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一圣贤，忠信仁勇万代传。
桃园结义开伟业，茅庐三顾谱新篇。
力斩颜良诛文丑，独镇荆州战襄樊。
威震华夏英魂驻，儒圣释佛道家仙。
——作者题记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的英雄，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即便是在三国历史上，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英雄，威武英勇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叱咤风云的孙权、宽厚仁爱的刘备、威猛无敌的张飞，还有横扫千军的关羽等等，灿若繁星。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大多的人物很快在历史上沉寂，只有为数极少的英雄，时常唤醒人们对他们光辉事迹的追忆。在三国历史上，关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关羽由一个历史英雄，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威力无边的神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形成了具有强大力量的精神，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在悠悠的岁月沧桑中，关羽不仅没有沉寂，没有失却他耀眼的星光，反而一步步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出来，走向人间，走向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坛，走进金光环护的圣殿，幻化为光耀四海、神力无比、万民仰拜的神灵。这种文化现象，充满了沉重的精神积淀，有着丰厚的历史基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神秘的宗教渊源。
一、关公精神形成的历史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都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关公文化现象也是这样。关羽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其独具特色的历史背景。
首先，关羽的勇猛在《三国志》中有突出表现。
“白马之围”是《三国志·关羽传》较为成功地描写关羽英勇善战的故事之一：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1]
关羽在“白马之围”中的表现，是树立关羽英勇无畏形象的关键，也是后世之所以将关羽作为英雄看待的重要根据。在关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一历史事件被无限美化，成为关羽演变成武神的重要因素。
为了体现关羽的神勇，后世还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的被杀，也写到了关羽的功劳簿上，如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中张飞云：“我也曾鞭督邮，俺哥哥诛文丑，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不但是戏剧、小说如此，不少学者也深信此说，如宋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曾说：“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2]
北伐襄阳，斩庞德、擒于禁，逼迫曹操欲迁许都而避之，是关羽一生另一重要战功。
《三国志》本传载：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滥，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这是关羽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在关羽短暂的一生中，很少有能够显示出其作为刘备、诸葛亮集团的重要人物认真贯彻刘备路线的军事行动。而这一次，因其与刘备联吴抗曹的整体思路基本一致，又得到了史学家陈寿“威震华夏”的高度评价，所以在历代关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不少论者认为这次战斗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是刘备集团匡复汉室的决定性战斗，是打败曹魏的关键战役，如果不是孙权对关羽实施了突然袭击，击灭曹魏当指日可待。
客观地说，关羽北伐襄阳的这次战斗，确实显示了其威武卓越的战斗才能，对于禁、庞德的打击，大大震慑了曹魏的军心，起到了打击敌人、宣扬军威、鼓舞军心的效果。同时，关羽选择北伐的时机，也较为符合刘备整体的战略目标，所以这次战役基本上是成功的。后代史学家、学者也大都看到了这一点，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但是，随着关羽文化的不断发展，历朝历代为了渲染关羽的英勇无敌，肆意夸大了这次战役的实际作用，把北伐襄阳说成是消灭曹魏、匡复汉室的重要转折，认为关羽被东吴所杀是导致蜀亡汉灭的直接原因[3]，甚至于因孙权杀了关羽而被斥为帮助曹操的“汉贼”[4]。这些认识都过于偏颇，夸大了关羽北伐襄阳的政治意义。
其次，关羽的忠义也受到陈寿等人的赞颂，得到时人的认可。
除武勇威猛之外，后世还把目光放在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方面，这一点，在《三国志》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写：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5]
裴注引《傅子》亦云：
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在这里，很明显，陈寿及裴松之的态度是既表彰了不忘旧主、感怀新恩的关羽，又颂扬了曹操作为一代将领的宽宏大度。
在关公文化得以形成的漫长历史中，人们逐渐把认识关羽的目光由勇武转向忠义，并作大力提倡，其原因也主要得益于这段描写。
相对于关羽来说，陈寿对曹操宽宏大度的描写则很少有人顾及。实际上，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释这段文字时，已经很清楚地赞扬了曹操的这些优点：
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遗憾的是，后人在大肆宣扬关羽忠义的时候，却把曹操的这种大度远远地抛开了。历史的偏爱最终导致了“红脸”的忠义与“白脸”的“奸相”的鲜明对比。
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在《三国志》及裴注所记载的曹魏和孙吴政权的议论中都得到了说明。裴注引《蜀记》载孙权活捉关羽父子之后云：
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裴松之则引《吴书》说：
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裴松之的这种判断缺乏根据，应该说，关羽被活捉后，孙权完全有时间去议定关羽的去留，作为刘备的一员大将，关羽被潘璋活捉之后，潘璋不可能、恐怕也不敢私自对关羽进行处置。因此，《蜀记》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是合乎情理的。
从《蜀记》的记载看，孙权及其臣下认为关羽对刘备是忠心耿耿的，认为当年曹操没有诛杀关羽是一大失误，并最终认为，为绝后患，关羽决不可留。
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仅被东吴看出，当时曹魏政权中，也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三国志·刘晔传》载，黄初元年，刘晔为侍中，曹丕询问群臣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众人均认为蜀汉弱小，关羽死后，已无力再战。独有刘晔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6]
这种观点代表了曹魏政权对关羽的认识。
正是因为时人和后世对关羽忠义的肯定和赞颂，才使人认识到了关羽忠义的巨大价值，并进而成为统治者标榜的样板。
第三，关羽的忠义武勇得到了后世史学家和文人的称赞。
一个历史偶像的形成，除了它自身具有的基本因素之外，还需要靠许许多多外部条件的影响。具体到关羽这么一个文化样板的出现，不仅仅是他自身英勇无畏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这个复杂的大熔炉里，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表现着自己；面对纷乱的政治，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属于自己的意愿，尽管这个意愿有时是不真实的。
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在思考关羽文化时，罗列出了历史上人们对关羽的钦佩和效法，其《廿二史札记》云：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巴蜀……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于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而为人用者。”此吴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7]
赵翼所罗列的大都是唐代以前的事例，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情历代屡见不鲜，尤其是当关羽崇拜如火如荼、关羽文化形成一定规模以后更是如此。如北宋梁山泊农民起义英雄“大刀关胜”被视为关羽后裔而备受尊崇；元末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明末高迎样、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清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等，都把关羽作为自己奋勇杀敌的榜样和动力，把关羽作为自己取得胜利的保护神。这是关羽英武神勇的重要历史基础。
关羽的这种威勇也为历代文人所咏叹。
唐代郎士元（君胄）在其《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又作《壮缪侯庙别友人》）云：
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竟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裴回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勿复言，衔悲向陈迹。[8]
董侹《重修玉泉关庙记》亦云：
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殉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9]
这些宣传与赞颂，都大大促进了关羽文化的形成。
关羽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是决定关公精神赖以形成的最重要条件：唐前历史中，人们对关羽的高度评价，在战争期间、社会生活中对关羽英雄行为的效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景仰，共同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性的认同心态。当这种心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加上诸如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的时候，关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迅速得以提高，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食粮了。
二、关公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
除了历史因素之外，关公文化得以凝聚为精神力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关羽作为武将影响之下的社会心理需求。当关羽的英武故事广泛流传于社会，当关羽的英雄形象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当关羽作为义勇双全的偶像被人们效法、模仿，甚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关羽就不仅仅是三国英雄关云长了，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一种文化因素，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又高高地映现于生活之上的形象了。这时的关羽，既可以成为救民于水火、保佑万民康乐的神灵，又可以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这个时候，关羽就成为一个信仰了。
关公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首先与民间泛神论思想有极大关系。
当年，关羽被杀害于临沮之漳乡[10]，孙权把关羽的尸身留在当阳，将关羽之首级送到洛阳，交付曹操。聪明的曹操非常清楚孙权的意图，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授意孙权，曹操将关羽的首级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洛阳。
且不说关羽的威名深为众人知晓，单是关羽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就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同情。因此，关羽被杀之后，荆州地区就形成了规模日益庞大的关羽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是在中原地区葬其首级的洛阳，而是在关羽被杀的荆楚地区，这与中国古代诸神崇拜的民族心理和荆楚文化中泛神崇拜活动密切相关。
据史料记载，荆楚地区自古以来盛行奉祀神灵，且遍布民间。
据王逸《楚辞章句》解释屈原《九歌》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鼓乐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11]。
这是说屈原作《九歌》之时，看到并借鉴了楚地民风，借祀神之乐，表达心中怨苦。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等类似的记载。
今之学者马茂元在《楚辞选》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像《九歌》这一类型的祭神乐歌之流行于楚国，并非偶然，事实上它标志着南方的文化传统，是楚国人民宗教形式的一种巫风的具体表现。所谓“巫风”，是远古人神不分的意念的残余，指以女巫主持的祭祀降神的风气。[12]
马茂元先生不仅解释了楚地巫风的原因，还介绍了楚风的发展：
巫风起源于远古，到了殷商时代更大大兴盛起来，所以伊尹有巫风之戒。周人重农业，崇尚笃实。开国之后，周公制礼作乐，一切祭祀典礼，都有了明白的规定，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可是，人神之间的界限，却划分得清楚明白。因而在周所直接统治的北方，巫风渐渐衰减，但长江流域，甚至黄河南部地区，则仍然盛行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生活。
正如马茂元先生所说，荆楚地区因其文明较为落后，存在着远古先民遗风。这种风气影响到了后世，明显地表现在泛神崇拜方面。也就是说，在荆楚地区，不管是什么人物，只要其有一定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那么，当他死亡以后，就有可能成为民间祭祀的神灵。这种情况尤其在宋代理学思想兴起之前更是如此。所奉祀的神灵有时不仅仅是人，甚至是万事万物。在古代先民眼中，任何事物都是有灵气的，都有自己的主管神灵，“万物有灵”，或许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
因此，关羽死后，因其生前的巨大影响而被荆楚地区民众奉为神祇，既表达了对关羽的怀念之情，又表现出了希望关羽能保佑一方平安的愿望。《当阳县志》载，孙吴杀死关羽之后，“邦人墓祭，岁以为常”。明代《义勇武安王墓记》亦云：“距当阳治西五里许，旧有汉义勇武安王祠，王之墓亦在焉。王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以侯礼葬此，邑人祠而祀之，创而遂废者，不知凡几。”说明后人祭祀关羽的情况，断断续续从未间断过。
当然，在荆楚地区祭祀关羽的活动中，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该地区所祭祀的鬼神中，分为两个类别，一类为“善鬼”，一类为“恶鬼”，祭祀善鬼者叫“祀正”，祭祀恶鬼者叫“祀厉”，祭祀善鬼是为了让其保佑，而祭祀恶鬼则是为了避免恶鬼的恶行祸及民间。根据此类文献判断，关羽属于“恶鬼”之列，根据民间的推断，因其暴毙身亡，当有满身怨气，谁也招惹不得，否则将招来大祸。因此，为避祸免灾，人们便供奉起了关羽。[13]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在唐宋文献中还可以找到相关佐证，如范摅《云溪友议》、宋洪迈《夷坚志》都有记载。后者云：
潼州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像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14]
不管是哪一种形象，关羽最初在民间享有祭祀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现象直到唐代以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到北宋时期，荆楚地区已经形成了遍布江淮各地的关羽信仰了。
关羽在民间由人而神的变化、甚至由“恶鬼”到“善鬼”的转变，反映了荆楚民众对关羽的接受，在人们的心目中，关羽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时时映现、无处不在的神灵。在荆楚大地，甚至中原民间，关羽最终成为了各方面的护佑神灵，如军队里的战斗之神、遇到灾难时的驱邪之神、保佑平安的守护之神，以及希望发财的武财神等。人们在心理上已经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这就是关羽文化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次，皇权统治的需要也是促成关公精神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
当民间祭祀关羽的风气逐渐传播开来，当关羽慢慢地由历史走回人间，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的时候，统治者便看到了关羽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精神财富和感召力量，从此，关羽便与皇权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
实际上，在关羽被神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人物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神祇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这种力量，就是统治者的统治目的和统治手段，可以说关羽的神化，主要是由皇权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造成的。关羽的忠义武勇，与封建的统治标准极为吻合，于是他们便大肆宣扬关羽，将关羽树立为一个楷模，号召民众效法、模仿。
满族入关之前就崇奉关羽，因为努尔哈赤就是按照《三国演义》了解并学会打仗的，把关羽当作“战神”来崇拜。入关以后，实行杀戮只能激起汉民族的强烈反抗，自康熙以后，把政策调整为剿抚并重，充分晓以大“义”，加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进程。由于“义”起到了关键作用，关羽便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后代又将这一称号不断累加，而且关羽的作用也不断被扩大，消灾治病、驱邪避恶、诛伐叛逆、保佑平安，甚至升官发财、生儿育女，都可灵验。
关于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我们看一下下面一段话：
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原，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遵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15]
关羽竟能帮助清朝统治者羁縻盟友、安定边陲，由此可见其作用之大！
从统治者对关羽在佛教之中的被利用，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关羽崇拜的立场。作为外来宗教，佛教能够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统治者利用宗教的思想有莫大关系。通过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资料等可以看出，佛教从发现关羽，到吸收关羽为护法伽蓝，最终将关羽奉为佛教最高领袖，都离不开皇权或明或暗的支持，尤其是一些笃信佛教的封建皇帝，如智觊禅师与隋炀帝的关系，武则天对神秀的优渥礼遇等，他们相信，对佛教的敬奉，将有助于使百姓更加顺从，尤其是关羽作为义勇双全的武将，一旦成为佛教神祇，将完全实现佛教的本土化，那么，这种本土化之后的宗教，其吸引力是惊人的。
佛教之外，道教也对关羽大加宣扬，尤其是有宋一代，宋真宗、宋徽宗在治理国家方面虽然是无计可施，但是在迷信道教上却花样迭出。也正是宋徽宗的功劳，才彻底奠定了关羽在道教中的地位。
三、关公精神形成的宗教渊源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思潮的影响。关公精神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与历代社会思想、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其中，宗教的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宗教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程度成反比，当社会进入到更高一级的层次时，有许多原来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不再神秘，人们认清了其真面目时，就失去了对其顶礼膜拜的条件和动机。
虽然佛教何时来华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16]，但我们知道，在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历经魏晋南北朝时，适逢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动乱。从曹魏到隋，近四百年之久，社会分多合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就给佛教留下足够的空间。佛教所宣传的苦忍今生，换取来世幸福的教义，对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来说，是一种希望，“救苦救难的菩萨”成了人们口头最常用的一句话。所以，佛教受到了下层民众的青睐。佛教来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生根结果，与这种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关系。
关羽与佛教的关系，较早的传说源于汜水关镇国寺的云游僧普净禅师，是普净禅师的说法感悟了“显圣”的关羽，使关羽终于走向佛门，成为佛家弟子。南陈著名高僧、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觊禅师把关羽封为佛教护法神灵。智觊禅师凭借着与后来成为隋炀帝的晋王杨广的特殊关系，在关羽被害的玉泉山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玉泉寺，由此拉开了封建时代长达一千余年封建帝王对关羽竞相加官晋爵的序幕，把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武将，变成了一个享受香火祭祀长盛千年而不衰的神灵，创造了一个影响甚为深远的宗教神话。
佛教之所以看中了关羽，而不是其他的历史英雄，原因在于关羽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他又被皇权所用，也就是说，在官方和民间，关羽有着被共同认可的优点——勇敢、刚烈、忠诚、仗义，这才是关羽最终成为神灵的最根本原因。
与佛教重视“来世”相比，道教更注重“今生”，它以古代鬼神崇拜为基础，把追求神仙生活——逍遥自在、长生不老当作最终目的，作为宗教，它还可以为受苦受难者免灾祈福。道教的这种教义和它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神秘，吸引了不少信奉者，其中，不乏封建帝王如宋真宗、宋徽宗等。与佛教一样，一旦道教与皇权结合，就会带来如日中天的发展契机。
道教“发现”关羽，是在宋徽宗当政时期。本来就笃信道教、自封“道君皇帝”的宋徽宗，在听信了道士张继先可以让关羽显圣的话语之后，便封关羽为“崇宁真君”，从此，关羽就成了道教的神灵。
由宋至清，历经千年，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统治者对关羽的封赠却始终没有停止过，由神而圣，由圣而王，把关羽视为保国安民的神圣，消除内忧外患的法宝。
四、文学、艺术作品对关公精神形成的巨大推动力
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非常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内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都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形象地再现出来。
关公精神在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创作时的目的不尽相同，或是为了祭祀关羽，或是为了宣扬关羽的功德，或是为了树立关羽的高大形象，或是为了倡导关羽的忠义精神，但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这些作品感染人，使人们相信关羽的力量是巨大的，是足以值得人们效仿的榜样。
当年，关羽死后，在关羽被杀的荆州地区，因为关羽死时的惨烈，很快便出现了关羽的民间传说，与后来的民间传说相比，较早期的关羽传说中，关羽是个立体化的人物形象，既有有利于百姓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百姓的另一面，使百姓出于本能的怀念或畏惧。
后来，当佛教和道教相继介入关羽神化的过程时，出现了关羽许多“显圣”“显灵”的故事，这些故事政治意义更为突出。
如果说明清以前出现的关羽故事还是零星的、不完整的故事的话，那么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历史人物通过文学艺术魅力的感染走向了新的阶段。《三国演义》通过历史故事塑造的关羽形象，远远超过了历史的影响，它所解构的忠与奸的对立、义与情的抉择、智慧与奸诈的较量，使关羽的形象兀然而立。之后，人们熟悉的《三国演义》的故事大有替代三国历史之趋势，在民间更是如此。
可以说，长期以来形成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后来出现的《三国演义》，是关羽形象产生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传说、故事以及《三国演义》影响的不断扩大，又反过来对关羽形象的普及，产生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除文学作品之外，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对关羽文化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元、明、清三代的“关戏”，甚至是长盛不衰的戏剧品种。其日渐成熟的艺术形式和独具特色的模式，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绘画方面，历代都将关羽的“武将”身份置于关羽形象的首位，所以，民间往往把关羽作为家家平安的保护神，后来便出现在了过年时家家都要张贴的年画上的“门神”，关羽作为护佑平安的“门神”被广泛地接受，影响遍布民间。
此外，在关公崇拜形成于民间的同时，随着关公崇拜在全国的扩散，祭祀关羽的庙宇也出现在全国各地，庙宇中关羽的形象由最初的牌位、画像，到后来的塑像，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关羽的威武英姿，从内心倍增敬畏之情，关羽的形象由庙宇、雕塑这条传播途径，逐渐在人们心目中固定，关羽庙宇文化渐次形成。而且，在古代，宗庙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左传》中曾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关羽庙宇在关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