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越过崇山峻岭，穿过冲积平原，东流入海。上游半沙漠地区是内蒙古，外有雪峰耸立，黄河由此发源。在北部中亚高山发源的诸多溪流中，黄河位于最东面，水量最大。其他多数溪流途经山脚下的沙漠时蒸发殆尽，但在从沙漠断流之前，创造了大大小小的绿洲，灌溉农业蓬勃兴起。黄河川流不息，奔腾入海。
中国地貌
黄河之所以水量更大、水势更猛，部分是因为中下游河道处于季风性降雨区北部边缘。该地区降雨季节分布不均，不时降下倾盆大雨，但有些季节很少降雨，或根本无雨。在到达冲积平原之前，黄河流经一种特殊的土质，地质学上称为“黄土”。这种细沙尘土壤是在冰川时代由北部沙漠吹来的风沙堆积而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黄土形成的小型堆积区。黄土的特点是，土质肥沃，利垦殖，但易遭腐蚀。实际上，黄河正是因为在流经黄土区时，携带大量淤泥而得名。
黄河到达平坦的冲积平原后，淤泥沉入底部，河床抬高，因此时时改道，跟幼发拉底河情况一样。雨季刚下过第一场雨，遥远的中亚雪峰融水也流到黄河下游，导致洪灾肆虐。但它也是中国的摇篮，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下学会农事的人们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社会。只要能把黄河治理好，管理中国南方流域就相对容易得多。原因是，黄河流域旱涝不断，农事艰难，人们已经养成了辛苦劳作的习惯。
随后，中国人向南迁入另一大河流域——长江流域。这里的地理环境比黄河优越，种田更有保障。在流过三峡下游的湖泊时，长江水流得以清理，因此下游携沙很少，不易发洪。另外，长江流域降水季节分配均衡，所以也很少发生旱灾。自然状态下，长江流域植被茂密，冲积平原非常湿润。再往南去，地形多山，起伏不平。因降雨充沛，中国南部山区在受人力开垦之前，被繁茂丛林覆盖。
中国农耕形式
考古工作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实际上，我们对中国的块根和稻米种植情况一无所知。这种农耕形式应该是在公元前2400年时就已经存在于中国的中南部河岸地区。那时，在黄河中游地区，水稻已经成为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因为水稻必须长在淡水浅塘或每年春洪形成的沼泽地里，黄河流域早期农人没有将大米作为主粮。他们的基本作物是小米，长在黄土地上，无须灌溉。除了小米之外，这些农人还种植小麦和大麦这两种西亚主粮。因此，情况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农民种植的作物和使用的农耕技术既吸收了西亚的做法和庄稼品种——小麦和大麦，又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农耕办法，种植中国特有的粮食作物——小米，可能还有大米。
中东、欧洲和印度的文明社会与中国的根本区别在于犁的使用。梨耕在中华文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犁。犁耕在中国农业中的重要性比不上欧洲大部分地区。即便在今天，中国农民不用畜力依然能耕田。一些农田面积太小，所有者只能自己动手耕种收割。因此，中国农耕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像是园艺劳动，即大量投入人力，畜力只占次要位置。相比之下，中东、欧洲和印度的文明民族使用犁，利用畜力种田。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就能支撑农耕之外的专业人士，依靠他们的技艺创造文明。
为什么犁耕没能在中国快速推广？原因不难找到。中东和黄河流域之间的绿洲地狭人多，沃土有限。背着锄头、铁锹的农人有的是时间占上所有良田，而当时这些开拓者还没听说过犁这回事。占地之后，他们也完全没有理由从人嘴中夺粮，饲养个子大、食量大的牲畜。因此，虽然犁是在中东发明的，但犁耕农业仍未能在中东和古代中国版图间的中亚绿洲区快速传播。
但如此一来，中国人怎么可能在不用犁耕、不能增加人均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创造文明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黄土地非常松软，容易挖掘。黄河流域的农民只要肯下力气，就能多垦地、多种粮。而且，下足了雨后，黄土特别肥沃。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特别重要。因为黄河流域黄土区特殊的地理特点，早期中国农民比多数地区的农民更容易征税。在黄河流域黄土区农业发展之初，适合种植的土地非常有限。北方西方两面有沙漠，冲积平原地区又太潮湿，必须先建上完备的沟渠堤坝才能种粮，只有中间地带的黄土地适合种田。但这些坡地、块田涵养不住水分。在大多数年份里，必须依靠充足降雨，才能长上庄稼。另外，河谷严重受蚀，地块之间彼此分割。沼泽地或陡峭难以耕种的坡地将地貌切割成一块块良田“岛屿”。
税吏一来，在这些“岛屿”上种庄稼的农民很难避之不见。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里没有欧洲和印度那样的广阔森林，能让他们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就能清理出一块新地来。黄河流域的沟渠堤坝要花上很多年才能建成。待这项巨大工程完工后，才能把单个的黄土“岛屿”连成片，开启中国农业进程。但是这种宏大的工程项目是由统治者及其官吏组织的，干活的当然是穷苦农民。
园艺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给中华文明留下了永久印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因所费人力之巨，中国农民开垦新田的速度很慢。但维持中国式农业的人力之巨也意味着，当中国人迁往新区域时，不论从字面意义上来讲，还是在内涵上，他们将自己深深地掘入了新地形之中，完全改变了土地原来的使用模式。
实际上，中国农民就像一块巨大的冰川一样移过东亚。从公元前2400年左右开始，他们从黄河流域黄土区的特殊环境里小本经营起步，然后缓慢但坚定地向东南两方迁移，并于近代北移至东北地区。在这一巨大的扩张过程中，中国园艺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比使用犁的农民更为紧密。他们在开垦每一座山谷、每一片山坡时，都需要体力为艰，一寸一寸，胼手胝足。
这种农业形式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人口密度极大。虽然一家一户上交的余粮相对较少，但把家庭总量计算在内后，数目相当可观。一个以规模庞大、极度稳定为特点的文明便可建立在这种剩余的基础上，在中华大地上勃兴。而且，处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极能吃苦耐劳，依靠畜力耕作的农民无法比及。
古代中国的家国一体
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多依靠历史文字描述。跟印度人不同，中国先民注重历史记录，以宏伟篇幅详细记载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些记录根据帝王在位时间和朝代编制。如今，依据这些时间轴线划分中国历史依然是惯例。即便有些时候，统治家族或王朝更迭不太明显，也仍遵照此例。
采用编年法研究中国历史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研究者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宫廷生活和朝政上，很难察觉出地方各省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出现的渐进转变。但这些史料至少为中国的政治历史做出了界定。现代学者应用的各种测试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帝王在位日期就已被极为精确地记录成文。这在希腊或中东非常少见，印度更为罕见。所以，我们十分感谢中国古代学者和历史学家兢兢业业记录朝政。
中国统治王朝
根据成文记录，中国先是受五帝统治，多数实用技艺均由其发现发明。这些传说可能是对文明生活兴起的解释。后来，人君统治夏朝。商朝接替，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523年至公元前1028年。考古学家目前还不能确定夏朝定都何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发现的精致黑陶和结实土墙可能就是这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王朝的产物。
考古学在研究商代历史时派上了大用场。20世纪20年代末，考古学家在安阳开展发掘工作，认定此地即是商朝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都城所在地，建都时间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至公元前1028年覆亡。安阳城为长方形，每面城墙中段设有城门，城中两条主街交错。这种布局与中东战车御者设计的军营一模一样。二者关联之处还有：战车和马匹配套使用；兵器由青铜制成；专门针对战车作战时战场空间促狭而设计短弓劲弩。
这似乎表明，中国在商朝之前就掌握战车作战技巧。
商文字
不管与西亚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安阳文明为中国独创。也就是说，安阳的商朝统治者所用的艺术风格和书写方法一直传之后世，并蓬勃兴盛。当然，商朝也有一些风俗后来被弃之不用，比如，活人献祭、甲骨占卜术等。后者是把写有问题的绵羊肩胛骨、龟甲加热后，由专人根据一种特别的传说“读取”裂纹，给出是与否，回答问题。最让人称奇的是，在安阳发现了上万片布满裂纹的动物肩胛骨和龟壳，写在上面的文字与现代汉字极为相像，学者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读懂古代安阳统治者向神灵提出的问题。
现代汉字和古代安阳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建立在上千个简化了的小图形基础上。这些图形，以及若干图形组合形成单个“字”的方式，与已知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不相同。这种文字形式肯定是在中国发明的，创始者可能在发明之前听人说过词和句子能被书写下来。总之，安阳发现的文字系统非常完整，能记录下任一句子或思想。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是通过渐进发展而来。但中国考古资料极不完善，我们不能确定汉字是一次创造出来的，还是逐渐发展而来的。从已知情况来看，像是一次成型。
安阳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时，黄河流域的的确确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帝国所在地。这里的城市很大，设有专门的手工艺人生活区。从此地出土的一些物品表明，当时的手工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以青铜器皿为佳。器物上饰有复杂图案，精美绝伦。其铸造技术之精，至今无人超越。这些用于宗教庆典的青铜器皿与早期黑陶罐造型相似。这说明，如果夏朝确实与黑陶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话，则说明夏商两朝存在一定的宗教连续性。
商朝的宗教和家庭生活
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占卜中得到关于商朝宗教的可靠信息。但龟甲和动物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揭示了整幅图画的一个片段，其他的行为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朝信奉与各种自然物体相关的神灵，如山、湖、河等。他们也敬奉祖先之灵，希望先人保护后嗣不受自然灾害之苦和蛮族突袭之难。
商朝统治者对祖先魂灵的重视反映了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家庭组织，否则也无法养育子女。但中国的家庭非同寻常，自远古时代起似乎就对家庭成员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中国家庭并不单由父母子女组成，而是一直延续到无数代。生者只是一个更大、更有力群体的一小部分，这个群体还包括祖先之灵。只要后代能尊敬纪念祖先，就会得到他们的指点、奖励和庇护。没有祖先保佑，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有了祖先保佑，就能交到好运，发达兴旺。
在生者之间，中国家庭也严遵礼仪家规。长者有威，不得违逆。男性为尊。妇从夫，弟从兄。表兄姊、堂兄姊之间也有严格的规矩，根据年龄及父母仔细划分，做到长幼有序。尊卑高下人人皆明。长者吩咐，幼者服从。这种听命服从的心理压力会随年岁渐长得到补偿。为长者必有尊，辈分较低者必须服从。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遵守这一套规矩。中国当然也有悍妇逆子。但是这一理想清晰明了，其塑造老幼言行的力量曾经非常强大，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近代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身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力量之强。大多数中国人遵守礼仪家规，即便移居美国也不例外。公开与父亲作对的行为非常少见。旧有的家庭习俗传统一代一代传之久远。
疑问在于，这种家庭生活模式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在中国形成的？自商朝开始吗，还是商朝以前就已经出现？商朝与祖先祭祀有关的文字表明，两者皆有可能。但祖先崇拜似乎只局限于社会上层。历史上，农民家庭规模从来都不大，跟富人家庭不一样。只有相对富足的家庭才有能力举行耗时的典礼，在亲戚族人之间确立家庭纽带。起初，可能仅有王公贵胄之家才会祭奠自己的祖先。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清楚。
家庭的重要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强化，即中国古代似乎没有身份鲜明的祭司阶层。在所有普通场合中，家族族长担任祭司一职，与鬼神打交道，与祖先沟通。族长从父亲那里学到传统的典礼仪式，再传给长子。中国古人似乎主要通过家庭渠道寻求超自然庇护，而不像其他文明社会那样，从外部寻求力量。父亲的权力由此大大提升，成为祖先魂灵和生者之间的纽带。不遵父命者可招鬼神共诅。
为担负起祭司职责，族长很有必要学会书写。原因是，历史之初，中国人即已认定，向祖先征询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写祭书。我们已经看到，商代的文字是写在龟甲和绵羊肩胛骨上，但很可能只有王公贵胄才会使用这种办法，特制的甲骨写不下所有人的愿望。后来，通用办法是将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再把纸烧掉，使其“死亡”，以传信于鬼神。在发明纸张前，中国人可能也使用过其他容易腐坏的书写材料，但因无法保存，我们无从得知。
在古代，教育机会自然更是少之又少。不过，我们知道，早在周朝时，即公元前1028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帝国王侯将相之子就已经在宫廷学校学习射御、礼仪、书写，为未来担任族长重臣做好准备。
这种识字、祭祀、掌握军权、担当家族族长互有联系的现象为中国特有。在其他文明社会，会写字的武士非常少见，直到现代才出现。而会写字、懂得祭祀之礼、会利用超自然力量的武士仅中国才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都未曾发展出像中国家庭生活模式中族长身兼数职的家庭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塑造了中华文明，使之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印度种姓和希腊城邦一样，中国家庭成为第一制度。
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切证明中国家庭组织的这一独有特点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历史学家遇到的麻烦是，因为社会的基本方面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记录文字的人自然也不愿意大费周章，解释人人皆知的事实。虽然存在证据缺失，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中国古代，家庭承担的职能非常宽泛。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则家庭塑造中国人行为的深度，要大于那些把宗教政治事务放在家庭生活框架之外进行处理的国家。
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社会看作是听命于皇帝的家庭集合。当然，皇帝自己也是家族族长。只不过他的这个家族更大、更重要，所有子民都是家庭成员。换句话来说，家庭结构和皇室结构并没有多大不同。皇帝同子民的关系与家庭中族长与生者的关系等同。皇帝集祭司、父亲、首领、长官、庇护人于一身。而且，正如每个人在家庭结构中有合适位置、对尊卑贵贱了然于胸一样，帝国中的每一人也各守其位、各担其责。
尽管如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单个家庭族长的权力相互冲突。只有家族族长听命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才能体现出来，但族长可能并不愿意俯首帖耳。当然，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紧张局面。
忠于国还是忠于家
我们对商王朝如何形成一无所知，也找不到当时家庭结构的直接证据。商朝的疆域、附属部落的名字、地点、民族、家庭、省份等所有信息都不甚了了。
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建立后，可用信息增多。周人居住在西边的渭河流域，曾被商朝视为蛮族，即中华外邦。但新来者急于学习中华文化传统。因此，在艺术、文字等多个方面上，新王朝与旧王朝并没有显著区别。但周朝做了一些重要的阐释和深化。比如，将商朝的一周十天改为一周七天。这种变化可能与巴比伦存在根本联系，因为每周七天制起源于巴比伦。
我们可能应该先停一小会儿，问问为什么一周七天变成了人类基本生活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促使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都使用这样一种历法？一周定为七天有两大好处：第一，与月亮循环周期高度契合。月亮绕地球旋转的周期为二十八天多一点。对古人来说，月相是计算时间的最明显工具。因此，与月亮形状变化相合的历法显然要好于别的历法。第二，天空中有七个游走的“发光物”——太阳、月亮、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每一个代表一天，七个就是七天。每一个“发光物”以复杂方式绕固定的星星运动。比如，行星似乎要向前向后运动一段时间后，再往前运动。因为其运动方式不规则，早期天文观测者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游走的“发光物”肯定拥有特殊的力量，别具重要性。所以谨慎起见，应为每个发光物各分配一天。
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周朝可能也借鉴了巴比伦的思想。巴比伦人认为，天上的变化与地球上的变化存在系统性关联。因此，仔细观察行星、太阳和月亮运动就能预测事件、预见危险。
中国施政论
周人的中心思想是，上天将统治人间的权力授予给了一个至德之家。只要这个家庭的成员能继续布德施仁，就能保有天命。皇帝即天子，是天人之间的纽带。而且，就像整个天空围绕北极星转动那样，人世万物也应围绕皇帝而转。
这种施政理论成为中国后世所有政治思想的绝对根本，产生了几大重要的逻辑影响。第一，既然上天和北极星只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皇权应施行天下。如果一些边远蛮族不认天子之德、不服管制，则诸事不妙。这种无知会让他们自绝于天恩，享受不到遵照得体有序的文明生活所带来的实惠便利。
第二，这种理论为任一谋反暴乱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某王朝覆亡证明天恩已收回。在此之前，常常会出现许多征兆表明旧统治家族运数已尽。庄稼歉收、流星出现、双头牛降生等非常之变都可能是上天愠怒的征兆。侵略、叛乱也可能具备象征意义。面对着这些可能性的皇帝必须谨言慎行，免得获罪于天。如其不然，则要立刻想出补救办法，挽救王朝倾覆命运。这意味着，他要留神遵守每一个传统仪式。
皇帝面临的一个最凶险事情是，激怒权势家族的祖先魂灵，使得自己对王公诸侯的权力严重受限。比如，从权势家族手中褫夺土地，必将得罪祖先，激惹其与上天作乱，导致帝位不保。也许，宗教上的这种顾忌反映了军事现实。
得罪太多权势家族肯定会危及中央权力。因此，周朝分封诸侯，割据而治。分到土地的贵族家庭理应向皇帝尽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子弟送到宫内学习。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保持帝国统一，因为这些幼年即入宫受教的王公贵胄可能终其一生都会顺从于皇帝。
周朝衰落
尽管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朝分崩离析，并于公元前771年遭受致命一击。远方蛮族突然来犯，攻陷周朝在渭河流域的都城，杀死了当政的皇帝。这场灾难发生之后，另一名皇室成员自立为王，定都洛阳，建立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结束。但皇帝的威望和实际权力再也没能光复。地方贵族称王，仅在名义上效忠周天子。诸王互相争斗，开始发展自己的官僚制政府、常备军和税收体系，以护权固势。
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通过快速开辟土地实现的。铁制工具出现后，可能有助于将黄河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投入农业生产。不过，铁制品生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起到重要作用的，我们还不清楚。为保护低地不受洪灾，需要开凿挖渠，修建大型堤坝。王公贵族组织该项工程付诸实施，为的是能从沼泽地开垦出的农田上收取高额租金。没过多长时间，地多势大的地主王公开始攫取周边境地，置祖先魂灵和传统的权利义务于不顾。比邻而居的王公之间爆发战争，加速了权力向少数统治者手中的集聚。随着财富权力增加，诸王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惨烈。传统中国史学家将周朝风雨飘摇、行将倾覆的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代”。
一场场争斗所产生的重要副产品是中华文明面积的拓展。千千万万老百姓生计不保，逃出拥挤的中华世界中心，将各种技艺带给渴望运用这些技艺的邻近民族。另外，在北疆拥有封土的王公有能力开辟版图，直入蛮族边境，在新土地上推广中华文明生活方式。在拓展中国疆域方面，除上述两种方式外，农民系统性迁居效率最高。因为，他们不仅扩大了中国疆土面积，还教会了蛮族如何像普通农民那样农耕生息。
在东向上，这种形式的扩张延伸到山东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自此之后，该地区一直是中国咽喉要地。南向长江流域的扩张也同等重要。东周时期，中国人定居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在此扎根。但因为这个地区面积广阔，需要投入大量人工垦殖农田，因此中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将这一中间地带开发完毕。公历纪元开始后不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相匹敌，随后超越后者，成为中国人口和农业生产中心。
中国农业形式未能实现北向和西向拓展。原因是，北部草原地区和戈壁沙漠供水不足。可以肯定，这些地区一直地广人稀。公元前300年后不久，中国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中国西北边境有骑马游牧人。随后，保护中国农民不受这些骑兵突袭的问题愈发尖锐。
边境政权秦国位于周朝兴起的渭河流域，最易受游牧人攻击。秦国王公发展骑兵常备军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骑兵像游牧人一样，配有马匹弓箭，兵饷由税收维持。因常与草原游牧人交锋，久经磨炼，所以比中国其他所有军事力量都要强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自称天子，号始皇帝。
但新统治者并未站稳脚跟，到秦始皇之子时便气数已尽。秦始皇未能将原有诸侯政权的亲信旧臣斩草除根，实施苛政严刑又激起众愤。因此，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叛乱四起，新一轮战争爆发。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驾崩时，仍未决出胜负。公元前202年，混战局面结束，刘邦正式称皇帝。
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帝国统一和家族忠诚这两大竞争性需求之间的平衡。要想对这种平衡关系有更深认识，我们必须对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周朝日益名存实亡、诸侯连年混战的局面进行审视，看看在这期间中国人在智识和道德方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三大思想流派
尊敬鬼神是古代中国家庭生活的核心。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理所应当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必须遵守，不得违逆。因为忤逆之人会遭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但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一些强势统治者肆意剥夺家族土地。对他们来说，祖宗魂灵似乎不起作用。施行仁德似乎只会招致失败。奸诈小人往往得逞，而虔敬仁厚之人则会遭遇各种困境，没有鬼神庇佑。
这种经历足以让人深深困惑。遇到这些情况，仁智之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些人尝试解决，并诉诸文字。这些著作贯穿后世整部中国历史，为人传诵，受人钦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饱经战患的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中国古典世界观中那些流传久远的语句就是在这时成型。
后世认为，当时形成了六大思想流派。但我们在这里仅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种。这三家学派分别是法家、道家和儒家。后来，儒家调整了教义，吸收了法家和道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
法家
法家与秦国有深厚渊源，为秦始皇残酷暴虐、统一中国提供了合理性。法家的中心思想非常简单：君意即法。凡皇帝传诏，均为明德。遵旨而行是臣民之职。国家首要任务是创建维持军事实力。唯有如此，才有和平安全，国泰民富。法家无视超自然力量，也不关注家庭，认为人性本恶，受到武力方可驱动。
法家认为君权不受限制。为实现国家强大，他们推行书籍审查和教育严控举措，认为随意征募劳役，为国出力理所应当。这些思想并没有流于纸面，秦始皇大批征募农民参军服役，修建长城，修筑栈道，审查书籍，压制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异己思想。
总之，根据法家学说，国君至上，家庭个人不足为道。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法家独以国家为重。
道家
道家完全抵制这些思想。道家以老子为始祖，而法家没有始祖，也没有声名卓著的作者阐述自家观点。最知名的法家都是实践派，提倡为吏参政、带兵为将，鄙视夸夸其谈、大讲理论，认为道家就是执于清谈。传说老子曾经于公元前600年后不久在小国为相。但这个说法可能是人为杜撰，目的是让老子和孔子履历大致相同。实际上，现代学者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老子其人。
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一本据称是老子写的书一直流传至今。这本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良君不劳人为，顺应自然。美好的生活应该摆脱一切外在强迫，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战争暴力司空见惯的世界，睿智善良的人应该为每一刻而活，无须恐惧，自由平静。
只有这样的人生才合乎道。“道”这个词很难翻译。字面可译为“道路、途径”。但这一译法并不能涵盖“道”的全部内涵。道是宇宙之法，并非消极人为，而是让道去作为。如果人不顾道而行，则会行事紊乱，功业尽毁。但如果人遵从道而生活，则会兴旺发达，万事向吉。
换言之，“道”既有自然之意，又有超自然含义。“道”是所有自然之物的集合，无人可以逃脱，纵使用尽气力，仍是徒劳无功。如能通晓“道”，一个人便可拥有非同寻常之力，尤能延年益寿，甚或永生不灭，随心所欲自由行动。道家所说的这些神奇功力被后世中国人详尽阐述生发。不过，老子的《道德经》薄薄一本，并未提到这些神力。
从根本上来说，道家是一种私人化的教义，将普通人对社稷家庭的所有责任尽数舍弃。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备受责任所羁绊，道家思想才具备了永恒的吸引力。纵贯中国历史，道家一直都是重要思想流派。很多中国人认为，顺应自然和“道”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转换，是从对己克制、对上服从尽责的惯常步调的抽离。应用于这种转换和抽离时，道家令人信服。但在日常人事中，多数中国人想要一种更为具体的教义指导行为。而法家冷酷追逐国家力量，道家则否定人为干涉“道”，二者无法调和。
儒家
第三个学派——儒家的始祖为圣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间。孔子是鲁国贵族，年轻时曾任相职，但因未能说服鲁公施行仁政而辞官。孔子余生未再入仕，他喜欢与人谈论自己的看法观点，得到一群弟子的爱戴。他们记录下孔子的言谈逸事，编纂成书，即为《论语》。
令人奇怪的是，孔子在后世的地位与他本人所写所言关联不大。中国人尊崇他，是因为他编写了五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童的教科书。五经是诗歌、年表、历史和圣人圣行杂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些书是在何时编写、用作何途。现代许多学者认为，五经并非孔子编写。不过，他可能了解这些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后来，这些书和《论语》，以及一些评注文本、独立著作一道阐释孔子的观点，构成了一套学说，供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熟读详味。孩子们在阅读这些著作、背诵许多段落之后，学会了写字作文，并对构成文明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了贴切深刻的了解。孔子一生似乎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因为在他看来，贤者施德的唯一途径是治国理政，辅佐君王。实际上，孔子并没有创新。他想要的是重返先祖之道，就像他在书中看到的那样。要实现这一点，必备要件当然是实现国家统一，服从上天选出的一位皇帝，家庭长幼有序，子从父，父尊鬼神。孔门教义的这一方面可归结为一个字——礼。孔子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各尊其位，则天下大治。
因此，首要任务是明礼。可通过阅读五经，学习古人如何修身行事，做到知礼。第二个任务是在每一情境下，做到行为得体。孔子似乎感觉到，如果人人都通晓人伦之节，则得体举止可自动呈现。因此，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成为关键环节。孔门一直对读通五经赋予重大价值。
孔子这种强调书本学习的态度，改变了旧有不重视学习的观念。在西周朝廷，也就是孔子眼中的治政典范，射箭和军事操练是年轻贵族的训练项目。孔子赞同学习射箭。不习射何以忠于古人？但他憎恶战争，认为诉诸武力是人不尊礼的结果。既可能是上者不能让下者服从，也可能是下者不尊上者，两种情况都是不尊礼的表现。儒家不认同为免遭败绩而刻意准备的做法，认为智慧和秩序才能更好避免战争。因此，在孔子的美德排序中，作战技巧地位很低。所以，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再热衷仕途，也常将军事指挥权交于蛮族雇佣军手中。
孔子认为，高贵德行不必由世袭而来。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通过学习训练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这种观念也与古代做法迥然有别。其影响是，儒家成为官方学说后，为有才者打开了事业之门。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受到一定教育，走上仕途后，都可能因才能和皇帝恩遇升到高位，谋得高职。
孔子不愿对超自然力量做过多阐述。让生者知晓如何立身行事已是艰难非常，思考鬼神世界可谓徒劳无功。他认为，原有论及超自然力量的观念方法已经足够，无须详加阐述，遵守先祖礼仪才至关重要。
孔子的思想主旨是，拒绝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做出任何区分。公德私德是同一种德行，不论身居高位，还是庸如庶民，无论贵贱，都要修德。皇帝高居庙堂之上，其他所有人各得其位。在孔子看来，社会金字塔上下的关系与家庭内部关系并无二致。当然，社会关系更加复杂，需要细加揣摩多种角色。但和谐秩序是两种关系的根本。帝国是扩大了的家庭，社稷只要遵循家庭生活模式就能得到善治。理想情况是，统治者无须惩罚威胁，就会使得臣民顺服。原因是，每个人都各安其位。
把儒家观点和法家、道家比较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儒家最后成为主导学说。因为，儒家认为家国一体，二者同等重要。家和国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核心现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儒家并没有像法家那样美化暴政，而是认为统治者和臣民一样，要行使自己的职责，扮演传统角色。与道家相比，儒家没有对人类社会报以绝望，认为美好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中实现。每个人都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准确、优雅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儒学的地位
孔子在世时，他的弟子并不具有特别影响力。尽管如此，孔子的理想一直活在熟读五经和《论语》的人身上。官僚制政府的发展有赖于儒家弟子。国君需要有识之吏，而接受五经观念的有识之士有可能成为可靠忠诚的侍从。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更有利于让儒学变成显学，力压其他学说成为主导思想流派。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代，动乱四起，大多数旧地主权势不再。这不意味着，农家可以逃脱地主之威。相反，新地主阶层兴起。这些人不是贵族后裔，却有权从农民那里征收租税。这种“乡绅”阶层是如何兴起的，我们还不太清楚。原因可能是，一些手头富裕、行事谨慎的农民靠放贷、积聚地产提升地位，成为乡绅。也可能是，地方税吏把从农民处收到的租税扣留一部分，这一部分后来也成为租子的一种。
乡绅不能靠立军功而显贵。对他们来说，入仕为官似乎是一条自然而然的上升渠道。这种态度与儒家完全契合，或者也可以说是儒家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因为孔子和他的第一批弟子大多具备乡绅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儒学似乎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新皇帝没有耐心听儒家谏言，认为儒学尊古的思想核心间接表达了对统治的抵抗。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烧毁所有儒学书籍，仅在皇家档案处留下一套，只有得到授权才可翻看参阅。
秦始皇还下令简化文字，这对延续博学旧传统更具破坏性。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不再使用尖笔刻刀，而改用毛笔写字。书写习惯的变化导致汉字形式迅速改变。为适应毛笔笔画，汉字必须重新造型。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简化了的新文字流行于朝野，旧文字几不可辨。因此，即便有五经书逃过秦始皇焚书一劫，也很少有人能再读懂，只有极少数渊博的学者才明白文意。
秦王对臣服之国施行虐政。秦始皇在中国所有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残酷镇压异己。把土地划分为省区，委派官吏到每一行政单位任职。统一轴长，实现车同轨。整顿肃清不服从管制的社会上层人士，并使役百万农民铺栈道、修长城。只有俯首帖耳、不介意秦王厉行苛政的乡绅才能成为他的得力奴才。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秦始皇驾崩后，怨怼变为公开反抗，新一轮战争爆发。
胜者统一中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这位皇帝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开明用贤，谦恭待人。主动寻求乡绅支持似乎是他施政方针的组成部分。虽然秦朝的许多举措仍付诸实施，如新文字、新省份划分等，但汉朝政府允许自由传播书籍。
乡绅和汉王朝达成的默契同盟将儒学提升到官学高度。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在那时，官方儒学已经做了广泛调整，吸收了法家最初认同的做法。动用重兵四处征伐的皇帝与儒家的仁君并不相合，将儒学定为国学的汉武帝因尚武好战才被戏称为“武术皇帝”。儒学之所以具备官方地位，就是因为适应了秦朝推行的一些重要变化，吸收了法家思想。
尽管有汉武帝的诏谕，道家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没有消失，他们的信徒也没有受到儒家迫害。相反，道家在庙堂之外、市井百姓中蓬勃发展。而皇帝身边位高权重者必须学习五经，修身克己。因此，官方的儒学和非官方的道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许，正是因为儒家礼仪的正统限制无所不在，才需要道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让人们逃避严密组织的社会，与自然亲密与共。
因此，通过吸收法家思想，并为道家留下发展空间，儒家最终成为帝国时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汉朝起一直到20世纪，儒家学者治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儒学教育培育出了看法观点和生活方式惊人一致的人，使中国实现了保守稳定，令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匹敌。成千上万户乡绅遍布中华大地，从百万户农民手中收取租税，期望谋得一官半职，为皇帝效劳。这种境况成为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人情现实。结果是，家族忠诚与帝国理想达成了强有力的和解，以至于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变化。
结论
中华文明相对独立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东文明而产生。劳动密集型、园艺型农业为中国社会奠定了与其他文明世界不同的经济基础。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家庭结构的特性。这种特性为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内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提供了模型。
商朝（传统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时，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字形式在中国出现。但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经典界定是在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时完成的。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回答人如何行为处世这一问题。法家美化国家君主，无视个人生活和家庭纽带。道家则与之相反，强调个性自我，不言公共家庭职责。儒家处于中间立场，为公制订得体的行为准则，为私提倡悉心研读古书典籍。
周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变化。公元前771年后，皇权弱化。地方诸侯争相建立官僚制政府，整编军队，互相厮杀。秦国征服诸国，使中国重回大一统局面。秦始皇依照法家思想，重新组织政府，实施多项改革。虽然叛乱又起，战争爆发，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但新皇帝保留了秦始皇的多项改革举措。后来，汉朝另一位皇帝将儒学定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为法家和道家思想留下了发展空间。
这种变革的正面影响是，中国建立了保守稳定的文明形式。教育模式培养出了精攻儒学的专家，也为帝国输送了忠诚有为的官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主和农民发现，儒家倡导的家国一体与自身利益需求高度契合。结果是，虽然中国在汉朝时既拥有辽阔疆土，又在几百年里不断开拓，但仍保持了惊人的同一和稳定。
同一和稳定的秘诀似乎在于，中国家庭有能力塑造家庭成员，适应传统角色要求，不论家住何处，仍代代不休。这个“第一制度”与帝国体系紧密相连。因为在中国人眼中，理想的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将所有人包纳在内。
第一部分结语：世界情势
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500年，中东、希腊、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只占地球很小一部分区域。虽然与每一文明临近的蛮族开始察觉到文明的魅力，但世界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感受到文明的影响。几千年来，狩猎者和采集者遍布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居住在南非、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人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北极海岸、北美和南美广大地区也概莫能外。
农业的传播
还有一个地区，虽然进入了农业和游牧社会，但是没有出现高度发展的文明。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可供解读，而且对这些社会的考古研究还未深入内里，所以很难看清楚在这片曙光区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推测，只要能找到适宜种植的新地，农业就会持续传播下去。但到公元前500年时，刀耕火种的农人很可能遇到了多种气候障碍。比如在欧洲，大西洋边缘气候潮湿。北欧平原面积广阔，但含水太多，无法种植小麦大麦。只有排水良好的坡地才适合用刀耕火种法垦殖。沼泽平原上的茂密丛林为狩猎者占据。但在波罗的海沿岸，养牛人清理了大片区域作为草场。
是什么限制了东南亚种植稻米和块根作物的农民开辟新地？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疾病可能是因素之一。公元前500年前，稻米种植在恒河、长江的冲积平原上广泛推广。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稠密人口种植稻米的迹象。我们知道的是，公元纪年初年，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到达非洲。山药、香蕉和芋头在今天的尼日利亚、加纳及附近区域生根发芽，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在西非草原兴起。
航海和迁移
这种令人惊讶的植物迁移凸显了海路的重要性，虽然在那时，船还很小、很简陋。大约在公元纪年开始时，说马达加斯加语的人已经在非洲东南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生活。这种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的一种，与今天加里曼丹岛的语言联系紧密。语言的转移暗示着，曾有一大批人横渡印度洋来到这里。印度洋相对比较平静，因此这种航行不无可能，也不足为怪。季风每半年变换一次方向，为返航创造了便利。上岸后，只需把又小又轻的船拽到岸上，随便找一个地方做顿饭，喝上几口淡水，再美美睡一觉，就能消除旅途的困顿。因此，一旦发明出适合出海的帆船，在不遭受当地人攻击的情况下，印度洋上的长途航行就不会遇到实质性障碍。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从遥远的古代开始，适合出海的船只就已经出现在东南亚的岸上河里了。中国人所指的“长船”是从南方而来。印度尼西亚人定居马达加斯加这一事实不容置疑。这两点构成了上述观点的主要证据。令人遗憾的是，木制小船很少留下痕迹，因此不利于考古研究。而且，在这些船只起航的村庄和河口地段，目前也没有发现特别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因此，在阐明东南亚航海发展史方面，考古学帮不上什么忙。
但越南北部东山村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从公元前750年起，当地人开始使用青铜器，驯养马匹。原产于欧亚草原的马竟然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让人吃惊不小。但更让人迷惑的是，考古学家还在东山发现了马辔头碎片和其他骑兵装备。这些物品与黑海北部斯基泰人的墓葬品很相像。为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在骑兵战术兴起之初，生活在中亚阿尔泰山和周边地区的斯基泰人突袭中国，于公元前771年推翻西周。有一队侵略者继续南下，抵达东山，称王建邦。当时的东山人经常往返于中国南海，集聚了大量财富。大约又过了一代人之后，斯基泰人主体离开阿尔泰故土，向西迁入黑海地区，与远东切断联系。在东山站稳脚跟的那一小部分斯基泰人与本族人隔绝生活。做出这种假说的根据是，斯基泰人从远北的欧亚草原迁入远东村落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已有考古发现一鳞半爪，不足为证。
不论早期行遍亚洲的这支骑兵真相如何，有一点无可置疑，即东山人经常出海远航，从亚洲大陆据点驶往印度尼西亚诸岛。甚至还有人认为，东山人掏空大木头做成独木舟，横渡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与远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建立了联系。
做出这一大胆猜测的原因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美洲开始制作青铜器，与中国南海沿岸所制器物高度相仿。但大多数研究美洲考古学的学者都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演进独立于亚洲进行。
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仅靠猜测效果不大。比如，要想在太平洋上做远距离航行，关键突破似乎是舷外浮杆独木舟的发明。有了舷外浮杆，就算遭遇恶劣天气，独木舟也不太可能会倾覆。在这些工具发明以前，只有发生独木舟偏离航向等偶然情况，船员才有可能穿过辽阔海洋到达彼岸。但把舷外浮杆安装到位后，就有可能航行上千千米。后来发生在波利尼西亚人身上的事情可为此提供证明。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舷外浮杆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缺失了这条信息，我们就很难猜测出太平洋和印度洋早期航行范围及其重要意义。
内陆变化
除了在文明民族留有文字记录的区域外，我们对公元前500年前的世界内陆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内陆地区肯定也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很可能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控制力度的加大而加快。
比如在非洲，农业变得更加重要。狩猎采集的简单生活方式向南退却，隐藏在刚果热带雨林里，但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就连印度尼西亚作物引入西非等重要事件的时间也得不到明确验证。山药和其他块根作物是通过哪种路径到达西非的，我们也不清楚。有人认为，这些作物在内陆民族间传播，路线是从东到西。还有人认为，块根作物经由海路传到西非。孰是孰非，无法断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即公元前500年前，撒哈拉以南没有一个非洲社会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可被称为“文明”。
但美洲并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玉米就已经是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安定的村庄生活下，陶器及其他新艺术得到发展。一些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在墨西哥和秘鲁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1150年。其中以奥尔梅克人留下的遗址最令人叹为观止。奥尔梅克人生活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以南的沿海低地，创造了大量带有头盔的巨石头像，造型栩栩如生。情况可能是这样：西非人乘船出海，跨越大西洋到达这里，建立了崇拜形式，留下了这些纪念石像。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巨型头像长有非洲人面孔，但因为在奥尔梅克人遗址没有发现文字记录，所以没有人知道是否有祭司或国王组织人力为各种仪式中心修建巨型通道及其他建筑。多数专家认为，美洲社会的发展没有受到非洲或旧世界其他地区影响。
在亚洲，发生了两种有趣的变化，显著改变了人类关系。公元前1000年后，骆驼变为重要饲养牲畜。人们利用骆驼适应沙漠环境的能力，组织驮畜队穿越阿拉伯半岛原先难以逾越的沙漠天险。此后不久，双峰骆驼在中亚和东亚的寒冷沙漠里得到役使。有了骆驼，穿越亚洲沙漠地带做长途贸易就比以前容易多了。渐渐地，骆驼传到北非。公元纪年开始后，经常有驼队来往穿梭于撒哈拉沙漠。
我们已经看到，类似情况在更远的北方草原上发生。公元前700年前不久，那里的人们第一次学会骑在飞驰的马背上射箭。
骑术在俄罗斯南部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在那里发现的马匹残骸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但双手脱开缰绳弯弓射箭的习惯是在很晚以后才形成的。原因是，只有骑马者和坐骑彼此非常熟悉，才能安全完成这项动作。第一群射箭骑兵出现在历史记录上的时间是公元前690年，希腊人称之为辛梅里安人。但他们很快被居住在中亚阿尔泰山附近的斯基泰人取代。公元前600年左右，斯基泰人在黑海西北两岸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帝国”。几乎与此同时，生活在德国南部和波西米亚的凯尔特人也学会了骑攻。但他们更喜欢使用超长刀剑刺杀，而非马背射箭。凯尔特骑兵很快征服了西北欧大部分民族，占据意大利北部、法国全境、西班牙大部和不列颠群岛。在一些地区，凯尔特骑兵遇到了比他们先来的草原人。比如，在西班牙，他们遇见了跟自己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人。这些人就是现代巴斯克人的祖先。
马背作战术也沿亚洲草原东传。公元前300年前不久，这些骑兵到达整个欧亚草原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蒙古。这里冬季严寒，雨水稀少，草场不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必须像自己养的瘦骨嶙峋的马驹子一样，能吃苦耐劳，勇猛坚强。越往西去，气候越温和，草场越丰美。最丰美的草地位于黑海北部和西部、俄罗斯南部和罗马尼亚。
尚武好战的骑马人占据整片草场后，有强烈意愿向西迁移。没有人愿意去蒙古，谁都想迁到水草丰美的草场。因此，遇有战事，统治者或难民都西去碰运气。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死在了草场主的手中。但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新来者在草场争夺战中取胜。其净效应是，语言和民族沿草原纵向西移。
同样，只要条件适宜，北方森林里的狩猎人也向南迁入草原。而草原游牧人当然也被生活在富饶南方、从事农业的民族所吸引。在大半部成文历史上，从森林到草原，从草原到中国、中东、印度和欧洲耕地的人口迁移与自东向西沿草原迁移的运动同时进行。其中，与中国、中东和印度三地相比，欧洲方向的人口迁移次数较少。
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这种迁移和征服的图景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生活。草原民族因游牧不定，靠养牛马为生，人口一直相对较少，且技艺不精，不能像文明民族那样过上富足生活。但他们机动灵活，几乎可在任意一点上集中优势战斗力。文明国家和统治者很难与之抗衡，防御失败后即被征服。然而，这些得胜的游牧人受城市生活吸引，很快丧失了练武备战、吃苦耐劳的习惯，被新的政治力量推翻。这种政治力量来源于两种渠道：第一，草原上其他游牧民族。第二，被征服者中的叛乱势力。
思想交流
所有这些迁移、征服，以及沟通方式的完善带来的净效应是，欧亚两地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都要紧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与北非处于完全隔绝状态。美洲保持独立。澳大利亚完全不受影响。但到公元前500年时，在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欧亚大陆上，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只要出现重要新发明、新发现，就会或早或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这一广袤地区所有人的生活。发明发现意味着变化、混乱、危险和不适。没有哪一个民族能长时间处于凝滞不动状态，总会有一些新东西出现在他们面前，改变常规故俗。没有人能预见到一个新思想、一项新技术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创新从一地传到另一地，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群体，时而缓慢，时而迅疾。每一次借鉴都会产生新的转折。因为，新法新俗与借鉴者熟悉或习惯的事物有时契合，有时不相契合。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看到，在这个互动“定居区”（该词源于希腊语，意为“有人居住的世界”）内，四种主要文明生活方式在公元前500年时得到界定。每一种文明都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即便出现了问题，也可参照其他文明业已形成的思想和技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解答。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这几大主要文明按照公元前500年时定下的基本路线，各行其道。
交流沟通不仅没有停止，相反却与日俱增。在每一条边境线上，越来越多的疆域被纳入文明社会圈子。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民族和蛮族之间的互动从来没能打破公历纪元前500年时界定的旧世界文化的四重平衡。这就是《第一部分：历史发轫》想要展现的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