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城市，顾名思义，是“城”和“市”的结合，包含“城邦”和“市场”两个要素。
因此，城市的形成，是随着物质交换的产生和商品的流通而出现的。城市大多出现在人口相对密集，交通比较便利的的地方，这些地方容易形成商品交换的场所，也就是市场。为了防御外敌侵入，人们在这些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修筑城墙，便是“城邦”。随后在城内又出现了物质交换的市场或商店，如此便有了城市。世界上城市发展最早的地方是古罗马，中国城市的发展也较早，远在宋代，开封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0万人。
纵观古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考察海内外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不难看出，城市化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拉动作用。因为城市是聚集了人口、商品、工业、文化、信息、交通、科技、金融和服务等因素在内的地域系统。
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特别是人口的聚集，导致了各种要素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它不仅启发了人们的思维，也给彼此沟通、互相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会。于是，很多新的思想火花、发明创造应运而生，这不仅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水平和能量得到了提高，也使它们的作用和活力得到增强。
另外，城市的出现也为社会分工创造了条件。城市形成之后，不仅每个人参与的行业不同，而且所处的岗位也各异，这与农民原先在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了迥然的不同，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劳动既提高了人们操作的熟练程度，也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
社会的发展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志的，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就没有社会的大发展。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就在于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聚集，促进了分工和协同，激发了每个人的创造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伦敦因为聚集了250万人，“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100倍”，这足以说明城市化的推进，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列宁指出，“城市是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马克思也说，“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
世界各国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十分重视城市化的推进。1800年至1980年的180年间，世界总人口增长了3.5倍，而城市人口却增长了35倍。当今世界城市人口数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7%，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达80%以上。研究表明，农业人口占比低于10%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是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紧密相关。
早在20世纪末，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人口与总人口比例已分别降为：美国2.44%，德国2.89%，英国1.9%，法国3.89%，加拿大2.83%，荷兰3.7%，澳大利亚4.83%，以色列3.08%，日本4.78%，意大利6.16%，新西兰9.17%，韩国10.5%，新加坡0.2%，中国台湾地区5%。
城市是相对农村而言的。那么，城镇化，简单说，就是缩小农村和农业人口比例，扩大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的过程。新型城镇化进程，除了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硬件环境，还应包括“农民变市民”的过程。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现状和问题
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时机，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观念上的保守，使得中国的城镇化速率还赶不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例如，1949年至1957年八年间城镇化率增加了4.8个百分点，而1990年至1998年的八年间仅增加4个百分点，相比慢了0.8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2.57%。其中，城镇人口71182万人，比上年年末增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数值较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2005年后改变了城市人口统计方法。改变后的统计方法是按常住人口计算，即将在城市工作6个月以上的人都计入到城市人口当中。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以及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没有统计数据那么高。
数据显示，2012年农民工总量约2.6亿人，在这约2.6亿的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他们在城市享受不到安居的住房条件，享受不到子女教育权利，享受不到其他市民所能享受的各种福利。
这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弃儿”，在经济学家眼中，这种情形下的城镇化是一种“伪城镇化”。
按照国际情况，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镇化率应在55%以上，日本、韩国高达75%。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在2012年人均GDP已达6100美元，但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仅仅停留在带有水分的52.57%。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任重道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城镇化进程滞后是客观事实，它不仅对社会公正造成了损害，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质量。当前的现实可以概括为经济的城镇化明显快于社会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是质量不高的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值得思考和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在全国农业产值在GDP总量中已降至10%的情况下，还有近70%的人口仍是农民或过着农民生活
现代化的功能之一是通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促使民众生活水平得以明显提高。而在中国农村，由于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足1.8亩，而且又要主保粮食生产，大多数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很难达到较高的水平。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数以亿计的人口留在农业生产战线。因此，大量减少农业人口，这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问题，而且也是解决分配实现相对均衡和确保全区域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伴随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全国农业总产值已在GDP总量中降至10%，并将持续走低。但是至今中国还有近70%的人口仍然是农民，或者以农民或农民工的身份生活。在城镇的常住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51%，其中能真正享受市民待遇的城镇户籍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35%。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块短板，也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瓶颈。
2.在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情况下，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中国的发展，是以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而起步的。不管是城乡差距的拉大，还是地区差距的加剧，其利益受损的主要承受者还是农民。如今，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在2012年已达到61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被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
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貌似已超越小康水平，但由于发展严重不均衡，平均数值下掩盖着诸多问题和矛盾。例如广东省，是公认的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粤西北和粤北地区的部分农村还仍然贫困。再如，新疆的库尔勒市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9.6万元，而和田市某些县农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相差接近50倍。
有人比喻，以平均值看待问题的弊端，就如同一个大厅里本来有99人身无分文，因为大厅走进来1个百万富翁后，平均起来都成了万元户，平均值掩盖了贫富悬殊问题。2012年官方披露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明显高出世界公认的0.4的警戒线。
3.大城市设障过多，城市的扩张未能与承载更多人口的职责相对等
城市的发展原本是由资金的大量投入带动的，资金投入越大的地方，就应该承担更多的城镇化任务，应该承担更多“农民变市民”的责任。
然而，在我们的城镇化进程中，投资最多的地方，往往都是拒绝农民在城市落户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都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这些城市最需要农民工，农民工的人数在这些城市往往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农民工虽然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但他们在大城市定居却因政策的限制，几乎没有可能。
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利益分配格局失衡，以及社会排斥等不平等现象普遍，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的社会融合度低，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并导致农民工及其家属长期被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的结果。
据统计，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超过60%，同期人均建设用地达133平方米，超过了国家规定限额的30%。一些城市，这些年来大规模投资城市建筑，修宽马路，建大广场，建别墅，修高尔夫球场，搞大展馆、大会议中心，挖湖泊，造园林等，豪华的城市建设与居住人口的基本需要渐行渐远。
这种粗放式开发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限制了城镇的人口容纳能力。与新型城镇化提倡的“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的理念背道而驰。
4.对发展第三产业重视不够，抑制了就业岗位的开拓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仅城市就业缺口每年就多达千万人之众。如何开拓就业岗位，减轻就业压力，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就是要推进城镇化，做好人口的有效聚集。人口聚集度越高、越大，第三产业就业的岗位就越多，第三产业就越发达。美国因为有大量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其中有55%以上的人口住在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所以它的第三产业占到了全部产业的70%以上，纽约则高达81.1%。
中国有2.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急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他们开创就业岗位和空间。往往是越大的城市分工越细，服务性需求越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很多服务项目，在小城镇是无法成立和不可能创造效益的。
所以，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必须重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至少要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占到一定比例。要千方百计降低农民入城的门槛，提高农民入城的承受力。要改变廉租房匮乏和大量驱赶小商小贩的现状，要坚决打击中小学乱收费的违法行为，为农民子女入学创造宽松环境。
5.对农村过剩劳动力情况估计不足，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增收
改革开放初期，天津大邱庄1200人从事粮食生产，最高年产120万公斤，是一个有名的贫困村。后来该村走了工业化道路，促进了农业的设施化和机械化，全村虽只留下了9个人搞农业，但全年粮食产量却达到250万公斤，从事农业的人口虽大幅减少，而粮食产量却增加了一倍多。
这个例子说明，实现农业现代化可以解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中国新时期的“新四化”战略中，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解决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就不会影响粮食增收。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实质上就是要把握好耕地红线，打牢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
三、寻找“城镇化”列车的飞驰通道
新一届政府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在新时期飞速发展的引擎。“城镇化”这个火车头，将带领中国驶入新的发展通道。
那么，推进城镇化，需要从何处着眼和发力？关键是要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1.推进城镇化需端正认识，立足解决实际问题
必须看到，对城镇化的认识决定着城镇化的命运。在大力推进城镇化之时，必须在为什么推进城镇化和怎样推进城镇化两方面端正认识，形成共识。
过去对城镇化的认识偏颇，不仅延缓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而且给今天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带来阻力。历史地看，影响城镇化推进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国外的大城市都在向外围发展小城镇，因此中国不能发展大城市，只能发展小城镇”；二是“城镇化绝非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农民变市民”；三是“对农民实行‘两栖类’的做法，进可攻，退可守”；四是“中国应着重发展三大城市群，有三大城市圈足够了”；五是“农民工并不愿进入城市，因此，没有必要让农民在城市落户”；六是通过统计方法的修改推进城镇化，实现了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
以上六种认识和做法，不仅曾一度误导着我们的思想，而且也左右着我们的行动。
例如，“两栖理论”关于“农民在农村有地，又可漂在城市做工，进可攻，退可守，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最佳选择”的说法，不仅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损害了国家建设；不仅延缓了城镇化进程，也阻碍了经济发展。
“两栖”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城市门槛越来越高，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工愈加望城兴叹。另一方面造成了几千万的儿童留守农村，几千万农民工夫妻不能团聚，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此外，“两栖”的做法还迫使农民工把辛苦赚到的血汗钱投资到家乡的农村和小镇去建房，从而削弱了消费能力，也因长期在外，使他们的住房闲置无用，造成了浪费。
我们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程度，致使城乡差距持续拉大，产生和加剧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都与以上几种错误的认识直接相关。
因此，要确保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首先要排除这些错误的干扰，要切中城镇化时弊，明确城镇化的概念，端正城镇化的方向，把城镇化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立足于解决好包括“三农”滞后，内需不振，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管理不顺等问题，珍惜城镇化机遇，落实好城镇化战略。
2.城镇化必须以减少和分流农民为宗旨，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指标和目的
如前文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甚少，这是“三农”问题突出的源头所在，也是农民劳动生产率过低和农民收入微薄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必须通过城镇化道路，分流和减少农民，以此提高农业劳动者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和提高城乡两方面的劳动生产率。
城市因为聚集了文化、经济、商品、信息、科技、金融和交通等有利因素，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市场和方便，产生分工效益和规模效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伦敦因为聚集了250万人，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这就是说，只有绝大部分人集中到城市里劳动时，总的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达到一个高水平。
此外，城市的发展，人口的聚集，还为第三产业拓展了空间，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城市越大，第三产业就会越发达，服务业就业岗位就会越多。
纽约有70%以上的就业岗位属于第三产业。在中国内地，北京、上海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高达60%左右，在国内领先，是因为它们聚集着千万人口。为了提升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好“三农”和内需不振问题，就必须坚决做到城镇化以分流和减少农民为宗旨，把“农民变市民”作为城镇化的指标和目的。
3.城镇化必须从中国现实出发，重视顶层设计，搞好城市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用好紧缺资源，促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我们重点推进了东部城镇化的发展。当初虽然对东部投入比较有限，但由于当时土地和金融条件的无限宽松，再加上东部城市发展期间属于卖方市场，促成了作为城市化内在动力的工业产业迅速崛起。尤其在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东部便成了万商云集之地。而后来要发展中西部时，不仅遇到了投资瓶颈、政策瓶颈、土地瓶颈，而且完全进入了买方市场，工业发展的艰难造成了城市发展的缓慢。
早在2000年5月，当时中国有662个城市，广东、山东和江苏分别拥有52个、48个和41个，这三个省当时各自拥有百万人以上城市位居全国前三名，均超过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的两倍多。同时这三个省人均GDP也位居中国前三名，而且人均GDP也是河南省的两倍多。由此可见，城镇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因此，在推动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之时，一定要从中国现实出发，重视城市的顶层设计，搞好城市布局。在做顶层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需批判前面提到的“中国有三个城市群已足够了”的说法，要使城镇化的推进与区域发展相适应。
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哪里发展大中城市，哪里发展小型城镇，一定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周围应重点发展小城镇。在中国特大城市周围大力发展小城镇有充分的条件，也十分必要。而像河南、四川这样人口十分密集的农业大省，在今后二十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应重点发展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这样的省份需建一批城市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
三是顶层设计中，城市的发展一定要考虑人口基数，要按人口设城。现在很多人口超过500万，甚至超过1000万人的地级市，其城市人口还没达到50万，这是亟需引起注意和应该重点支持的。在整个顶层设计中，还要重视县城的发展，只有这样，城镇化才能真正加速。
四是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一定要有基础设施和项目投资相配套，城市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及时跟进。另外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并肩而行的，对进入顶层设计的城市布局，一定要安排项目进行支撑，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一定要支持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为城镇化服务，与城镇化结合。
4.城镇化一定要让副省级以上城市接纳外来人口，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关键是要解决副省级以上特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的问题。据资料披露，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外来人口数量均在700万左右，其中绝对多数是家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农民工。这些由农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几十年来，不仅为这些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经长期生活在这些城市之中。
例如，我家一个安徽小保姆，20世纪80年代初，18岁就进北京了，后来结了婚，孩子都已经二十多岁了，仍然没资格拥有北京户口。
北京改革开放初期，三环路两侧还都是玉米地，而今已“摊大饼”式发展到五环之外并跨入六环两侧地区，马路、高楼、商场、学校、别墅、会所、公园、假山、人工湖和高尔夫场地等占据了大量农田，但就是不接收外来的农村人口。而近来媒体所报道的所谓“房叔”、“房姐”们名下的房产数量和面积，令人瞠目。
如在北京购置40多套房产的龚某，人不在北京，却可以在北京落户购房，不知类似这样的情况又有多少？此中户口的“难”与“易”，看来完全是人为的。
从副省级城市不接纳农民工和农村入城的大学生，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率是应该含有水分的，估计达不到统计局公布的52.57%，实际恐怕仅有35%左右。从教育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中，80%是农民的子女，这意味着我们的城镇化不仅没有推进，而且是明显倒退了。
副省级城市不接纳农民工的理由之一是城市太大、太拥挤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如前文曾提到的，中国大城市的容积率要比很多国际大城市低得多。日本、韩国城市容积率是2，中国台湾地区是1.2，中国香港为1.6，中国大陆仅为0.5，上海被认为是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而其容积率也仅为0.8，比日本、韩国少一半还要多。《文摘周报》不久前报道，日本东京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而东京人口却是上海的2/3。
由此可见，上述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副省级以上城市不接纳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也是没有理由的。城市的交通拥挤要从管理上去努力，而不应该将其作为不接纳农民工的挡箭牌。至于少数人想通过控制人口，拿户籍作为谋私利的手段，专为少数人进行权钱交易，那就更不应该了。
为此，要推进城镇化，要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就一定要请副省级以上城市带头接纳农民工。而且要坚决改革户籍制度。同是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应该凭身份证行遍天下，共和国对每一个公民和劳动者应一视同仁，应该在公共服务走向公平化的今天，以身份证刷卡制作为户籍管理手段，并以此同国外接轨。
5.城乡统筹发展一定要重视以城市为基础的全域性发展和产业拉动城乡统筹对农村面积广大、农村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如果一些地方不着力推进城市发展，而一味地强调城乡统筹，就达不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作用，城乡统筹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一，对于城市发育较好、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地方，其城乡统筹应重点发展周边的小城镇，注意产业布局和投资调控，防止大量“睡城”的出现。
对于城镇化极为薄弱，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应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促其地方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否则城乡统筹只会沦为一句空话。
第二，城乡统筹一定要重视“全域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成果共享。
那种只重视建设统筹样板、搞试点，不惜用大量财政投入大搞锦上添花，把样板搞得好上加好，而具体到广大地区统筹发展时，无任何财政支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搞好城乡统筹的。为此必须改变长期形成的只重视示范工程、政绩工程，热衷锦上添花的惯性行为。
第三，城乡统筹，一定要把农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奋斗目标。
要把粮食生产区道路差、基础设施差、公共服务差以及资本少、信息少、致富门路少的“三多三少”突出问题，作为新农村建设应予突破的重点。要坚决改变那种重外表形象多，重生活质量少；重农户单干多，重集体合作少；重经济发展多，重社会发展少；重锦上添花多，重雪中送炭少的“四多四少”的老路子。
第四，要重视非农产业发展，借助产业拉动。
凡是城乡统筹搞得好的地方，多是产业拉动力度较大的地方。因此，推动城乡统筹，一定要重视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
非农产业发展，一是要重视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要按照企业的管理经营模式，推进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科学化、机械化。要使农业生产通过集约化的管理，以及先进技术、装备的武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益。
二是要狠抓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这项工作做好了，可以为农村增加3～10倍的收入，有利于农民就业和增收。为了促进农产品加工等非农产业发展，一些较大的县一定要多设几个工业聚集区。
三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包括物流业、旅游业，都应引起重视。为了发挥非农产业的发展，除了搞好城乡统筹规划，给非农产业留出空间外，还需要有税收政策的扶持，财政金融的支持，尤其是土地的配给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第五，要建立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
为促进农村与市场对接，形成城乡一体的市场运行秩序，建立城乡一体的市场信息网络，就必须搭建农村的市场平台，完善和维护农村市场运行重要载体，就是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
公司制合作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大创举，也是现代经营的优质模式，公司制合作组织不仅在工业领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而且也在各国的农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不仅可以把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农村，实现“三农”与市场对接，而且利于开展种、养、加与产、供、销的一条龙服务模式，能够把农产品加工、运输、营销的效益留给农民，让农民增收。
因此，推行城镇化要重视在农村创建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改变现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模式，不宜也不应该把广大农民都赶出田地，使农产品加工、销售、经营的效益都被外来的企业独享。
为了使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能够在农村兴起，一是需要在农村建立一村统一模式的支柱产业；二是放宽农产品加工公司的注册条件；三是金融与科技的支持要向农民入股的合作企业倾斜；四是要由政府出面，专门为农村建立这样的合作组织培养领军人物及管理人才；五是公司需实行董事会管理、总经理负责制，让农民参加监管，企业红利按股分红。
6.城镇化推进中，一定要狠抓相关制度的改革，把改革作为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引擎和抓手
由于诸多不合理制度和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我们的城镇化推进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其中面临的博弈，其激烈程度绝不可低估。
而要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使城镇化顺利推进，必须要进行多种涉及全局的制度改革，只有紧抓改革这个抓手，我们的城镇化才不会走偏，城镇化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
第一，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二元结构社会的形成、收入差距拉大以及“三农”问题难解决的总根子。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造成中国农业总人口达到世界农业总人口的34%，成为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
户籍制度之所以改革困难，一是认识上的原因，怕在城市出现贫民窟影响社会稳定；二是户籍承载的功能过多，如儿童入托、子女上学、购买房屋、车辆摇号、工作就业、社保享受，以及出国办理手续等均与户口挂钩；三是走后门办户籍，户口买卖现象频频发生，这给户籍管理部门带来了寻租机会和既得利益。
根据当前曝光的情况看，最后一个原因给户籍改革带来的阻力可能是最大的。因此，改革户籍，一定要首先反对腐败，要改革户籍承载的诸多功能，要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下，使入园、上学、买房、就业和社保等与户籍脱钩。要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通过户籍刷卡，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第二，要改革土地使用办法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分依赖。
出让土地促地方财政增收，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从长远看，20年后这条路子也会被切断。因此，我们没必要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土地，应及时对土地使用办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住房用地才有可能迎刃而解，住房价格才有可能回归合理。于是，农民进城的门槛才会降低，社会才能和谐，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再者，土地交易的黑幕和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混乱，是腐败多发的根源，因此，只有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才能倡导勤俭，才能更好地反腐倡廉。
第三，要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办法。
如同土地问题一样，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是腐败易发多发的平台，其中的黑洞之深、问题之大，对国家财产造成损失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几个省的交通厅长连续多任“前腐”后继，便是有力的佐证。
北海市曾经维修了很短的一段机场路，花了1000万元，但不久这条路就烂掉了。时任市委书记看到后要求查找原因，结果发现该路经过层层转包和层层回扣后，真正用于修路的资金十分有限。为此，一位副秘书长还得到了60万元的好处费，可见其中问题之严重。当然这绝非仅有，我们的一些国家项目、重大工程，其中的黑洞之深，如把调查结果公布出来，都将让人难以置信。
第四，要改革干部待遇终身制和一些不合理的照顾和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实行了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这是必要的。但时至今日，我们的干部待遇终身制和无限制的做法，不仅给国家财政、地方接待增加了繁重负担，而且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社会风气。
我们的很多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某些宾馆里都设有总统套间，上百平方米甚至几百平方米的干蒸、桑拿、冲浪浴、淋浴房样样皆有，按摩间、读书间、写字间、棋牌间样样俱全。很多人夏天北上，冬天南下，有时一个城市就“聚贤”好几十人，弄得地方应接不暇。
再就是，我们的首都和各省的省会，都成了各级干部退休后的聚集地。例如北京，各地省委书记退休后进北京，很多将军退休后进北京，如此的局面，北京怎能不臃肿，北京的房价怎能不高。美国卡特总统退休后住在一个4000人的小镇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实行在当地退休呢？
为了推动区域统筹发展，我们必须对干部待遇终身制和无限制等不合理安排进行改革。
第五，要改革城市的资源配置与管理。
德国之所以是一个高度均衡发展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把多种社会资源向各城市均衡配置，就连某些部级单位和中央电视台都设在首都之外。
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做法，有意识地把学校、机关、部委、媒体、医院和研究院等向各城市分散，这样既有利于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区域的统筹发展，又有利于改变我们某些城市独大的局面。
第六，要改革城市的级别，减少城市层级。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考察时，其城市协会告诉我们，几万人的小城市和千万人的大城市级别是一样的。包括蒙特利尔、洛杉矶周边的70多个城市都是同等的。
而我们的城市却分出了三六九等，直辖市、副省级市、高配一格省会市、地级市、半格的地级市、县级市，如此多的级别不仅给管理带来了混乱和麻烦，更糟糕的是，很多级别低的城市，因权力所限发展困难。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就必须重视对城市级别进行改革，对县级市更多放权。借助改革的抓手，把中国的城镇化推向一个新水平、新阶段。
四、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须做好节约用地工作
今天的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以为大兴土木、大动工程，就实现了城镇化的目标。
新型城镇化着眼的不是土地，而是人。所以，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政府高度重视节约土地资源，特别是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划定，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从中国现实出发的。
但是，根据调研，我们仍然发现要做好节约用地工作，还必须认真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1.高度重视土地资源严重紧缺的现实，重视节约土地资源
中国素来号称“地大物博”，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位居世界第三，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再加上我们的雨量分布极不均衡，气候条件差异大，致使人均耕地面积十分有限。中国人均水资源为2300立方米/年，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1/4，排在世界第121位。尤其因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更是造成一些地方极度缺水。中国淮河与秦岭以北地区，包括华北、西北、东北和华东部分地区，占全国64%的国土上，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9%，人均水资源不到359立方米/年。世界上极度缺水的国家——索马里的人均水资源为658立方米，而我们北方很多地区连索马里都不如。
我国很多地方，很多大片的土地就是因为没有水而不能充分利用。如内蒙古的阿拉善地区特别是额济纳，新疆的石河子地区、和田地区，都是一马平川的黄土地，都是因为缺水而被闲置并沙化。也有很多地方如青海东部、内蒙北部和东部（包括呼伦贝尔）幅员辽阔，但就是因为缺水，而只能任由野草生长，无法种植庄稼。
我国的可耕地资源主要集中于两广、两江、两湖、两河、两山、浙江、安徽、东三省和四川盆地。其中有不少地方气候好、雨水足、水利设施健全，是真正的“鱼米之乡”，其土地利用系数可以高出东北和华北一倍以上。
但是，这些地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地区，因改革开放后的投入大增加和工业大发展，不仅成了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也成了物流和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于是造成了大量的优质农田被占用，很多“鱼米之乡”被林立的工厂和高楼大厦取代。
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耕地面值总数已不足18.26亿亩，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不到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就在耕地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我们有些地方却还在大手大脚地浪费和毁坏土地。
尽管近几年是我们国家对土地使用严格管制的年份，也是保18亿亩红线喊得最响的时期，但就在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我们仍然批准了229万公顷的建设用地。其中绝大部分为耕地。由此可见我们对土地的需求和占用情况有多么严重。
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节约土地资源提上重要议程，找寻浪费土地的病根，认真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浪费问题，把好耕地红线，守好“天下粮仓”，夯实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才能更好地推进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城镇化战略。
4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数据。
5《2010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
2.节约土地资源的五点政策建议
第一，必须做好对异地占补平衡的叫停。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复苏和持续发展轨道的火车头。中国很多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上不去，原因之一是城镇化水平太低，缺乏中心城市的带动。
按理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城市土地因紧缺而升值，项目和投资就应该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但是土地占补平衡的异地化，使得很多发达的大城市到欠发达地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购买土地指标，造成大城市继续“摊大饼”，而欠发达地区却引资招商困难。
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安置和分流农民。如果只推动大城市膨胀而又不在城市安置农民，同时又不断剥夺小城市土地，不仅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难以解决，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还会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为此，异地占补平衡的做法应该被叫停，叫停一些地方主管部门专门为大城市喊话，而强制小城市让出土地指标，进而剥夺小城市的利益的做法。
第二，必须做好土地管理执法的公平公正。
我们很多副省级以上城市为大建别墅区、高尔夫球场、大型广场、大型公园而大量占用土地，为城市面子工程大兴土木，肆无忌惮。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对这些做法视而不见，却对很多小城市、小地方的类似做法进行批评和曝光。执法的不公正，也间接加剧了土地浪费。
为此，我们建议为了节约土地，土地执法部门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民众立场上，一碗水端平，公正执法，不徇私情。
第三，必须做好对农村宅基地整合的节制运行。
现在很多地方在拿不到更多土地指标的情况下，正在拼命整合农村农民的宅基地。有的地方在做这一项工作时，能够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整合宅基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贴补大量财政收入，工作做得较好，得到了百姓拥护。
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一切围绕着“弄到土地”这一目的，不顾农民的利益，在农村盖一些高层住宅赶农民上楼。在本地还没有相关产业带动的情况下，农民连在庭院内种菜、养鸡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造成农民的极大不满。
为此，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农民利益考虑，研究制定土地流转和补偿机制，对整合宅基地工作要有节制地运行。
第四，必须做好放宽林业政策，支持一些城市建筑爬坡和进山。
世界上有不少地区的城市建设，十分注意在城市或公共设施发展中节约仅有的耕地资源，引导城市建设走上高坡和进山。如美国的西雅图，一些街道是梯形的，不少住房和街道走进坡地和山岗，由于基础设施配套搞的好，既节约了土地，方便了群众，又美化了城市。我们调查发现，中国一些近山城镇也想学着这样做，但林业和林权的管理政策却较难突破。
因此，为了促使一些近山城镇能够在可能节约耕地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就有必要放宽林业管理政策，鼓励一些城市建筑爬坡和进山。
第五，必须按规定做好对囤积土地的回收工作。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购置土地不开发的，两年期满应予收回。但是在实践中，囤积土地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有背景的企业，囤积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
在东部一些县城，站在高楼上，常常看到一片片土地被围墙围着。有的已经很多年没有开发，却无人过问。
为了节约用地，建议国家在执法中，对购买已两年而又无实质性开发的囤积土地坚决进行收回。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或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囤积和占有的土地，一定要依法行事，应回收的必须坚决回收。切不可在权钱交易中把土地回收工作当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