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的现代主要趋势
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各阶层的人在市场里叫卖货品已经成为一种规范。任何人都不能再轻视这一套了。大家都在叫卖，你不叫就没人注意你。无论你要卖什么、提出什么，现在都必须展现出来。换句话说，大家多多少少都陷在不挤就过不去的境地了。
医生、律师、作家、改革家、革命家、宗教领袖、道德家、先知、科学家、学者，必须在市场上和妓女、皮条客、赌徒、货郎、掮客、广告员、汽车推销员、政客和打胎人一起推销。不引人注意的人自然会受到冷漠。维持绅士的腔调毫无用处，再高贵的语调也没有人听得见。
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现象的成因。在通俗文化中，即大部分东西过剩，市场内充满物品、汽车、唱片，大家不可能亲自尝试每一样东西再决定要不要。然而可试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大家也没有专门知识来选择不同的汽车引擎、冷冻术、哲学概念或政治方法。
可选的愈多，就愈难下判断。即使可以选择，比如选择结婚对象吧，选大家最欢迎的一型，或今年最流行、已有好评的一型，会容易很多的。所以大体上来讲，年轻人会找最接近广告中人见人爱型的少女、汽车、洗碗机、道德、政治、宗教。
真有东西想供应出来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多样选择的现实情况上下功夫，就知道他至少要用一部分时间努力推广，否则就只能表示无能或沉默。
20世纪50年代，在诺门·梅勒发表《北非海岸》和《鹿园》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两本好小说。他当时就面临这个问题：接受命运偶然的宣判，容许自己的名誉与人生由大家的心情和意见来决定，从而使别人的心情和意见偏向他。
梅勒也许天生好斗，也许没有其他办法，便采取了大胆推销自己的途径，他以前也这么做过。
“拯救你的作品，找更多读者，”他写道，“只有推销自己，从海明威没有写成的‘父亲谈小说家出头办法’中偷取你最喜欢的一页……”
但是，这些技巧并不是可爱的，无论它多么必要和难免。真有东西可卖的人会觉得把它当废物来推销实在是自贬身价。梅勒记得，他给海明威写信希望他为《鹿园》写几句好话，认为他的话会带来大突破，而不仅仅是小成功。但是他同时也责备自己“偷用好莱坞的伎俩”。也许因为自己好恶相克，他得到的效果很糟糕：
“——但是你若不回信，或用你答复业余作家、马屁精、谄媚者之类的态度来回信，那就去你的吧，我永远不会再写信给你。我怀疑你比我还要自负。我最好警告你，本书第353页曾提到你，你也许喜欢，也许不喜欢。”
这封信毫无效果，因为吃文字饭的他不肯用必要的技巧，不肯委屈自己，不能忍受被拒或被人回避的情境，所以他弄得一团糟。10天后他的书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地址不详——退回寄件人”。
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但他还是把书寄给另外10多位作家，包括葛拉翰·格林，西瑞·诏纳利和亚伯特·莫拉维亚。只有相识的莫拉维亚回信给他，但是梅勒不愿意利用他认识的人，所以写信给莫拉维亚说，他不要他在专栏上写评论。结果就没有采用莫拉维亚公平的推荐。
“所以，那次推广自己的所有努力宣告失败，”梅勒说，“那份告白永远为我壮胆，现在我常常想到它，我一定会把那段回忆当做无言的羞耻，过一阵子才能进入大胆言论、半完成作品、不平衡主角和我自己选择的古怪名人的世界中。”
不择手段猎取金钱的人，如果在几年时间内闯不出名堂来，那就变成另一型的讽刺人物，他永远徘徊在那儿，对你小声谈论可发的大财、可结交的要人、新的交易、收入、机会、公式、发明和设计，甚至有些可以实现。但是最终却像大喊“狼来了”的少年一样，大家不再相信。一个没财可发、永远在叫“有了”的人，充其量也只是靠别人行动的余威过日子。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他接受其他适合的职业，变成中介、掮客、经纪、助理或发达者的跟屁虫，他变成别人的工具。或许他比现在操纵他的人聪明，但是他可能缺少一份狂劲儿，或者是幻想的力量，这些比聪明更重要。
如果他成功了，那份成功往往也掺杂苦辣的滋味。为什么他不能全心享受呢？主要是因为他的一切都建立在五花八门交易的流沙上。
他放弃一切喜好，不管是人、物、原则、行事程序或享受的形式，都为赚钱而牺牲了。他自由行动的报应就是永远没有根底。他内在不太结实，因为他不委身于任何一样东西，所以他在哪儿都没有立足的地方。结果他内在的情境只是一团交易的瘴气，他的才略分割离散。在某些时候，他竟像一个外籍雇佣兵，没有祖国可以捍卫。
“任何无情的人，”心理分析家艾里克·布兰门说：“都自以为心里面有一个无情的超凡自我，于是就听它摆布。”外在世界必须做的事在心里又重演一遍，自己就成为牺牲品。前进的驱动力造就被驱赶的人。
伦敦的查林十字医院曾做过一项研究，断定某些心脏病是病人工作和紧张狂热造成错乱的结果，他们会一步一步地毁灭自己，而且坚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研究员下结论，冠状动脉病人感受到大量的敌意和侵略性虽然常常能压下去，但对时间的压力非常敏感。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他们似乎分不出行动和过劳的差别。调查报告说，他们宁可继续生病，甚至冒猝死的危险也不肯暂时修改生活方式。
这种状况令人想起尖钻家。在个人屈服于鼠赛压力和紧张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信他崩溃的原因就是贪婪的自我扩大本性和另一方面超我的严格要求之间产生了冲突难于分解，致使他心神分裂。他的处境和《王子复仇记》中的克劳帝斯一样，他总是发牢骚说他的思虑都留在下界，口号却飞上了天堂。
压力病非常普遍，但并不是因为生活的步伐已经加快，而是因为我们活在疏远自己良心的状况中，行事的方法不能和我们的正义感相吻合。像克劳帝斯一样，希望得到“邪恶的大奖”，同时又希望得到原谅。
如果我们顺应道德，我们就会被内在的骗子本能所嘲笑，它指责我们胆小、没种、不敢用比你神圣的生命原料来沾污双手。如果我们任意去做，不顾别人，就发现外在世界的冷漠无情也在心里出现，导致我们无法关心自己，结果就和我们上面所说的一样。
当然，有人会说情况并不永远如此，也有人逃过了。很多为富不仁的人长命百岁，但纯真的人却会生病、夭折。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金钱动机在人格的缔造中占有决定性的力量，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若是如此，则一切，包括健康，都会受它影响。在个人环境中，偶发事件中，体质元素中，有很多变因可以为逃开报应的人做解释。但是整体的画面，社会学的证据，历史的剖视和心脏病的病例都指出，狂热追求金钱和精神崩溃关系密切。
寻找灰色的致富地带
对于偷窃，如果有人问我们的看法，我们会说犯罪问题必须解决，小偷必须遏止，加重刑罚、心理治疗、社会改革等等。无论我们喜欢哪一种办法，原则上我们都是一致的。
偷窃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是社会所不容许的。不过在电影院等公认非现实的地方，我们会纵容自己的道德标准，与影片中的盗贼产生共鸣，感受拦劫的刺激、逃脱的危险，为抢劫的收获而欢欣鼓舞。自然，若被劫的是我们的钱，我们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若不是，我们便能欣赏那个故事了。
如果我们思索一下自己真正欣赏的东西，就不得不断定，偷窃在我们的本性内并不如我们公然反对犯罪态度中所表现的那么陌生。以前的好莱坞法典规定，不能同情罪犯，犯法的人都该受罚。但现在大家已经不再费心管这一套。《教父》等片子不在乎我们和罪犯合而为一，它压倒性成功表明我们似乎很愿意这么做。
当然，这只是电影罢了，碰到虚构的情节，我们不必为自己的感觉负责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让故事影响我们，而不会过度责备自己。我们欣赏银幕上好看的劫案故事，如此而已。果真如此吗？
事实证明，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们不必把心中的偷窃行动局限在秘密生活里。实际上，是我们把偷窃带入日常的世界，让它在可敬的外表下，使它的胃口逐步放纵。
想想这样的景象：这个人到处出现，认识每一个人，他进入高级的餐厅，领班的侍者对他鞠躬，店主热情地拥抱他，门僮恭敬地为他停好车子，酒保谦虚地徘徊左右，不知道他要喝什么开胃酒。我们这位时髦的客人早已习惯了前呼后拥的气派。他优雅地和其他贵宾打招呼，把衣冠楚楚的身子往后一靠，考虑要先点什么。他告诉伙伴不妨来点牡蛎、法国蜗牛、地中海大龙虾和鱼子酱。他的样子显得小心而豪气、温和而热心，任何人看到他，都会说他是世上有地位的人。他最后签账的肯定态度，再加上二成的小费，更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豪客。谁也不会把他当做小偷，而他真是小偷。他大方签下的账单，永远也收不到钱。
1971年，伦敦一流的阿里度沙俱乐部注销了1万英镑的呆账，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饭店里。有些不付账的顾客是真的遭到了困难，但是很多是赖账的人物。
我们那位文雅的客人也不支付裁缝费。如果裁缝师写信给他，威胁采取法律行动，他就回信说西装不合身；或说，在他光顾的裁缝师中，他做的衣服最糟糕，如果裁缝师真正重视顾客，就该自己花钱赔这些蹩脚的衣服，不该鲁莽要钱。
裁缝通常都不会告顾客，怕搞坏了名声。饭店的欠款又太少，不值得告到法庭，根本不够诉讼费的开销。因此我们这位文雅的小贼就逃过去了，下次他再去饭店，仍然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餐厅老板说：“当他到达店里的时候，我对事务所和顾客之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依照礼貌相迎，我对欠钱的人要用另一副嘴脸吗？我怎么知道谁只是付得晚一点，谁健忘，谁出国刚回来，谁又是赖账的贼子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须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
根据这个处事标准，大家都不提欠账的事，有些人就把一大叠账单永远不付了。如果受害人不注销，骗子宁可宣布破产，也不顾愿付账。
当然，破产有破产的法规。但是一个人的财产若列在妻子名下，法律也会感到无可奈何。在英国，你若拥有一家私人的负债公司，法律规定，它和董事、股东都是两回事。
“你没有失败，是公司失策。”金融作家威廉·戴维斯说：“如果你有财产的话，你的债主有权要你的财产。但是真正成功的破产，通常谁也动不了你丝毫。”
不过，我们也不必太同情餐厅老板的遭遇。有些老板加重大家的账目，早已弥补了预期中的呆账，甚至还有余呢！这可能造成下列的情况。有一位大主顾在一家特殊的夜总会中欠下了相当的账款。他是一个永不查账、立刻签名的人。夜总会主人一再催讨之后，终于在办公室中和这位豪客对质，出示一大叠账单，总共欠了1000英镑。
“我告诉你，”这位豪客说，“我出个价，付你750英镑。”夜总会老板同意了，但这是偷盗行为。
豪客说：“事实上，我只是偷回你乱敲我的数目罢了。”
这是任何地区都流行的制度。一种盗贼乱收费，另一种盗贼就赖账。但双方都维持着可敬的尊严。此种手腕一切精华在于暧昧不清。偷一条面包的人毫无疑问是小偷，但敲竹杆或赖账的人却在个人行为无法明显判断的可疑地带行事。
要了解他整个人格、一切交易，才知道他是不是盗贼，但很少有人能看到整个人的人格。因此，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一类型人始终保持着可敬的面目，只有少数亲友真正知道他的卑劣行为。
有人受骗好多年，不一定是对方采用很微妙的托辞，或者他很会隐藏自己的本性，甚至也不是别人好欺负，只是偷窃在暧昧的情况下，不使对方陷在扯破脸的窘境中，一切都当做制度的一部分。只要你的行为有争辩余地，没有人会把你当做盗贼。他们也许会这样说你，但也只是口头说说罢了。
例如，电影事业中，戏院老板“少报”票房的收入（因为他们必须分几成给影片发行人），虽然被认为是“温和的欺骗”，却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同样，影片发行人习惯把用在别处甚至私人开销上的钱，报在某一部赚钱的影片上，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叫人“记××的账”是大多数公司每天都有的，例行欺骗也不必三思而行。
个人靠有钱公司免费旅行，并且随意处置公物，吃喝玩乐，以优惠的条件购买公司产品如汽车、房子、彩色电视，或者把个人的需要当做完整服务的一部分，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有实力的重要大人物应有的权利。但这些也应该算是温和的偷盗吧！
美国奈普委员会调查纽约警察贪污案时发现，仅次于黑手党的最大贿款来自“合法事业想在城市公告和规则中顺利过关”。此项调查报告指出，个人送礼给警察，是希望警察给予特殊或较好的服务，放过小小的违法行为。
每当某人靠职位的便利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时，类似这些警察的情形就发生了，而且情况大同小异。留心一份好关系不一定是贿赂，但是也接近，比如商店购货员定期接受推销代表的礼物，城市官员收到商人的“小意思”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