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这个词，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极深的情结，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之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似乎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可以贴上现代化的标签。可以说，现代化彰显了一个时期全体国民的“中国梦”。
今天，我们正在寻找现代化之魂。历史变迁，格局变化，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审时度势提出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四化”发展战略。这“新四化”，是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力量，国人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新拥抱带有历史体温的“现代化”。
第一节 现代化，究竟谁说了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动员令，现代化这个词更是深入人心，人们在各个领域开始普遍使用现代化这个词，例如教育现代化、交通现代化、金融现代化，等等。从那以后，中国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起起伏伏，破浪前行。
概念上，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以及文化上的人性化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现代化（确切地说是“现代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时间上，现代化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后者也被称为后现代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骄人成绩举世瞩目。中国的成绩表明，要发展，就需要开放，就需要打开家门，迎宾纳客。并且要走出去，与世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融入世界发展的洪流。
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具有国际性特征。但在国际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发展的自主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欢迎先进的理论、经验和实践，但中国的现代化，终归还是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一、国际化，助力中国现代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对本国国际化的推进和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国际联络，重视了吸取国际上的技术和经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国际化不断深入与提高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可以说，国际化，大大助力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回想改革开放前，每个过来人都不会忘记，那时的中国完全处在高度封闭状态下，不要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组织生产，开设商铺，开办银行，就连中国大城市，除了首都可以见到少量的外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外国人的身影都十分罕见。中国人不要说出国做生意和旅游观光了，就连到国外学习都有严格的限制。那时虽然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在那种高封闭状态下，也只能是停留于“口号”而已。
自1978年中国的大门对外敞开之后，一切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据报道，截至当年9月底，中国派出领导人到31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并接待了15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此同时，1978年7月3日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7月13日又宣布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当年10月1日举行的国庆典礼上，出现了香港商人李嘉诚的身影；10月22日，邓小平到日本访问时，专程考察了日本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并会见了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
进入1979年，中国不仅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引入国际资本的媒介和码头。随后松下幸之助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国际企业家，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第1号，松下公司事务所随之在北京设立，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由此引来了一大批日本公司来到中国，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国拓荒者。
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李光耀回忆起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情况时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他还说，“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文章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和研究。我们不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是中国打开大门之年，也是中国跨向国际化的起步之年。
正像邓小平1978年10月所讲的那样，“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改革开放后，我们派了不少人到国外去参观考察，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也领会了如果不对外开放，不向世界靠拢，不在国际化的路子上向前迈步，中国无从发展。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德国新闻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他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正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重视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从那时起中国融入了国际化的时代潮流，并紧跟国际化的步伐前进，才有了三十多年巨大的发展动力。
1983年到1984年，我三次走出国门考察了十六七个国家，留下的印象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大多都生活在地毯上，行进在汽车中，休闲在草坪里。国外林立的高楼大厦，汽车如流，灯火辉煌，物质无限丰富的场景，同中国灯不明、路不平，以及购买商品需要凭票和排队的现实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们当初不敢奢望的国外景象，今天有很多都已经在中国实现了。中国现在的高楼大厦几乎比所有的国家都多，中国如水般的轿车流，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严重拥堵。
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攀升至世界第二位。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2008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奥委会罗格主席用“无与伦比”（exceptional）来形容这次盛会，这表明，在国际化的牵引和推动下，外国人能做的事情，中国人也都能做，而且能做好，甚至比外国人做得更好。
中国的发展表明，现代化建设需要开放，需要与世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融入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本身具有国际化特征，中国的现代化是国际现代化。
二、现代化的车轮，碾压一切发展路障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提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真正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众多跨国公司入驻中国，为中国带来技术、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同时，中国开始面临资源和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这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由于资源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使中国发展的风险有所增加，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曝出的问题并不轻松。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国际现代化路途上的路障，但我们坚信，只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加固现代化的车轮，就可以碾压一切发展路障。
1.问题之一：资源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在农耕经济时代和工业化初期，我们曾以“地大物博”而沾沾自喜。但随着工业化持续推进，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资源十分有限。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
例如，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森林和水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6，石油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0。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早在2005年，中国对石油、铝、铜、镍、钢、煤、水泥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已占到全球当年消费量的7%、19%、20%、21%、25%、30%、40%。大量的消费需求与资源的紧缺已经成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国际化、全球化的大环境，某些资源的进口已经成了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2005年，中国对铁矿石需求的50%，氧化铝原料的50%，铜原料的60%和原油的40%都必须靠进口来保证。
2013年的最新能源报告表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
目前，中国已成了石油进口大国，铁矿石进口大国，钾肥进口大国，木材进口大国，飞机进口大国，大豆进口大国。出现了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的怪现象。
中国对国外资源依赖度不断加大这一情况，已成为经济发展潜在的危机和风险。能源依靠全面进口使得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加大，因此，构建安全的中国能源安全新版图至关重要。
2.问题之二：市场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的严重缺乏，不仅限制了我们对国外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也限制了我们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成了发展的重要瓶颈。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更多赚取外汇，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便启动了外向型经济战略，通过各种奖励措施大力推动出口，加速了外向型经济发展。
当年，韩国的人均出口额是中国大陆的25倍，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均出口额高达大陆的100倍。由于外向经济战略的实施，特别是“三来一补”即外来原料、设备和技术的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很快中国的出口额在1990年便有了4倍的快速增长。
据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8667.6亿美元，其中出口20489.3亿美元，进口18178.3亿美元，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进出口总值为24.42万亿元，其中出口12.94万亿元，进口11.48万亿元，顺差1.46万亿元。
197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9.7%，2000年提高到30.6%，2005年猛增到63.9%，2006年进一步增长到66.9%。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超过8个工业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大国。2006年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2.4%，日本为28.3%，澳大利亚为34.2%，英国为45.5%，西班牙为42.6%，意大利为45.9%，法国为46%，俄罗斯为47.5%，巴西为21.9%，印度为32.6%。
2008年以来，中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着手调整经济结构，扭转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度的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即顺差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6%。海关总署分析指出，在净出口的增加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进一步回落。
中国外贸依存度在经历了“入世”初期的快速增加后，从2006年66.9%的高点开始回落，2012年在2011年基础上再度回落3.1个百分点，为47%；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4.9%，进口依存度为22.1%，都有所回落。
这表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增长方式成效显著，中国经济增长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3.问题之三：技术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生产6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600人管理，而当时中国鞍钢也生产600万吨钢，管理人员数目竟高达23000人，是日本的38倍之多。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的局面，国家实行了“拿来”主义，大力推进技术与装备的引进。
197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同余秋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快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加快引进和开工。
根据彭敏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1978年全年签订78亿美元外资引进协议，其中一半左右是在1978年12月20日至31日这十多天里抢签的。由此可见，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动员令，对当时推动对外开放，引进国外技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这一举措实施的快速而得力，使我们走了一个发展技术的捷径，才有了中国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不得不看到，由于对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不够，也造成了对国外的技术需求过度依赖。
上海是中国技术研发单位最集中的地方，论文发表数量和科技创造成果都在国内居领先地位。但是上海的产业技术，2004年对国外的依赖度却高达75%，同1993年的65%相比，仅十年多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上海60.2%的企业的技术靠引进，1/3以上的企业使用国外的生产线。外资企业生产所需设备，几乎全部在国外采购。中国产数控机床占有率1990年为70.4%，1995年下降到23%。
另据报道，中国至今100%的光纤制造设备，80%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石油化工设备，70%轿车制造设备和纺织机械设备，都依赖进口，在重进口轻消化吸收背景下，技术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的恶性循环。
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中国的工业品较少有自已的知识产权，自有品牌严重短缺。200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中，75%是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产品，属本土企业的不到25%。
从数据看，外资企业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2007年外资企业已占中国进出口总额57.7%，其中出口占57.1%，进口占58.5%；外资企业出口交货总量高达50794.5亿元，占全国出口交货总量69.5%。1991-2007年的17年中，全国外贸年增19.15%，外资企业年增30.2%，外资企业控制中国外贸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不过，刚刚过去的2012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为18940亿美元，增长1.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9%，所占比重较2011年回落了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0227.5亿美元，增长2.8%，占中国外贸出口总值的49.9%；进口8712.5亿美元，增长0.8%，占中国外贸进口总值的47.9%。
从这个数据看，外资企业控制中国外贸主导权情况终于有所缓解。
4.问题之四：出口产品过分集中单一的问题
中国在国际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国际市场在更大范围上对中国开放，给中国产品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由于中国的产业在开放初期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力廉价，所以具有较高的价格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形成“挤出效益”，中国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曾有这么一组有趣的历史数据：中国生产鞋子60多亿双，占全球产量的一半，相当于每年给全球每人做一双鞋；中国年产布匹1000多亿米，相当于为全球每人每年生产20米布；中国每年还生产衣裤100多亿套，合全球每人每年两套；中国2005年生产彩电8283万台，占全球彩电产量的45.4%，出口3974万台，占全球彩电总出口量的25.37%，居全球之首。又如儿童玩具、打火机等，其国际市场几乎全部被中国占领。但从效益来看，却是收益甚微。
经济学家郎咸平曾举例说，“芭比娃娃”在中国制造，出口到美国，在其市场上的零售价为每个9.99美元，而在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生产工人仅获得0.35美元的劳务费（加工费），占9.99美元售价的3.5%；其余65美分为进口原材料，占6.5%；另有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一般为港台商人获得，占10%；剩余的7.99美元，占售价的80%，为美国商品设计者和美国进口商及零售商所占有。
这些情况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很多出口产业的发展，是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的。这种低价格重复性的出口产品大生产，实质上是在出卖中国农民工的血汗，是寻求出路型的出口产品大生产。
由于此类产品出口数量过大，价格过低，给世界原有的经济秩序产生了较大冲击。导致他国经济低迷和失业率的上升，从而招致猛烈报复。如前些年西班牙焚烧中国鞋城，很多国家以反倾销为名，不断对中国产品出台进口禁令。欧美的配额限制和墨西哥对原产地的限制措施，几乎都是针对中国。
近年来，中国广东和浙江沿海，一大批外向型工厂亏损或倒闭。这状况提醒我们，出口过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风险巨大，而且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