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中国，共圆民生梦
1620年，一群理想主义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离开了继承和世袭制度盛行的欧洲大陆，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一片寄托希望的新大陆。而就在这片铸就新希望的沃土上，诞生了一个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国度，在这里他们将“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他们的建国理念和立国信仰。
三百多年来，陆续来到这片土地的新移民都深信不疑，只要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便能获得美好的生活，而不必依赖于继承和世袭而来的优势，也不需要特定的社会阶级所赋予的特权的荫护。这片承载新希望的沃土，就是美利坚。这份不分种族、出身、地位，激励每一个人努力奋斗，实现自己梦想的信仰，被称为“美国梦”。
这是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机会均等是美国梦的灵魂。聪明、勤奋与坚韧不拔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而幅度巨大的社会阶层纵向流动，尤其是下层可以向上层社会流动是美国梦表现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每个人只要凭借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都有机会达到自己人生的繁荣。
美国梦为世人景仰。千百年来，生活在另一片大陆上的中国人也做着一个同样的梦，他们同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好日子，实现人生的理想。为了这个梦，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中国人正坚定行走在实现“中国梦”的大道上，尽管这条路偶有坎坷和泥泞，却让民众总归有盼头。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能够让民众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的社会。
中国梦，就是“民生梦”。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共圆民生梦，就是要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让民众能够感受到“公平中国”插上梦想之翼后的现实温度，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公正和生活富裕的温暖。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势必是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的。“国”是大树，“民”无疑是滋养这棵大树茁壮成长的沃土。民富国强，应该是实现“中国梦”不可厚此薄彼的两个方面。因此，“中国梦”既要表现为国力强盛，又应表现为民生丰盈。让梦想照进现实，就是让中国人有更多的福祉可以分享，有更公平公正的机会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改善民生，是民族复兴之本，梦想实现之基。
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思想、战略和方法，更需要务实的行动。实施大国民生战略，将国家发展落脚于全民的共同发展上，将梦想的力量凝聚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未来中国才能以更加稳健有力的步伐，在民族复兴的梦之路上踏实前行。
一、民生，乃立国之本
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在现代社会，民生、民主和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渗透着大众情怀。
在《辞源》中，“民生”一词被解释为“平民的生计”。这个解释突出了“平民”，这是正确的。生计问题，平民有，富人也有，但因为富人往往有钱、有势，他们不仅享有荣华富贵，而且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富人的生计历来是不成问题的。相反，广大平民百姓，他们处在社会底层，收入普遍较低，往往缺少话语权。
现实生活中，广大平民百姓总是处在不公平的承受者的位置上，他们是“生计”需要被改善的主体。远在两千年前，屈原写的《离骚》中，就有“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这里的民生，当然是平民的民生。思古视今，我们在谈改善民生时，一定要立足于普通人，一定要更加关注平民百姓，关注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尊严需求。
在谈到民生话题时，还有人专门针对“和谐”二字如此解说：“和”是一半禾、一半口，意思是人人都有饭吃的时候才能和。“谐”是一半言、一半皆，意思是人人都可以发言的时候，才能谐。所以，要和谐，就要使人们丰衣足食，并需做到人人都有话语权。换句话说，真正的民生，建基于民主和民权。
民生，乃立国之本。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要稳定、要和谐、要繁荣，一定要使广大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明朝王廷相也讲过，“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要想使天下和顺、社会稳定、国家昌盛，就一定要关注平民生计，做到民富和民乐。
民生，乃固邦之本。无论是中国古人，还是西方先哲，抑或现代政党，无不这样认为。普通人是社会人的大多数，我们讲公平正义，就要使普通人享有公平和正义。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讲过，“让我们记住，公正的原则应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关注民生，一定要关注最底层的民生，要把普通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改善民生工作的着力点。
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如今，在通往“中国梦”的圆梦之旅中，一切均应“以人为本，以民为先”。改善民生，从人权角度看，就是满足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从需求角度看，民生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前者强调的是生存条件，后者追求的是生活质量，即保证生存条件的全部需求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普遍需求。
实现“中国梦”，必须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积极稳步地推进改革。在今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场攻坚战。如果说，过往的改革是为了解决温饱，那么，今天的改革所追求的是社会公正，关切的是民众尊严，回应的是民众的强烈期待。
从生活质量到生态环境，从发展机会到价值实现，应当拓展民生的内涵与外延。只有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观，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好诠释。
二、改善民生，执政兴国之基
关注和改善民生，是执政者一以贯之的目标和宗旨，是兴国之根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和目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初期的170美元提高到2011年的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民众生活的衣、食、住、用、行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从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也能看出国人生活水平的改善。以21世纪为例，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为47.8%；而到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虽然在这十年中，由于受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等影响，恩格尔系数有反弹的情况，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越富裕的家庭，食品支出占比越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从国外来看，美国自1980年以来，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16.45%；日本自1990年以来的平均值为24.12%。按照这个指标，中国已基本迈入小康社会。
在穿方面，服装鞋帽的品种大大增加，且质量有了大大改善。皮鞋、西服已相当普遍，而民谚所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中国有上万家服装厂，不仅充分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服饰出口国。
在住方面，房地产市场在这十年间迅猛发展，居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在行方面，公路、铁路、民航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百姓的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私家车拥有量也大幅上升。2012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29.57亿人次，其中城市居民旅游人数为19.33亿人次，农村居民旅游人数为10.24亿人次。
在用方面，以通信为例，电脑、电话、手机和各种移动终端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消费变革深深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方式。据统计，截至2012年11月底，中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1.74亿户，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1亿户，3G用户达到2.2亿户（其中TD-SCDMA用户8237万户）。多家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销售量接近5000万部，而安卓系统智能手机保有量已达到1.3亿部，占全球安卓手机总量的1/4。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人均收入已有了明显的增加，中国的民生和需求水平已经跨入了一个新高度。
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改善民生，让人们生活富裕起来。
三十多年来，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都进入了全面改革进程；从沿海到沿边、沿江，从东部到中部、西部，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把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今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的水平，民众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
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场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仍处于而且还将长期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目前的主要矛盾。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社会发展仍然很不平衡；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居民住房、教育、卫生、劳动就业、安全生产及社会治安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仍然很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困难，官僚主义突出，奢侈腐败现象大行其道……
这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严重伤害民心，损坏国之根本。
建设公平中国，实现“中国梦”，必须积极面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矛盾。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这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抓住了执政兴国的要害和关键。
只有把民生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力点，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发展。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只有民众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了，他们才会拥护和支持改革，才会以极大的热情加快发展，政基才能稳固，国家才能兴盛。
的确，民生如秤，折射出民众在执政者心中的分量与地位。民生工作的成效更是衡量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重要标准。
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民生再次成为受关注的焦点，“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十八大做出的郑重承诺。
立足于既有成果，结合民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十八大对改善民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事实上，民生问题的背后正映射了当前中国改革的攻坚领域。正如李克强总理2012年年初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的那样，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调整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随着中国各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改善民生已成为推进改革攻坚克难的切实抓手。
十八大提出了未来的民生任务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
可以预见，在新的坐标上，秉持人本主体地位的执政者，会将民生工作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兑现其“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的历史承诺。
三、改善民生，打好四大攻坚战
住房、教育、医疗和就业问题是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也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攻坚领域。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好这几个方面的突出矛盾，就会有效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
1.住房问题
住房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房价太高，民众无力负担的问题。2012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住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第四季度，全国66.6%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近年来，由于房价的非理性增长，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不满的领域之一，因为高房价正在吞噬他们的梦想。
尽管这十年来中国居民的住房情况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大拆大迁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也造成很多人的住房困难，特别是留城就业的大学生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房价不断高涨且远远高于一般居民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人们望楼兴叹，难以安居。
“长安居，大不易”的情况，在中国很多大城市普遍存在。正因为“长安居，大不易”，杜甫才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样因为今日大城市住房困难，很多人无房可买，难以安居，所以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世前也有一个愿望——“希望人人都有房子住”。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成家才能立业，安居才能乐业。古语有云：“居有恒者，方能心有恒。”无恒居，也就难有恒心。换句话说，居无定所，还能让人成才吗？居无定所，还能让人乐业吗？
2007年，国务院曾出台的关于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办法的意见，其中有两个70%，即在住房建设中，小户型占70%；土地的供应中，70%供给保障性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如果这两个70%真正落实好、执行好，房价是可以降下来的。
关键的问题是：第一，怎么保证两个70%落到实处；第二，限价商品房如何限价；第三，10%的土地收益主要投入在住房保障上，谁来监督。事实上，中国目前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即便是“十二五”规划，也仅是要求到“十二五”期末，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
关于限价商品房的限价标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将70%的土地供应给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就是要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按照国际市场房价收入比为3～5倍的经验，限价房价格为城市家庭年平均收入的5倍左右较为适宜。
若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属于过高范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更是远高于这一水平。
以北京为例，目前以郊区为主的普通商品房成交均价为1.8万元每平方米，平均单套成交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总价约180万元。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469元，以一家三口家庭计算，年收入在11万元左右。即便年收入12万元，房价按照180万元计算，房价收入比也达到了15倍。
此外，我们绝大多数城市在住房保障的规划上没有考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与新型城镇化的总方针不相符合。解决住房问题，必须考虑这些“新市民”的居住需求。
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住房保障支出为2229.91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5.3%。按照年度建设任务计算，财政投入力度加大，资金安排重点向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等方面倾斜。
2.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教育是事关国家未来的问题，“少年强则中国强”，搞好教育对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十分重大。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自十六大以来，政府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义务教育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全面实施了免费城乡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普及率大幅上升，辍学率大为减少。
但这并不代表教育问题不存在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依然显著，目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还是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鉴于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仅靠免学费，仍然解决不了教育公平问题和教育质量的均衡问题。
如何使青少年不因自己家庭收入低而受到不平等的教育，如何不因一个地方贫困而受到不均衡的教育，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免除学费，基本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地区发展不均衡，很多县级财政困难，负债运营，导致很多学校的条件非常差。
例如，云南玉龙县的一所小学的粉笔都限量供应，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岌岌可危，宿舍后墙顶了十几根大木棍。河南省一名农村书记反映当地小学的教室破旧不堪，教室房顶还有一个很大的大窟窿。此外，一些学校的外语课和电脑课，因为缺乏师资和设备无法开课。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教育不公的问题不只出现在云南、贵州、宁夏、河南及湖北等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同样存在。
解决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问题，一是首先应该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能视而不见；二是要纠正以下错误观念和做法：①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②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③重发达地区教育，轻欠发达地区教育；④重重点学校教育，轻普通学校教育。
另外，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新移民的子女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样的户籍歧视造成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2013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教育支出为4132.45亿元，同比增长9.3%。包括支持学前教育加快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支持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全面落实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策，促进教育公平。
3.医疗问题
医疗问题是保证民众健康的问题，这不仅对百姓的家庭幸福而言十分重要，而且对民族的兴旺和劳动力资源的保障都具有重要意义。医疗问题，突出体现为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2010年，中国医疗卫生费用总支出为1960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93%，落后于与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6.5%。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医疗费用占GDP的最低比例为5%。
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医疗支出比例较低的问题，并开始着手逐步提高政府支付比例，并逐年加大投入。在2009年新医改没有启动之前，医保的覆盖面和报销比例都比较低，民众看病绝大部分自己支付。新医改启动后，医保覆盖面迅速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高，财政开始真正为居民看病买单。这种情况下的高药价将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各级政府第一次有了降低药价的真正动力。
此外，医药不分家造成的医疗腐败，也是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药价虚高与医疗腐败是分不开的，2005年哈尔滨曝出的天价药费已经揭示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是医院的公益性丧失，病人的支出加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则是市场化形势下的利益趋动。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这个医改方向十分正确。在医院的经营上，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也是十分必要的。
如今，新医改正在大力推进，但是必须看到，医改困难重要，少数既得利益者会不断增设阻力。
多年前，《中国卫生》杂志刊载过我的一篇关于医改的谏言，概括了五个观点：一是从认识上由不承认失误向承认失误转变；二是从服务上由对高端服务向服务广大百姓转变；三是从投入上由“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转变；四是从经营上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向合理创收转变；五是从管理上由混乱腐败向有序、廉洁转变。
总之，医改不宜过于匆忙，需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需要广泛进行讨论，真正做到“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
2013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医疗卫生支出为2602.53亿元，增长27.1%。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280元。扩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将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25元提高到30元，扩大部分服务项目覆盖面。扩大城乡医疗救助范围，加强对特殊困难人员的医疗救助。
4.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生活才能有保障。中国是个人力资源大国，这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存在就业困难问题。
政府历来对就业问题十分关注，一直千方百计加大投入，保证经济快速发展，这本身就是为了安排就业和减少失业。另外，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措施，包括进行就业培训、就业援助和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等，都对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中国的就业形势，并不像官方的数字那么乐观，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登记出来的，而实际的失业率是缺少反映的。比如各类隐性失业，再如中国农村至少有2亿过剩劳动力，这些都是没有被计入统计数字的。
解决就业问题必须重视几个方面：
一是打破垄断行业的“就业垄断”。垄断行业都是国有企业，国家的大量资本和资源都沉积在国有企业。国家金融贷款每年有2/3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当承担起吸纳社会劳动力的责任。但是，很多垄断企业却存在“就业机会垄断”现象，即企业的岗位仅仅面向自己的亲属或有权、有势和有钱的人群，一般大学生或广大百姓根本无缘涉足。
此外，一些企业通过劳动派遣的方式在企业内部实行“二元制”用工制度，编制内和编制外人员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制度不公直接导致了就业机会不公平。这样的就业机会垄断必须打破。垄断行业的就业应向全社会公开，畅通国企用人渠道，加大国企安排就业的责任。
二是改善自谋职业的创业环境，以创业促就业。中国人口众多，产业吸纳就业人口存在客观困难。但失业率高，一定程度上与创业艰难直接相关。有资料指出国外万人拥有小企业数为45～57家，而中国只有8.9家，同国外相比有五倍之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的政策没有放开，没有为创业创建便利的条件和环境。国外可以允许不注册的小企业存在，而我们却不能。连卖烤红薯的、修鞋的、修自行车的都得登记和交费。
有一个家庭，1985年由汕头到加拿大温哥华，一家五口人，到加拿大时候只有1000美元资本，但是三年后他家已经有五部汽车。他们的立足和发展仅仅是因为在住房临街面开了一个门店制作广东小点心。那里创办企业不需要注册，也没有注册资本和经营场地方面的限制和要求。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然，注册有限公司，有资本、场地等各种约束条件。所以，改善工商、财税、信贷政策环境，积极培育创业土壤，以创业促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服务业就业比重，吸纳更多就业人口。事实表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力量。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提升服务业就业比重，可以有效解决就业问题。
据《2012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4%，占就业总比例的35.7%，服务化程度上升到39.4%。我国服务业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但距离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达70%左右的比重，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可见，亟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进程，有效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
四、改善民生，启动五大战略
改善民生，建设“公平中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使命。
改善民生，不仅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百姓、领导与群众、强势与弱势、阶级与阶层、农村与城市、家庭与社会，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更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政治与经济、发展与稳定、收入与分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等。
为此，一定要从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出发，以新观念、新思维和新办法，实事求是地理顺和整合好这些关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社会时弊，有必要启动包括以下五大战略在内的“大国民生战略”，以保证上述系统工程的实施与成功。
1.加速发展的均衡战略
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全面发展。经济要发展，社会也要发展，要坚持发展不动摇。就发展而言，世界上存在有不均衡发展和均衡发展两种模式，不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效率，均衡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在经济很不发达或资本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多采用不均衡发展模式，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需要推进均衡发展，以防止过度不均和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目前，我们的战略需要由“不均衡”向“均衡”转变。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资本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不均衡发展，通过打破大锅饭制度来提高效率来加快速度，这是十分必要的。在不均衡发展战略中，国家的各种政策和计划，几乎全部服从“沿海战略”，用于支持东部沿海发展。
在早期宽松的政策环境中，东部建起了数以百计的省级、市级开发区，并以“免二减三”的税收政策吸引了大量内资和外资。特别是以“先入为主”的角色，使东部在商品严重紧缺时，占据了全国市场。另外，对东部实行的外汇留成、财政包干、贷款规模放开，以及证券、金融机构的设置政策等都使东部地区享用了很多财政倾斜，体现了中西部对东部的大力支援。
在“有钱才能赚钱”的客观规律推动下，东部抓住中国早期发展中的诸多机遇，创造了诸多辉煌，赢得了巨大发展。在东部基础设施、工资待遇、居住环境、工作条件都大大优于中西部的情况下，又引起了中西部的人才、劳动力、资本纷纷向东部和发达地区流动。廉价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为少数人、少数地区创造出了巨大的剩余价值和财富。
从区域差距看，中国各省市中，最富的同最穷的相比，其差距比为13：1，这同美国的2：1，英国的1.68：1相比要悬殊很多。
为改变地区差距，进入21世纪后，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但由于中西部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政策，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宽松，无论是贷款、土地、企业注册和市场环境等要素都不像开放初期那样利于企业发展。因此，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差距仍在拉大。
区域差距，不仅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问题，还存在东部一些省区的地方差距和中西部区域内的地方差距。
从城乡差距看，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为20世纪90年代的2.5：1，直到21世纪初的3.23：1。早在2005年，世界劳工组织曾经调查了36个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6：1，差距较大即城乡收入比超过2：1的国家仅有3个，中国是其中之一。
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区域内同时并存的两个空间体，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耕时代的结束，本来靠“剪刀差”和靠农村支援城市完成原始积累的城市却渐渐变成了强势群体，变成了财富的聚集地。但是，由于没能及时地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实施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使得农村和农民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突出。
面对城乡差距的突出矛盾，中央早就提出了要把“三农”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中国农村存在人多地少、资金匮乏、天灾不断、技术落后、人才稀缺、观念陈旧、竞争激烈、缺乏组织和一些地方的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至今农村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基础设施依旧薄弱，农村人口仍然过多，农民收入仍然偏少，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不高。
有人形容，中国城市像欧美，中国农村像非洲，这正是对中国城乡面貌之悬殊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作为反映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0年为0.343，1999年为0.397，2003年为0.479，2006年为0.487，2008年为0.491，2009年为0.490，2012年官方披露的数字为0.47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基尼系数呈现先逐步扩大，而后又略有缩小的走势，但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印度、俄罗斯，与阿根廷、墨西哥大致相当，明显低于巴西。一般来讲，0.4是国际警戒线，因此，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相当严峻。总的来讲，要通过改革和发展解决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高度重视均衡发展，我们不仅将背离“共同富裕”宗旨，而且将严重抑制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效果，这不仅不利于全局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经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因此，应该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提出的“均衡发展”理论，由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均衡发展”。
除了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搞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外，还要高度重视区域统筹，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尤其是需要做好战略转移的观念转变，管钱、管物的部门，一定要改变“重城轻乡”、“重富轻贫”、“重大轻小”、“重熟轻生”、“重国轻民”，以及“重利轻义”等习惯做法和观念，为均衡发展做贡献。
2.收入分配的公平战略
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现象表现之一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收入分配的畸形化，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行业、阶层、年龄之间，而且还严重地存在于同一城市的同行业、同级别、同年龄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和谐，不仅是造成社会差距拉大的祸根，也是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重要表现。
我们不主张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但是，我们也不赞成一些“理论家”动辄给追求公平的说法扣上“平均主义”的大帽子。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分配差异严重超出了合理范围，越过了客观许可的阈值，也超出了既有的弹性限度，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且还可能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因此，关注分配公平，也是关注以人为本，关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分配不公的出现，来自于国家的分配政策，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导致了分配不公的凸显。
例如，国家过分重视了财税收入向中央集权，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两重天”。1994年财税改革，导致县以下财权的严重弱化。有资料表明，税改前，全国县级财政赤字仅为40亿元，而税改后的1995年，全国县级财政赤字就迅速增加到800亿元，一年的时间增长了近20倍，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和关注。因此，导致的县乡财政负债数额与日俱增，时至今日的高额地方债，尽管原因复杂，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缘由。
另外，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造成了收入不公现象在各地的凸显。石化、烟草、交通、煤炭、电力、电信、银行及冶金等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相比，差距巨大。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12年称，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大概有4倍以上的差距。
由此，必须切中这些时弊，实施收入分配的公平战略。需从中国现实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做好以下八点。
一要改革财税体制。使财税优惠向地方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从根本上改变收入悬殊现状。
二要规范收入分配。至少吃“皇粮”的，要统一工资标准，地域间可拉开档次，但不宜差别过大。
三要限制垄断行业待遇，实行利润上缴。国企领导既然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流动，其工资水平就应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国有垄断企业不得随意发放补贴、奖金或赠送员工住房。
四要控制各级各类干部的职务消费和灰色收入。不得在保障伙食情况下，还另发高额的误餐费、会议补贴、讲话报酬以及高价值的礼品等。
五要严格制定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对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政府和企业，要给予严惩。
六要下决心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从企业退休的干部工资水平，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贡献，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补偿，确保他们能安度晚年。
七要搞好转移支付。2011年国家将农村贫困线提高到2300元以后，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估计超过1亿人。导致这些人口贫困的因素非常复杂，农村减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对待尚未脱贫的困难群众，国家财政应给予生活保证。
八要加强社会建设，扩大社会保障。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等。
3.长治久安的疏导战略
社会安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社会安全机制建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近些年来，中央对外、对内政策，都是立足于长治久安，坚持以人为本，在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由于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转型，所以也面临着矛盾凸显的高风险。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拖欠工资、环境污染、执法不公，以及腐败行为等，都直接、间接地造成百姓利益受到侵犯。在百姓忍无可忍和求诉渠道不畅也不力的情况下，常出现群体斗殴或群体上访事件。这样的群体事件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的主要矛盾，也是社会风险的潜在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2年，国际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突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
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且社会矛盾多样而复杂。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达120多起，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达270多起。
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通过对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的分析表明，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正确、妥善地处理这些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将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对这些属于民众内部矛盾的群体事件的处理，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主张强化警力，加强掌控，实行强硬态度，抓捕带头闹事的“阶级敌人”；另一种主张是要看到百姓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以疏导为主，用“情为民所系”的理念，保障百姓利益。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百姓利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在群体事件中常常有人被抓，甚至判刑，这又多是因为处理事件时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对执法队伍而言，群众基本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执法者的强硬，常造成上访者情绪激动，从而引发了不少“犯罪行为”，由无罪走向“有罪”。
古代哲学家墨子讲过：“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的这一论断，一是说明过于强硬地处理民众内部矛盾，必然会引发过激行为，有些“犯罪行为”是因为“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造成的；二是说明如果大家都秉持一颗爱人之心，在处理群体事件中，以疏导方式为主，政府就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很多矛盾就可以随之而化解。
因此，我们一定要启动疏导战略，这不仅是一种既省人力又节约资源的好办法，而且又可以减少很多腐败行为和社会的后遗症。
西汉政论家、思想家贾谊曾经讲过：“以礼义治理国家，就会积累礼义；以刑罚治理国家，就会积累刑罚；刑罚积累到一定程度，天下民众就会怨恨；礼义积累到一定程度，天下百姓就会和睦。”他还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
我们在寻求长治久安的治国之策时，很有必要借鉴这2000多年前的经典论述，真正相信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应该把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执法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行政执法的反腐战略
一心为民是执政宗旨所在。但是，在市场经济“苍蝇蚊子都进来”的情况下，的确有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带来了消极影响。一些人道德堕落、唯利是图、滥用权利、受贿贪污，不仅给政府的形象造成损害，而且也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
应该说，腐败问题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总根子，不铲除腐败，社会就难以稳定，政令就难以畅通。反腐还必须倡廉，反腐是治标之策，倡廉才能治本和清源。“一个人如果从诞生之日起，所见到的都是正派的事情，所听到的都是清正的言论，所实行的都是公正的原则，那么他就不大可能不正派”。相反，“一个人如果一直与不正派的人打交道，他也不大可能会正派”。
正如“几乎每个矿难后面都有腐败现象”一样，当今很多社会问题和事故的曝出，几乎都与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有关系。这样的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
被立案的商业贿赂案涉及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医药购销，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前几年安徽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受贿，这个书记年仅44岁，收受贿赂却高达126次，并同时拥有情妇7人。他在情妇中选出一名“首席情妇”，并教她用MBA知识对其他6位情妇进行按序和分类管理。这样的案子让人啼笑皆非。
在腐败方面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高级干部和国家机关的腐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二奶反腐”、“情人反腐”成为反腐新风尚。十八大以来，包括雷政富在内的至少15位官员密集被纪检部门公开停职并调查，涉及重庆、广东、四川、山西、山东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有趣的是，接受调查的15位“问题官员”中，因网络微博揭发后才“东窗事发”的占绝大多数。
因此，行政执法必须要推行反腐战略，遏制和预防腐败的发生。中央关于反腐败的文件不可谓不多，反腐败的规定不可谓不严，但为什么腐败的发生仍然屡屡不断，有增无减？此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者“有权”，因为有权，可以肆无忌惮；因为有权，群众即使发现了也敢怒不敢言。所以，要真正地反腐败，就要改革权利的独断专行，就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只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置贪官污吏于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就不敢肆无忌惮。
2013年以来兴起的网络反腐风暴，具有明显的群众路线特征。据了解，中国拥有超过3亿微博用户，在这一功能强大的网络平台上兴起的反腐热潮正改变着中国的反腐格局。诚然，网络反腐的参与性、社会性、公开性，能有效补充自我监督的不足，但要在反腐方面取得长远成效就必须注重制度和组织创新，通过调查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相关制度。
5.资源环境的补偿战略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自十六大以来，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明确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力度的要求，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
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耕地法”，禁止乱伐树木、淤积水坝、焚烧禾草，以及春夏鱼产卵期禁止捕捞等。我们的祖先早有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远见。但是，人类近代的活动却是在掠夺性地豪取资源，不计成本，给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从资源的利用看，中国企业对资源的消费大手大脚，投入产出比甚低。2003年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4%，而所消耗的石油、铝、铜、镍、钢、煤炭和水泥却占到全球总消费的7%、19%、20%、21%、25%、30%、40%。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仅占世界的2.34%和1.2%，但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9倍，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大约是4.9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8%略强。但中国却大约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以及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是难以支持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近年来，中国进口需求逐年增长。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之一。
从环境的保护看，中国的农药污染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污染居世界第一，汞污染居世界第一，有机物污染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不堪重负的地步。
据水利部统计，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82.5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半数还要多。已经沙化、碱化的草地达100万平方公里。黄河源头冰川面积减少17%，冰川后退1公里左右。中国人均水资源2200立方米，仅占世界水平的27%。淮河、秦岭以北65.5%的国土上，水资源仅占全国19%。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近50年湖泊已减少36.7%，5000亩以上的湖泊减少61.6%。青海黄河源头第一县，原有4077个大小湖泊，而今剩下不到1000个。
即便这样，我们的水环境还在不断地被吞噬、被污染。据检测，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辽河、海河、淮河，以及太湖、巢湖、滇池等，63.1%的河、湖水质为三类或更差，失去了饮用功能。中国缺水城市达到300多座，城乡饮用水不安全问题依然突出。
为消除资源和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状，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实行补偿战略，建立补偿机制。
补偿战略，简单讲就是要求高消耗资源型、高消耗能源型和高污染环境型的企业和地区，付出成本和代价，使其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做出回应和补偿。
例如，一是要要求消耗资源的企业对资源产地作出补偿；二是要要求工业发达且消耗资源多的地方对生态保护地区作出补偿；三是要要求高效益的第二或第三产业对提供原料和食品的农业作出补偿；四是要要求资源消耗大的经济作物区对粮食生产区作出补偿；五是要要求调水、用水的地区或城市对水源地做出的牺牲进行补偿；六是要要求江河下游对上、中游保护水资源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七是要要求企业对排污造成的社会损害进行补偿；等等。
为了使补偿制度能更好地见到成效，还要高度重视转变企业粗放式经营方式，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以及产业的换代和更新，降低污染和消耗。还要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废弃资源的再度资源化。
对于寿命过短、消费过于奢侈、包装过度、排放毒物、浪费能源的产品开发，要限制研发经费的支持，对此类产品的生产要收生态税，对包装过度的产品要收取包装回收抵押金，以保障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和垃圾、废水的无害化。
另外，还应要求人们提倡绿色消费。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教育内容，提高公众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境意识。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针，化作广大群众的经常行动。
不难预见，若能高度重视加速发展的均衡战略，收入分配的公平战略，长治久安的疏导战略，行政执法的反腐战略和资源环境的补偿战略的实施，那么建设“美丽中国”将大有希望，“中国梦”则可望辉煌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