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定天豫康玉吉"看来是太平天国派在皖北活动的，负有同张洛行联络的责任，所以李秀成把派吴定彩等往援张洛行的事也同时通知了他。但这两封信的体制、语气迥异。李秀成在信中用太平天国的官职称张洛行而不称之为"盟主"、"大汉盟主"，这反映了张洛行依附太平天国的事实；但张洛行的职位是"征北主将"，相当于李秀成所派出的平西主将、前军主将，李秀成以统帅地位写信给征北主将，用了"贵队"、"以修旧好"、"谨此布达"等词句，这又反映出这位"征北主将"听封不听调的自主身份。（这不可能这样解释：张洛行不是李秀成的直属部将，所以李秀成对他这样杰天义赖文光是陈玉成而不是李秀成的部将，但李秀成给他的信用"谆谕"形式"禀明"情况。）
其二，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但并未把捻军合并于太平军，捻军雉河集拜盟形成的组织体系依然存在，张洛行对捻军依然自称"盟主"，甚至对民间发布告示命令，也自称"盟主"。
1858年夏，张洛行等部捻军攻占怀远，使之成为捻军的根据地达一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因捻军各部步调不一，为抵抗清军进攻，张洛行发出檄文，要求各部同心一气，会兵进剿。这时他早已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可能就是"征北主将"，但他发出的檄文仍称"大汉盟主张"（ 《张洛行檄文》。）。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初四日，张洛行等协同陈玉成部马融和等进攻颍州，他会同一位"彦天安程"联名发出一份命令，要张发科等人立即来营当面谕话，格式是这样的：
盟主张 尹雪成
谕张发科弟等知悉
彦天安程 祁近香
同时，他们又联名刊发一份告示，实贴于河南项城县，格式是这样的：
大汉盟主张天朝九门御林真忠报国开朝勋臣彦天安程为剀切晓谕以便安民事告示中，"彦天安程"自称"本安"，张洛行自称"本主"。
张洛行还单独发出一份命令，称"大汉盟主张谕邢万军及众兄弟知悉"（ 以上均见《近代史资料》，1963（1）。）。
当时张洛行已被太平天国封为沃王，但他在这些命令、告示中仍以"盟主"或"大汉盟主"署衔；他同"彦天安程"的联名文书，尤其显示出"彦天安程"是太平天国的将领而他自己则是捻军首领的身份。
根据以上讨论的两个方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确信，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后，仍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捻军仍然有自己的系统。因而，认为此后的捻军应该称为太平天国军，似乎捻军已不复存在，这在历史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
四
既然"捻"之词并无恶意，既然历史资料多有"自号为捻"的记载，为什么"捻"在武装起义后不应称为捻军而应该称为"大汉军"呢？为什么捻军首领在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后就应该称为"太平天国某部"呢？为什么不这样来称呼他们就是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呢？
原来，这是对客观主义的误解所引起的。这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一旦有了自己的称号，就必须用这个称号去称呼它，才符合工人阶级的立场；否则，如不称捻军为"大汉军"或"太平天国某部"，不称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为"大明军"，那就是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的错误书法。
这的确涉及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的一个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客观主义，究竟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错误书法"或"正确书法"的问题。
什么是客观主义？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中得到启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序言中谈到雨果和蒲鲁东关于同一主题的两本书时说：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0页。）
列宁在批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观点时写道：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362～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在这里，马克思和列宁并没有给客观主义下定义，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却很明白地向我们指明了客观主义的特点和内容。客观主义是一种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它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某种论断、估计或说明而反映出来，以表面上冷静、客观的态度，掩盖了实质上为某种事实、某种现象作辩护的真相。蒲鲁东的客观主义是通过他对拿破仑第三政变历史的解释而反映出来的。列宁在上引文章中所批判的司徒卢威虽和民粹派不同，但他只限于指出或承认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而不公开直率地涉及资本主义所包含的阶级对抗问题，他在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作辩护。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也是通过他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现象的估计、说明而反映出来的。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分析的启示，我们还可以试举一例。譬如，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学工作者力图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它，既看到农民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同时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相反，如果仅限于分析农民弱点的必然性、农民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回避或否认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那就可能被认为是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如果这样的批评能够成立，那么，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这种客观主义，也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说明而反映出来的。
而现在却提出了通过一种称谓来判断是否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是否陷于客观主义错误的问题。称谓的正确与否，是不是就反映了立场、反映了客观主义，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我们知道，由于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世界观的不同，他们对于许多根本的社会历史现象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基于此而有不同的语言。譬如，在革命者认为是举旗起义，在反动派认为是称兵犯上；革命者认为是义军，反动派认为是逆匪；革命者认为是好得很，反动派认为是糟得很，等等。这种不同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同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不同估计、不同判断，其中显然鲜明地贯串了不同阶级的立场。然而现在所说的与此类名词称谓并不相同。张洛行等起义之众应称为"捻军"，还是"大汉军"，还是"太平天国某部"，包含着某些历史事实的是非问题，值得我们加以具体研究，但这类称谓的不同，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不成为立场的问题，正如秦始皇是否称为嬴政，汉武帝是否称为刘彻一样。是否客观主义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捻军"、"大汉"之类的称谓，主要的问题是在研究分析历史事件时所反映出来的对当时的阶级矛盾的态度。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而很多次起义的农民都有过自己的称号或国号。陈胜号为"楚王"；张角称"天公将军"；黄巢国号"大齐"，建元 "金统"；李顺国号"大蜀"，年号 "应远"；张士诚国号"大周"，年号 "天祐"；陈友谅国号 "汉"，年号 "大义"；李自成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张献忠称"大西国王"，年号"大顺"，等等。我国史学界有过许多研究这些农民战争的论著，但这些论著（以至经典著作）都不一定用国号、年号来称呼他们，我们难道可以以此就提出客观主义的问题吗？
这类称谓的不同是否构成客观主义，还需要考察"书法"问题。
中国的封建史学，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就非常注意"书法"。史学家总是通过记载史事的"书法"而寓其维护封建伦理、封建正统的立场。他们通过"统系"、"名号"、"纪元"、"称谓"等方面的特定的用词和体例，来表达撰史者本人的立场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微言大义"。晋文公召见周天子，《春秋》书为"天子狩于河阳"。陈寿《三国志》，曹魏立本纪，蜀、吴只立传，蜀吴新君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孙权虽然称帝，《吴志》上面还是直称其名。又如《续资治通鉴纲目》，张良在秦而书为韩人，陶潜在宋而书为晋处士，扬雄在汉而书为莽大夫，武则天明明做了皇帝，改号光宅，仍以中宗嗣圣纪元，以表示唐的正统仍未坠落，所谓"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封建史学中，"名号"问题、"称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敌国，对于"叛臣"、"叛民"，他们的"国号"、"年号"等是否得到撰史者的承认，是否被载入史册，的确是表现撰史者究竟站在"哪一边"的标志，因为封建史学就是通过这样的"书法"来维护封建秩序的，这是史学为封建主义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都承认封建史学的体系应该否定，应该批判，问题是究竟怎样来否定和批判它，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方法来否定和批判它。封建史学家在他们所撰写的史书中，不承认"叛臣"、"叛民"的年号、国号，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撰写史书，就必须以它们的年号、国号称呼之而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称谓；或者，封建史学家以封建王朝的"合法"世系为史书的正式统系，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就必须在农民战争中找一个"正统"，从"衣冠制度"、"称号"、"纪元"等方面来确定"正统"的地位。可能有人认为这就是对封建史学及其"错误书法"的否定和批判。但是，据我看来，这样不能被认为是对封建史学的真正的否定和批判；这仍然只是从"统系"、"名号"等方面着眼来判断撰史者的立场，可以说在方法上仍未摆脱旧的窠臼。我们否定封建史学，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为指导，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而不是别的什么立场上。如果在陈胜、黄巢、李自成、张洛行的时代，作为他们的"史官"来写各自的斗争历史，那么，可以设想，他们必然要与封建史学家的不承认起义农民"称号"的"书法"相对立，标出"楚王"、"大齐"、"大顺"、"大汉"这些称号，并且对这些"史官"说来，标出这些称号与否，就是一个原则问题，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可是我们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史学工作者，而不是千百年前起义农民方面的"史官"；所以，对我们来说，著作中是否标明了"楚王"、"大齐"、"大顺"、"大汉"、"大明"等称号，不能与是否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简单地联系起来。李自成、洪秀全是革命的，但我们研究他们的革命，必须比他们当时所站的位置更高一些。我们肯定太平天国的伟大历史地位，但这绝不是意味着我们要为太平天国争取旧意义上的"正统"，也不是要在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中间为太平天国争"正统"。太平天国革命和其他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包括"捻"的起源和名称、"大汉"称号的性质和"大汉"称号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统一了各部分捻军、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后与太平天国建立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有意义，都值得研究。但研究这些关系，不能只着眼于考察是否建立了名号、是否奉正朔、是否遵照衣冠制度这些比较表面的联系而忽略了其中的实质问题，尤其不能因为重视这些表面联系而影响了对各种实际关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会使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历史。例如张洛行等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后，如果认为从此就不再存在捻军而只存在太平天国军，那就会妨碍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真实关系。
这里还可以附带提到太平天国纪元问题。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联合领导了"蒙亳之众"即捻军继续进行斗争。1868年初赖文光被俘牺牲，在自述中写有"丙寅十六年秋"字样，这显然是使用太平天国纪元，说明太平天国纪元并非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天京失陷就随而终止。同赖文光联合并受他领导的梁王张宗禹至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同治七年相当于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据此而认为太平天国纪元至戊辰十八年才告结束，这也有可能。虽然我们不知道赖文光死后张宗禹是否也行使太平天国纪元，甚至也不能判明赖文光在自述中使用太平天国纪元是表示他个人对太平天国的忠贞，还是他领带的"蒙亳之众"的制度。总之，揭示在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纪元仍在行使的事实，是有意义的。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究竟存在多少年，同太平天国纪元究竟被使用至哪一年，毕竟不是完全相等的问题。当赖文光大书"丙寅十六年秋"的时候，他也认为"国"已经倾覆了，他的目标是要"复国"："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如果太平天国纪元被使至戊辰十八年，因而认为太平天国也存在十八年；那么，将来要是发现太平天国的某些余众行使太平天国纪元到更为久远的时间，甚或发现太平天国的某些隐居逃亡者更为久远地遵奉太平天国正朔，是否可以说太平天国存在了十九年、二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呢？
这里，我不禁想起洪仁玕的一段话。
洪仁玕在一篇虚构的同一个清朝投诚官员谈话中，发挥了《续资治通鉴纲目》的"书法"。他说：
问弟以为作鞑子官者有罪乎？无罪乎？即能免今人之议罪，断难免子孙后人之议罪也。此即古之证见，又是人人良心证见。弟试思之，是乎？否乎？况元妖入寇中花（华），至明实有一百六十一年之久，《纲鉴》则削其前，至崖门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后，至明初起义即入明代，实载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华之义严矣，而为鞑官之罪当何如乎？（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第2册，581～582页）。
这就是中国旧史家基于严华夷之别的社会政治观点而修史的"书法"。根据这种方法，南宋的国祚可以延长，元朝的历史可以缩短。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建立的政权，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修太平天国史，我想并不是要我们在"严农民地主之别"的基础上沿用这种"书法"。我们今天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是要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认识它的发生发展起伏变化成败的过程。天京失陷后，李世贤、赖文光等都继续进行了斗争，即使他们没有继续使用太平天国纪元，我们也要把他们看做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当然要研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宗教上和军事战略上同天京失陷以前的斗争究竟是否有所异同。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是依据于具有自身特点的斗争实际的存在，而不是离开这种实际只看太平天国纪元是否继续行使。如果说工人阶级的史学也有"书法"，我想实事求是应该就是这样的"书法"。
198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