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多山，气候与中东肥沃地区差不多。夏天刮东北风，每天都有日照。冬天，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带来了雪或暴雨。在刀耕火种流行以前，希腊山脉植被繁盛。平地也有树木。降水较少地带分布有草原。
大约于公元前4500年，新石器时代农民到达这块陆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人烟稀少，不足以创造文明。快到公元前2000年时，讲希腊语的部落从巴尔干半岛北部进入希腊。这些人原以习武放牧为生，很快令希腊原住民臣服。渐渐地，入侵者所讲的希腊语成为全体居民的通用语言。但前希腊生活痕迹一直存留到公元前500年。
约公元前2100年，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岛兴起。金属及其他文明成就开始在希腊大陆居民中传播。公元前1600年左右，迈锡尼等要塞成为文明兴盛地。但周围农田所产出的资源从来都是紧紧巴巴，不足以为工匠、士兵、仆役、朝臣提供支持，让迈锡尼走向辉煌。国王和他的武士倚靠海盗劫掠，维持宫廷开支及都城运转。
建立在海盗基础上的文明注定岌岌可危、无法长久。如果在几次远征中不能得手，迈锡尼王的财富和权力可能就会因此丧失殆尽，没有人会再听命于他。类似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但我们不清楚详细情况。我们能确定的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迈锡尼遭到新一波北方讲希腊语的侵略者的掳掠，被毁之一炬。护卫国王宫殿的高墙深垒变成了一具空壳。这些城墙均为巨石建造，后世希腊人认为这是巨人垒制，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希腊的黑暗时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600年
摧毁迈锡尼宫殿要塞的部落讲希腊方言多利安语。他们以农耕放牧为生，手中握有铁制兵器，比初到希腊的人数量更多，生活条件更原始。他们一来，宫廷城市消失。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此定居，人口开始增长，土地告缺，但多利安人没有采取种上几年再迁徙换地的办法，而是年复一年耕种同一块田地。在同一时间，这种情形也在巴勒斯坦及中东其他遭遇铁器时代侵略者的地方出现。
贵族政府
定居从事固定农业的社会后果也与中东相同。首领及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富，多数平头老百姓生活拮据，没有能力武装自己。有些人失去土地，只能卖身为奴。
在铁器时代的迁徙中，希腊社会由部落组成。如果时机良好，能迁到别处找到良田，所有身强力壮的男性会聚集在一起，听取首领，即世袭族长的意见办法。通常情况是，如果需要整编成军，动用武力，那么所有人都会去了解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是在理事会议上确定的。最高长官或国王先与族长商议，主事者随后通知所有参战男性，告知作战事宜。
部落定居后，动员全体居民投入战事的情况越来越少。家庭分散各地，每位族长自主处理家事。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的威严和权力被削弱，与别的族长平起平坐，不比他们强到哪去。
贵族族长仍不时举行理事会议，以解决家庭纠纷，安排诸神献祭，防备有敌意的邻居等等。但普通老百姓只能在情况万分紧急时才会被召集参加这种会议。多数事情由贵族讨论决定。这些贵族理事会不太信任大权在握的国王，而是从自己中间委任一名代表，使其承担特职。瓦解国王权力的下一步骤是委任贵族议事会成员，令其在一年之中或特定时间段里处理公共事务。王权有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委任的。由此，权力落到暂时获委任的议事会成员或地方行政官手中。该职位人选在一年一度举办的贵族理事会成员中产生。
这种特权政治地位是在贵族新经济权力的支撑下实现的。贵族地多粮丰，有能力借粮给饥民，供来年播种。借粮人以两种方式偿还。要么还本付息，要么卖地为仆为奴。
权力集中在贵族阶层的局面也因军事策略的变化而进一步加深。公元前975年至公元前600年，骑兵革命席卷中东，波及希腊。学会马背作战的希腊骑兵机动性无人能及，比只能安步当车的步兵具备决定性优势。但希腊草原稀少，只有富人才有粮食喂马。因此，骑兵革命后，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参战。其他老百姓太穷，买不起剑矛盾盔武装自己。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希腊黑暗时代珍视的思想观念在诗歌中得到了表达。有些诗作一直流传后世。早期最伟大的诗人荷马生活的时代约为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当时的希腊大陆上，地方小氏族首领互为割据。荷马向更遥远的古代选取主题。那时，迈锡尼王雄视天下。从口头讲述的传统中，诗人对这些悠远年代有了认识。在迈锡尼时代，武士喜欢听游吟诗人诵读战争历险传奇故事。多利安人的入侵没能摧毁艺术。希腊人认为自己是迈锡尼英雄的后裔，游吟传统一直没有间断。
渐渐地，新材料进入歌曲中，与古老的宗谱、地理、战争和骁勇功绩交会融合。跟其他讲故事的人一样，古希腊游吟诗人没有把自己写的诗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他们记下的是那些深刻隽永的固定短语，能填入诗句中，或拿来作为故事下一章节的标题。
从这些材料中，诗人荷马创作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杰作——《伊利亚特》。随后不久，《奥德赛》写成。关于这本书的作者，众说纷纭。自古流传这两部著作同为荷马所作，但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另有其人。《伊利亚特》讲述了围攻特洛伊的故事。《奥德赛》讲的是一位参与围攻特洛伊的英雄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希腊西部家乡伊萨卡岛，途中所历奇闻逸事。
实际上，关于围攻特洛伊的整个故事，《伊利亚特》只讲述了很小一部分。后世诗人试图填补荷马著作，讲述阿伽门农如何集结部下，攻打特洛伊。战争起因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与阿伽门农兄弟之妻海伦私奔。传说特洛伊之战打了整整十年，最后靠计谋攻取。
根据古老传说，奥德修斯即《奥德赛》的主人公，让希腊人假装驾船撤退，留下一个藏有希腊兵的巨型木马。正如奥德修斯预计的那样，特洛伊人认为这具木马是给神祇的祭品，认为马入城后，会有神祇赐福，于是将其拖到城内。当晚，特洛伊人庆祝解围脱困后安然入睡。正当熟睡之时，被一阵声音惊醒。原来，藏在空木马里的士兵乘夜色打开城门，让城外希腊人冲进来，双方里应外合。
这些情节《伊利亚特》里都没有。《伊利亚特》只讲了希腊最伟大的武士阿喀琉斯的愤怒。在分配特洛伊战利品时，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发生争执。气愤之下，阿喀琉斯赌誓再也不会为这样一个不讲公道的国王出征打仗。神祇同情阿喀琉斯，决定让特洛伊人暂时得胜。希腊人被赶回船上，出特洛伊城几千米。
灾难即将临头。危急之下，阿喀琉斯同意让部下参战。他的爱卒、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穿上他的铠甲，假扮成主帅带军出征，但被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盛怒。他运用神力穿戴新铠甲，杀死了赫克托耳，并把他的尸体系在战车上，拖着这个倒地不起的英雄回到希腊兵营，向众神和凡人展示他已为帕特洛克罗斯报仇雪恨。
这就是《伊利亚特》的结局，一个骄傲逞豪、血腥暴力的残忍故事。这一材料虽然不那么让人痛快，但在荷马手中变成了有血有肉饱满的故事。尤其是对赫克托耳和妻子安德洛玛刻告别、被阿喀琉斯杀死的刻画，饱含辛酸，让人难以释怀。赫克托耳预见了死亡和灾难，但仍勇敢无惧直面命运。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不管前方是吉是凶，都要谨遵武士操守。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或早或晚，人人都要面对。最要紧的是英勇地活着，无惧无畏，从不退缩，随时为捍卫荣耀而战，随时准备勇敢面对死亡。这些都是英雄生涯的要义。
以这种理想为标尺，荷马的神祇缺乏英雄的姿态。从定义上来说，他们有永生不灭之躯，不用为逃脱死亡付出代价。但在荷马的笔下，这些神没有任何尊贵可言。他们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个不休，将斗士玩弄于股掌之上。在他们背后，命运森然若现，比男男女女、比高高在上的神都要大。不管人神有何希冀、作何筹划，命运总是如期而临，让永生的神或凡人意料不到、愿望落空。
《奥德赛》是一个魔法历险传奇故事。主人公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程途中经历了各种奇遇。他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失事，与巨人术士相会。返乡后，发现多名要人显贵争着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但妻子不为所动。见此情景，奥德修斯悄然回到家中，挽强弓将这些求婚者杀死在餐厅里。
与《伊利亚特》所用素材相比，贯串于《奥德赛》中的旅行传奇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奥德赛》成诗时间要晚于《伊利亚特》，不是荷马作品。但古代传统认为这两部史诗均为荷马所作。现代研究“荷马问题”的学人认为，同一个作者寻找新素材，创作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截然不同的作品是可能的。
荷马的影响
不管对作者有何争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自面世以来就一直是文学杰作。据传荷马双目失明，和前人一样使用口头创作。但荷马离世后不久，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书写，遂将荷马诗作记录成文。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修正改动。荷马逝去200年后，两部史诗的官方文本在雅典确定，传阅至今。
荷马史诗对后世希腊人的影响之大难以尽述。这两本书之所以被称为“希腊《圣经》”是有充分原因的。在过去，男孩们在学校里要背会这些诗句。荷马英雄人物人尽皆知。即便到了现在，在整个西方世界，对荷马史诗的引用都非常普遍。
荷马的观点塑造了希腊人的思想。每一个希腊人都对荷马诗句耳熟能详，对神的行为有特定看法，祭司便不能重新阐释神学教义。这样一来，有思想的希腊人完全放弃了传统宗教。希腊哲学大门由此洞开。
虽然抽象思想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但荷马的英雄理想深植于古典希腊社会，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耳濡目染。崇尚暴力和一意孤行，勇气和狡诈，对功利的精明谋算和天真欢悦，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荷马定义的英雄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特质和态度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尊崇，为希腊文明定下了特殊基调。简而言之，殚精竭虑超越对手占据了希腊人的头脑。怯懦、耐心、屈服不在希腊美德之列。希腊人的这些观点看法大多受荷马影响而成。
希腊城邦的发展
荷马在中东无人能敌，希腊城邦雄视四邻。希腊的政治制度与中东发展成就形成深刻对比。这种制度与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官僚运转、税收维持的皇室政府截然不同，与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幅员辽阔、帝制一统的官僚结构更有天壤之别。在希腊土地上，小城邦林立，相当一大部分成年男性积极参与政治与战事。
在发展全盛期，每一个城邦都由城市和周边疆土组成，以法立邦，依法执政。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城邦管理。女人、孩子、奴隶和外国人常被排除在外。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贫穷的男性也遭到排斥。每一个城邦都有公共事务中心，通常设在安全、有水的地方，如山顶上。这样即便遭遇数天或数周围攻，参与议事者仍能存活。时间一长，这些要塞变为城堡，下面建有城市。但在最初，城邦只是一个行政单位，不是手工艺和商贸中心。
以伊奥尼亚为例
形式完备的城邦沿小亚细亚爱琴海岸，在伊奥尼亚人中发展起来。伊奥尼亚人在多利安人入侵时逃出希腊大陆。在黑暗时代，统治希腊大陆的是贵族主导的部落理事会。这些人也组建了城邦。不过，他们的城邦比爱琴海诸岛形成的这种新政治机构要晚。
在越洋渡海前往伊奥尼亚的路途中，部落和其他传统纽带遭到破坏。逃到伊奥尼亚的人可能来自希腊各地。初来乍到，自然问题不少，需要多方帮助，没有挑挑拣拣的自由。
危急之下，古典城邦诞生。移居伊奥尼亚的人在法律规则和选拔领导人程序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承诺只要领导人按规矩办事，他们就会言听计从。这一安排形式起源于为作战队伍制订的纪律惯例。但在伊奥尼亚人眼中，不只是士兵要遵纪守法，家庭成员也概莫能外。定下的规矩不仅适用于战事，还应成为永久安排。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伊奥尼亚移民者同意制订永久性法律，而非暂时性规定。所以，这样的群落不再是作战队伍，而是政治联盟——城邦（英语“政治”一词即源于“城邦”）。
法律的作用
在此二三百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建立了另一种政治联盟。这种联盟的协议基础与伊奥尼亚人不同。希腊伊奥尼亚人是彼此之间达成协议，而以色列人是与上帝订立契约，承诺遵守摩西从西奈山上传回的上帝律法。
当然，早期希腊人也不认为律法是自己制订的。在他们看来，良法应永久地发挥作用，不应变更。但希腊人没有通过祈求神灵找到这样的法律付诸实施。因为他们的神灵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神灵，而这些神灵秉性凶恶，反复无常，互相倾轧，戏弄人类。因此，希腊人没有求助于神，而是坚信智慧仁爱之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发现良法。这样的法律与事物本质相契合，指引日常行为思想，决定真正、真实的人性。良法之下，万物欣荣。良法创造公正平和，促进团结协作。良法之惠不仅施于人类，还上达诸神，下及自然物体和自然力量。
在希腊大陆，城邦法律和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取代部落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首领的传统权威继续施加影响，没有必要制订成文法律。但当穷人极力抱怨为富不仁时，地方行政官觉得把拟定的习俗惯例写下来不失为明智之举。因此，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大陆部落开始借鉴伊奥尼亚模式，实施城邦之治，设立地方行政官，制订法律，规定不分部落亲缘关系和当权者的个人喜好，所有公民均应守法。
到公元前560年左右时，伊奥尼亚城市落于吕底亚王克罗伊斯之手。后来，克罗伊斯败给了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因此，伊奥尼亚城市又成了庞大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要向波斯王纳贡，派工匠远涉波斯波利斯，为大流士一世的宫殿塑造雕像。与此同时，一位希腊船长受大流士一世之命前往印度河探奇猎宝。换言之，伊奥尼亚希腊人似乎即将成为多民族波斯帝国的部分。
方阵的作用
爱琴海彼岸发生的事情最终将这一希腊人被中东文明同化的趋势逆转。埃维亚岛上有两座城市——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他们为争夺两城之间平原控制权长期征战。战争中，一种新的军事队列得以完善。这种队列名为“方阵”，对希腊语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军事政治影响。
方阵的构想很简单。重装步兵排在一起，纵深为八列。每排士兵肩并肩排成密集阵线，右手持矛，左手持盾，保证自己手中的盾牌能对右手边的战友起到保护作用。将军一声令下后，每个士兵都开始向前跑，尽可能保持紧密队形不乱。当这样一种聚合威力的队形遭遇组织松散的敌军时，方阵中每名士兵将矛尖刺向前方，形成冲锋动能，轻轻松松就能把敌人击得溃不成军。战马即便能闯过一列矛尖，也无法突入接下来的七列重装步兵挺出的长矛。而且，方阵士兵只有眼部一小块没有铠甲保护，箭击几无大碍。一个战士倒下，行列后一个迅速填补缺口。
自希腊人发现训练有素的方阵具备优势后，战争性质开始发生改变。马背上的贵族不再主导战场。虽然骑兵仍然能够追上落单的敌兵，让其束手就擒，而且在敌军方阵没有配置骑兵防卫侧翼和后方的情况下，骑兵还能在战争打响之前和进行之中发挥威力，但不再能打赢战争、坚守阵地。胜利成了披坚执锐的步兵方阵的特权。
既然训练有素的方阵可决敌制胜，而且在铁器时代，铠甲、盾牌和长矛又比较廉价，因此每一位体格健全的公民都要在年轻时苦练长矛作战和队列奔跑出击法。这种训练创造了一种不太近乎情理，却又十分强烈的归属感。为保持队列整齐紧密，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去训练场集训。在那里，城邦青年站成长长的一列，随节奏大声呼喊，希腊人称之为“唱赞歌”，一直喊到所有人都能合上拍子。下一项是披挂全身铠甲，一齐往前跑，有时是全速奔跑，有时要慢一些跑以维持队形。
凡是参加过军训的人都知道，让一大群人保持步调一致该有多难。和别人一起有过载歌载舞经验的人也知道，众人跟着同一节奏同舞是一种多么强烈的体验。人类的祖先很可能在每次打到猎物、用完美餐后，都要和伙伴一起跳舞，大声快乐呼喊。这种行为能激发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同伴情谊。大规模、有节奏的运动对参与者有极为强烈的影响，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现代军队，密集队形操练、仪仗队的嘹亮乐声能创造集体荣誉感。而在那个时代，当人们意识到，个人生死和城市兴亡都有赖于方阵中的每一人能否保持队形时，这种有节奏的运动所产生的情感影响远比今天的列队行军要大。因为，今天的列队行进与战斗无关。
另外，人类最原始的体验直接被迅猛激烈、需要调动肌肉力量的战斗所激发。在准确把握时机刺出长矛、亮出剑刃之间，生死胜败已定。这种格斗形式是远古猎人技艺的再现。在战斗中，人们生死与共，联系紧密。个人安全和集体胜利都有赖于每个人保持队形，勇猛迎敌，把敌军击溃。
方阵激发的情感凝聚力很快颠覆了盘踞在希腊所有主要城市的贵族政治权力。士兵不再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意味着，富人不能再夺走穷人的土地。因为，如果公民一贫如洗，就没有钱买装备参加方阵作战，导致城邦方阵规模太小，无力防范邻邦，灾难即将临头。因此，为加强防御，很有必要遏制公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种防御上的需要很快激起强烈回应，给希腊人生活打上了独特印记，与中东情况迥然有别。
斯巴达
这种倾全社会之力、适应方阵之需的极端例子发生在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主要城市——斯巴达。公元前610年左右，斯巴达人与邻邦麦西尼亚殊死搏战。为击败敌人，斯巴达推出新法，规定斯巴达人人平等。还规定，所有男孩，只要年满7岁，就要离家接受严格训练。20岁时，被征入特殊兵营，参加模拟战斗。30岁时，准予回家和妻子团聚。但只要不满60岁，只要斯巴达方阵征召，就应该服兵役。后世认为，这些法律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一个叫莱克格斯的神话人物制订。
这套法律制度起到了实效。斯巴达人不仅打败了麦西尼亚，还一跃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方阵训练有素，有精兵锐卒，无人能敌，但代价不菲。斯巴达公民除了参战备战，无事能做。为填饱肚子，他们强迫战败的麦西尼亚人（现称为“希洛人”）为他们种地耕田，将过半粮食交给斯巴达主子。
在很多个世纪里，斯巴达政体没有再发生变化。公民为赢得战争而接受训练，在家中蓄养希洛人，在相邻城邦建立傀儡政府。斯巴达还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所有城市订立盟约，规定凡斯巴达有战，每个加盟城邦都应派兵援助。如其不然，各城自保。
即便如此，斯巴达人从未战胜对希洛人叛乱的恐惧。实际上，“平等人”变成了驻扎在自己土地上的职业军人。斯巴达严苛的组织纪律压制了一切不满抱怨。他们从来不敢发生激烈争执，害怕弱化自己在希洛人面前的地位。
雅典
我们对希腊另一城邦——雅典了解甚多，发现他们对方阵的态度不是那么极端，但方阵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其他城市一样，雅典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贫者负债，可能失去土地，卖身为奴，无法武装自己，为方阵服军役。这一问题极其严峻，不容小觑。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被赋予修改法律的特别权力。他免除债务，认定因债为奴属于非法。按照每年粮油产量划分公民等级，并界定每一阶层在战争和平中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除赤贫阶层外，所有公民都有权投票选举地方法官。但该法官人选必须来自较富裕阶层。另外，梭伦还允许普通公民组成大陪审团，审查地方法官所做的司法裁决，如有必要，可以驳回该裁决。
梭伦改革让雅典城邦权力从贵族和富裕阶层转移到普通农民和方阵士兵身上。正是后者保证了这个城市的福祉繁荣。因为，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方阵，谁都得不到平安富足。
但梭伦改革未能阻止雅典人之间的激烈争执。下一代中的首要政治人物是一名大贵族，名叫庇西特拉图，他在雅典和墨伽拉两个城邦争夺萨拉米斯岛统治权之战中崭露头角。公元前565年，战争结束，雅典取胜。此后不久，庇西特拉图控制雅典。他将梭伦制订的法律付诸实施，或者说是表面迎合。他满足于从幕后操纵选举。
庇西特拉图施惠于贫穷公民，让他们帮助自己对抗其他贵族。他把田地分给亲信，鼓励种植葡萄、橄榄，发放低息贷款，使他们能够撑过种植和第一次收获之间的困难。他还积极兴建殖民地，缓解雅典人口拥挤，发展黑海地区贸易。
城邦精神
希腊城邦能开发出人的能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创举空前绝后。一个普通平凡的男性公民能够感觉到城邦就是自己的延伸。他和城邦结成一体，休戚与共。人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同一性。城邦需要每个公民贡献时间、财富和服务，因此公共事务优先于私人事务。城邦让人们感到，有了良法，再加上自身努力，就能达成夙愿，同时保持自由之身。
为此，人们转变行为方式，适应城邦精神。巨富不被认可。炫富夸饰被视为蛮族行径。富者布施财富，让公共宗教庆典办得更壮观，或者捐助城邦公共事业。但若用于私利，则为人不齿。不论贫富，私人生活领域局限于城邦之中。不论是去方阵服兵役、参加公民集会和宗教庆典，还是议短论长，都吸引着每位男性公民的目光。但女性被严格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外邦奴隶以及各种陌生人都没有公民权利。
僭主、殖民地和贸易
虽然方阵训练把农民转化成了热情参与的公民，但希腊仍面临几大严峻问题。人口不断快速增长是首要问题。农民生养几个孩子后，就要把土地平均分配。但是一块土地仅能养活一家人。一家之主既想武装自己，参加方阵，又想养活三四个新组建的家庭，显然不可能。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在雅典，庇西特拉图靠贫苦公民的支持掌权。其他一些城市也拥戴一人执政。希腊人将这些新贵称为“僭主”。后来这一词也用来形容邪恶暴虐的统治者。在希腊一些城市，僭主虽然从政治对手那里夺得土地，重新分配给亲信，但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因为，土地重新分配后不久，人口继续增长，抵消了此番努力。
殖民
显然，应对“食众地寡”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人口迁移。伊奥尼亚在这方面做了表率。从公元前750年起，伊奥尼亚人殖民黑海海岸、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后来，希腊大陆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将上述沿海地区变成希腊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变成了新的城邦，与母城仅以感情纽带相连。每座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殖民社群通常临肥沃农田而设，以满足自身需要。
贸易的增长
几年后，殖民定居点兴旺发达，为贸易创造了可能。富裕的殖民地用余粮及其他产品换取葡萄酒、油料和制造品。此外，这些殖民地也在希腊和内陆多个蛮族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
数量庞大的工匠阶层在有地理之便、适合发展手工贸易的城市兴起。希腊商人驾船出海，往来于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各地。
农民在贸易发展中有利益关系。因为，希腊城市出口的最重要商品是葡萄酒和油料。跟很久以前的米诺斯时代一样，这些出自希腊土地的珍品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销售紧俏。地方首领和地主争相用粮食、鱼类、金属、木材或其他原材料换取葡萄酒和油料。而进口的粮食和鱼类为希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物；进来的木材和金属为希腊船匠和手工店铺提供了保持贸易运转的材料。
这种交易模式与盛行于中东的经济模式有根本区别。在中东，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很少，交易量也很小。中东城市从乡村收取租税获得食物，但几乎没有送回任何商品作为交换。
斯巴达的希洛人和中东农民处于相同的经济地位。但在古希腊商业贸易活跃地区，不存在这种受压迫的农村阶层。恰恰相反，拥有小规模田产的农民一直都是理想的城邦公民，即便他们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区域人数较少时也不例外。手中没有田产、依靠贸易糊口，尤其是那些靠手艺吃饭的人常遭人鄙视，没有公民应有的尊严。奴隶承担了大部分苦差事，没有公民权利的外邦人多做手艺活，而公民仅仅在穷不得已时才干这些活计。
殖民地开拓活动的衰微
当油料、葡萄酒贸易和制造品出口在希腊占主导地位后，海外殖民活动开始减弱。部分原因在于，在近海找到良田、找到组织涣散的顺民越来越不容易。公元前535年，北非的迦太基人和意大利中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联手将刚刚扎根的希腊殖民者赶出科西嘉岛。经过这一败，希腊西向殖民运动几乎销声匿迹。吕底亚和波斯先后征服小亚细亚也在黑海地区产生了类似影响。在大流士一世统治下，波斯势力获得了达达尼尔海峡（古称赫勒斯滂）控制权，扼占爱琴海和黑海间通道。希腊不能随意进出，除非与海峡新主人达成相关条款。
与此同时，希腊人对新土地的需求也在减少。出口贸易增长，需要更多的人承担相关工作。要造船驾船、酿酒榨油、分级定等、储藏运输。要制作风帆、绳索、船桨。还要生产大量瓶瓶罐罐装酒装油。贸易增长、人口增加后，金属加工业也蓬勃发展。
总之，新的贸易模式为希腊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新机遇。在贸易发达的海边小镇，商人、工匠、船员人数多，政治地位高。这些新社会群体改变了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尖锐的贫富差别。
趋向民主的发展
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在雅典，直接或间接依赖海洋为生的新社会阶层成为推动政治民主浪潮的力量。不过，只要水手没有在政治事务中扮演军事角色，这些群体的存在多多少少还要靠方阵重装步兵。毕竟，打赢战争、保家卫城的还是步兵。
雅典舰队
但在公元前500年后不久，雅典人决定建造战船，专门满足快速机动性需求。舰首装有铁嘴，仅伸出吃水线，能撞沉敌军船只。这种设计并不算新颖，但雅典战舰数量比希腊或腓尼基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雅典市民划桨驾船。加以练习后，他们能熟练驾驶船只，可与任何一个方阵相媲美。公元前480年，雅典舰队在希腊其他城市的帮助下力挫强悍的波斯军。随后几年里，这些驾船人建造了一个帝国，雅典比任何一个希腊城市都要富足强大。
雅典的强盛主要得益于海军取得的胜利。船员主导了雅典政治生活，就像一百多年前的方阵士兵主导雅典和希腊其他城市一样。这意味着，权力向贫穷的公民阶层转移。原因是，划桨手只需腰背有力便万事俱备。船只和船上设备由最富裕的公民提供。他们把这项任务视为一年一度的特殊荣耀。任何公民，只要四肢健全，都可划桨驾船。连那些手中没有田产、没有一丁点营生的自由人也能去当划桨手，全面积极参与雅典政治生活。
划桨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但那种有节奏的运动、共担风险、共怀振奋的经历与方阵将士大致相同。因此，雅典划桨手与步兵一样，在战事中受到教育，成为积极主动、坚定忠诚的公民。他们对集体价值和尊严怀有强烈意识，随时准备为城邦效力，防范外来者。
雅典民主特例
一种赋予无产公民阶层政治权利的纯粹民主之所以能在雅典行得通，是因为舰队成为雅典实力的中坚力量。其他城市没有走上雅典的道路。希腊多数城市将完整的公民权利限制在中产阶层。因为这些人买得起武器铠甲，能在方阵效力。
虽然是特立独行，但雅典民主冒险大获成功，成绩斐然。普通雅典人也能参政议政。每位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讨论各项要务，以多数票作为决策方向。大多数雅典公民一生中必须轮流参加“五十人委员会”，主持公共事务。委员人选以抽签形式决定。每一委员会以一个月为限管理城邦事务，到期后，由新委员会接手。
时至今日，这种政治参与强度仍让人惊奇赞叹。公元前510年，雅典改变投票规则，雅典人第一次拥有完全民主，能自主管理城邦事务。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雅典战败。在这段历史里，成功与毁灭同惊世人。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巅峰时期，也只有半数成年男性能参与公共事务，领略雅典民主。没有投票权的那一半是奴隶和外邦人。其中多数是外邦人。他们自己选择住在雅典，且受到良好待遇。但奴隶生活悲惨，被迫去雅典48千米之外的劳瑞姆银矿做工，工作条件极为恶劣。
在希腊人眼里，城邦一直都为享有特权的自由人而设。女性被彻底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城邦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非民主城邦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男性人口比例。希腊人从未想过，每一个男性，不分出生地域，不分父母身份，均应享有完整、平等的城邦特权。这种权利几乎都为出生即享有公民权的人预留。
城邦文化
公民权利与义务同在。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战争中，但和平时期也不例外。没有公民能长期脱离于身份所赋予的任务。因此，城邦给希腊的宗教、哲学和文学留下特殊印记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腊宗教
希腊的宗教传承让人迷惑。希腊神祇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的村民不说希腊语，但他们敬奉的东西仍被希腊人尊崇，如冥王哈得斯、冥后珀耳塞福涅、丰收女神得墨忒耳等。这些神祇专司田地肥沃、物产丰厚。后来，说希腊语的部落来到希腊，带来了自己家族信奉的神祇，如主神宙斯、海神波塞冬、宙斯之妻赫拉等等。据说，这些神在不四处游历、不到凡人中惹是生非的情况下，就住在希腊北部奥林匹斯山的雪峰上。最后来到希腊的一群神祇宗系混杂，如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酒神狄俄尼索斯等。
这种万神崇拜很难行得通。各种神的职责和权力相互交叉，非常混乱。而且，荷马史诗给许多神赋予了凡人的性格，给人的印象是，神恶意满怀，小肚鸡肠。因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希腊人都在学校读过荷马史诗，后世便没有一个祭司或诗人有能力厘清万神体系，给诸神分配权力责任，赋予他们高尚品格，让人心生敬仰。
另外一个产生混乱的因素是，希腊没有独立的专家群体对宗教事实进行维护或阐发。部落首领、地方王公、家族首脑在特殊场合都能承担宗教职能。在一些特别神圣的地方，还有祭司和专司礼仪的人士。这些人中，地位最高的要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传神谕者。祈祷者会向他们询问神意，以获得神助。另外，还有一些游吟诗人和预言者声称自己受到启示，万事皆知。
神秘社团组织也造成了信仰混乱。个人加入这些组织后，可学到一些宗教知识，获得某方面的收益。在这些崇拜中，最出名的当属厄琉息斯秘密仪式。但流传最广的是俄耳甫斯教，该教派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
这一片混乱能给人带来什么？答案是，益处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宗教简化为一种逻辑体系，而是求助于经验法则。投票成为多数宗教仪式举办的框架。各种起源的神祇崇拜、多种宗教仪式由公众控制，由地方法官决断。
比如在雅典，雅典娜崇拜与厄琉息斯秘密仪式参加同一个游行大典，即泛雅典娜节。游行队伍从厄琉息斯一路走到雅典娜神庙所在地——雅典卫城。与此相似，在阿提卡举办的狄俄尼索斯崇拜仪式上，会有戏剧表演。演出由城邦经办，由城邦官员指定的私人捐赠者付款。
其他城邦也有类似安排。没有人尝试解决宗教理论的差异和矛盾。掌管宗教仪式的政治家和地方法官对这种问题当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庆典是否能按时举办，并尽可能把场面做得盛大隆重。重大活动和主要节日由城邦实施管理。原有的部落和家庭仪式照常举办，但与公共宗教的宏大场面和繁复仪式相比，声势不再。
典礼性比赛
在古希腊所有宗教庆典活动中，数竞技比赛最为重要。为纪念诸神，年轻男性全身赤裸，参加赛跑、摔跤、拳击，以及其他考验力量和技能的比赛。优胜者受人钦羡，专门有人谱曲敬献殊荣，有时还会立像纪念。为了祭拜宙斯，全希腊所有健将都会来参加这一著名庆典，举办地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根据后世记录，奥林匹克运动始于公元前776年，每四年举办一次。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科林斯举办的其他庆典活动也同等重要，但现代国际体育赛事以奥林匹克命名，于1896年恢复了这一古老传统。
与德尔斐伟大神谕者一样，体育竞技也让希腊人聚在一起。在这一重要竞赛节日里，来自不同城市的人相聚交谈。在这种场合伤害任何人，甚至是（或尤其是）敌人都被希腊人视为重罪。而德尔斐神谕者也因能决断城邦重大事项，发挥着团结希腊人、遏制城邦间战争暴力的重要作用。
虽然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希腊宗教通过在各城举办私人家族典礼和公共庆典的形式，与奥林匹克运动、德尔斐神谕等希腊特有的典礼制度一道，恰如其分地满足了希腊人的实际需要。
希腊哲学
虽然宗教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古希腊有一小部分人不满足于这种神学上的混乱迷惑。最初，诗人尝试为神的传统建立秩序。比如，赫西俄德写了一首长诗《神谱》，阐释诸神系谱。赫西俄德晚荷马两三代出生，当时希腊人多数生活在农村。后来，贸易促进了希腊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希腊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宗教传统既与别人有相似点，又有一些怪异之处。如果当权者产生分歧，孰是孰非？谁真正了解诸神？怀着这样的想法，少数伊奥尼亚人不再从宗教角度胡乱猜想，转而以法律形式解释自然世界。毕竟，治理城邦的是法律。也许，天堂、海洋、地球也受法律统管。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这个问题似乎都值得探索。出发探索这一问题的人被称为“哲学家”，字面意为“爱知识的人”。
根据后世传说，第一位哲学家是泰勒斯（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居住在伊奥尼亚最重要的城市米利都。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组成的。水凝结成地球，化成空气后变得稀薄，形成太阳、星辰、行星等炽热物质。泰勒斯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理论，仅仅是声明而已。在将水作为起始物质时，他借鉴了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思想，即天地万物起始于原始海洋。从这一观点来看，泰勒斯的确是将神忽略在外，不论是美索不达米亚诸神，还是希腊诸神。
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泰勒斯与旧创世说彻底决裂。原因是，在他眼中，水变成其他物体的过程遵循常规模式，无须神力作用。凝结作用和稀疏作用司空见惯，在小范围内天天可以看到。泰勒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为这些作用在很大范围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最终形成世界。
后世哲学家尝试对泰勒斯的这一思想进行改良。有人认为，空气是基本物质。还有人认为，基本物质具有无穷性或无限性。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对外层空间的看法。再后来，土、空气、火、水四种基本物质理论得到广泛认可。该理论认为，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由四种物质混合而成。对于这些乐观的思想家来说，万物起源并不复杂。
通过排除诸神，将自然万物归功于普通法则的作用，泰勒斯和后世哲学家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可捉摸的命运。荷马认为，人和诸神都受命运主宰。如果命运经常发挥作用，那么就有可能解释清楚这一作用的实现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自然法则。但在泰勒斯面前，还有城邦法律这一模型。米利都公民的行为受到看不见的法律纽带的控制和指引。而法律已当众宣布，人人知晓。所以，公民虽然是自由人，却仍然是法律的奴隶。是不是自然也一样？哲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因此，这些哲学家抛弃了诗人讲述的诸神故事，勇敢尝试用自然法则解释事物。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黑暗中的摸索成效斐然。现代科学就是建立在假设自然法则存在的基础上，并认定这样的法则能够以文字或数学符号来表达。没有科学，现代生活不可想象。就像古希腊人认识到的那样，科学的潜在基础是对自然法则的信仰。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作如是观。
在希腊后世，泰勒斯的基本思想仍然主导哲学发展。后世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范围更广：人类思维、语言和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城邦治理等等。但在发问的过程中，哲学家始终坚守这样一个假设：只要努力寻找，就能发现自然法则，解答这些问题。
中东人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他们来说，这一基本假设始终都是一神或多神掌控自然界和人类行为。上帝的意志，而非自然法则，才是统治宇宙的原则。
这两种世界观蓬勃发展至今。是让二者达成和解，还是将其组合在一起，做到皆大欢喜？这一道选择题仍然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问题。
希腊文学
希腊富豪贵胄发现，遵守方阵中农民步兵定下的基本行为准则不无必要。在此之前，希腊文学已自成一体。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是自我主义者，纯粹简单，与城邦毫无关联。后世诗人也将探索领域集中在个人对荣耀和爱情的追求上。
当时，所有正式文体均采用诗体，便于读者记忆。雅典立法者梭伦写诗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最早的哲学家也用诗歌立论。赫西俄德用长诗撰写《工作与时日》，揭示农耕法则。赞颂方阵军旅生涯的诗歌流传久远。但除了这些特例外，大多数希腊诗人游离于城邦框架之外，沉浸于探索个人内心情感。
然而矛盾的是，在荷马史诗中得到淋漓尽致表达的英雄行为理想构成了希腊城邦生活的质地。读着荷马史诗长大的公民和士兵把荷马及其他诗人赋予武士的英雄特质投射到他们的城邦。雅典人对城邦的看法与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对自身的感怀相同。斯巴达人、科林斯人、阿尔戈斯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都对他们自己的城邦有相同的看法。城邦的荣耀和伟大成为他们自身存在的目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胆小怯懦不可原谅。为成就城邦宏伟大业，人的体力和技能不应有丝毫保留。
因此，城邦在塑造希腊文学方面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是希腊文学塑造了城邦。
希腊艺术
在艺术方面，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城邦赋予希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技艺。虽然只有几个残缺的雕像保留下来，但是早期希腊雕塑让我们深刻洞察到公共用途如何影响雕像制作。
早期希腊雕塑深受埃及影响。有几尊雕像是埃及人形象，体态僵硬，充分说明当时的希腊石匠尚处于技艺不精阶段。一旦起步，希腊雕刻工艺迅速提升。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贵族赞助人委托石匠制作雕像。在雅典卫城就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作品。雕像中的妇人衣着华丽，似乎沉浸在贵族奢华气息中，这与随后流行的城邦理想有很大不同。另一类型的雕像刻画的是全身赤裸的比赛选手——奥林匹克和其他著名赛事的冠军。
从公元前500年起，雕塑家将技艺倾注在以神庙为代表的公共建筑装饰上。人像艺术不再流行。为诸神塑像需要表现出那种更为抽象、更为理想化的美感。雕塑家学会了营造这种效果，创造出的古典风格时至今日依然广受钦慕赞颂。
在其他小艺术门类中，瓶饰画随着葡萄酒和橄榄油出口贸易的发展找到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葡萄酒和橄榄油常装在饰有漂亮彩绘的罐子中，从希腊装船运往地中海各地，所以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罐子。
因为彩绘罐发掘数量之多，我们可以从中观察艺术风格的变化。在黑暗时代，瓶饰呈几何图样。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希腊瓶饰画匠大量借鉴中东风格，动物行列和类似设计成为主要样式。公元前600年左右，独立崭新的希腊风格出现。人像描绘成为主流，有些作品技艺娴熟。画工多从荷马等诗人的故事中汲取灵感。战争、狩猎场景和体育比赛是常见主题。但与埃及壁画不同的是，日常生活主题很少出现。因此，即便从事的是相对卑微的艺术门类，希腊瓶饰画匠仍忠实于描摹人生的英雄愿景。
结论
到公元前500年时，希腊人发展的文明风格在一些重要方面上与其他已知地域都不相同。这种生活样式动人心魄、强大有力，足以与中东最高度发达的文化相媲美。城邦高明的制度设计，以及对所有公民的严苛要求，几乎主导着希腊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法则的天才构思开始在几个哲学家手中成型。这种思想脱胎于城邦环境，并为其提供滋养。在这样的城邦里，公民能依照法则自主管理事务。这种所有形式的人类组织都必须忠于领土国家、国家必须受公民管理的思想，是西方乃至全世界从古希腊人那里得到的最根本的遗产之一。现代自然法则观念也源于古希腊人对世界创始的猜想。
中东吏治术、一神教与希腊城邦、自然法则迥然有别。因此，当希腊人开始构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时，有一种情况不可避免。希腊新文明既要同中东更古老、更庞大、根基极为深厚的文明相竞争，又要与其相交融。
这一人类图景的丰饶之状与公元前500年时的印度发展之态相互辉映。在那一方土地上，一种伟大新文明经久不息。我们要在下一章看看这种文明是如何兴起的，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