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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关系冷淡的婚姻

十三天后,经过芝加哥的主教的许可,举行了吉米·齐兹莫的葬礼。他的家人在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受到他的死亡的影响,都待在家里,接待那些不时前来吊唁的来客。镜子上都蒙着黑布。门上悬挂着黑色的飘带。一个人决不该在死亡的面前讲究仪表,因此左撇子不再刮脸剃须,到了葬礼的那一天,已经差不多长了一大把胡须。

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尸体,才耽搁了这么些时间。在事故发生后的那一天,两个警探去检查现场。冰在夜间又结了起来,还下了几英寸的新雪。警探们步履艰难地来回走动,寻找轮胎压出的痕迹,可是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相信左撇子的说法,认为齐兹莫已经掉到了冰下面,可能喝醉了酒。一个警探安慰左撇子说尸体往往会在春天出现,因为浸在冰冷的水里面而保存得十分完好。

他的家人悲痛地继续生活下去。斯蒂利亚诺波洛斯神甫把这件事提请主教考虑决定,主教答应了为齐兹莫举行正教会葬礼的请求,但以后找到尸体的话,要在墓边举行落葬典礼。左撇子负责葬礼的各种准备工作。他挑了一口棺材,选了一块地,订了一块墓碑,付钱在报上刊登了讣告。那时希腊移民正开始使用殡仪馆办理丧事,但索梅利娜坚持要在家里开吊。客厅的遮光窗帘给拉了下来,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花香。有一个多星期,前来吊唁的人都走进这个光线很暗的客厅。来客当中既有齐兹莫的那些行踪诡秘的生意上的伙伴,也有他所供应的那些地下酒店里的人,还有几个利娜的朋友。他们向寡妇表示吊唁后,就穿过起居室,站在那口空棺材的前面。棺材里面,放在枕头上的是一张配了镜框的吉米·齐兹莫的相片。从相片上可以看到齐兹莫四分之三的脸部侧面,他正往上瞅着摄影室的灯光所造出的天光。索梅利娜割断了连接他们结婚花冠的那根缎带,把她丈夫的那个花冠也放进了棺材。

索梅利娜因为丈夫的亡故而感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她在丈夫生前对他所有的爱。在两天里有十个小时,她都对着吉米·齐兹莫的空棺材号哭,一边吟唱着挽歌[177]。索梅利娜采用最拿腔作势的乡村里的方式,发出高亢的调子,表达她对丈夫去世的哀伤,并对他竟这么死去加以申斥。等她数落完了齐兹莫以后,就抱怨上帝这么快夺走了她丈夫,同时悲叹她新出生的女儿的命运。“这都怪你!都是你的错!”她嚷道。“你有什么理由去死?撇下我成了一个寡妇!叫你的孩子流落街头!”她一边哀号,一边给孩子喂奶,还不时把孩子举起来,这样齐兹莫和上帝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了。岁数较大的移民听见利娜的愤怒言辞,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他们在希腊时的童年时代,回忆起他们自己的祖父母或父母的葬礼,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悲痛的样子会保证吉米·齐兹莫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宁。

根据教会规定,葬礼给安排在一个工作日举行。斯蒂利亚诺波洛斯神甫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黑色圆筒帽[178],胸前戴着一个大十字架,上午十点来到了房子里。在念过了祷辞以后,索梅利娜给神甫拿来一支放在盘子里的点着的蜡烛。她吹灭蜡烛,随即升起一缕烟来,飘散开去,斯蒂利亚诺波洛斯神甫把蜡烛折成两半。接着,大家都在屋外列成开始前往教堂的送葬队伍。左撇子那天已经租好一辆小客车,为他的妻子和表姐打开车门。当他自己坐进车子以后,他朝那个被选派了站在后面、把门堵住、不让齐兹莫的灵魂再回进房子的人微微挥了挥手。这个人是未来的按摩疗法医师彼得·塔塔基斯。按照传统,彼特大叔在门口把守了两个多小时,一直等到教堂里的仪式结束才离开。

葬礼包含了完整的丧葬仪式,只省略了最后那个部分,即要求教堂会众给死者一个最后的亲吻。这个部分改成索梅利娜走到棺材旁边,亲吻一下里面的那个结婚花冠,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也跟在她的后面这么做。圣母升天教堂当时虽然开设在哈特街上一个很小的店堂里,但里面的人数仍然不到店堂的四分之一。吉米和利娜并不是按时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人。大部分送葬者是一些年老的寡妇,葬礼对她们来说是一项消遣。最后,几个抬棺材的人把棺材抬到外面,以便拍摄有关葬礼的照片。参加葬礼的人都聚集在棺材四周,背景只有哈特街的那座教堂。斯蒂利亚诺波洛斯神甫占据了棺材顶端的那个位置。棺材给重新打开,让人看到安放在打褶的缎子上的吉米·齐兹莫的相片。棺材上面露出两面旗帜,一边是希腊国旗,另一边是美国国旗。没有人在拍照时露出笑容。过后,送葬队伍继续前往范戴克的林间草地公墓,把棺材在那儿存放到春天。尸体仍有可能在春天冰雪融化时出现。

尽管完成了所有这些必要的仪式,但他的家人仍然清楚吉米·齐兹莫的灵魂并没有得到安息。正教会的信徒在死亡以后,灵魂并不直接飞向天堂。他们更爱在尘世间徘徊,骚扰活着的人。在接下来的四十天时间里,每逢我奶奶记不起她的解梦书或安神念珠放在哪儿的时候,她总是责怪齐兹莫的鬼魂。他经常在房子里出没,使新鲜的牛奶凝结变质,窃取浴室里的肥皂。等到服丧期满,黛斯德蒙娜和索梅利娜就开始做起祭奠糕饼[179]。那看上去很像一块白得耀眼、共有三层的结婚大蛋糕。顶上面那层的周围有一道栅栏,那儿长着不少用绿色明胶做成的杉树;还有一个用蓝色果冻做的池塘;而齐兹莫的姓名则用银色小糖珠给拼写出来。在举办葬礼后的第四十天,在教堂里举行了另一项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都回到了赫尔伯特街。他们聚集在那块糕饼周围,只见上面洒满了来世的糖粉,还混杂着永生的石榴树的种子。他们刚吃了那块蛋糕,就都不禁有了下面这样一种感觉:即吉米·齐兹莫的灵魂正在离开尘世,进入天堂,再也不会前来打扰他们了。在宴会达到高潮的时候,索梅利娜竟穿着一件鲜亮的橘黄色的衣衫从她的房间里重新回到客厅,引起了周围人的反感。

“你在干什么呀?”黛斯德蒙娜悄没声儿地说。“一个寡妇在她一生余下的日子里都应该穿黑衣服。”

“穿四十天就够了,”利娜说,随后继续吃起来。

只有到这个时候,孩子才可以接受洗礼。在接下去的那个星期六,当各个孩子的教父在圣母升天教堂把孩子都举到洗礼盆上面的时候,黛斯德蒙娜怀着矛盾的情绪在一旁观看。我奶奶先前走进教堂那会儿就感到十分得意。人们都挤在她的周围,想要看一眼她那新出生的婴儿,这个孩子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得最衰老的妇女再转变成年轻的母亲。在施行洗礼的时候,斯蒂利亚诺波洛斯神甫剪下米尔顿的一绺头发,把它扔在水里。他在孩子的前额上涂了一个十字,随后把孩子浸在水中。可是在米尔顿给洗去了身上的原罪后,黛斯德蒙娜仍然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她默默地再次发誓,永不再生另一个孩子了。

“利娜,”几天以后,她羞红了脸开口说道。

“什么?”

“没有什么。”

“不会没有什么吧。总有什么事儿。是什么?”

“我想知道,如果你不想要……你怎么做的……”随后她总算把那句话脱口说了出来:“你是怎么不让自己怀孕的?”

利娜低低地笑了一声。“现在这可不是我得担忧的事儿。”

“可是你知不知道该怎么做?有没有一种方法?”

“我母亲总说只要你还在给孩子喂奶,你就不会怀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不过她是这么说的。”

“可是在那以后,该怎么做呢?”

“十分简单。别和你的丈夫睡在一块儿。”

目前这么做是办得到的。自从孩子出生以后,我的爷爷奶奶就不再行房。黛斯德蒙娜有半个晚上都要起来给孩子喂奶。她总十分疲惫。再说,她的会阴在分娩的时候给撕裂了,还没有完全愈合。左撇子规规矩矩地没有做出任何求欢的表示,但是等到过了第二个月以后,他就开始爬到床上黛斯德蒙娜睡的那一边。黛斯德蒙娜尽量把时间拖下去不让他亲近。“太快了,”她说。“我们可不想要另一个孩子。”

“干吗不行?米尔顿需要一个弟弟。”

“你要弄疼我的。”

“我会轻轻的。来吧。”

“不,求求你,今晚不成。”

“什么?难道你变成了索梅利娜?一年一次就够了吗?”

“安静。你要把孩子吵醒了。”

“我才不管我是否会把孩子吵醒。”

“别大喊大叫。好,听着,我准备好了。”

可是五分钟以后:“怎么啦?”

“没有什么。”

“别对我说没有什么。这就像跟一座雕像待在一起。”

“哦,左撇子!”她突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左撇子连忙安慰她,向她道歉,但是当他翻过身去睡觉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受到隔绝,陷入了当父亲的人那种孤独的处境。随着儿子的出生,埃莱夫塞里奥斯·斯蒂芬尼德斯看到了自己未来在他妻子眼中不断降低的位置。他把脸埋在枕头里面,明白了各处那些做父亲的人所抱怨的根由,因为他们都像寄宿的房客那样住在自己家里。他对自己幼小的儿子不禁有了强烈的妒意。这个孩子的哭声似乎是黛斯德蒙娜所听见的唯一声音,他那微小的身体不断受到黛斯德蒙娜的照料和爱抚,而且他通过一种外表显得天衣无缝的花招,就像为了在女人的胸前吮吸而化作一头小猪的天神,得到了黛斯德蒙娜的疼爱,把他自己的父亲挤到一边。在接下去的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里,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这种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左撇子则在他受到流放的床的那一侧观望。他看见他的妻子把脸抬起来紧贴着孩子的脸,柔情地轻声细语。他十分惊讶地发现黛斯德蒙娜竟对孩子排出的粪便一点也不感到厌恶;她总是慈爱地把孩子的屁股擦洗干净,再扑点儿粉,还在上面划圈似的来回抚摩上一阵,甚至有一回,还把孩子的小屁股掰开,用凡士林涂抹了一下中间那个玫瑰花芽似的东西,叫左撇子大吃一惊。

从那时起,我的爷爷奶奶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有了变化。在米尔顿出生前,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一直过着一种当时来说异常亲近、平等的婚姻生活。可是,当左撇子感到自己受到冷落后,他就用传统的习俗来进行报复。他不再管他的妻子叫“俊妞儿”,而开始用“娘儿们”来称呼她。他在房子里重新建立起男女有别的规矩,把客厅保留给他的男性伙伴,把黛斯德蒙娜赶到厨房里。他开始发号施令。“娘儿们,我的晚饭。”或者,“娘儿们,把饮料给我拿来!”在这方面,他表现得跟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除了索梅利娜以外,谁都没有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不过,连她也无法完全摆脱村子里所受的束缚;当左撇子请他的男性朋友上家里来抽着雪茄,唱着希腊游击队员[180]的歌曲的时候,她就退进她的卧房。

左撇子斯蒂芬尼德斯给关在做父亲的这种孤立的天地中,专心致志地想要找到一种比较安稳的维持生计的方式。他写信给纽约的亚特兰蒂斯出版公司,表示愿意为他们翻译作品,但却只收到一封回信,对他的兴趣表示感谢,还随信寄来一份图书目录。他把这份图书目录给了黛斯德蒙娜,于是后者订购了一本新的解梦书。左撇子穿着他那套蓝色的新教徒的衣服,亲自拜访了当地的好几所大学和学院,打听有没有可能当个希腊语教师。可是这样的职位很少,而且都有人担任。我爷爷缺少必要的古典文学学位,他甚至都没有大学毕业。尽管他学会讲一口流利得多少有点儿异常的英语,但他的英语的写作能力充其量也相当普通。他要养活老婆和孩子,并没有想要再去上学念书。尽管出现这些障碍,说不定也正由于这些障碍,在那四十天的服丧时间里,左撇子在起居室里自己确定了一个研究项目,重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纯粹为了消愁解闷,他顽强地花了不少小时把荷马[181]和米姆奈尔摩斯[182]的作品翻译成英语。他使用漂亮的过于奢华的米兰式笔记簿,手里捏着一支灌满绿墨水的自来水笔书写。晚上,别的年轻的移民男子会带着私酿的威士忌,前来找他,他们都喝着酒,下几盘十五子棋。有时候,黛斯德蒙娜还闻到从房门底下透进来的那种熟悉的像麝香一样好闻的气味。

在白天,左撇子要是感到闷在家里难受,就把他那顶新的软毡帽压在额头上面,离开屋子上外面去思考。他顺着街道走到水厂公园[183],对美国人竟然造了这样一座宫殿来安置管道的过滤设备和进水阀感到十分惊奇。他走到河边,站在干船坞中的小船中间。被链子拴在结冰的白色场地上的德国牧羊狗向他狂吠。他朝冬天不营业的卖鱼饵的店铺的窗口张了张。他常这么外出转悠,其中有一次,他经过一座毁弃的公寓大楼。大楼的正面被拆掉了,展现出像玩具小屋的内部房间。左撇子看到不少间用鲜亮的花砖装饰的厨房和浴室悬在空中,这些半面有墙围住的房间中的鲜艳色彩使他想起了苏丹的陵墓,他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上午,他就爬下楼去,走进他们在赫尔伯特街的地下室,开始工作。他把黛斯德蒙娜的那些加了香料的腊肠从暖气管道上移开,把蜘蛛网扫掉,在肮脏的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他把吉米·齐兹莫的那张斑马皮从楼上拿下来,钉在墙上。在阴沟前面,他用废弃的木头造了一个小酒吧,贴上捡来的花砖,其中有蓝白相间的蔓藤花状图案的花砖,有那不勒斯方格图案的花砖,有红色的龙的纹章图案的花砖,还有当地土黄色的佩瓦比克花砖。他把一些电缆卷筒倒放在地,用布盖上,就成了一张张桌子。他把床单像帐篷那样在头顶上展开,遮住管子。他从以前干酒类走私买卖结识的熟人那儿租了一台吃角子老虎[184],还订购了可以供应一周的啤酒和威士忌。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个寒冷的星期五夜晚,他开店营业。

斑马餐厅是附近地段的一个营业时间不定的场所。每逢左撇子开门营业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圣乔治[185]的塑像放在起居室的窗口,面对着街道。于是客人们就转回来,照着暗号在地下室的门上先一长两短地敲上三下,再长长地敲上两下。随后他们就脱离了那个有着工厂的活儿和专横的工头的美国,走进了可以忘怀一切的世外桃源的洞穴。我爷爷把留声机放在角落里。他在酒吧里摆出一些麻花似的芝麻小甜饼。他兴高采烈地招呼大家,表现出的正是他们料到一个外国人所会有的那种热情态度。他还跟女人们调情打趣。在酒吧后面,陈列着好些瓶烈酒,亮闪闪的,看去有如一个彩色玻璃的窗户:有蓝色的英国杜松子酒,有深红色的红葡萄酒和马德拉酒,有黄褐色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旁威士忌。有盏吊灯在链子上晃动,墙上的斑马皮上灯光斑驳,客人们就此觉得他们比实际上更为酣醉。偶尔,有个人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照着那陌生的音乐节拍,曲起两个指头来打榧子,他的伙伴们则乐得直笑。

在这个开在地下室的地下酒店里,我爷爷养成了在他一生余下的日子里做酒吧老板所应具有的品质。他把自己的智力完全用在调酒这门学问上。他学会以一人乐队的方式接待晚上蜂拥而来的大批顾客。他一边用右手倒威士忌,一边用左手把啤酒杯倒满,同时还用胳膊肘推出托垫,用脚一上一下地操纵唧筒,抽出桶里的酒。每天有十四到十六个小时,他都在地下这个装饰华丽的洞穴里干活,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他不是在为人倒酒,就是在把小甜饼重新摆满盘子。他不是在把一桶新的啤酒滚出来,就是把煮老的鸡蛋放到一个铁丝篮子里。他让自己的身体忙个不停,这样他的头脑就没有机会去思索他的妻子日益冷淡的问题,或是他们犯下的罪孽纠缠他们的方式。左撇子早就梦想开一家夜总会,而斑马餐厅就是他所取得的最相近的结果。这儿没有赌博,没有盆栽的棕榈树,但有希腊通俗乐曲,而且在很多个晚上都供应大麻。只有在一九五八年,等我爷爷从另一家斑马餐厅的柜台后面走出来的时候,他才有空想起年轻时对轮盘赌所怀有的梦想。为了想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他毁了自己,最后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发不出声音。

黛斯德蒙娜和索梅利娜仍然待在楼上,抚养两个孩子。实际上也就是说,黛斯德蒙娜在早上把他们从床上抱起来,先给他们喂好奶,换好尿布,把他们的脸洗干净,再把他们交给索梅利娜,索梅利娜那时正在接待客人,身上仍然有股她晚上放在眼皮上的黄瓜片的气味。一看见西奥多拉,索梅利娜就伸出双臂,低声说道,“惹人疼爱的宝贝!”[186]——接着便一把从黛斯德蒙娜的手里接过她那惹人疼爱的女儿,对着她的脸大亲特亲。在上午余下的时间里,利娜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小西奥多拉的睫毛上涂点儿眼圈粉来消遣取乐。等到闻到一股气味,她连忙把孩子交回给黛斯德蒙娜,说道,“出了什么岔子了。”

索梅利娜认为只有等到孩子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身体里才有灵魂。她让黛斯德蒙娜去为孩子的尿布疹、百日咳、耳朵痛和鼻子出血担心发愁。可是,每逢星期天有客前来吃饭的时候,索梅利娜总让那个穿得过于讲究的孩子像件理想的装饰品似的贴着自己的肩膀,出来招呼他们。索梅利娜虽然并不怎么关心婴儿,但在十几岁的孩子眼里,却显得十分了不起。她是头一个叫你迷恋而又心碎的人,你也想像她那样穿着宴会服,毫无顾忌、自命风雅地转来转去。于是米尔顿和西奥多拉幼年便一起按照传统的斯蒂芬尼德斯家的方式成长。正如以前一条毯子曾经把姐姐和弟弟隔开,如今表姐和表弟也给一条羊毛毯隔开。正如以前有个双重的影子在山腰上跳跃,如今也有个类似的叠在一起的影子穿过赫尔伯特街上那幢房子的黑色门廊。

他们慢慢长大。一岁的时候,他们一起洗澡。两岁的时候,他们用相同的蜡笔。三岁的时候,米尔顿坐在一架玩具飞机里,而西奥多拉则促使螺旋桨旋转。可是,底特律东区并不是一个小山村。那儿有许多孩子可以一同玩耍。因此米尔顿一到四岁,就不再和他的表姐为伴,而更爱和邻居的孩子们一块儿玩耍。西奥多拉倒并不怎么在意。那时她有另一个表妹可以一块儿玩耍。

黛斯德蒙娜为了履行她不再怀上另一个孩子的诺言,竭尽所能地采取一切办法。她给米尔顿喂奶一直喂到三岁。她继续对左撇子的亲近加以拒绝。可是,无法每晚都能做到。有时候,她嫁给左撇子心里所感到的内疚与她不满足左撇子的欲望而感到的内疚发生冲突。有时候,左撇子的需要看上去那么迫切,那么可怜,她无法抵抗,只好依他。有时候,她也需要肉体上的慰藉和松弛。每年发生的次数相当有限,不过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居多。偶尔,黛斯德蒙娜在哪个人的命名日酒喝多了,就也会发生一次。一九二七年七月里一个炎热的夜晚,意义相当重大地又发生了一次,结果就有了一个女儿:佐薇·海伦·斯蒂芬尼德斯,我的佐姑姑。

我奶奶从听到她怀孕的那个时刻起,就又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会有某种可怕的先天缺陷。在正教会里,就连关系很近的教父教母的子女也不能结婚,理由是这么做无异于精神上的乱伦。那种情况和她的情况相比又算得上什么?她的情况要糟得多!因此,黛斯德蒙娜在新怀上的孩子在她体内生长的时候五内如焚,夜里无法入睡。她曾经向无比神圣、无比圣洁的圣母马利亚保证她再也不会有另一个孩子,这番承诺只使黛斯德蒙娜更加确信如今上帝审判的手会重重落到她的头上。可是她的焦虑不安又一次变得多余。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佐薇·斯蒂芬尼德斯出生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健康的女孩,生着她奶奶的近似方形的脑袋,哭声很响,身上一点毛病也没有。

米尔顿对她那新出生的妹妹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更喜欢和他的朋友一起打弹弓。西奥多拉正好跟他相反。她对佐薇着了迷。她总把这个新出生的婴儿带在身边,好像那是一个新的玩具娃娃。她们俩那经过多次严峻考验的终生不渝的友谊从西奥多拉装作佐薇的母亲的头一天就开始了。

赫尔伯特街的那幢房子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而显得很挤。索梅利娜决定搬出去另住。她在一家花店里找了份活儿,让左撇子和黛斯德蒙娜去负担房子的抵押借款。在同一年秋天,索梅利娜和西奥多拉住进了附近的奥图尔公寓,这幢公寓就坐落在赫尔伯特街后面的卡迪拉克大道上。两幢房子的背面正好相对,利娜和西奥多拉仍然近得几乎可以每天前来拜访。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在纽约市华尔街上,不少穿着缝制讲究的服装的男子开始从市里几幢有名的摩天大楼的窗户里跳出去。他们那种盲目的绝望似乎离赫尔伯特街十分遥远,但是乌云渐渐地飘过国土,朝与坏天气相反的方向移动,一直飘到中西部。左撇子发现空着的高脚凳的数量不断增加,才知道出现了大萧条[187]。经过将近六年的全力经营,开始出现了生意清淡的时期;有几个夜晚,这个地方只上了三分之二的座,或者只有一半客人。什么都无法阻挡那些坚忍的嗜酒如命的人前来喝酒。尽管(库格林神甫在收音机里揭露了)国际银行业的阴谋活动,但每当圣乔治疾驰到窗口的时候,这些坚定分子仍然出席报到。不过那些出外欢聚饮酒的人和有妻子儿女的人不再露面了。到一九三〇年三月,只有原来数量一半的常客用那种秘密的扬抑抑格和扬扬格的暗号敲敲地下室的门。生意在夏天有了起色。“别担心,”左撇子对黛斯德蒙娜说。“赫伯特·胡佛[188]总统正在负责处理。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接下去那一年半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到了一九三二年,每天只有几个客人前来。左撇子允许客人赊账,削价售酒,但毫无用处。不久他就付不出酒的装运费了。有一天,两个人进来把那台吃角子老虎搬走了。

“真可怕,可怕!”黛斯德蒙娜五十年后叙述这段日子的时候仍然这么嚷道。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只要谁稍微提到大萧条,就会使我的奶奶抓着自己的胸部放声恸哭(有一回甚至讲的只是“躁狂抑郁”[189])。她会一下子在椅子上变得毫无生气,用两只手紧紧捂着自己的脸,就像蒙克[190]的《尖叫》中的那个人物形象,接着就会说道:“天哪!大萧条!可怕得你简直都无法相信!每个人都没有工作。我记得反饥饿的游行,所有的人,他们都在街上走着,一百万人,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走去要亨利·福特把工厂开放。随后有一天夜晚,在小巷里,响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人们在杀老鼠,用棍子啪啦啪啦地打着,好去吃老鼠。哦,天哪!左撇子,那会儿他不在工厂干活。他只有那个人家常来喝酒的地下酒店。可是,在大萧条时期,就像在又一个倒霉的时期当中那样,经济一落千丈。谁都没有钱来喝酒。他们连东西都没得吃,哪能前来喝酒呢?因此,不久爷爷和奶奶,我们也没有钱了。随后”——她把手捂在心口上——“随后他们要我去给那些黑人干活。黑种人!哦,天哪!”

那时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有天夜晚,我爷爷上床时发现床上并不是只有我奶奶一个人。米尔顿当时已经八岁,正舒适地靠在她的身旁,她的另一边则是只有四岁的佐薇。工作得十分疲惫的左撇子低头看着这组动人的景象。他很爱看到这两个睡着的孩子。尽管他的婚姻出现问题,但他决不为此责怪他的儿女。况且他难得见到他们。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他不得不让他那地下酒店每天营业十六、有时十八个小时。他每周工作七天。为了养家活口,他只好不跟他们待在一起。每天早上,当他在房子里走动的时候,他的孩子们把他当成一个常见的亲戚,也许是位叔叔,但却不是父亲。

另外还有酒吧里的女人所带来的麻烦。他在一个光线暗淡的洞室里日夜侍候客人喝酒,有很多机会碰到跟朋友一块儿前来或独自前来喝酒的女人。一九三二年,我爷爷三十岁。他的身子早就变得十分壮实,完全成了一个成年男子。他亲切友好,讨人喜欢,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仍然年富力强。楼上,他的妻子总是心惊胆战,不敢跟他交欢,而在楼下的斑马餐厅里,不少女人却对左撇子投去大胆、炽热的目光。这时,我爷爷低头瞅着床上这三个熟睡的人儿,脑海里立刻包含了下面所有这些感受:对于儿女的爱,对于妻子的爱,他婚姻中遭受的挫折,以及待在酒吧里的女人周围那种孩子气的感到独身的兴奋。他把脸凑近佐薇的脸。这个小姑娘的头发在洗过澡后仍然湿漉漉的,发出浓郁的香味。他领略到做父亲的快乐,但他同时仍然是一个被甩在一边的男人。左撇子知道他脑子中的所有这些想法无法协调一致。因此,在端详了一下他的孩子们的漂亮脸蛋后,他就把他们从床上举起来,抱回他们自己的房间。他再回来,上床躺在他那睡着了的妻子身边。他轻轻地开始抚摩她,把手从她的睡衣下面往上伸去。突然黛斯德蒙娜的眼睛睁开了。

“你在干什么呀?”

“你认为我在干什么?”

“我在睡觉。”

“我把你弄醒了。”

“真不害臊。”我奶奶把他推开了。左撇子变得收敛了一点。他生气地一骨碌翻过身去。沉默了很久,他才开口说话。

“我得不到你的一点抚慰。我成天干活,却什么都得不到。”

“难道我就不干活吗?我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妻子,我成天干活也许倒还值得。”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丈夫,你就会帮着照管孩子。”

“我怎么帮你?你甚至都不明白在这个国家赚钱得花费多少力气。你以为我在下面过得很愉快吗?”

“你演奏乐曲,还喝酒。我在厨房里能听到音乐声。”

“这是我的工作。这就是人家上这儿来的缘故。要是他们不来的话,我们就付不出账款。整个事情都落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你不体谅的地方。我白天黑夜地干活,等我要上床的时候,我却无法睡觉。床上没有地方!”

“米尔顿做了噩梦。”

“我每天在做噩梦。”

他把灯开了,在灯光下,黛斯德蒙娜看到她丈夫的眉头皱起来了,露出一种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凶狠的神色。那不再是左撇子的脸,不再是她弟弟或丈夫的脸。那是某个新人,一个跟她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的脸。

这张可怕的新的人脸发出了最后通牒:

“明儿早上,”左撇子厉声说道,“你去找份活儿干。”

第二天,利娜过来吃午饭的时候,黛斯德蒙娜请她给自己念一下报纸。

“我怎么能工作?我连英语也不懂。”

“你懂一点儿。”

“我们应该去希腊的。在希腊,丈夫不会要他的妻子出去找份活儿干。”

“别担心,”利娜说,一边拿起再生的新闻纸。“不会有哪个丈夫这么做。”一九三二年面向四百万人口的《底特律时报》的分类广告却只有一栏。索梅利娜眯起眼睛看了看,想要找到什么适当的招聘广告。

“女招待,”利娜念道。

“不行。”

“为什么不行?”

“男人们会要和我吊膀子。”

“你不喜欢吊膀子吗?”

“念下去,”黛斯德蒙娜说。

“工具和染料,”利娜说。

我奶奶皱起眉头。“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是染布吗?”

“可能吧。”

“往下念,”黛斯德蒙娜说。

“卷雪茄烟的工人,”利娜继续道。

“我不喜欢抽烟。”

“女用人。”

“求求你,利娜。我不能做哪个人的女用人。”

“蚕丝工人。”

“什么?”

“蚕丝工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切。还有一个地址。”

“蚕丝工人?我就是个蚕丝工人。我懂得一切。”

“那么祝贺你,好有份活儿干了。只要你到那儿的时候还没有别的人去做。”

过了一个小时,我奶奶为了谋求工作打扮整齐,很不情愿地走出房子。索梅利娜想要劝她去借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衣衫穿。“穿这样一件衣衫,就没有人会注意你说的英语,”她说。可是黛斯德蒙娜还是穿着她的一件朴素衣衫,一件上有棕色圆点花纹的灰色衣衫去乘有轨电车。她的鞋、帽子和手提包也都是颜色几乎相配的棕色。

虽然要比坐汽车强,但黛斯德蒙娜也不喜欢有轨电车。她无法区分不同的线路。那些不稳定的、有着幽灵似的动力的有轨电车老是意外地左转右转,把她送到城里陌生的地方。当来的第一辆有轨电车在车站停下的时候,她向售票员喊道,“去闹市区吗?”他点点头。她上了有轨电车,歪歪扭扭地坐到一个坐位上。接着便从她的小包里掏出利娜写下来的那个地址。等售票员经过的时候,她拿给那个售票员看。

“黑斯廷斯街?这就是你要去的那条街吗?”

“是的。黑斯廷斯街。”

“在这辆电车上坐到格拉蒂奥。然后再乘格拉蒂奥的有轨电车去闹市区。在黑斯廷斯街下车。”

听他提到格拉蒂奥,黛斯德蒙娜感到松了口气。她曾和左撇子乘这条线路到城里的希腊人居住区去。现在一切都变得合乎情理了。那么,在底特律人家不做蚕丝?她得意洋洋地问她那不在场的丈夫。这是你所知道的情况。有轨电车加快速度。麦克大街的沿街店面在她的眼前掠过,不少店铺都关掉了,橱窗也给清洗过了。黛斯德蒙娜把脸贴着车窗玻璃,这时,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她要向左撇子再多说上几句话。如果埃利斯岛上的那些警察不抢走我的桑蚕,我就可以在后院里造一个养蚕室。我就不会非得去找份活儿干了。我们可以赚很多钱。我肯定会这样。车上乘客身上的衣着当时仍算讲究,但是都显得很旧:有好几个月没用帽模楦过的帽子,磨损的衣服边沿和袖口,沾上肉汁的领带和上衣翻领。在紧靠人行道的路边上,有个人带着一块上面用漆写了字的牌子:我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帮我找份工作的慈善团体。在底特律住了七年。身上什么钱都没有。受到解雇。提供最好的服务证明。瞧瞧这个可怜的人。天哪!他看上去像个难民。可能也是士麦那那座城里来的。有什么不同?有轨电车颠簸着向前驶去,离开了她熟悉的蔬菜水果店、电影院、消防龙头和附近的报摊这些地面标志物。她一眼就可以把树木和灌木区分开来,如今这双山村人的眼睛无精打采地瞅着一路上出现的各种标志:既有相互盘绕在一起的毫无意义的罗马字体,也有破烂的广告牌,广告牌上可以看见好些皮肤剥落的美国人的脸,这些脸不是没有眼睛,就是没有嘴巴,或者光有一个鼻子。等她认出格拉蒂奥那条斜向的狭长街道的时候,她就站起身来,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喊道:“他妈的!”她并不知道这个英语词的意思。她听见索梅利娜在错过了停靠地点的时候总使用这个词。像平常一样,这也起了作用。司机把有轨电车煞住,乘客们迅速地站到一边让她下车。当她面带笑容地向他们道谢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吃惊。

在格拉蒂奥街的有轨电车上,她向售票员说,“对不起,我要到黑斯廷斯街去。”

“黑斯廷斯?你肯定吗?”

她给他看了地址,声音更大地说道:“黑斯廷斯街。”

“行,我会叫你的。”

有轨电车朝希腊人居住区驶去。黛斯德蒙娜看了看自己映在车窗上的形象,把帽子戴戴好。自从她怀过孩子以后,她的体重就增加了,腰也变粗了,但她的皮肤和头发仍然显得很美,她仍然是一个妩媚动人的女人。在把自己打量了一番以后,她又注意起窗外掠过的景致。我奶奶在一九三二年底特律的街道上大概还会看到什么呢?她会看到戴着松软的帽子的小贩在街角上出售苹果。她会看到卷雪茄烟的工人走到没有窗户的工厂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的脸给烟草灰染成一片难以洗去的棕色。她会看到工人们在分发支持工会的小册子,而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191]的侦探则悄悄跟着他们。在小街小巷里,她可能看到破坏工会的打手也在对那些分发小册子的人采取行动。她会看到步行和骑着马的警察,他们中有百分之六十私下是黑色军团白人新教徒修会的成员,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消灭黑人、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的方式。“得啦,卡尔,”我听到我母亲的声音说,“你就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吗?”行,好吧。底特律在一九三二年常被称作“林木之城”。城里每平方英里所有的树木要多于全国任何一座城市。要买东西,你可以去克恩百货公司和赫德森百货公司。在伍德沃德大街上,那些汽车巨头修建了漂亮的底特律艺术馆,就在黛斯德蒙娜坐车去求职面试的这一刻,那儿有个名叫迭戈·里韦拉的墨西哥艺术家正在干他新接到的任务:一幅描绘新的汽车工业神话的壁画。在脚手架上,他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勾勒出这幅巨作的草图:上层板面上的那四个体兼两性的人正向下瞅着红河城上的装配线,汽车工人在那儿干活,他们的身体协调一致。在许多小一点的板面上可以看到裹在植物球茎中的一个婴儿的“生殖细胞”,对医学的惊叹和畏惧,密执安当地的水果和谷物;而且在一个角上还可以看到亨利·福特本人,灰色的脸,举止拘泥,正在清理书籍。

电车经过麦克杜格尔街、乔斯·坎波街和切因街,随后颤动了一下,穿过黑斯廷斯街。这时候,每个乘客,全是白人,都做了个驱邪避凶的动作,男人们拍拍自己的皮夹子,女人们重新把手提包扣紧。司机拉了下把后部车门关上的控制杆。黛斯德蒙娜注意到所有这一切,就朝外望去,看到电车已经开进了黑人洼地居住区。

那儿没有路障,没有栅栏。有轨电车在越过这道无形的关卡时连停都没停,但是同时,在那一长段街区中,外面的天地是不同的。光线似乎变了,透过许多晾衣绳后成了灰色。积聚在那些没有电的住宅和屋前门廊里的阴郁气氛渗到了外面的街上。笼罩在这个地区上空的那片贫困的乌云使人向下注意到清楚出现在眼前的那些凄凉的、没有影子的物体:门廊那坍塌破碎的红砖,一堆堆的垃圾和猪的大腿骨,旧轮胎,去年集市上买来压坏了的玩具纸风车,什么人的一只失落的旧鞋。这种遭到弃置的寂静才持续了一会儿,黑人洼地的所有小巷和屋门口就涌现出不少东西。瞧瞧所有这些孩子!这么许多!突然孩子们在有轨电车旁边跑起来,一边挥手,一边喊叫,他们有的比试胆量,在电车轨道前面跳来跳去。别的一些孩子则爬到电车后面。黛斯德蒙娜忙用一只手护住喉咙。为什么他们有这么许多孩子?这些人到底怎么啦?黑种女人应该把给她们孩子喂奶的时间拖得更久一些。哪个人应该告诉她们。这时在小巷里,她看见有些男人正在开着的水龙头旁冲洗身子。有些没有完全穿好衣服的女人在二楼的阳台上伸出臀部。黛斯德蒙娜丧魂落魄地看着挤在窗户里的所有这些脸,挤在街上的所有这些身体,差不多有五十万人挤在二十五个方形的街区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帕卡特汽车公司的经理E·I·韦斯通过他的报告,把“头一车黑人”运到城里来以后,黑人洼地就成了当局想要把他们留在那儿的地方。这儿汇集齐全了各种职业的人,有翻砂工人和律师,有女佣和木匠,有医生和地痞流氓,可是在一九三二年,大多数人都失业了。而且每年,每个月仍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儿,想在北方地区找份工作。他们睡在每幢房子里的每张长沙发上。他们在院子里搭起小木屋。他们在房顶上扎营寄宿。(这种状况当然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些年来,黑人洼地——尽管所有的白人试图对它加以遏制,同时也因为有关贫困和种族歧视的无情法律——仍在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逐渐向周围扩展,直到这个所谓的隔离居住区成为整个城市的本身,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科尔曼·扬市政当局管理下的那个没有计税基数、白人迁移、充满杀人犯罪的底特律,黑人最终可以随意住到他们想住的地方……)

可是眼下咱们还是回到一九三二年,正在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儿。有轨电车渐渐慢了下来。在黑人洼地的中部,它停了下来,而且——真是前所未闻!——还开开车门。车上的乘客都心神不定。售票员拍了拍黛斯德蒙娜的肩膀。“女士,到站了。黑斯廷斯。”

“黑斯廷斯街?”她简直不相信售票员嘴里说的话。她又把地址拿给售票员看。售票员指着车门。

“蚕丝工厂在这儿吗?”她问售票员说。

“不知道这儿有什么。我的这个地段没有吧。”

于是我奶奶走下有轨电车,来到黑斯廷斯街上。电车往前开去。好多张白色的人脸回过来望着她,这个给抛到电车外边的女人。她开始迈步,抓紧手提包,急匆匆地顺着黑斯廷斯街走去,仿佛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她眼睛始终笔直地盯着前方。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绳。在一个三层楼的窗户里,有个男人把一张纸撕成碎片,一边嚷道,“从现在起,邮递员,你可以把我的信寄到巴黎去。”房子前面的门廊里都堆满了起居室的家具,破旧的长沙发和扶手椅,人们在那儿下着跳棋,争长论短,挥动手指,哈哈大笑。这些黑种人老是笑个不停。笑啊笑的,好像一切都怪有趣的。告诉我,什么事这么有趣?到底是什么——哦,天哪!——有个男人竟在街上拉屎!我可不看。她经过一个废料艺术家的院子:有用瓶盖做成的世界七大奇迹[192]。一个戴着颜色鲜艳的阔边帽的年老的醉汉慢吞吞地走着,咂着他那没有牙齿的嘴,伸出一只手来讨取多余的零钱。可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没有任何水暖设备。没有下水道,糟透了,糟透了。她走过一家理发店,里面那些男人正在让理发师傅把他们的头发弄直,他们像女人一样戴着淋浴帽。街对面有几个小伙子对她大声嚷道:

“宝贝儿,你身上显出这么许多曲线,真会引得汽车相撞!”

“你准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人儿,宝贝儿,因为你勾起了我的欲火!”

她急匆匆地往前走去,后面爆发出一片笑声。她越走越远,经过一些她也不知道名字的街道。这时空气中有股从附近的河里打到的鱼、猪蹄、玉米粗粉、煎红肠、豇豆等不熟悉的食物的气味。不过也有许多房子里根本没在烧煮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发出笑声或说话,只看见黑暗的房间里充满了神色疲惫的面孔和到处找东西吃的狗。有个人终于从这样一所房子的门廊上开腔了。是个女人,感谢上帝。

“你是不是迷路了?”

黛斯德蒙娜注意到那个女人的轮廓柔和的脸。“我在找一家工厂。蚕丝工厂。”

“这儿周围没有工厂。就算有的话也关掉了。”

黛斯德蒙娜把地址交给她。

那个女人指着街对面。“就在那儿。”

黛斯德蒙娜转过身去,她看见了什么?她有没有看见一幢直到最近还被称作麦克弗森会堂的棕色砖砌大楼?一个出租给那个偶然的富有眼力的游客举行政治会议、婚礼或商品宣传的场所?她有没有注意到入口处的那些装饰点缀,那些涌出花岗石水果的罗马古瓮,那些色彩斑驳的云石?她的眼睛有没有转而去注意那两个在前门外边立正站着的年轻黑人?她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无可挑剔的服装?一个人的衣服是地球仪上表现水的部分的那种淡蓝色,另一个人的衣服则是像法国芳香熏剂那样的淡紫色。当然她一定注意到了他们的军人风度,他们那十分光亮的皮鞋,他们的色彩鲜艳的领带。她一定感到这两个年轻人充满信心的神态跟这片遭受压迫的地区的气氛所形成的对照,但是不管当时她有什么感觉,她的那种复杂的反应,在我看来,实质上意味着一种简单的、惊愕的认识。

非斯帽。他们戴着非斯帽。以前让我爷爷奶奶吃苦受罪的那些人所戴的柔软的、褐红色的平顶帽子。这种帽子所取的是摩洛哥一座城市的名字,因为那种血红色的染料就来自这座城市,而且(士兵头上的)这种帽子在土耳其以外还一直追逐着我的爷爷奶奶,把地上染上一块深褐红色。如今在底特律,这种帽子又出现在两个英俊的黑人小伙子头上(而且非斯帽会在我的故事里再次出现,在举行一场葬礼的那一天,但是那种巧合是只有现实生活里才会发生的事,因此实在美妙得我目前还不想披露)。

黛斯德蒙娜犹犹豫豫地走过街去。她告诉那两个人自己是看了那份广告前来应聘的。其中的一个人点了点头。“你得绕到后面去,”他说。他很有礼貌地把她引入一条小巷,来到一个打扫得很干净的后院里。这时,好像得到一个不显眼的信号,后门一下子打开了,黛斯德蒙娜又吃了一惊。眼前出现了两个披着披巾的女人。在我奶奶眼里,她们看上去很像布尔萨的虔诚的穆斯林,只是她们服装的颜色不对。她们身上披的不是黑色披巾,而是白色披巾。披巾从她们的下巴颏儿一直垂到她们的脚踝。头发上还包着白色的头巾。她们并没有戴面纱,不过她们迎上前来的时候,黛斯德蒙娜看到她们脚上的棕色牛津式便鞋。

非斯帽、披巾,此外还有一座清真寺。以前的麦克弗森会堂内部按照摩尔人的主题重新进行装修。这两个侍从引着黛斯德蒙娜跨过排成几何图形的石板地面。她们领着她经过了挡住外面光线、边上饰有流苏的、厚厚的帷幔。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那两个女人衣衫的窸窣声,接着从远处传来一种仿佛说话或祈祷的声音。最后,她们把她带进一个办公室,有个女人正在那儿挂一幅画。

“我是万达嬷嬷,”那个女人并没有转过身子,这么说道,“第一圣堂的最高主管。”她全身披着另一种披巾,上面有滚边和肩饰。她正在挂的那幅画上表现的是一个在纽约的天际盘旋的飞碟。它射出许多道光线。

“你是来申请那份工作的吗?”

“是的。我是个蚕丝工人。有丰富的经验。养蚕,搭建养蚕室,编织……”

万达嬷嬷转过身来,向黛斯德蒙娜的脸仔细打量了一下。“我们遇到一个难题。你是什么国家的人?”

“我是希腊人。”

“嘿!希腊人。这是不是算是一种白人?你生在希腊吗?”

“不,在土耳其。我们是从土耳其来的。我和我丈夫。”

“土耳其!为什么你这么说?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你是一个穆斯林吗?”

“不,希腊人。信希腊正教。”

“可是你出生在土耳其。”

“不。”

“什么?”

“是的。”

“而你们是从土耳其来的?”

“是的。”

“因此,你大概有点儿混血,对吗?你并不完全是白人。”

黛斯德蒙娜迟疑着没有回答。

“瞧,我正在想要知道我们怎么把事情做好,”万达嬷嬷继续说。“法德教长从圣城麦加[193]来到我们这儿,他老是要我们牢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不能再依靠什么白人。得为我们自己工作,明白吗?”她压低了嗓音。“麻烦的是,看到广告前来应聘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中用的。他们上这儿来,说他们懂得如何取得蚕丝,可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只是希望受到聘用,随后再给辞退。拿上一天工钱。”她眯起眼睛。“这就是你所打算的吗?”

“不,我只想要受到聘用。不想遭到辞退。”

“可是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还是什么别的国家的人?”

黛斯德蒙娜又迟疑起来。她想到了她的孩子。她想像着自己回到家里,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随后她用力咽下一口唾液。“每个人的血统都并不纯粹。土耳其人,希腊人,都同样如此。”

“这正是我想要听的话。”万达嬷嬷毫不拘束地笑起来。“法德教长,他的血统也不纯粹。我来让你看一下我们需要的东西。”

她领黛斯德蒙娜顺着一条装了护墙板的很长的走廊走去,穿过电话接线员的办公室,走进另一条更加黑暗的过道。在远远的过道尽头,厚厚的帷幔挡住了大厅的入口。有两个年轻的卫兵立正站在那儿。“你来给我们工作,有少数几件事儿你得知道。决不要穿过那些帷幔。那儿是主要的殿堂;法德教长在那儿布道。你留在这边妇女的区域内。最好把你的头发也包起来。这顶帽子没有遮住你的耳朵,这是一种诱惑。”

黛斯德蒙娜本能地摸摸自己的耳朵,回头看着卫兵。他们的脸上仍然毫无表情。她转过身子,跟着最高主管。

“让我给你看一下我们得进行的工作,”万达嬷嬷说。“我们把一切都弄齐全了。我们所需要的,嗯,只是一点儿专有技术。”她开始上楼,黛斯德蒙娜跟在后面。

(那是一道很长的楼梯,共有三段,万达嬷嬷的两个膝关节不好,所以她们走到上面要花不少时间。趁她们俩爬楼梯的当口,我来解释一下我奶奶所进入的究竟是个什么机构。)

“一九三〇年夏天的某一天,底特律的黑人居住区突然出现了一个讨人喜欢、但有点儿神秘的商贩。”(我引用的是C·埃里克·林肯[194]《美国的黑色穆斯林》中的一段文字。)“人家以为他是个阿拉伯人,不过并无确实证据说明他是哪个种族和什么国家的人。他受到一些文化饥荒的美国黑人家庭的欢迎,他们热切地向他购买丝织品和手工艺品,他说这些丝织品和手工艺品都是他们在大海对面家乡的黑人所穿戴的……他的客人们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他们的过去以及他们原来国家的情况,因而这个商贩不久就在社区各处的一所又一所房子里举行会议。”

“一开始,这位‘先知’(后来人家就对他这么称呼)仅把他的教诲局限于叙述他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告诫人们别吃某些食物,同时对如何改进各位听众的身体健康提出一些建议。他显得亲切友好,谦逊耐心。”

“在引起招待他的那些人的兴趣后”(我们现在转引克劳德·安德鲁·克莱格第二[195]所著《一个独特的人》中的话),“[那个商贩]于是就贩卖起他那有关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未来的宣传学说。这种策略十分有效,结果他成功地发展到把不少好奇的黑人召集到私人的家里举行会议。后来,租赁了公共会场供他演说,他那‘伊斯兰国’[196]的组织结构开始在贫困的底特律城中形成。”

这个商贩有许多名字。有时候他称自己为法拉德·穆罕默德,或者F·穆罕默德·阿里。别的时候,他把自己称作弗雷德·多德,福特教授,华莱士·福特,W·D·福特,瓦利·费拉德,沃德尔·法德,或者W·D·法德。对他的原籍也有很多种说法。有人声称他是一个牙买加黑人,父亲是个叙利亚的穆斯林。根据某种传说,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迁移到底特律之前曾在印度、南非和伦敦挑起种族动乱。根据另一种传说,他出生在库莱氏部落、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197]的部落的一个有钱人家,而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法德则出生在新西兰或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8],父母不是夏威夷人,就分别是英国人和波利尼西亚人。

有件事情很清楚:到一九三二年,法德已经在底特律建立了第一圣堂。黛斯德蒙娜不知不觉地往上攀登的就是这座圣堂的后楼梯。

“我们就在圣堂出售丝织品,”万达嬷嬷在楼梯上面解释道。“根据法德教长的设计,我们自己制作衣服。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非洲所穿的。过去我们只订购织物,自己缝制衣服。可是,出现了大萧条,越来越难弄到织物了。因此法德教长作出一项新的启示。有天早上他走到我的面前来说,‘我们必须掌握养蚕的方法和结果。’他就是这么说的。口才流利吧?这个人简直可以讲得叫一头狗从一辆装肉的货车上下来。”

黛斯德蒙娜上楼梯的时候,开始对周围的事物有了意识。外面那些男人身上别致的服装。内部的重新装修。万达嬷嬷走到楼梯顶上的平台——“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训练班”——一边把门推开。黛斯德蒙娜走上平台,看见了房里的人。

原来有二十三个身上披着鲜艳的披巾、头上包着头巾的十几岁的姑娘正在缝衣服。在最高主管把陌生人领进房间的时候,她们甚至都没有从手里的活计上抬起头来。眼前是一个个低着的脑袋,一张张吹动直针的嘴巴,以及一只只踩着看不见的踏板的有贴边的牛津式便鞋,她们继续干着。“这是我们的穆斯林女子培训及普通文化班。瞧她们看上去有多干净整洁。你不想开口就别说话。‘伊斯兰’的意思就是服从。这你总知道吧?不过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刊登那个广告的原因。我们的织物快要用完了。大伙儿看来好像都歇业破产了。”

她领着黛斯德蒙娜穿过房间。有个充满灰尘的木箱子开着。

“因此,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向一家公司订购了这些蚕。你知道邮购的方式吧?还有更多的蚕仍在途中,没有运到。麻烦的是,这些蚕似乎不喜欢底特律这个地方。我也不责怪它们。它们不断死在我们眼前,它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合用呢?啊哟,真是臭气熏天!我的天——”她说到半截儿止住了。“这只是一个习惯用语。我从小到大,心灵都很纯净。听着,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黛斯德蒙娜。”

“听着,黛斯,在我成为最高主管以前,我也修饰自己的头发和指甲。我并不是庄稼汉的女儿,明白吗?你看我这个拇指是不是显得很嫩?这些蚕究竟爱好什么东西?我们怎样才能使它们吐丝呢?”

“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我们并不在乎。”

“需要花钱。”

“我们有的是钱。”

黛斯德蒙娜捡起一个皱缩起来、还没有死掉的蚕。她用希腊话向它低声细语。

“听着,姑娘们,”万达嬷嬷说,于是这些姑娘,动作就像一个人似的,马上不再缝纫,把紧握在一起的两只手搁在膝头,都留神地抬起头来。“这位新来的女士要教我们如何取得蚕丝。她像法德教长一样是个穆拉托人[199],她会让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民众失传的那门技艺。那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了。”

那二十三双眼睛都落到黛斯德蒙娜的身上。她鼓起勇气,暗自把她想说的话儿翻成英语,开口以前还重温了两次。随后便给这个穆斯林女子培训及普通文化班开始讲课,说道:“要取得好的蚕丝,你们必须纯洁。”

“我们会努力这么做,黛斯。感谢真主。我们会努力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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