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美国，是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后代，如今住在欧洲。明确地说，我住在柏林的舍内贝格区。美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分为两个部分：外交使团和文化官员。大使和他的助手在新城区教堂大街上占地广阔、戒备森严的新开设的大使馆内执行外交政策。我们的（负责阅读、演讲和举办音乐会的）部门则在美国大使馆那富有色彩、用混凝土修建的岗亭外面开展工作。
今儿上午，我像平常一样，乘地铁去工作。地铁载着我缓缓地西行，从克莱斯特公园开到柏林大街，然后再转而往北面的动物园前进。一个接一个地经过以前西柏林的车站。大部分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过最后的改建，具有我童年时代郊区厨房的那种色彩：鳄梨、肉桂、向日葵的黄色。到了施皮切恩大街，地铁停了下来，调换一下车身，在外面站台上，有个街头乐师正用手风琴演奏着斯拉夫人的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我皮鞋上的翼波状盖饰闪闪发亮，我的头发仍然潮呼呼的，我正翻阅着《法兰克福汇报》，她推着她的那辆难以置信的自行车走进车厢。
凭一个人的脸，你过去一般总能说出他的国籍。外来移民终止了这种情形。于是你凭一个人穿的鞋去辨别他的国籍。商品全球化又终止了这种情形。芬兰的那些小海豹皮鞋，德国的那些鲽皮鞋——你不大再看得到多少。在巴斯克人[56]、荷兰人，西伯利亚人的脚上你只看见耐克牌运动鞋。
骑自行车的是亚洲人，至少从遗传学上讲如此。她的黑发剪成乱蓬蓬的一团，身上穿着一件橄榄绿的短防风茄克、一条喇叭形的黑色滑雪裤和一双样子很像保龄球鞋的紫褐色旅游鞋。自行车上的筐子里放着一个照相机的套子。
我凭直觉认为她是美国人。那是一辆重新流行起来的自行车。车身是青绿色的铬钢做的，挡泥板跟雪佛兰牌汽车的挡泥板一样阔，轮胎跟手推车的轮胎一样厚实，看来重量至少有一百磅。那辆自行车可是一个外国侨民的离奇的念头。我正预备将它用作开始一场谈话的借口，地铁又停了下来。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抬起头来。她的头发从那张美丽的、头兜遮着的脸旁分散开来；有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相遇。她脸色平静，皮肤光滑，因而整个脸看上去好像一个面具，里面藏着两只活生生的人眼。这时，她急速移开自己的目光，她握住自行车的把手，把那辆很大的自行车推出地铁车厢，朝着电梯走去。地铁又开动了，但我没有再去看报。我坐在座位上，内心充满骚动不安的欲念，陷入欲火炎炎的骚动不安的境地。后来地铁到了我要下去的那一站，我摇摇晃晃地走出车厢。
我解开那件短上衣，从上装里面的口袋里抽出一支雪茄，又从一个更小的口袋里拿出切雪茄的小刀和火柴。尽管当时并不是餐后，但我却点着了雪茄——一支大卫杜夫顶级三号——站在那儿抽起来，极力想要定下神来。雪茄烟、双排纽扣的套装——这未免有点儿过分。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好受一点。在我经历了那种情形后，我指望得到某种过度的补偿。我穿着那身定做的衣服和我的格子衬衫，抽着那支中等粗细的雪茄，直到我的欲火消退下去。
有件事你应当理解。我一点儿也不两性畸形。5α-还原酶基因缺失综合征需要考虑到新生期和青春期的子宫内睾酮的正常生物合成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作用。换句话说，我在社会上是以男人的身份活动。我使用男厕所。从来不用小便池，总用分隔成小间的厕所。在健身房的男子更衣室里，我甚至洗淋浴，尽管相当谨慎。我具有一个正常男子的所有次要特征，只有一点：我不能合成二氢睾酮，这使我不会秃发无毛。我大半生都是作为一个男子生活的；至今一切都很自然。在卡利俄珀出现的时候，她很像一种童年的言语障碍。突然，她又出现了。把头发一甩，或者查看自己的指甲。这种情形有点儿像着了魔。卡利[57]在我的体内出现了，把我的皮肤好像一件宽松的长袍似的披在身上。她把一双小手伸进套着我胳膊的宽大的袖子里。她把两只像黑猩猩似的脚塞进套着我两条腿的裤脚管里。我会感到她那姑娘家的走路姿态在人行道上占了上风。而那种动作使我重新产生一种情感，对我看见从学校回家的那些姑娘有一种凄凉的想跟她们闲聊的同情。这种情形又持续了好几步。卡利俄珀的头发使我的后颈窝发痒。我感到她作出试探地重重压住我的胸口——她以往那种神经过敏的习惯——想瞧瞧那儿是否出现什么情况。在她血管里流过的那种青春期失望的不健康的液体，又充满了我的血管。但是这时，正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她又动身离开，在我体内渐渐收缩，消失不见了。我转过身来看看我在窗口上所映现出的形象，只见眼前是个这种样子的人：一个四十一岁的男子，留着鬈曲的长头发，嘴上有两撇小小的八字须，下巴上有一把山羊胡子。看上去是一种现代的火枪手。
不过眼下，有关我的情况，先说这点儿就够了。我得从昨天我的叙述给爆炸声打断的那个地方接着往下说。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接着发生的事，卡尔或者卡利俄珀就都不会存在。
* * *
“我跟你说过！”黛斯德蒙娜大声嚷着说。“我跟你说过，这一切好运气都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把我们解放了？只有希腊人才会这么愚蠢！”
听我说，在他们跳华尔兹舞后的第二天早上，黛斯德蒙娜的这些预感就都给证实了。那个雄心勃勃的念头破灭了。土耳其人攻占了阿菲永。溃败的希腊军队正向海边逃去。在撤退时，他们把路上的一切都放火烧掉。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在熹微的晨光中站在山腰上，观察着眼前所发生的破坏。黑烟从山谷对面好几英里以外升起。每个村庄，每片田地，每棵树木都燃烧起来了。
“咱们不能待在这儿，”左撇子说。“土耳其人会进行报复的。”
“他们从哪个时候起需要有个理由？”
“咱们上美国去吧。咱们可以跟索梅利娜住在一块儿。”
“待在美国也不会很好，”黛斯德蒙娜坚持说，一边摇了摇头。“你不该相信利娜信上的话。她夸大其词。”
“只要咱们守在一块儿，咱们就没有问题。”
他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神气望着她。黛斯德蒙娜飞红了脸。他想用胳膊搂着她，但她止住了他。“瞧。”
山下，烟雾一时间散了开来。这时他们可以看见大路上尽是难民，充满了二轮轻便马车、货车、水牛、骡子以及从城里匆匆逃出去的人。
“咱们在哪儿可以搭上一条船？是不是在君士坦丁堡？”
“咱们上士麦那[58]去，”左撇子说。“大家都说士麦那是最安全的道路。”黛斯德蒙娜沉默了一会儿，想要弄清这种新的现实。其他的房子里也人声嘈杂，人们一边开始收拾行囊，一边咒骂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突然，黛斯德蒙娜毅然决然地说，“我得把养蚕的盒子带着。还带些蚕子。这样咱们可以赚点儿钱。”
左撇子抓住她的胳膊肘儿，开玩笑地摇了摇她的胳膊。“美国那儿的人不养殖桑蚕。”
“他们总穿衣服吧。他们总不见得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吧。要是他们穿衣服，他们就需要丝。那么他们就可以来向我购买。”
“好吧，你要带什么就带什么吧。只是要抓紧时间。”
斯蒂芬尼德斯家的埃莱夫塞里奥斯和黛斯德蒙娜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离开了比提尼奥。他们徒步离开，手里提着两个小提箱，里面装着衣服和盥洗用具、黛斯德蒙娜的详梦手册和安神念珠，以及左撇子的两本古希腊文课本。黛斯德蒙娜的一只胳膊底下还夹着她的桑蚕盒，里面放着几百个蚕子，都用一块白布包着。这时左撇子的衣服口袋里的一些碎纸片上记着的不是赌债，而是在雅典或阿斯托里亚中转的地址。在一个星期内，比提尼奥原来那一百名左右留下来的人都收拾好行李，动身去希腊本土，大多数都要前往美国（那是一场本该阻止我存在的大迁徙，但并没有）。
离开以前，黛斯德蒙娜走到房屋外边的院子里，依照正教的方式，用大拇指开始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她向养蚕室里那种粉末的发臭的气味、沿着墙的那排桑树、她不必再攀登的那些石级以及生活在世界上方的那种感觉告别。她走进养蚕室，最后看了一眼她养的蚕。这些蚕都不再吐丝作茧。她伸出手去，从一根小桑树枝上摘下一个蚕茧，收在自己外衣的口袋里。
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小亚细亚希腊军队的总司令哈杰内斯蒂斯将军醒来，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像是玻璃做的。他不敢下床，把理发师打发走，放弃了早上刮脸的常规。下午，他谢绝了上岸去津津有味地饮用通常他在士麦那水边喝的冰柠檬汁。相反，他安静而警觉地躺在床上，吩咐他的参谋——他们带着前线来的紧急公文出出进进——不必砰地把门关上，也不必跺脚立正。这是司令官的一个神智比较清醒、工作比较有成效的日子。两个星期前，在土耳其军队攻打阿菲永的时候，哈杰内斯蒂斯曾经认为自己已经死了，而在他的舱房墙上所反映出的波纹似的亮光就是天国的烟火。
两点钟，他的副官蹑手蹑脚地走进司令官的舱房，低声说道：“司令，我正在等候您下令发起反攻，司令？”
“你听见它们怎么嘎吱嘎吱地响吗？”
“司令？”
“我是说我的腿。我的玻璃状的瘦腿。”
“司令，我知道您的两条腿不舒服，但是恕我直言，司令，我认为”——这时他的嗓音稍微响了一点——“眼下可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事情上的时候。”
“你以为这是一种玩笑吧，副官？不过假如你的腿是用玻璃做的，你就明白了。我不能走到岸边去。那正是凯末尔所指望的！让我站起来，好把我的腿炸成碎片。”
“这些是最新的报告，将军。”他的副官把一张纸递到哈杰内斯蒂斯面前。“在士麦那以东一百英里的地方，出现了土耳其骑兵的踪影，”他念道。“‘难民的人数现在是十八万。’这就是说，从昨天起增加了三万人。”
“我早先并不知道死亡会是这样，副官。我觉得靠你很近。我完啦。我已经走上到阴间去的旅程，可是我仍然能够看见你。听我说。死并不是终结。这是我所发现的。咱们留了下来，咱们坚持下去。死去的人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都围着我。你瞧不见他们，但他们都在这儿。携儿带女的母亲，老年妇女——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叫厨师把我的午餐给我端来。”
外面，那个有名的海港里满是船只。大商船、驳船和狭长的木头划艇并排停泊在一个长长的码头边。远远的在港口外边，停泊着几条协约国的军舰。看到那些军舰，士麦那的希腊和亚美尼亚市民（以及成千上万的希腊难民）安下心来。每逢有什么谣言传开（前一天，有份亚美尼亚报纸报道说，协约国急切地想为它们支持希腊的入侵作出补偿，正计划把这座城市交给胜利的土耳其人），市民们就望着那些仍然停在附近保护欧洲人在士麦那的商业利益的法国驱逐舰和英国军舰。于是他们的恐惧又平息了。
尼尚·菲洛博西安医生那天下午出发到港口去，就是为了寻求这种令人安心的情况。他吻别了妻子图克希和女儿罗丝和阿妮塔，又在儿子卡雷金和斯蒂潘的背上拍上一下，指着棋盘，用装出来的一副严肃的口气说，“别动这些棋子。”他出了前门，随即锁上，用一个肩膀撞了撞，接着便顺着苏阳街往前走去，经过亚美尼亚人居住区那些关闭的店铺和合上百叶窗的窗户。他在伯布里恩的面包房外边站住了脚，不知道查尔斯·伯布里恩是否已经带着家人逃出城去了，还是像菲洛博西安家里人那样躲在楼上。他们这样足不出户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已经有五天了，菲洛博西安医生和他的两个儿子下了无数盘国际象棋，罗丝和阿妮塔在看一本《电影故事》（这是他新近到美国人居住的天堂郊区去替他们找来的），图克希白天黑夜都在烹饪食物，因为食物是使大家解除忧虑的唯一方法。面包房只贴着一张通知说即将开业，还贴着一幅叫菲洛博西安看了发憷的凯末尔的画像，这个土耳其人的领袖，戴着羔皮帽和皮领，神色坚毅，一双蓝眼睛在两道好像交叉起的军刀似的眉毛下显得十分锐利。菲洛博西安医生转身不再去看着凯末尔的那张脸，继续往前走去，暗自反复说着反对如此张贴凯末尔像的种种理由。首先——正如那个星期他一直对他妻子所说的那样——欧洲各个大国决不会让土耳其人进城。第二，即便他们进去了，港口里的那些军舰也会阻止土耳其人四处抢劫。就连在一九一五年的那场大屠杀中，士麦那的亚美尼亚人也平安无事。最后——至少就他的家而言——还有他正要到诊所去拿回来的那封信。他一边暗自这么推论，一边继续下山，来到欧洲人的居住区。这儿，房屋变得越加华美。街道两旁，耸立着不少幢两层楼的别墅，它们都有装饰华丽的阳台和高高的、装着防护装置的围墙。在社交方面，菲洛博西安医生从来没有给邀请到这些别墅里去，不过他时常应邀出诊，去给住在这些屋子里面的那些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姑娘看病。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在院子里的“水榭”内等着他，在茂盛的果树丛中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这些姑娘孤注一掷地需要找个欧洲丈夫，这使她们享有不少骇人听闻的自由，从而给士麦那带来了对军官们异常友善的名声，也导致那些姑娘在菲洛博西安医生上午前来诊治时脸红发热，身上还出现各种病痛：从在舞池里扭伤脚踝，到部位更高的更为隐秘的擦伤。那些姑娘把所有这些病痛之处都毫不羞怯地展露出来，敞开绸晨衣说，“全都红肿了，大夫，务必想点儿办法。十一点钟，我还得到夜总会去。”现在，这些姑娘都走了，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斗过去后，都被她们的父母带出城去，去到巴黎和伦敦——那儿，社交活动季节正好开始——眼下那些房子在菲洛博西安医生走过的时候，都显得静悄悄的。他想到那些姑娘身上解开的晨衣，目前的危机不禁在他的心里变得模糊起来。不过等他转过街角，到了码头上，心里就又想起了当下的紧急状况。
从港口的一头到另一头，不少希腊士兵正步履蹒跚地朝着城市西南位于切斯默的上船地点走去，等待撤退；他们精疲力竭，脸色惨白，身上都很肮脏；他们那破烂的制服都给他们撤退时放火烧毁村庄的煤烟熏黑了。就在一星期前，海滨那些陈设讲究的露天咖啡馆里还坐满了海军军官和外交官；现在码头却成了一个收容所。最初逃来的难民带着地毯、扶手椅、收音机、留声机、落地灯、梳妆台，他们把这些东西在港口前面空旷的天空下一字排开。新近到来的难民则只带着一个粗布口袋或者一个小提箱。在那片混乱中，搬运工四处奔忙，把烟草、无花果、乳香、丝绸和马海毛装到船上。仓库在土耳其人到来前就都给搬空了。
菲洛博西安医生看到一个难民在一堆垃圾里拾鸡骨头和土豆皮。那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一套裁剪精致但相当肮脏的衣服。就连隔开一段距离，菲洛博西安医生那种大夫的目光也注意到那个年轻人手上的伤口和营养不良的苍白的脸色。可是等那个难民抬起头来，医生只看到他脸上毫无表情。在拥到码头上来的难民中间，他一点儿也不显眼。话虽如此，医生紧盯着他那毫无表情的脸，大声问道，“你病了吗？”
“我有三天没吃东西啦，”那个年轻人说。
医生叹了一口气。“跟我来。”
他领着那个难民经过一些僻静的小街，前往他的诊所。他把那个年轻人领进诊所，从一个放药品的柜子里拿出纱布、杀菌剂和胶带，随后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手。
那个人的大拇指受了伤，指甲也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
“先是希腊人打来，”那个难民说。“接着土耳其人又打来。我的手碍了他们的事。”
菲洛博西安医生把伤口清洗干净，没有说什么。“我只好付给您一张支票，大夫，”那个难民说。“希望您别在意。眼下我身边没有多少钱。”
菲洛博西安医生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我有一点儿钱，你先拿去。”
那个难民略微踌躇了一下。“谢谢您，大夫。我一到美国，就立刻还给您。请您把您的地址告诉我。”
“你要小心自己喝的饮料，”菲洛博西安医生没有理会他的请求。“办得到的话，要喝开水。如果一切顺利，不久就会有船开来。”
那个难民点了点头。“您是亚美尼亚人吗，大夫？”
“是的。”
“您不走吗？”
“士麦那是我的家乡。”
“那么祝您好运。愿上帝保佑您。”
“也保佑你。”说完这话，菲洛博西安医生把他送出诊所。他看着那个难民离开。那没法医治，他心里暗想。不出一个星期，他就要死去。即使他得的不是斑疹伤寒，那也是什么别的疾病。不过这不是他所关心的事儿。他把手伸进一台打字机，从色带下边抽出厚厚的一叠钱。他在一个又一个抽屉里翻找，直到从他的行医执照里找出一封颜色暗淡的用打字机打的信函：“尼尚·菲洛博西安医生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三日曾为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59]治疗憩室炎。凯末尔帕夏郑重要求所有见到本函的人士尊重、信任和保护菲洛博西安医生。特此证明。”持有这封信函的人这时把信折好，塞进他的口袋。
这时，那个难民正在码头上的一个面包房买面包。等他把热面包藏在自己充满污垢的衣服里，转身走开的时候，他的脸给水面上的阳光照亮了，充分显示出他的个人特征：一个鹰钩鼻子，老鹰似的神情，两只褐色的眼睛里所闪现出的柔和神色。
自从来到士麦那以后，左撇子斯蒂芬尼德斯第一次脸上露出笑容，在以前的几次出袭中，他只带回去一个烂桃子和六个橄榄。他怂恿黛斯德蒙娜把桃核也一块儿吞下去充饥。眼下，他带着那个撒了芝麻、不含酵母的面包，重又挤进人群。他沿着那些露天起居室（一家家人坐在那儿收听几乎没有声音的收音机）的边上往前走去，跨过他希望已经睡着了的那些人的身体。事态的另一种发展也使他感到颇受鼓舞。就在那天上午，有消息说，希腊正派遣了一支船队来撤退难民。左撇子望着外面的爱琴海。他在山上居住了二十年，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在海的那边某处，就是美国和他们的表姐索梅利娜。他闻到了大海的气息、热面包的香味以及他那包扎好的大拇指上杀菌剂的气味。接着，他看见了她——黛斯德蒙娜，坐在手提箱上，仍在他刚才离开她的那个地方——心里感到越发高兴。
左撇子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他姐姐的。起先，他只是好奇地想看看一个真正的女人的乳房是什么样子。是他姐姐的乳房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设法忘掉那是他姐姐的乳房。在把他们两人的床分隔开的那条挂着的毯子后边，他看见黛斯德蒙娜脱衣服时的侧影。那只不过是个人体，它可能是任何人的身体，再不左撇子爱假装这么想。“你在那边干吗？”黛斯德蒙娜一边脱衣服，一边问道。“你怎么这么不声不响的？”
“我在看书。”
“看什么书？”
“《圣经》。”
“噢，当然啦。你从没有念过《圣经》。”
不久，等灯熄了以后，他不知不觉地想像着他姐姐的样子，黛斯德蒙娜出现在左撇子的各种幻想之中，但左撇子设法加以抵制。他下山到城里去，寻找跟自己无关的裸体女人。
然而，自从他们一起跳华尔兹舞的那个夜晚起，他就不再加以抵制。这是由于黛斯德蒙娜手指所传达出的信息，由于他们的父母都已亡故，他们的村子也毁了，由于士麦那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世，而且也由于黛斯德蒙娜当时坐在手提箱上的神态。
而黛斯德蒙娜呢？她有什么感觉呢？首先是恐惧，接着是担忧，还有心头不时涌起的一阵阵前所未有的欢乐。她以前坐在一辆牛车上，从来没有把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膝盖上。她也从来没有像调羹似的侧身睡着，由一个男人用两只胳膊搂着自己。她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一种感觉，也就是一个男人贴着她的脊椎骨，那话儿坚硬起来，一边却设法找些话说，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不过再有五十多英里，”在上士麦那来的那段艰苦的旅程中，有天晚上左撇子曾经这么说。“也许咱们明儿会碰到好运气，搭上一辆汽车。等咱们到了士麦那，咱们就坐船到雅典去”——他的嗓音很不自然，听上去十分可笑，有几个音比平时高——“随后，从雅典咱们再坐船到美国去。听起来是不是挺不错？对，我想是挺不错。”
我究竟在干什么？黛斯德蒙娜想道。他是我弟弟啊！她望着码头上的其他难民，以为会看见他们摇摇手，说，“你们真不要脸！”可是他们却只露出毫无生气的脸和目光呆滞的眼睛。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在意。接着，她听见她弟弟把面包朝下拿到她面前的时候那激动的嗓音。“瞧，上天所赐的食物。”
黛斯德蒙娜抬起头来朝他瞥了一眼。左撇子把那个不含酵母的面包一分为二，黛斯德蒙娜嘴里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不过她脸上仍然显得十分忧伤。“我并没有看见有哪条船开来，”她说。
“它们会来的。别发愁。吃吧。”左撇子挨着她在手提箱上坐下。他们的肩膀碰到了。黛斯德蒙娜赶紧把身子移开。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每次我一坐下，你就把身子挪开。”他望着黛斯德蒙娜，样子显得十分困惑，但随后他的神色平和下来；他用胳膊搂住了她。她的身体变得直僵僵的。
“好吧。随你的便吧。”他又站起身来。
“你上哪儿去？”
“再去找点儿食物。”
“别走，”黛斯德蒙娜恳求道。“对不起。我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这儿。”
可是左撇子仍然气冲冲地走了。他离开码头，在城里的街道上四处转悠，一边喃喃自语。他为受到黛斯德蒙娜的拒绝而感到生气，又为自己对她生气而跟自己生气，因为他知道黛斯德蒙娜说的话是对的。不过他并没有气上多久。这不是他的性格。左撇子身子疲惫，忍饥挨饿，喉咙疼痛，一只手也受了伤，可是尽管如此，他还不过二十岁，头一次真正地离开家乡，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很注意。你一离开码头，就几乎忘了眼前正有一场危机迫近。在码头这儿，有些经营高档商品的店铺和时髦的酒吧仍在营业。他顺着法兰西街走去，不知不觉地走到体育俱乐部外边。尽管情况紧急，但是两个外国领事仍在后面的草地网球场上打网球。他们在逐渐变暗的光线中来回奔跑，猛力击球，同时一个黑皮肤的男孩子穿着白色短上衣，捧着一个放着杜松子酒补剂的托盘待在球场旁边。左撇子继续朝前走去。他来到一个有喷泉的广场上，洗了洗脸。起了一阵微风，把茉莉的香气从布拿巴特[60]一路吹来。就在左撇子站住脚把香气吸到身体里去的当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生动地描述一下——纯粹出于哀悼的原因，而且也只用一段文字——那座在一九二二年一下子永远消失的城市。
今天士麦那仍在几首希腊通俗歌曲和《荒原》[61]的一节诗中出现：
士麦那的商人，尤金尼德斯先生
胡子拉碴，带着一口袋葡萄干
伦敦到岸价格：见票即付，
操着一口通俗的法语请我
到大炮街饭店去吃午饭
随后在大都会度过周末。
你需要知道的有关士麦那的一切都包含在上面这节诗里。商人相当富裕；士麦那也如此。他的提议很有吸引力，士麦那也如此，它是近东地区最国际性的城市。在它的那些著名的创建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亚马孙族[62]（她们跟我的主题十分协调），其次是坦塔罗斯[63]本人。荷马就出生在这儿，还有阿里斯托特尔·奥纳西斯[64]。在士麦那，东方和西方，歌剧和合奏曲，小提琴和双簧管，钢琴和双面鼓，趣味高雅地融合在一起，就像当地糕点中的玫瑰花瓣和蜂蜜那样。
左撇子又开始往前走去，不久就来到士麦那的夜总会门前。正门两侧放着好些种在盆里的棕榈树，但门却大开着。他走了进去。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拦，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他顺着一条红地毯走上二楼，进了那个赌场。赌桌周围都空着。轮盘赌台边也没有一个人。然而，在远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人正在打牌。他们抬头朝左撇子瞥了一眼，随后又把目光回到牌上，并不理会他的那身肮脏的衣服。这时他才意识到这几个赌徒并不是正规的俱乐部成员，而是像他一样的难民。每一个都是从敞开的门口晃荡进来，希望赢俩钱儿，好买张船票离开士麦那。左撇子走到那张桌子旁。有个打牌的人问道，“你参加吗？”
“我参加。”
他不懂规则。以前，他从没有打过扑克，只下过十五子棋。在头半个小时里，他连连输钱。不过，最终左撇子开始明白了五张牌的抽补和七张牌的“沙蟹”之间的不同。牌桌四周的胜负渐渐变了。“三张这种牌，”左撇子说，抽出三张爱司；那几个人嘀咕起来。他们更加密切注意他的出牌，把他的笨拙动作错当作一个作弊老手的花招。左撇子玩得十分开心，在赢了一大笔钱后，喊道，“大伙儿都来一杯茴香酒！”但是接着并没有什么动静，他抬起头来，才又意识到夜总会实实在在地被废弃了。眼前的景象使他深切地感到他们所下的巨大赌注。生命。他们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打牌。左撇子斯蒂芬尼德斯仔细打量着跟他一起打牌赌博的人，看见他们的脑门上渗出了点点汗珠，又闻到他们喷出来的难闻的气息，那时他所表现出的自制力要比四十年后他在底特律玩彩票赌博时大得多。他站起身来，说，“我不打了。”
他们差点儿杀了他。左撇子的口袋鼓鼓囊囊地塞满了赢来的钱，那几个人坚持说，要是他不给他们一个机会赢一些回去，就不让他离开。他弯下身子在腿上搔了搔，坚持说，“我要什么时候走出去，就可以什么时候走出去。”那几个人中的一个人一把揪住他那肮脏的上衣翻领；于是左撇子接着说道，“可我眼下还不想走。”他坐了下来，又搔了搔另一条腿；此后便开始一输再输起来。等手里的钱都输光了以后，左撇子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说，“我可以走了吗？”那些人说当然啦，走吧，一边笑着发下一副牌。左撇子腿脚僵硬、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夜总会。在大门口那两排栽在盆里的棕榈树之间，他弯下身子，把自己难闻的袜子里的钱收集在一起。
他回到码头上，找到了黛斯德蒙娜。“瞧我找到了些什么，”他说，一边把钱亮了出来。“一定是有人扔下的。现在，咱们可以登上一条船啦。”
黛斯德蒙娜尖叫了一声，一下子抱住了他，在他嘴上吻了一下。接着，她退后一步，飞红了脸，转身对着海水。“听着，”她说，“那些英国人又在演奏音乐了。”
她指的是“铁公爵号”上的军乐队。每天晚上，军官们吃饭的时候，乐队便开始在甲板上演奏。维瓦尔迪[65]和勃拉姆斯[66]的乐曲便从水上飘了过来。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阿瑟·马克斯韦尔少校和他的部属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传递着望远镜观察岸上的情况。
“真够拥挤的，对不对？”
“看上去就像圣诞前夕的维多利亚车站[67]，少校。”
“瞧这些可怜的家伙。给撇下来自谋生计。当希腊司法行政长官要离开的消息传出去后，局势就变得一片混乱。”
“我们要把难民撤走吗，少校？”
“我们所接到的命令是保护英国的财产和公民。”
“但是，少校，要是土耳其人到来，那么肯定会有一场屠杀……”
“关于这一点，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菲利普斯。我在近东待了好些年。我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拿这些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土耳其人是这伙人里最好的。我把亚美尼亚人比作犹太人。缺乏道德和智力。至于希腊人，嗐，瞧瞧他们，他们把整个乡野都烧为平地；现在，他们拥到这儿来，大喊大叫地要求援助。挺好的雪茄烟，对不对？”
“非常好，少校。”
“士麦那烟草。世界上最好的烟草。菲利普斯，一想到所有这种烟草都堆在那儿的那些仓库里，我就忍不住流泪。”
“也许我们可以派一小队士兵去挽救那些烟草，少校。”
“听起来有一点儿嘲讽的意味嘛，菲利普斯？”
“微微有一点儿，少校，微微有一点儿。”
“天哪，菲利普斯，我可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愿我们能帮助这些人。但我们不能。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这一点您肯定吗，少校？”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其实可以支持希腊部队。因为是我们把他们送进去的。”
“他们是给送进去送死的！韦尼泽洛斯[68]和他的一伙人。我认为你并不了解形势的复杂性。我们在土耳其这儿有自身的利益。我们行事必需极端慎重。我们不能让自己卷入这些错综复杂的纷争。”
“我明白了，少校。再来一点法国白兰地吗，少校？”
“好，谢谢你。”
“不过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对不对？”
“可不是嘛。你知道斯特拉博[69]对士麦那说了点什么吗？他把士麦那称作亚洲最美好的城市。那还是在奥古斯都[70]的时期。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好好瞧瞧，菲利普斯。花点儿时间好好瞧瞧。”
到一九二二年九月七日，士麦那所有的希腊人，包括左撇子斯蒂芬尼德斯在内，都戴着一顶非斯帽[71]，以便充作土耳其人。希腊的最后一批士兵也从切斯迈撤走了。土耳其军队到了三十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且雅典并没有派船来把难民撤出去。
左撇子新近赢了些钱，戴着一顶非斯帽，尽力挤过码头上的戴着酱紫色便帽的人群。他越过电车轨道，朝山上走去。他找到一家轮船办事处。有个职员在办事处里弯身看着旅客名单。左撇子拿出他赢来的钱，说道，“买两张去雅典的船票！”
那个职员仍然低着头。“甲板上的还是舱里的？”
“甲板上的。”
“一千五德拉克马[72]。”
“不，不要舱里的，”左撇子说，“甲板上就不错。”
“是甲板上的。”
“要一千五吗？我没有一千五。昨天只要五百嘛。”
“那是昨天。”
一九二二年九月八日，哈杰内斯蒂斯将军在他舱房里的床上坐起身来，先揉揉右腿，又揉揉左腿，还用指关节敲了敲，随后站起身来。他走上甲板，神色庄重地迈着步子，就像后来他在雅典因为吃了败仗而被处决，走上刑场时那样。
码头上，希腊民政长官阿里斯泰泽斯·斯泰尔吉阿泽斯登上一条把他送出城去的汽艇。民众嘘声四起，奚落嘲笑，还对他挥动拳头。哈杰内斯蒂斯将军冷静地看着这个场面。码头区以及他最爱去的咖啡馆都被民众遮挡住了。他能看见的只是电影院挑出的遮篷。十天以前，他曾上那儿去看《死亡的探戈》。他短暂地——很可能这又是一次幻觉——又闻到了布拿巴特的新鲜茉莉花香。他把这阵花香也吸到胸中。汽艇驶到了大船边；斯泰尔吉阿泽斯脸色灰白地上了大船。
接着，哈杰内斯蒂斯将军发布了过去几周以来他所发布的唯一一道军事命令：“起锚。逆向运转。全速往前。”
岸上，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看着希腊舰队离去。民众朝海边拥去，举起四十万只手来喊叫。接着，又一下子安静下来。等他们彻底认识到，他们已被自己的国家抛弃，士麦那现在没有政府，而他们和推进的土耳其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屏障以后，不管哪个人的嘴里都没发出一点儿声音。
（我有没有提到，夏天士麦那的街道两旁如何总放着一篮篮玫瑰花？而且城里每一个人如何都会讲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土耳其语、英语和荷兰语？我有没有向你们说起那些由骆驼商队带来，倾倒在地上的有名的无花果，放在尘土里的大堆大堆的肉鼓鼓的果实，许多身上十分肮脏的女人把果实泡在盐水里，好些孩子蹲在那成簇成簇的果实后面大便。我有没有提到那些处理无花果的女人身上的臭味如何跟杏树、合欢树、月桂树和桃树的比较好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而在四旬斋前的狂欢节，所有的人如何都戴着面具，在护卫舰的甲板上享用精美的晚餐？我想提到这些事儿，因为它们都发生在这个确切说来无关紧要的城市里，这个代表所有的国家，因而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城市里，还因为如今要是你上那儿去，就会看到现代的高楼大厦，受到遗忘的林阴大道，多产的血汗工厂，北约组织[73]的一个司令部以及一块写着伊兹密尔[74]的指示牌……）
五辆装饰着橄榄树枝的汽车冲过城门。骑兵队纵马疾驰过一个个防御物。汽车在马达的吼叫声中开过有顶篷的街市，穿过土耳其居民区欢呼的人群。在那个地区，每个路灯灯柱上，每扇门和每个窗口都有红布飘扬。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土耳其人必须占据一座城市地势最高的地方，因此这时候，那个受到骑兵护卫的车队到了城里最高的地方，向下驶去。不一会儿，那五辆汽车便开过那些空寂荒凉的地区，那儿的房屋都遭到遗弃，不少户人家都躲了起来。阿妮塔·菲洛博西安偷偷朝外张望，看见那几辆漂亮的、上面覆盖着树叶的车辆正越开越近，眼前的景象叫她十分着迷，于是她动手去开百叶窗，她母亲连忙把她拉开……还有一些别的人把脸紧贴在百叶板上，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眼睛从隐匿的场所和顶楼上朝外张望，想看一眼征服者，并推测他的意图，但汽车开得飞快，而射在骑兵高举着的大刀上的阳光又使人两眼发花，接着汽车就都开过去了，来到码头上，马儿在那儿冲进人群，难民们尖声喊叫，四散逃跑。
穆斯塔法·凯末尔坐在最后一辆汽车的后座上。他因为指挥作战而变得相当清瘦，两只蓝眼睛闪闪发光。他已经两个多星期滴酒未沾（菲洛博西安医生替帕夏治疗的“憩室炎”只是一种掩饰的方式。西方化和土耳其世俗国家的捍卫人凯末尔始终遵守那些行为准则，到五十七岁便患肝硬化而去世）。
经过的时候，他转身朝人群里面看去，忽然有一个年轻女人从坐着的手提箱上站了起来。他的那双蓝眼睛里霎时闪现出一片褐色。只有两秒钟。甚至连两秒钟都不到。接着，凯末尔把脸转到别的地方；那个受到骑兵护卫的车队开走了。
且说这完全是风向的问题。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三，凌晨一点。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在城里已经待了七个晚上了。茉莉花香变成了煤油味。在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周围，已经筑起了路障。土耳其军队封锁了码头的各个出口。但风仍然朝着错误的方向吹去。不过，午夜时分，风向变了；风开始朝西南方向吹去，也就是说，不向土耳其人所在的高地，而是朝着港口吹去。
在黑暗中，火把聚集拢来。三个土耳其士兵站在一家裁缝铺里。他们的火把照亮了一匹匹布料和一套套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接着，火光亮起来了，照到了裁缝本人。他坐在一架缝纫机前，右脚仍然踩着踏板。火光变得更亮了，他的整张脸，他那两只张开的眼窝，他那被拔掉的胡须所留下的斑斑血迹都清晰可见。
整个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区火光冲天。看去好像出现无数萤火虫似的，火花掠过黑暗的城市上空，在它们落下的所有场所播下一个火种。菲洛博西安医生在苏扬纳街的住宅里，把一条湿漉漉的地毯挂在阳台上，然后匆匆回进黑暗的屋子，关上百叶窗。可是火焰还是进入了房间，一道道地照亮了整个房间，照亮了图克希惊慌的眼睛，阿妮塔的额头（她的额头就像《电影故事》中克拉拉·鲍[75]的额头那样，给一条银色的缎带裹着），罗丝光溜溜的颈项以及斯蒂潘和卡雷金那没有生气的、低垂的脑袋。
菲洛博西安医生凭着火光，第五次在那天晚上看了手里的那封信函：“‘……郑重要求……尊重、信任和保护……’你们听见了吗？‘保护……’”
街道对面，比齐基恩太太唱着《魔笛》[76]中夜女王的咏叹调中形成高潮的三个音。这种乐音在猛烈撞击屋门、人们的尖叫、姑娘们的呼喊等其他那些嘈杂声中显得十分奇特，因而大家都抬起头来。比齐基恩太太把降B音、D音和F音又唱了两次，好像在练习那个咏叹调，随后她的嗓音升到了一个他们以前谁都没有听到过的音调。他们这才意识到，比齐基恩太太压根儿就没有在唱一个咏叹调。
“罗丝，把我的包拿来。”
“尼尚，不要去，”他妻子表示反对说。“要是他们看见你出现，就会知道我们藏在家里。”
“不会有人看见的。”
黛斯德蒙娜最初以为火焰是船身上的灯光。橘黄色的笔触在美国的“李奇菲尔德号”和法国的“皮埃尔·洛蒂号”的吃水线上闪闪烁烁。接着，海水也闪亮起来，好像一群磷光闪闪的鱼游进了港口。
左撇子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她注意地看了看他是不是睡着了。“左撇子，左撇子？”看到他没有应声，她就亲了一下他的头顶心。接着，警报就响起来了。
她看到不只是一处着火，而是许多处着火。小山上面，有二十个橘黄色的斑点。这些火灾具有一种不正常的持续性。等救火部门把一处地方的火扑灭后，另一场火就在其他地方烧起来。这些火灾是在干草车上和垃圾箱里开始的；它们顺着煤油的踪迹从街道的中央一路烧下去，转过路角，进入了砸坏的门道。一处火进入了伯布里恩面包房，面包架子和点心手推车立刻烧了起来。它烧到了居住的区域，烧了屋子前面的楼梯，烧到一半碰到了查尔斯·伯布里恩本人。他想要用一条毯子把火扑灭。但火闪躲开了，飞快地蹿进屋子。从那儿，它迅速在一条东方地毯上蔓延开来，一直烧到后面走廊，敏捷地跃上一排洗晒的衣服，十分艰难地烧到后面的居屋。它从窗口蹿了进去，停留了片刻，仿佛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震惊：因为这幢房屋里的所有东西正好制作了供它燃烧——有着长长的流苏的锦缎沙发，桃花心木的茶几和轧光印花棉布的灯罩。热气把墙纸一张张扯了下来。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这幢住宅里，而且出现在十幢或十五幢别的住宅里，接着就出现在二十幢或二十五幢别的住宅里，每幢房子的火都烧到它的邻居那儿，直到整个街区都熊熊燃烧起来。不该燃烧的东西熊熊燃烧的气味飘过全城：鞋油、毒鼠药、牙膏、钢琴琴弦、疝带、婴儿的小床、瓶状体操棒，还有头发和皮肤。这时，可以闻到头发和皮肤的焦味。码头上，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同所有其他的人都一起站起身来，那些人有的目瞪口呆，来不及作出反应，有的还没有完全睡醒，有的得了斑疹伤寒和霍乱，有的疲惫得不以为意。接着，山腰上所有的火突然形成一道掠过整个城市的火焰长城，而且——眼下已经无法避免——开始向下朝他们这儿蔓延。
（这会儿，我想起一件别的事儿：我父亲米尔顿·斯蒂芬尼德斯，穿着晨衣和拖鞋，在圣诞节早晨弯下身去点火。每年只有一次，为了处理一大堆包装纸和硬纸包装，才可以不顾黛斯德蒙娜的反对，使用我们的壁炉。“妈，”米尔顿总先告诉她。“我打算把这堆废纸烧掉一些。”黛斯德蒙娜听到这句话总喊上一声，“天哪[77]”！一边紧紧握住手杖。在壁炉前，我父亲总从六角形的盒子里抽出一根长火柴。不过黛斯德蒙娜那时总已经站起身来，朝厨房里安全的地方走去。厨房里的炉灶是用电的。“你们的奶奶不喜欢火，”我父亲总对我们这么说。他擦着了火柴，总把它对着上面满是小精灵和圣诞老人的纸，看着火苗蹿了起来；我们什么也不懂，美国儿童发疯似的把纸张、盒子和缎带扔进火里。）
菲洛博西安医生走到外面街道上，朝两边望了望，径直跑过街去，进了对面那所房屋的门。他走上楼梯平台，从那儿可以看到坐在起居室里的比齐基恩太太的后脑勺儿。他跑到她的跟前，叫她不要担心，告诉她自己是街对面的菲洛博西安医生。比齐基恩太太似乎点了点头，但她的头并没有再抬起来。菲洛博西安医生在她身旁跪下。他摸了摸她的脖子，感到脉搏很弱。他轻轻地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把她放在地板上。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于是连忙跑到房间的另一边，恰好赶在士兵们冲进房之前，藏到了帷幔后面。
在十五分钟里面，他们把这所住宅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把头一伙人所留下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拿走了。他们倒出抽屉里的东西，划破沙发和衣服，寻找藏在里面的珠宝或金钱。等他们走了以后，菲洛博西安医生等了整整五分钟，才从帷幔后面走出来。比齐基恩太太的脉搏已经停了。他用自己的手帕盖住她的脸，对着她的身体画了个十字。接着，他拾起他那行医的皮包，匆匆地又下了楼。
热气走在大火的前面。堆在码头上面、没有及时装上船的无花果都给烘熟了，一边发出噗噗声一边渗出汁水。甜美芳香的气味和烟味混合在一起。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跟所有其他的人尽量靠近水站着。他们无路可逃。土耳其士兵仍然待在路障后面。大家纷纷祈祷，举起他们的胳膊，向港口里的船只发出恳求。探照灯掠过水面，照亮了游水逃生的人和快要淹死的人。
“咱们要死了，左撇子。”
“不，咱们不会死。咱们要从这儿逃出去。”但左撇子并不相信自己的话。他抬头望着火焰，心里也肯定他们难逃一死。正是由于对此坚信不疑，他才说出一件在别的情况下他决不会说的事，一件他甚至决不会想到的事。“咱们要从这儿逃出去。然后，你就嫁给我。”
“咱们不应该离开的。咱们应该留在比提尼奥。”
火势越来越近，法国领事馆的门开了。一支海军陆战队排成两行，从码头一直排到港口。法国国旗给降了下来。从领事馆的门里走出来好几个人，男人身穿浅黄色的服装，女人头戴草帽，他们挽着胳膊朝一条等在那儿的汽艇走去。隔着海军陆战队士兵交叉着的来复枪，左撇子看到女人们脸上新敷的粉，男人们嘴里含着的已经点着的雪茄。有个女人的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条小鬈毛狗。另一个女人绊了一下，把鞋后跟折断了；她丈夫连忙对她加以安慰。等汽艇开走后，一名官员转身对着这群人。
“只有法国公民才可以撤走。我们马上就开始办理签证。”
他们听见敲门声，一下子跳起身来。斯蒂潘走到窗口，朝下看了看。“一定是爸爸。”
“去给他开门！快！”图克希说。
卡雷金两级一跨地跑下楼梯。到了门口，他站住了脚，定了定神，悄悄地拉开门闩。当他把门拉开的时候，开始他什么也没看见。随后，有一种轻微的嘶嘶声，接着有一阵东西撕裂的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似乎跟他毫无关系，后来一颗衬衫钮扣突然啪的一声掉下，咔哒一声打在门上。卡雷金低头看去，突然他的嘴里充满了热呼呼的液体。他感到自己给提了起来，双脚离开了地面，那种感觉使他回想起童年时自己给父亲抛到空中的情景，于是他说，“爸，我的钮扣，”他的话还没说完，身子就给高高地挑在空中，这时他才明白一把刺刀正刺进他的胸骨。大火的反光沿着枪管，越过瞄准器和击铁照到那个士兵眉飞色舞的脸。
大火正逼近码头上的人群。美国领事馆的房顶着了火。火焰蹿到了附近的电影院，烧焦了挑出的遮篷。人群在那股热气前逐步向后退却。可是左撇子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却毫不畏惧。
“谁都不会知道，”他说。“有谁会知道呢？除了我们，一个人也没有留下来。”
“这样不对。”
不少屋顶哗啦一声坍塌了，人们尖声喊叫。左撇子把嘴对着他姐姐的耳朵。“你答应要给我找一个可爱的希腊姑娘。好。你就是那个姑娘。”
一方面，有个男人跳下水去，想要自杀；另一方面，有个女人正要生孩子，她的丈夫用上衣替她遮着。“着火了！着火了！[78]”大家喊道。“我们给烧到了！我们给烧到了！”黛斯德蒙娜指着火，指着所有的东西。“太晚了，左撇子。现在什么都无关紧要。”
“但如果咱们活下去呢？那时，你就嫁给我好吗？”
她点了点头。情况就是这样。于是左撇子走了，朝火焰那边跑去。
在一个黑色屏幕上，一个双筒望远镜形状的视觉模板来回扫视，把远处的难民都收入眼底。他们无声地尖叫着，还伸出两只胳膊哀求。
“他们要把这些可怜的人儿活活烧死。”
“请允许我把一个在水里游的人救上来，少校。”
“不行，菲利普斯。我们把一个人救上来，就得接受他们全体。”
“那是一个姑娘，少校。”
“多大啦？”
“看上去大约十一二岁。”
阿瑟·马克斯韦尔少校放低了手里的望远镜。他的下巴上紧绷绷地出现了一小团三角形的肌肉，随后就消失了。
“您瞧瞧她，少校。”
“我们可不能被心里的感情所动摇，菲利普斯。比这更重大的事儿正受到威胁。”
“您瞧瞧她，少校。”
马克斯韦尔少校望着菲利普斯上尉，他的鼻翼张开了。接着，他用手拍了一下大腿，走到船的一侧。
探照灯掠过水面，照亮了它的那个光圈里的一切。海水在亮光下面显得十分特别，好似没有颜色的肉汤，上面杂乱地布满各种不同的东西：一个发亮的橘子；给一圈粪便围在当中的一顶男人的软呢帽；不少好像撕碎了信的小纸片。她出现在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中间，紧紧抓住船缆，这个姑娘穿着粉红色的衣服，海水使她衣服的颜色变深了，她的头发紧贴着她那小小的脑壳，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其中并没有露出恳求的神色。尖尖的两只脚好像鱼鳍，每隔一会儿就踢蹬一下。
岸上发射的步枪打中了她四周的水面。她并不在意。
“把探照灯关掉。”
探照灯熄灭了；开火也停止了。马克斯韦尔少校看了看他的表。“现在是二十一点十五分。我要到舱房里去了，菲利普斯。我要在那儿待到明儿早上七点。在这段时间里，万一有哪个难民给救上船来，不必来向我报告。明白了吗？”
“明白，少校。”
菲洛博西安医生压根儿没有想到他在街上跨过的那个扭曲的尸体竟然是他小儿子的尸体。他只发现他家的前门大开着。在门厅里，他站住脚留神听听。四周一片寂静。他依然拿着行医的皮包，缓缓地走上楼梯。这时所有的灯都开着。起居室里灯光明亮。图克希正坐在沙发上等候他。她的头向后仰着，好像十分欢乐；那个角度正好把伤口暴露出来，隐隐地可以看见一段气管。斯蒂潘垂头搭脑地坐在餐桌旁边，右手给一把牛排餐刀牢牢钉在桌上，手里还拿着那封保护他们生命安全的信。菲洛博西安医生走了一步，脚下一滑，这才注意到有道血迹顺着过道流去。他跟着血迹走进那间主卧室。在那儿他找到了两个女儿。她们都赤身露体地仰面躺着。她们的四个乳房中有三个都给割掉了。罗丝的一只手伸向她的妹妹，仿佛想把包着她妹妹前额的那根银色缎带拉拉正。
排的队伍很长，而且走动得很慢。左撇子可以有工夫把词语再念一遍。他复习了语法，迅速瞥了一下法语常用语手册。他学了“第一课：问候用语”；等他走到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官员面前时，他已经准备好了。
“姓名？”
“埃莱夫塞里奥斯·斯蒂芬尼德斯。”
“出生地？”
“巴黎。”
那个官员抬起头来。“护照。”
“一切都在这场大火中给烧毁了！我失去了所有的身份证件！”左撇子撅起嘴唇，吐了口气，像他以前看见法国人所做的那样。“瞧瞧我穿的是什么。我的好衣服都丢失了。”
那个官员苦笑了笑，在文件上盖了章。“通过。”
“我太太也和我在一起。”
“我想她也生在巴黎吧。”
“当然啦。”
“她的姓名？”
“黛斯德蒙娜。”
“黛斯德蒙娜·斯蒂芬尼德斯吗？”
“对。和我的一样。”
等他带着签证回去的时候，黛斯德蒙娜并不是一个人待在那儿。有个男人挨着她坐在小提箱上。“他想跳海，恰好给我抓住了。”那个人两眼茫然，浑身是血，一只手上还缠着一条闪闪发亮的绷带，嘴里不断地说着，“他们都不识字。他们都是文盲！”左撇子查看了一下这个人究竟什么地方在流血，但他找不到一处伤口。他解开那个人的绷带，一条银白色的缎带，把它扔开。“他们看不懂我的信，”那个人望着左撇子说；左撇子认出了他的脸。
“又是你啊？”那个法国官员说。
“是我的表兄，”左撇子用拙劣的法语说。那个官员盖好了签证，把文件递给他。
他们给一条汽艇送到大船上去。左撇子仍然紧抓着菲洛博西安医生，因为他仍在说要投海自尽。黛斯德蒙娜打开她的桑蚕盒，解开那条白布，看看她的蚕子。在那片丑恶可怕的海水里，漂浮过去不少人的身体。有些人还活着，大声喊叫。一道探照灯的灯光照到一个男孩已顺着一艘战舰的锚链爬了一半。水兵们对着他倒了些油；他又滑跌进水里。
在“让·巴尔特号”的甲板上，这三个法国新公民回头望着那座燃烧的城市，冲天的火光从一头延伸到另一头。这场大火又继续烧了三天，五十英里外都可以看见熊熊的火焰。在海上，水手们会把扬起的烟雾错当作一道巨大的山脉。在他们正要前去的那个国家，美国，士麦那的燃烧有一两天都成为报上的头版新闻；随后就被霍尔—米尔斯凶杀案[79]（一个新教牧师霍尔跟一个妩媚动人的唱诗班成员米尔斯小姐两人的尸体被一起发现）和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80]的开赛所压倒。美国海军上将马克·布里斯托尔对美土关系所受的伤害十分关心，用海底电报拍发了一份新闻稿，说“要确切估计出由于屠杀、大火和处决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不可能的，但总数大概不超过两千”，美国领事乔治·霍顿所估计的数目要更大一些。在大火前士麦那的四十万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中，到十月一日，有十九万人都生死不明。霍顿把这个数目削减了一半，估计死亡人数为十万。
船锚从海水中冒了出来。驱逐舰的引擎开始反向运转，甲板下面发出隆隆的声响。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看着小亚细亚渐渐往后退去。
在他们经过“铁公爵号”的时候，英国军乐队奏起了一支华尔兹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