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进行的城镇化，与之前两个阶段的城镇化并不相同。过去的城镇化注重于大城市的外延和扩容，而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中小城市群；以前的城镇化大多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是其中的关键要义。新型城镇化，其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的空间，也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不仅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的矛盾，还有助于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同时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正在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与“三农”问题
对国人而言，城镇化这个概念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发展曾经历三个阶段。
1986年到2000年的第一阶段城镇化，政府主推“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大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数量偏少，发展滞后。
2001年起，政府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解除了对于大城市的发展限制，其中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从仅仅允许逐渐转变为支持和鼓励，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
自2006年始，政府首提“城市群”概念，并要求发展“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其中，“以大带小”和“城市群”是两大核心关键点。
一、新时期的现代化：城镇化和“三农”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曲折历程。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现代化建设步伐，迎来了跨跃式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且惊叹的“中国奇迹”，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推到了世界第二位，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100美元（2012年），超越了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有学者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条件能持续不变或进一步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希望在2035年前后赶超美国。
但是，在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面前，我们还必须居安思危。在经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需要时常“脚踏实地”地看一看，“仰望星空”地想一想，中国现代化建设还有哪些应重点解决和突破的问题。唯有切重时弊，抓准要点，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推进扫清障碍，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过去的十多年来，我的脚步踏遍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省份和绝大多数的地区和城镇；同时也访问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沙特、阿联酋、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在大量亲历的事实面前和亲身的实践感受中，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当前现代化的最大时弊是“三农”问题和发展滞后的“城镇化”——“三农”和“城镇化”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重点突破的瓶颈。
因此，新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必须在突破“三农”和“城镇化”问题上狠下功夫。
二、“三农”问题，解决不力就掣肘现代化
现代化对一个国家来说应该有其“全域性”，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我们承认，发展可以有先有后，也允许现代化水平有高有低，但是，收入悬殊和城乡巨大差距，不是国家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户籍人口和“半城市化”人口（在城市里过着农村式生活的人）至今还占据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仅从人本主义角度衡量，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不大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农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就为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早在1952年到1978年，国家就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取资金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到1994年年间，国家又以“剪刀差”的形式再次让农村无偿贡献出15000亿元。农村每年平均向城市贡献938亿元。
由于长期的“取多予少”或“只取不予”，造成中国农村“失血”过多，广大农村失去了投资能力，农民只有生存的保证，而缺少生财之力；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稀缺，交通不便，管理混乱，人均收入长期过低。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因其对中国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受到几代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
早在战争年代，就通过坚持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刺激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坚决性。新中国成立初的十年中，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接着在农村推行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形式的合作组织。但因为操之过急，造成了对“三农”发展的破坏性危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支持农村改革，实行了田地的包产到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后来他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一是界定了800美元的小康标准，二是同时强调了要使占人口总量80%的农民同时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重要性。
1982年至1986年，中国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3年，又连续十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次次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三农”问题是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由于农业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实际上还在农村，因此，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反过来，“三农”问题解决不力，就会掣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在于城镇化。只有把人口占多数的农民转型为城镇居民，才有可能真正扩大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只有把农民改造为产业工人，才能推动产业发展，将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相融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
三、城镇化推进缓慢：现代化的羁绊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大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大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中国亟待调整经济结构，顺应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城镇化的国策地位就此确立——因为城镇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培育和扩大内需的过程。而城镇化的进程缓慢，就会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就会成为现代化的羁绊。
历史地看，影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影响下，政府担忧大量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
如担心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或者担心出现拉美那样的“城市化陷阱”。于是亿万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特殊的“两栖类”人群，甚至有理论家认为，农民工这样“进可入城打工，退可回家种田”。如此完美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设计，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并在实践中得到滋生和蔓延。
但着实讲，这种理论，它不仅使城镇化思维陷入了迟疑和犹豫的泥潭，而且也会导致城镇化实践走进了凝滞和停顿不前的窘境。
第二，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为由，力主限制大城市快速发展。
由于国外在发展大城市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交通堵塞、城市污染等所谓的“大城市病”，所以在中国早期的城镇化战略中，早期研究城市化的人，一开始就提出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指导性观点，致使城镇化进展缓慢。
第三，受“逆城市化”的影响，导致小城镇发展成了战略重点。
国外的城市化包括由“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三个阶段。大城市形成后，城市的生活环境遭到污染，当汽车遍及每个家庭后，很多人把居住地点选到城外的农村。
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洛杉机，其周围分布有70多个小城镇。而历史上，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第一个阶段的“集中”还十分欠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很低，中产阶级尚未形成，此时就开始大力发展农民工本土本乡的小城镇，显然有悖于城市化的科学推进。很多农民工把打工赚来的钱拿到老家的镇子上去建房，但其家庭还留在大城市，这既造成土地资源和农民工财产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市场发育和内需调动。
第四，“伪城市化”的做法，放缓了对城市化的推进。
中国的城镇化由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进展缓慢。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原建设部改变了人口统计方法，将工作于城市6个月以上的人都归为城市人口，于是，城镇化率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但是这只是统计口径的改变而已，除此外，对入城的农民工和新市民的待遇毫无改变。
经济学家把这种“城镇化”称为“伪城镇化”。“伪城镇化”像一层迷雾遮住了人们的眼睛，抑制了社会对城镇化的呼吁，改变了社会对城镇化的视听，减弱了决策层对城镇化的重视，放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第五，“户籍制度必须维护”，挡住了城镇化的去路。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由20世纪50年代末实行城乡户籍分治制度导致的。这一户籍制度像一把利剑斩断了城乡间的亲密关系，更像一座高山将市民与农民隔离在山的两边。
户籍制度的改革本来在今天信息化时代是很容易推进的。但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户籍负载着较多的权益和福利，而城市人已经忘掉农民当年为城市发展做过的巨大贡献，不愿意给那些为今天的城市发展再次流下更多汗水的农民工分出一杯羹；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一种误区和偏见，认为城市犯罪都是农民工造成的，对农民工亲近爱护不足，防范警惕有余，担心户籍制度改革后，会给城市造成混乱，增加城市运行负担。
为此，有关方面总是把户籍制度视为社会安定的“救命稻草”，不希望改革，不愿意改变。由此直接限制了城镇化的推进，也限制了现代化的进展。
四、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的突围路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要积极探索农村经济经营模式，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和提供市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相辅相成；探索、研究和解决与城市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相关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
1.农村方面
（1）在农村大力组织和推广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
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经济效益，多是农产品自身效益的3～10倍。很多国家把这部分利益留给农民。农民可以通过资产入股的方式建立自已的合作组织并实行公司化经营，从而取得巨大效益，达到致富目的。
中国农民人多地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既难以与市场对接，也难以实现致富和发展。近些年来，虽有一些龙头企业进入农村，并得到国家扶植，但农民与企业没有利益联结机制，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利益难以进入农民之手。
相反，成功案例如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南街村和刘庄等，都是由历史上的农村合作组织在改革开放后直接转向并与市场对接的结果。
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让农民在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中获得更大收益，一定要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建立和推广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尽快改变农村的小农经营方式，促进农民与市场对接。
（2）成立更多的支持农民及投资农村的国家和地方银行
有钱才能赚钱，没钱必难发展。农村发展难，就难在没有钱。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支持资金曾长期停留在当年财政收入的5%～10%，银行对农村和农民的贷款长期以来极为少见。投入过少，融资过难，这才是农村发展迟缓的关键原因。
大量实例证明，农村只有财政和金融的支持，才可能会蓬勃发展。为了支持农村发展，我们应该像当年农村拿出50%以上总收入支持城市发展那样，国家拿出更多财政收入和金融贷款回报农村。要制定宽松政策，除建立国家级专业投资银行外，还要大力兴建地方性农业银行，专门支持农民，大力投资农村。可以把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建设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作为资金扶持的对接点。
（3）把教育均衡落到实处，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直管
农村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展，关键还在能否把农村教育抓好，能否使更多的人才在农村涌现。因此，农业现代化，一定要把积蓄人才摆到战略地位，首先是要保证教育均衡发展。
我们现在讲的教育均衡，口号十分响亮，但实际上远未能均衡发展。“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不改变，教育均衡就必然“流产”。据调研得知，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与县财政收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义务教育的质量也是天差地别。时至今日，贫困区县仍有很多学校开不起英语课、计算机课、美术课和音乐课，使很多孩子在起跑线上同富裕地区的孩子拉开了难以追赶的差距。
为了改变这种学校“标准化”和“教育均衡化”在很多地方仍停留在口头上的尴尬局面，建议借鉴国际上较通用的做法，把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直管，特别是欠发达地方的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应由国家财政直接负责，以此回报欠发达地区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支持和贡献。
（4）改变资金投放的“钓鱼政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到农村”，这是国家做出的重要决策。但在执行中，多把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在了大江、大河和公路的建设之中，而真正涉及农村或农民利益的农村基础设施做得还远远不够。一些粮食产区，自来水建设、水利建设，特别是农村道路建设，问题还远没有解决，有不少地方生产粮食还没有灌溉设施，依旧靠天吃饭。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实行的要求地方匹配资金的“钓鱼政策”，导致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富裕地区有资金匹配，可以大量吸取国家资金，把基础设施建设到好上加好，而贫穷地区匹配不起资金，国家资金永远不能到位。
为了解决很多农村至今还建不起道路的问题，解决许多农村“下了雨进不去出不来”的局面，国家要尽快改变资金投放的“钓鱼政策”，应全力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特别是粮产区的农村，把农村道路修起来，把农村的水利建设搞起来。
2.城市方面
（1）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问题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大批农民工。既然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又将永远与城市共存，如此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农民工当市民？为什么不能让农民工同市民一样享受公平待遇？
新型城镇化，力图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矛盾，通过促进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集中，缓解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压力，并增加城镇人口，带动消费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新型城镇化纲领性文件《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提出，要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拆掉挡在农民工进城路上的栅栏——户籍制度。
（2）科学规划中部城市的发展和布局
预计到2035年左右，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70%，届时城镇人口将达10亿人以上。国家在做城镇化的筹划和安排时，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对中国的城镇化进行合理布局。
在安排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建设中，既要考虑当地水资源的供应前景，又要使城镇化与当地人口相适应。在人口密集的中部省区，一定要加大城市发展力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国家的大项目配置、交通网的建设及资金投放力度等都要以人口为依据，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加大力度。
（3）要突破大城市对人口的接纳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真正的城市人口实际只增加一倍，但城市面积却已经扩张七倍。而这些扩张又大多在大城市，大城市既然占去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就应该承接更多的农民变市民任务。现在我们的农民工和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大多都漂在大城市，如果大城市不承担这一使命，不接受他们，我们城镇化的使命将无法完成。
从城市容积率看，中国的大城市还存在接纳新市民的巨大潜力。城市容积率在日本、韩国均为2，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分别为1.2和1.6，而中国大陆城市平均才0.5，上海虽最拥挤，但容积率也才0.8，还不到日韩城市容积率的一半。因此要突破中国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接纳限制，降低大城市落户门槛，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伪城市化”的出现，真正推进城镇化发展。
（4）要突破大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限制
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工市民化”的使命非常艰巨。新型城镇化着眼于“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其中，“以大带小”和“城市群”是两大核心关键点。这个思路表明，需要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周围，发展众多的小城镇。
要解决中国数亿人口的入城问题，我们还必须重视大城市的发展，目前看来，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数量、规模和质量，都还远不能与中国城镇化的任务相适应。
发展大城市是中国的一种特殊需求，无论从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考虑，还是从节约土地和保18亿亩耕地红线着想，发展大城市都是必要的。客观实践证明，城市越大，第三产业的比例越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就越大。
如果过分控制大城市数量和规模，只重视发展小城镇，第三产业将得不到充分发展，服务业岗位就难产生，就不利于安排就业。据统计，一般建制镇人均占地面积155平方米，中等城市人均占地面积108平方米，大城市人均占地面积88平方米，特别大城市人均占地面积仅53.4平方米。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将大大减少。为此，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减少城市化对土地的不合理侵蚀，也应该把发展大城市作为战略重点。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与国家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向新的高度攀升，必须切中致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要害，抓住城镇化这个重点。
只有认真突破新时期的现代化“瓶颈”，中国现代化建设才会有大的新跨跃，实现中国梦才更为真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