船船长和身穿佐特套装[24]的单身汉。她就是从这伙人那儿学会了喝这样的咖啡。当时她是一个女中学生，身高五英尺一英寸，在上第一节课以前，就在路角的一家小餐馆里坐在几个汽车工人旁边喝咖啡，工人们浏览赛马小报的时候，特茜便做完了她公民学的家庭作业。这时候，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她叫第十一回去跟别的孩子们玩耍，她可以喝一杯咖啡，恢复一下精神。
她刚喝第二杯的时候，有个带有女性特点的柔和的声音好像叹息似的在她耳旁说道，“早上好，特茜。”原来是米尔顿的妹夫迈克尔·安东尼奥神甫。
“你好，迈克神甫。今儿的礼拜仪式非常好，”特茜说，说完立刻后悔起来。迈克神甫是圣母升天会教堂里的助理祭司。前一位祭司来了只有三个月就夸夸其谈地回雅典去了，当时家里人都指望迈克神甫会得到提升。但结果，另一位出生在外国的新祭司，格雷戈里奥神甫得到了这个职位。佐姑姑遇到机会就为自己的婚姻哀叹伤心，用餐的时候曾经用她那女喜剧演员似的嗓音说，“我丈夫总是当伴娘，永远当不成新娘。”
特茜在赞美礼拜仪式时，原没有打算赞美格雷格[25]神甫。多年以前，特茜曾经和迈克尔·安东尼奥订婚，这一事实使当时的局面变得更为微妙。因为如今她嫁给了米尔顿，而迈克神甫却娶了米尔顿的妹妹。特茜到地下室来是想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下，喝上两杯咖啡；而这天的情况眼下已变得无法控制。
然而，迈克神甫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句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话。他面带笑容地站在一旁，两只眼睛在有如轰鸣的瀑布一般的胡须上显得相当柔和。迈克神甫性情温和，在做礼拜的寡妇们中很受欢迎。她们喜欢聚集在他周围，给他甜饼干吃，沉浸在他那快乐安详的精神实质中。这种精神实质部分来自迈克神甫对自己那只有五英尺四英寸的身高十分满足。他那矮小的个子有其宽厚的一面，好像他是自愿放弃了身高似的。他似乎早已原谅了特茜多年以前解除了与他的婚约，但这件事却似乎总存在于他们之间，就像不时从他那教士的衣领上所散发出来的爽身粉的香味。
迈克神甫小心翼翼地捧着咖啡杯和碟子，笑嘻嘻地问道，“唔，特茜，家里都好吗？”
我母亲当然知道，迈克神甫每个星期日都到我们家做客，完全清楚那个体温表的计划。她望着他的眼睛，似乎看到其中闪现出一丝顽皮的神情。
“今儿你就要上家里来，”她漫不经心地说。“你可以自己来瞧瞧。”
“我巴不得马上就来，”迈克神甫说。“在你们家，我们总进行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
特茜又仔细端量了一下迈克神甫的眼睛，可是这时他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真诚热情的神采。接着，发生了一件事，完全把她的注意力从迈克神甫身上引开了。
房间那头，第十一回站在一把椅子上，伸手去摸咖啡壶的壶嘴。他想把一个咖啡杯盛满，但是等他把壶嘴打开后，又关不起来了。滚烫的咖啡倾泻到了桌面上。这种热的饮料还溅到了站在旁边的一个姑娘身上。那个姑娘往后一跳，嘴大张着，但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母亲飞快地跑过房间，迅速把那姑娘领进女厕所。
谁也不记得那个姑娘的名字。她不是哪一位经常来做礼拜的堂区居民的孩子，甚至也不是希腊人。她那天出现在教堂里，后来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她的存在似乎就为了让我母亲改变主意。在厕所间里，那个姑娘把她直冒热气的衬衫掀起来，不让它贴在身上，同时特茜拿来几条湿毛巾。“你没问题吧，亲爱的？你给烫着了吗？”
“那个男孩，他真是笨手笨脚，”那个姑娘说。
“他是那样。他对什么都感兴趣。”
“男孩子是会无法无天。”
特茜露出了笑容。“你倒很会说话。”
那个姑娘听到这句夸奖，咧开嘴笑了。“‘无法无天’是我最爱说的一个词。我哥哥也老是无法无天。上个月，我最爱说的一个词是‘夸夸其谈’。不过你不能老用那个词。你细想一下，也没有那么许多事可以夸夸其谈。”
“你这话可说对了，”特茜笑着说。“不过无法无天的情形到处都可以见到。”
“您说的这句话我再同意不过了，”姑娘说。
两星期后，也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复活节[26]。我们信仰的宗教所遵守的是儒略历[27]，这使我们再一次跟邻近一带的居民不相协调。两个星期日以前，我哥哥看着这个街区的其他孩子在附近的灌木丛里寻找彩蛋[28]。他看见他的朋友们把巧克力兔子的头吃掉，还把一把把的软心豆粒糖扔进口腔很大的嘴里（我哥哥当时站在窗口，特别想要信奉一位就在那天复活的美国的上帝）。第十一回只到昨天才最终获准染他自己的蛋，而且只染成一种颜色：红色。在整个屋子里，红蛋闪射出不断延长的、夏至的光彩。饭厅桌上的一个个碗里放满了红蛋。门道里挂着一个个套在网线袋里的红蛋，壁炉台上也摆满了红蛋，它们给烘成十字形的甜面包[29]。
且说那时已是黄昏时分；晚餐已经用完。我哥哥面带笑容。因为马上就到希腊正教复活节中他所喜欢的那部分了，也就是寻找蛋和软心豆粒糖：砸蛋游戏。大伙儿都聚集在饭桌周围。第十一回咬着嘴唇，从碗里挑了一个蛋，仔细瞧了瞧，又还了回去。他挑了另一个。“这个看上去像是个好蛋，”米尔顿说，一边在给自己挑选。“体形像一辆布林克斯公司的防弹卡车。”米尔顿把手里的蛋举起来。第十一回准备把蛋砸开。这时，我母亲突然拍拍我父亲的背。
“等一下，特茜。我们正要把蛋敲开。”
她又使劲拍拍他。
“什么事？”
“我的体温。”她停顿了一下。“我的体温升高了十分之六度。”
她一直在使用那个体温表。这是我父亲头一次听说这件事。
“现在吗？”我父亲低声说。“天哪，特茜，你肯定吗？”
“不，我并不肯定。是你叫我注意有关我的体温任何升高的情况；现在我告诉你，我的体温升高了十分之六度。”接着，她压低嗓音说，“再加上这是我上次以后的十三天，你知道。”
“来呀，爸爸，”第十一回恳求说。
“暂停一下，”米尔顿说。他把手里的蛋放到烟灰缸里。“这是我的蛋。在我回来以前，谁也不要碰它。”
楼上，在那间主卧室里，我的父母完成了那件事。一个孩子生来的端庄稳重，使我没有去想像那一幕的详情细节。我只想到，等他们完事以后，就仿佛把水箱重新装满水那样。我父亲说，“这该行啦。”结果，他说对了。五月里的时候，特茜知道自己怀孕了，于是开始等待。
不出六个星期，我有了眼睛和耳朵。到了七个星期，已经有了鼻孔，甚至嘴唇。生殖器官也开始形成。胎儿的荷尔蒙接受了染色体的指示，抑制住米勒结构，促成了沃尔夫管的发育[30]。我的二十三对配合好的染色体都彼此连结、交叉，同时转动起它们的轮盘赌转盘，这时，我老爸把一只手放在我母亲的肚子上，说道，“带来好运的老二！”我的基因成群地排列起来，执行它们得到的指示。只有两个除外，这两个恶棍——或者根据你的看法，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隐藏在第五条染色体中。它们一起通过吸管吸出一种酶，这阻止了某种荷尔蒙的生产，使我的生活变得复杂混乱。
在起居室里，男人们不再谈论政治，相反他们为米尔特的这个新生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打起赌来。我父亲信心十足。在那件事过去后二十四小时，我母亲的体温又升高了十分之二度，证实已经排卵了。那会儿，男性精子精疲力竭，已经放弃。女性精子则像乌龟似的赢得了胜利（那时，特茜把体温表递给了米尔顿，告诉他自己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体温表了）。
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了那天黛斯德蒙娜用一把银匙悬在我母亲的肚子上晃动。当时还没有超声波扫描图。银匙是次一等的最好工具。黛斯德蒙娜蹲在那儿。厨房里变得十分安静。别的女人都咬着下嘴唇，在一旁观察等候。一开头，那把银匙压根儿没动。黛斯德蒙娜的手颤动起来，经过漫长的好几秒钟，利娜姨婆用手把它扶扶稳。银匙快速转动了一下；我踢了一脚；我母亲尖叫起来。接着，受到一阵无人感觉的风的推动，银匙缓缓地以那种超自然的灵应牌的方式移动起来，起先成一个小圆圈摆动，不过每次的轨道都逐渐变得越加椭圆，直到最终平展开来，成了一条直线，从炉灶指向搁板。也就是说，从北方指向南方。黛斯德蒙娜喊道，“男孩！”[31]房间里顿时爆发出“男孩，男孩”[32]的喊声。
那天晚上，我父亲说，“连续二十三次猜中，意味着她必然要栽倒一次。这一次，她错了。相信我。”
“我倒不在意是不是一个男孩，”我母亲说。“我实际上并不在意。只要它手脚俱全，身体健康，那就成。”
“这个‘它’是指什么。你在说的是我的女儿。”
我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八日，元旦过后一个星期，出生了。我父亲待在等候室里（那儿只供应扎着粉红缎带的雪茄烟）大声嚷道，“瞧！”我是个女孩。身长十九英寸。体重七磅四盎司。
也就在一月八日同一天，我爷爷经受了他十三次中风中的头一次。我父母赶往医院时吵醒了他；他起床走下楼去，想给自己调一杯咖啡。一小时后，黛斯德蒙娜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尽管我爷爷的智力仍然完好无损，但是那天清晨，当我在妇产科医院发出头一声喊叫时，他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根据黛斯德蒙娜的说法，我爷爷在把咖啡杯打翻在地，从渣滓里看到自己的命运后立刻倒下了。
彼特大伯听说我是一个女孩后，拒绝接受一切祝贺的表示。其中并不涉及什么法术。“再说，”他开玩笑地说道，“所有的活儿都是米尔特干的。”黛斯德蒙娜变得神色阴沉。她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结果没有说错。经过新近这场失败以后，她仍然极力想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位于四千英里以外、离开了已有三十八年的古老国家，又往远处后退了一级。我的诞生既标志着她对婴儿性别猜测的结束，也标志着她丈夫的健康长期衰退的开始。虽然她偶尔还拿出那个桑蚕盒子，但里面所收藏的珍宝中已经没有那把银匙了。
我按照下面的顺序先给用力拉了出来，接着拍打屁股，用水冲洗。他们用一条毛毯把我裹起来，跟其他六个婴儿，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放在一起供人观看。那六个婴儿跟我不同，都给正确地系上标签。那不可能是真的，但我却记得：一个黑暗的屏幕上缓缓地布满了火花。
有人一下子使我睁开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