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古代的传说，公元前二六四〇年有一天，西陵氏公主[81]正坐在一棵桑树底下，忽然一只蚕茧掉进了她的茶杯。她想去掉茶杯里的这个蚕茧的时候，发现蚕茧在热茶里已经裂开。她把散开的那一头交给侍女，叫她走开。那个侍女走出公主的房间，来到宫里的庭院里，接着走出宫门，到了紫禁城外，来到半英里外的乡野，那个蚕茧里的丝才被拉完了（在西方，这个传说在三千多年中缓缓地发生变化，后来成了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苹果的故事[82]。不管从哪一方面讲，意义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有关蚕丝还是万有引力的重大发现，总是意外的收获。只有在树下悠闲度日的人，才会碰上）。
我觉得有点儿像那个中国公主，她的发现为黛斯德蒙娜提供了生计。像她一样，我查明了我的来历；思绪越长，剩下可说的也就越少。折回原来的线路，你就回到蚕茧在一个小结中的起点，一个最初试验的圆环。我顺着自己故事的线索，回到我中断的地方，我看到了“让·巴尔特号”停泊在雅典。我看到我的爷爷和奶奶又上了岸，正为另一次航行做好准备。他们领了护照，在上半截胳膊上种了麻疹疫苗。另一条船“朱利亚号”出现在码头上。响起一阵雾中警号的声音。
看呀，从“朱利亚号”的甲板上，有样别的什么东西正在松散开来，有样五颜六色的东西正在比雷埃夫斯[83]附近的水面上旋转着展开。
当时有种习俗，旅客动身前往美国都把一个个纱线团带上甲板，待在码头上的亲属则拉着散开的一头。当“朱利亚号”发出警号，离开码头的时候，好几百条纱线都在水面上伸展开来。大家喊叫着再会，热烈地挥手，还举起婴儿来让他们最后看上一眼，其实他们也不会记得。螺旋桨运转起来，手帕不住挥舞，而在甲板上，那些纱线团开始转动。红的、黄的、蓝的、绿的，这些纱线团朝着码头松散开来，开始很慢，每十秒钟转一圈，接着，随着船的速度加快，转动得越来越迅速。旅客们时间尽量长久地握着纱线团，跟岸上逐渐消失的人脸保持联系。但最后，那些纱线团都一个接一个地给用完了。纱线自由飞去，随风飘扬。
在“朱利亚号”甲板上的两个不同的地方，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现在，我总算可以说了，我的爷爷奶奶——看着空中的那条毯子飘然而去。黛斯德蒙娜正站在两个形状像巨型大号的多支通气管之间。在船身的中部，左撇子没精打采地待在两个单身汉当中。在过去三个小时里，他们彼此都没有相见。那天上午，他们一块儿在港口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喝了咖啡。随后，他们便像职业间谍似的拎起各自的小提箱——黛斯德蒙娜还带着她的桑蚕盒——朝不同的方向走去。我的奶奶身边带着伪造的文件。她的护照上写的是她母亲婚前的姓阿里斯托斯，而不是斯蒂芬尼德斯。希腊政府把护照发放给她的条件是她得立即离开希腊。她把这份护照跟她的登船卡一块儿在“朱利亚号”舷梯的顶部出示了一下。随后，她按照计划好的那样，走到船尾，接受欢送。
在航道里，又响起了雾中警号；船转过头来朝西开去，并且速度变得更快。微风中飘动着紧身连衣裙、方头巾和套装，有几顶帽子给风从头上吹掉下来，引起一阵喊叫和欢笑。天空被纱线形成的流网所遮蔽，这时几乎都看不见了。大家时间尽量长久地瞅着眼前的景象。黛斯德蒙娜是最先离开甲板到下面舱房里去的人之一。左撇子在甲板上又待了半个小时。这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在海上的头一天，他们彼此都没有说话。他们在规定的开饭时间走上甲板，站在不同的排队行列中吃完饭后，左撇子就和那些在栏杆旁抽烟的人混在一起，而黛斯德蒙娜却耸着肩膀跟一些妇女和儿童在甲板上走动，避到风刮不到的地方。“有人接你吗？”那些女人问。“是不是你的未婚夫？”
“不是。只是我在底特律的一个表姐。”
“一个人上路吗？”那些男人问左撇子。
“对。既安逸又自由。”
晚上，他们从甲板上下到各自的舱房里，各自在用粗麻布裹着海草的铺位上，把救生衣折叠起来充做枕头，设法安睡，尽力适应船的摆动，忍受统舱里的气味。旅客把各种各样的调味品和蜜饯、罐装沙丁鱼、酒糟的章鱼、大蒜和丁香油腌的羊腿都带到船上。当时，你凭气味就能确定一个人的国籍。黛斯德蒙娜闭着眼睛仰卧在铺位上，就能闻到自己右边一个匈牙利女人那泄露身份的洋葱气味和自己左边一个亚美尼亚人身上的生肉气味（而她们反过来凭着黛斯德蒙娜身上的大蒜和酸乳的气味，也可以确定她是希腊人）。左撇子受到困扰的东西既有听觉方面的，也有嗅觉方面的。在他铺位的一边是一个姓卡拉斯的人，打起鼾来就像一个小型的雾中警号；另一边是经常在睡梦中哭泣的菲洛博西安医生。自从离开士麦那以后，大夫一直万分悲伤。他饱受煎熬，内心受到沉重的打击，穿着外衣，身子蜷成一团地躺着，眼窝四周发青。他几乎什么也不吃。他不肯到甲板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在他登上甲板的那少数几次中，他都威胁说要从船上跳下海去自尽。
在雅典，菲洛博西安医生曾经叫他们不要管他。他不肯讨论未来的计划，说他在无论哪个地方都没有家。“我的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把我家里的人都杀害了。”
“可怜的人儿，”黛斯德蒙娜说。“他不想活了。”
“咱们得帮帮他，”左撇子坚持说。“他给了我钱，还用绷带把我的手包扎好。没有哪个别的人对咱们表示关心。咱们就让他跟咱们一起走吧。”在他们等候表姐把钱电汇过来的时候，左撇子竭力安慰大夫，终于说服他跟他们一块儿到底特律去。“不论哪儿都很远，”菲洛博西安说。可是现在，到了船上，他只讲到死。
这次航程估计要花费十二天到十四天。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把日程都安排好了。在海上的第二天，吃过午饭以后，左撇子立刻在船上转了一圈，他在那些张开四肢躺在统舱甲板上的人当中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经过楼梯，来到驾驶室，侧身挤过那些额外的货物：一箱箱卡拉马塔橄榄[84]和橄榄油，还有科斯的海绵。他继续向前走去，一路用手摸着救生艇的绿色防水帆布，直到他碰上了那条把统舱和三等舱分隔开的铁链。“朱利亚号”在它最风光的时期曾是奥匈航运公司的一条船。它具有不少值得一提的现代化设施（“电灯、通风设备和极为舒适的生活设施”[85]），它在的里雅斯特[86]和纽约之间每月航行一次。如今，只有头等舱有电灯，而且就连当时也时有时无。铁舷栏也生了锈。那面希腊国旗也被烟囱里冒出的烟染黑了。船上有一股旧拖把水桶和长久以来旅客晕船呕吐的气味。左撇子还没有开始习惯船的颠簸晃动。他老是摔在围栏上。他在那条铁链旁边站了一阵，随后横穿到左舷，又回到船尾。黛斯德蒙娜好像安排好的那样，正一个人站在船栏边上。左撇子经过的时候笑了笑，点了点头。她也冷淡地点了点头，又转过脸去眺望大海。
第三天，左撇子又在午饭以后前去散步。他向前走去，横穿到左舷，随后朝船尾走去。他向黛斯德蒙娜笑了笑，又点了点头。这一次，黛斯德蒙娜也向他笑了笑。等他又回到待在一起抽烟的那伙人那儿后，他问他们有没有哪个人碰巧知道那个独自出门旅行的年轻女人的姓名。
第四天在甲板上，左撇子站住了脚，自我介绍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天气一直很好。”
“希望一直都这么好。”
“你一个人出门旅行吗？”
“是呀。”
“我也是这样。你到美国的哪个地方去？”
“底特律。”
“多巧啊！我也要到底特律去。”
他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几分钟。接着，黛斯德蒙娜表示了一下歉意，就走到下面舱里去了。
初恋的传闻很快就在整条船上传开了。为了消磨时间，大家不久就都纷纷议论说那个风度优雅的高个子希腊青年如何迷恋上了那个黑美人儿。她不管出现在哪儿，总带着她那个雕花的橄榄木盒子。“他们两人都是一个人出门旅行，”人们说。“他们俩都有亲戚在底特律。”
“我觉得他们彼此不大相配。”
“为什么不相配？”
“他的阶级地位比她高。这绝不会成功。”
“不过他似乎很喜欢她。”
“他是待在海洋中间的一条船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是他非做不可的呢？”
第五天，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一块儿在甲板上散步。第六天，他把胳膊递给她；她就挽着他的胳膊。
“我介绍他们认识的！”有一个人夸口说。城里的姑娘们嗤之以鼻。“她把头发编成辫子。她看上去像个乡下人。”
总的看来，我爷爷受到较好的对待。据传他是士麦那的一个丝绸商人，在那场大火中失去了他的家产；又说他是康士坦丁一世[87]和他的一个法国情妇所生的儿子；还说他在世界大战[88]时是德皇的一名间谍。对任何这种猜测，左撇子都从不加以劝阻。他抓住这趟横渡大西洋旅行的机会来把自己彻底地改头换面。他用一条短披风似的破旧的毯子裹着自己的肩膀。他知道不管眼下发生什么，都会成为事实，不管他看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会成为他实际的形象——换句话说，他已经是个美国人了——他等着黛斯德蒙娜到甲板上来。等黛斯德蒙娜上来以后，他整理了一下裹在身上的那条毯子，朝他在船上的同伴点点头，漫步穿过甲板去向她致意。
“他给迷住了！”
“不见得吧。像他那类人，只想戏耍一番。那个姑娘最好留神注意，她随身携带的可不只是那个盒子。”
我的爷爷奶奶体味着他们这种装出来的求爱的乐趣。遇到人们听得见的时候，他们就进行头一或第二次约会的那种交谈，给自己编造一些过去的经历。“那么，”左撇子总这么问，“你有弟兄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黛斯德蒙娜伤感地回答说。“他跟一个土耳其姑娘私奔了。我父亲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这太严厉啦。我想爱情打破了所有的禁忌。你说对吗？”
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说道，“看来这倒产生了效果。并没有人疑心。”
每次左撇子在甲板上碰见黛斯德蒙娜的时候，他总装着他只是新近才遇到她。他总走上前去和她闲聊，谈论晚霞的艳丽，随后就十分殷勤地继续说起她的容貌有多标致。黛斯德蒙娜也扮演起她的角色。开始她显得疏远冷淡。每逢左撇子开了一个低级趣味的玩笑，她就抽回自己的胳膊。她告诉左撇子母亲曾经告诫她得提防他这样的男人。他们把这场假想的调情表演下去，用以打发航行的时间，渐渐地，他们真的相信起来。他们编造回忆，临时安排命运（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操这份心？难道他们就不能说他们已经订婚了吗？或者他们的婚事几年前已经安排好了？不错，他们当然可以那么说。但是他们想要欺骗愚弄的并不是其他的旅客，而是他们自己）。
旅行使他们这么做比较容易。在船上的五百多名完全陌生的人中越洋航行，会有一种隐姓埋名的感觉；我的爷爷奶奶凭借这种感觉才能重新塑造他们自己的形象。“朱利亚号”上的起着推动作用的精神就是自我转变。大家都凝望着船外的大海，种植烟草的农民把自己想像成赛车车手，丝绸染色工把自己想像成华尔街巨头，女帽制造商把自己想像成《齐格飞歌舞剧》[89]里的扇舞舞女。灰蒙蒙的海洋伸向四面八方。欧洲和小亚细亚都完全落在他们后面。前面是美国和新的天地。
在海上的第八天，左撇子斯蒂芬尼德斯当着六百六十三名统舱旅客的面，跪下一条腿，神态庄严地向当时正坐在一个系缆墩上的黛斯德蒙娜·阿里斯托斯求婚；年轻的妇女都屏住呼吸。已婚男子用胳膊肘捅了捅未婚男子。“留神注意，你们会学到一些东西。”我奶奶表现出一种与她的癔想症[90]相近的夸张做作的敏感，流露出种种复杂的情绪：意外的惊讶、最初的欣喜、进一步的考虑、近乎拒绝的慎重，接着，在已经开始响起的掌声中头晕眼花地表示接受。
婚礼在甲板上举行。黛斯德蒙娜把一条借来的丝围巾裹着头，用以替代结婚礼服，孔图利斯船长把一条沾了几点肉汁污迹的领带借给左撇子。“你把上衣扣好，谁也不会看见，”他说。至于花冠[91]，我的爷爷奶奶戴着两个用绳子编成的结婚花冠。大海上面无法得到鲜花；伴郎[92]也是如此，一个叫佩洛斯的人充当男傧相，他把麻绳编的国王的花冠戴到王后头上，又把王后的花冠戴到国王头上，随后再调换回来。
新娘和新郎表演了以赛亚之舞[93]，髋部对着髋部，胳膊缠绕在一起，手握着手，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绕着船长转了一圈，两圈，随后又是一圈，把他们的生活像蚕吐丝作茧似的连接在一起。这儿并没有家长制的直线性。我们希腊人绕着圈儿结婚，好使婚姻的基本事实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上：即你要获得幸福，就得在重复中找到变化；你要前进，就得回到开始的地点。
或者，拿我爷爷奶奶的情况来说，这种绕圈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当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头一次在甲板上转悠的时候，他们还是姐弟。第二次，他们就是新娘和新郎了。到了第三次，他们就成为夫妻了。
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天晚上，太阳直接在船头前面落了下去，指出了去纽约的方向。月亮升起来了，在海面上投下一道银光。孔图利斯船长每天晚上都要在甲板上巡视一番，那天晚上他从驾驶室里下到甲板上面，往前走去。风力正在加大。“朱利亚号”在大海中上下颠簸。当甲板来回倾侧的时候，孔图利斯船长一次也没有摔倒，他甚至还能点起一支他喜欢的印度尼西亚香烟，一边把帽子的镶有饰边的帽檐翻下，减缓风力。船长穿着他那身并不特别干净的制服，高齐膝部的克里特人长统靴，仔细查看航行灯、堆叠在一起的甲板躺椅和救生船。“朱利亚号”孤独地在浩瀚的大西洋上航行，舱口都封闭了，防止大浪从船侧打上来。甲板上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头等舱的旅客，两个美国商人，他们各人盖着一条膝毯，正分享着临睡前喝的一杯酒。“从我听到的情况看，蒂尔登不只是跟他的被保护人打网球，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你是在开玩笑吧。”“让他们去恋爱吧。”孔图利斯船长对这一切都不理解，经过的时候只点点头……
在一条救生船里，黛斯德蒙娜说道，“别看。”她正仰面躺着。他们之间并没有挂什么羊毛毯子，所以左撇子用两只手遮着眼睛，从指缝间偷看。防水帆布上有一个小孔，月光就从那儿漏了进来，缓缓地把整条救生船都注满了。左撇子好多次都看见黛斯德蒙娜脱衣服，不过通常只不过是一个黑影，从来没在月光底下。黛斯德蒙娜也从没有像这样蜷曲起身子，抬起脚来脱鞋。他留神注视；在黛斯德蒙娜脱下裙子，掀起她的束腰外衣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姐姐在月光底下，在一条救生船里，显得多么不同。她闪闪发亮。她发出白光。左撇子在他的手后面眨着眼睛。月光不断上升，遮住了他的颈项；它到了他的眼睛上，后来他明白了：原来黛斯德蒙娜穿着一件紧身胸衣。这是她随身带出来的另一件东西，原来裹着蚕子的那块白布就是黛斯德蒙娜的结婚胸衣。她原以为自己决不会穿的，但如今可穿上了。胸罩的罩窝向上直指着帆布顶篷。她的腰受到鲸须的横档的挤压。紧身胸衣下摆的吊袜带空荡在那儿，因为我奶奶没有长统袜。在救生船里，紧身胸衣把所有射进来的月光都吸了进去，结果变得十分特别：黛斯德蒙娜的脸、头和胳膊都失去了踪影。她看上去就像那座希腊胜利女神像[94]，身子向后靠着，正给大车运到一个征服者的博物馆去。唯一所缺少的就是那对翅膀。
在砂石像雨点似的落下来的时候，左撇子脱下他的鞋袜。他脱掉内衣，救生船里充满一种蘑菇似的气味。有一刹那，他感到很羞愧，但黛斯德蒙娜似乎并不在意。
她给自己内心混杂在一起的矛盾的感情分了神。这件紧身胸衣自然叫黛斯德蒙娜想起了她母亲；突然她为他们正在做的这桩错事而烦乱起来。直到这时，她一直都竭力不让这种事儿发生。在过去这些混乱的日子里，她始终没有时间去仔细思考。
左撇子内心也产生了冲突。尽管他想到黛斯德蒙娜心里倍感痛苦，但他却为救生船里的黑暗而高兴，特别是为自己无法看见黛斯德蒙娜的脸而高兴。有好几个月，左撇子都跟一些长得很像黛斯德蒙娜的妓女睡觉，但眼下，他感到要装作她是一个陌生人倒较为容易。
那件紧身胸衣，似乎自身也有几双手。一只手正轻轻地按摩她的两条腿之间的部位。另两只手托着她的乳房，一只、二只、三只手按住她，对她加以爱抚；穿着内衣的黛斯德蒙娜用新的眼光察看她自己的身体，她那细细的腰肢，她那丰满的大腿；而最主要的一点，她自己并不感到美丽好看，富有魅力。她跷起两只脚，把小腿肚搁在桨架上。她伸开双腿，同时张开胳膊准备拥抱左撇子。左撇子扭转身子，把他的膝盖和胳膊肘儿都擦疼了，船桨也给推开了，弄得小艇差点儿向外倾斜，最终，他跌落到她柔软的身体上，变得神魂颠倒。黛斯德蒙娜头一次尝到了他嘴的味道，而在他们交欢的时候，她像个姐姐那样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一度喘息过来说，“你这个坏孩子。你以前也干过这种事。”但左撇子只是一叠连声地重复说，“并不像这一次，并不像这一次……”
我先前说错了，我收回说过的话。黛斯德蒙娜在下面的船板上打着拍子，同时抬起身来：看去好似一对翅膀。
“左撇子，”黛斯德蒙娜这时气喘吁吁地说。“我大概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
“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
“新婚夫妇嘛，”孔图利斯船长看到救生船不住晃动，说道。“哦，又感到年轻了。”
在西陵氏公主——我发觉自己把她想像成我几天前在地铁上看见的那个骑自行车人的王族化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禁不住老想到她，每天早晨我都不停地寻找她——在西陵氏公主发现了丝以后，她的国家把这个秘密保守了三千一百九十年。凡是试图把蚕子私自运出中国的人，都要面临死刑的惩罚。要不是亏了查士丁尼皇帝[95]，我们家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养蚕的人。据普罗科匹厄斯[96]的记载，查士丁尼皇帝说动了两名传教士冒险一试。在公元五五〇年，那两个传教士把蚕子放在当时用的那种吞没一切的阴茎套（一种空心的小棒子）里偷偷带出中国。他们还带来桑树的种子。结果，拜占庭帝国成了养蚕业的中心。桑树在土耳其各处的山坡上也长得十分茂盛。蚕吃桑树的叶子。一千四百年后，在“朱利亚号”上，我奶奶的桑蚕盒里装满了被偷盗出来的那头一批蚕子的后代。
我也是一项走私买卖的后代。我的爷爷奶奶在去美国的途中，并不知道他们各自都在第五条染色体上带有一个突变的基因。这不是新近的突变。据卢斯医生说，这个基因大约在一七五〇年的某个时候，首次出现在我的血统里，出现在一位名叫佩内洛佩·埃万盖拉托斯的女人的体内，这个女人是我的不知多少代以前的曾祖母。她把这个基因传给了她的儿子佩特拉斯；佩特拉斯又把这个基因传给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又把这个基因传给她们五个儿女中的三个，这样一直不断往下传。这是一个隐性的基因，因而它的表现方式是不规则的。遗传学家将其称作偶发遗传特征。这种特征潜伏了数十年，等大伙儿都把它忘记了，忽然又重新出现。在比提尼奥就是这种情形。不时会有一个两性人出生，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姑娘，等到长大成人，结果竟然不是。
接下去的六个夜晚，在各种不同的气象条件下，我的爷爷奶奶都在救生船里幽会。白天，黛斯德蒙娜坐在甲板上，暗自纳闷，不知一切是不是都该责怪她和左撇子，心头顿时充满内疚。可是到了夜晚，她又感到十分孤独，想要溜出舱房，于是又悄悄地回到救生船上她那新婚丈夫的身边。
他们的蜜月以相反的方式进行。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不是先互相熟悉起来，对彼此的好恶、敏感的地方和特别令人气恼的缺陷逐步了解，而是设法使彼此变得生疏。按照他们在船上所设的那场骗局的精神，他们继续为自己把虚假的经历编造下去，虚构出一些具有看似真实的姓名的兄弟、姐妹，品德方面有缺点的表兄弟姐妹，以及面部肌肉抽搐的姻亲。他们轮流背诵荷马的家谱，里面充满伪造的、从现实生活中所借用的材料，而且他们往往还为这一位或那一位自己喜爱的真实的伯父或伯母争执，并像负责分派角色的导演那样讨价还价。随着一个又一个夜晚的过去，这些虚构的亲戚渐渐开始在他们的心里具体成形。他们总对一些模糊不清的亲戚关系相互查问，左撇子问，“你的远房表兄伊安尼斯娶的是谁？”黛斯德蒙娜回答说，“这很容易。他娶的是阿西娜。脚有点儿跛。”（要是我认为自己受到家族关系的困扰，就是从那儿的救生船里开始的，那是不是错了？我母亲不是也查问我知不知道哪个舅舅、舅母、表兄弟或表姐妹吗？她从不查问我的哥哥，因为他负责雪铲和拖拉机，而我却应当提供使家庭团结和睦的那种女性粘合力，写上一些致谢的短信，并且记住所有人的生日和命名日。听着，我从母亲的嘴里听说过下面这个家系：“这是你的表姐梅莉亚。她是迈克舅舅的妹妹露西尔的大伯子斯塔西斯的女儿。你知道那个邮递员斯塔西斯吗？他行动并不怎么敏捷。梅莉亚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前面是两个男孩，迈克和小约翰。你应该认识她。这个梅莉亚！她通过婚姻，成了你的表嫂！”）
如今我在这儿为你概略地讲述这一切，恪守本分地表现出女性的粘合力，不过我胸中却有一种隐痛，因为我认识到家系并不能告诉你什么。特茜知道谁跟谁有亲戚关系，但她并不知道她自己的丈夫是谁，或者她的姻亲们彼此是什么关系，整个这件事情是在救生船里创造的一部虚构作品；我的爷爷奶奶就在那儿编造出他们的生活。
在性生活方面，事情对他们十分简单。那个伟大的性学家彼得·卢斯医生，可以引用一些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一九五〇年以前，在已婚夫妇中并不存在口交。我爷爷奶奶的交合相当欢洽，不过没有什么变化。每天晚上，黛斯德蒙娜总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她的那件紧身胸衣；左撇子总按着紧身胸衣的扣子和钩子，寻找可以使那件扣紧的衣服一下子松开的秘密机关。那件紧身胸衣就是他们唯一所需要的激发性欲的东西；它仍然是我爷爷生活中独一无二的性爱标志。紧身胸衣使黛斯德蒙娜又变成了新的人物。正如我所说的，左撇子以前瞥见过他姐姐光着身子的样子，但紧身胸衣却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使黛斯德蒙娜不知怎么似乎显得更加赤裸裸的；它使黛斯德蒙娜变成一个难以接近的罩着铠甲的人儿，具有一个他不得不去寻觅的软绵绵的内在的肉体。制栓咔哒一声，紧身胸衣就啪的一声展开，于是左撇子爬到黛斯德蒙娜的身上；他们俩几乎一动不动。汹涌起伏的海浪为他们干了那件活儿。
他们的周边状况跟一种不太热烈的夫妻交欢同步进行。性交在任何时候都会为安逸舒适所取代。因此，他们在缱绻交合以后，便躺在那儿，从拉回原处的防水帆布下抬眼凝视着在头顶上掠过的夜空，随后认真思考起生活的事务。“也许利娜的丈夫可以给我一份工作，”左撇子说。“他有自己的买卖，是吗？”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利娜始终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
“等咱们积攒起钱来以后，我可以开一家赌场。搞一些赌博，有个酒吧，也许还有一些系列娱乐节目。四处还放上一些种在盆里的棕榈树。”
“你应该去上大学，像爸爸和妈妈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位教授。别忘了，咱们还得造一个养蚕室。”
“忘掉你的那些桑蚕吧。我在谈的是轮盘赌、希腊通俗乐曲、饮酒、跳舞。也许，我顺带还要卖点儿大麻。”
“在美国，人家可不会让你抽大麻。”
“谁说的？”
黛斯德蒙娜深信不疑地说：
“美国可不是那样的国家。”
他们把自己蜜月所剩余的时间都花在甲板上，学习使用欺诈手段通过埃利斯岛[97]混进美国的方法。这在当时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了。一八九四年成立了移民限制协会[98]。在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席上，亨利·卡伯特·洛奇[99]用拳头捶打着一本《物种起源》[100]，一边警告说从南欧和东欧涌进来的劣等民族对“我们民族的特有结构”构成威胁。一九一七年通过的《移民法》禁止三十三种不受欢迎的人进入美国，因此一九二二年，在“朱利亚号”的甲板上，旅客们讨论着避免给归入那三十三种人的方法。在紧张的死记硬背的集会上，文盲学会假装识字，重婚的人学会承认只有一个妻子；无政府主义者学会否认读过蒲鲁东[101]的作品，心脏病患者学会装着精力充沛；癫痫患者学会否认自己发病，而遗传性疾病患者也学会不提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疾病。我的爷爷奶奶并不知道他们自身的基因突变，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更为明显的不合格条款上。另一类限制是：“被判犯有涉及道德堕落的罪行或不端行为的人。”还有从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小批人员：“乱伦的近亲。”
他们避开那些似乎患有沙眼或黄癣的人，遇到哪个时时干咳的人也总马上躲开。偶尔，为了安慰自己，左撇子就拿出那张证明书，上面写着：
埃莱夫塞里奥斯·斯蒂芬尼德斯
已经种过牛痘并清除虱子，
身上无任何寄生虫，
特此证明
比雷埃夫斯海上消毒杀菌局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爷爷奶奶能读会写，一夫一妻（尽管是同胞手足），赞成民主，精神正常，又经官方清除过虱子，因而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使自己在入境时碰上麻烦。他们各自均有所需的二十五美元。他们还有一个担保人：他们的表姐索梅利娜。就在前一年，《限额法案》把每年从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人数从每年的七十八万三千减少到十五万五千。要是没有担保人或出众的职业特长，几乎不可能进入美国。为了增进他们自己的机会，左撇子收起他的法语常用语手册，开始背诵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新约》英译本中的四行。“朱利亚号”上充满熟悉英文测试的提供内部资料的人。不同国籍的人应邀翻译了《圣经》的不同片段。就希腊人而言，则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
“阉人？”黛斯德蒙娜胆怯地问。“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一段《圣经》。”
“什么《圣经》？不是希腊《圣经》。去问问别人会测试什么？”
但左撇子把卡片上部的希腊文给她看了，又给她看了下面的英文。他把这一段逐字逐句又念了一遍，叫她记住，不管她是不是明白这一段的含意。
“咱们在土耳其难道没有足够的阉人吗？如今在埃利斯岛，咱们就得谈到他们吗？”
“美国人什么人都放进去，”左撇子开玩笑地说。“也包括阉人在内。”
“要是他们这么欢迎大伙儿，那他们就应当让我们讲希腊话，”黛斯德蒙娜低声抱怨说。
夏季正在离开海洋。有天晚上，天气冷得不能在救生船中打开紧身胸衣的机关。于是他们只好紧缩在毛毯下面谈天。
“索梅利娜会到纽约来接咱们吗？”黛斯德蒙娜问道。
“不。咱们得乘火车到底特律去。”
“她干吗不能来接咱们？”
“太远啦。”
“这倒也好。她反正也不会准时前来。”
海风不断把防水帆布的边吹得飘动起来。救生船的舷边都结了霜。他们可以看见“朱利亚号”的烟囱顶，冒出的烟本身也清晰可辨，看去就像一片没有星星的夜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那个有条纹的、倾斜的烟囱已经在把他们的新家告诉他们；它在低声说着红河城[102]和尤尼罗亚轮胎厂[103]，七姐妹和两兄弟[104]，但他们并没有听；他们皱起鼻子，在救生船里缩下身子避开烟气）。
如果工业的气息并没有非要进入我的故事，如果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他们是在满是松树气息的大山上长大的，绝对无法习惯底特律的那种受到污染的空气）并没有在救生船中缩下身子，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觉察到在清新的海上空气里飘荡着一股新鲜的气味：一种泥土和湿漉漉的树皮的潮呼呼的气味。陆地。纽约。美国。
“咱们该怎么把咱们的情况告诉索梅利娜呢？”
“她会明白的。”
“她会保持沉默吗？”
“有几件关于她的事儿，她也不怎么想让她的丈夫知道。”
“你是指海伦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左撇子说。
随后他们就睡着了，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了阳光，看到有个人的脸正向下望着他们。
“你们睡得好吗？”孔图利斯船长说。“也许，我可以拿条毛毯来给你们？”
“对不起，”左撇子说。“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
“你们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啦，”船长说，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把罩在救生船上的防水帆布完全拉掉。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坐起身来。远处，在朝阳的照耀下，便是纽约的空中轮廓线。那并不是一座城市的正常形状——没有圆屋顶，也没有清真寺院的尖塔——这使他们花了一分钟去安排处理那些高大的几何图形。雾气在海湾上空袅袅散去。无数粉红色的镶在窗框里的玻璃闪闪发亮。更近一点，自由女神像[105]头上戴着自身的阳光冠冕，打扮得像一个典型的希腊人，正在对他们表示欢迎。
“你们觉得这座雕像怎样？”孔图利斯船长问道。
“我所见过的火炬已经足以使我度过余生，”左撇子说。
但这一回，黛斯德蒙娜却较为乐观。“至少那是一个女人，”她说。“也许这儿的人不会每一天都互相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