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里，三藩市又名“旧金山”，意思是“老的那座金山”。19世纪60年代，中国南方有大量劳工被输送至加州，修建太平洋铁路。他们都是些素朴的农夫，辛苦劳作，省吃俭用，为的是时不时地汇钱回家。久之，乡邻便把他们工作的地方称为“金山”。就在雅拉丘陵（Sierra Foothills）的萨特锯木厂（Sutter's Mill）发现金子后，这些中国劳工大部分都即刻改行前往掘金，寄回家的钱更多了。他们又叫来儿子、亲友一起工作。在家书中，为避免与新近在萨特锯木厂发现的金矿混淆，他们便将三藩市称为“旧金山”。此后，很多来自华南的中国人都在加州找到更好的谋生之途。他们初看似与早期来自美国北部和欧洲的淘金者相似，但其实只是帮人掘金。
虽则19世纪初的中国公文中就已提及三藩市，但知晓该地的却仅限于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因其有亲友移民于此。即便在一个世纪后，出生于华中的我也是在离开故土后才听人说起旧金山。自然，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到这里。
一个人出生于何处纯属偶然，而人生恰恰由种种非福即祸的偶然串成。单次的偶然之幸会带给人意外之喜，旧金山于我便是如此。
1946年6月的一次邂逅将我带至此地。当时我恰巧在首次造访纽约后返回伦敦。客居英国多年，又幸免于“战期”掉落并炸毁我伦敦寓所的炮弹。战争甫一结束，我便感觉自己需要换换环境。预订前往美国的船票实非易事，但我还是在丘纳德（Cunard）公司的客轮“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上弄到一个卧铺。它于1945年12月将两千名美军战争新娘与七百个婴儿送回美国。我在纽约一住就是半载，几个月后又在拙著《纽约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New York）中记录了我的经历。最后，我搭乘“埃里克森号”轮船返回英国，与三十名旅伴同住一间统舱。就在我将自己的行李堆放在一张下铺上时，耳畔传来一声欢快的问候，来自我上铺的鲍勃·莫里斯（Bob Morris）。我们很快结成挚友，在整个旅途中同餐共宿，一起漫步、闲谈。我得知鲍勃出生于英国，却在十四岁时去了加拿大，几年后在那里娶妻成家。如今他已经和太太塞尔玛（Thelma）移居旧金山多时，在那里经营自己的生意。
在他停留英国期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他向我讲了旧金山的很多故事。未几我便开始考虑到旧金山一探究竟。鲍勃在英国待了两个月后返家，但我们经常书信往来，他每次都力劝我前往。到1952年11月，在我的出版商的建议下，我长达一年的美国之旅终于成行，我打算先到波士顿住上半年，再到旧金山度过余下的时间。我写信给鲍勃·莫里斯告知他我的计划。彼时他和塞尔玛已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开了家新店，又在市郊的卡迈克尔（Carmichael）造了新居。他们邀我先去小住几日，说他们有个朋友在旧金山有个房子可供我居住。这个安排倒也周详。我选择乘坐火车从波士顿前往西海岸，中途在芝加哥停留一日，到芝加哥艺术学院（Chicago Art Institute）欣赏布伦戴奇典藏（Brundage Collection）中一些中国远古时代的精美青铜器，又到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Chicag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欣赏巴尔典藏（Bahr Collection）中的各种玉器。我还在丹佛（Denver）的牛津酒店住了两晚，仅仅因为它与我自1940年以来寄居的英国牛津同名。我参加了一个落基山旅游团，游览“野牛比尔”的墓地（Buffalo Bill's grave）、红石露天剧场（Red Rock Openair Theatre）和很多雄美的山景。我又到丹佛的华盛顿公园畅畅快快地漫步一遭，才踏上火车，继续前往萨克拉门托的旅程。
鲍勃和塞尔玛到车站接我。这是我和塞尔玛头回见面，她满面微笑，对我盛情相迎。在他们随后带我参观的景点中，州议会大楼周围的国会山公园（Capitol Park）尤其令我难忘，那里正在举行长达一周的菊展，且正值菊花盛期。数百株绽放的菊花蔚为壮观。这让我的思绪突然转向英格兰北部，我的好友威廉·米尔纳爵士（Sir William Milner）曾带着骄傲而欣喜的笑容，带我到他的温室里去看两三株盛开的菊花。我对这种花卉情有独钟，因为它原产于中国，是在19世纪50年代传到欧洲的，然后又由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的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Wilson）引入美国。
小住萨克拉门托的几日很快过去，我该去旧金山了。早餐后，鲍勃准备好车子，不久我们便坐车沿着蜿蜒的萨克拉门托河驶去。这是在萨克拉门托上游交汇的两条大河之一，另一条河叫亚美利加河（American River）。为了让大型汽船和货船能在这条河上行驶，当地正在规划一个大型项目，打算在上面修建港口和码头。他们告诉我，在随后的若干年中，萨克拉门托将飞速发展，变得更加富庶。我默默地问自己：“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的两百年间，它的每一座城市不都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吗？”弗里波特（Freeport）是我们离开首府后遇到的第一座城市，从这里经过时，我瞥见了那条河，它的河水中满是沙子，黄中泛红，让我想起故乡九江旁边的长江，几丝乡愁油然而生。倏忽间，头顶上一群大雁朝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飞去，那里群峰高耸，山顶白雪皑皑，被蓝天映衬得格外醒目。
我的目光追随飞翔的雁群，直到它们变成一个个小黑点、几乎看不见才罢休。我们已经抵达萨克拉门托河沿岸的第二座城镇胡德（Hood），但鲍勃决意朝着雁群的方向行驶，为的是让我享受这特别的野趣。于是我们转而南下，向富兰克林（Franklin）驶去。他推测大雁会飞到稻田里捡食稻谷，因为萨克拉门托山谷极其肥沃，有飞机撒播的大片水稻。我哑然失笑，不知该如何向我那些在中国稻田里劳作的同胞解释这里的水稻种植方式才好。然而，等到我们抵达那里时，大雁却踪影全无，早已飞往别处觅食了。
河流两岸生长着一丛丛柳树，嫩枝恰染鹅黄，丝丝缕缕，如同金色阳光。这让我再次忆起流经故乡的长江，那里的江岸上也是垂柳成行。但两条河流却大不相同。阳春三月的扬子江畔，桃红杏粉，为和煦的阳光平添几分醇香，树下更有成片的青草和灯芯草，郁郁葱葱；而萨克拉门托河岸上则是一片沙滩，在酷热骄阳的炙烤下，让人昏昏欲睡。此刻，我们驾车飞驰，一排排经过修剪的树木接连不断地被我们甩到身后，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仿佛在接受我们的检阅。塞尔玛告诉我，这些都是巴特利特梨树（Bartlett pear），可结出全世界最甘甜的梨子。不久后，我在美国见到的第一座平旋桥便闯入我的眼帘。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远处迪亚布罗山（Mount Diablo）青灰色的山坡。它跟我们刚刚穿过的萨克拉门托河谷的大片平原对比鲜明。
接下来我们又飞快地经过两座河畔小镇，沃尔纳特格罗夫（Walnut Grove）和赖德（Ryde），然后便来到艾列顿（Isleton），这里的芦笋闻名于世，至少是畅销全美。坐在飞驰而过的汽车里，我未能细看这种贵重的农作物，仅瞥见一片片田地长满细长的植物，犹如精心编织的地毯。这让我想起已故的雷吉纳德·法瑞尔（Reginald Farrer），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曾到中国去为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搜集新的植物种类，并在甘肃省兰州府惊讶地看到几株芦笋，它们作为稀罕植物被种植在一只漂亮的中国陶瓷花盆里。芦笋在中国被称为“龙须菜”，并非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我猜测它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在19世纪侨居上海和其他大城市时带到中国来的。此后芦笋便作为一种鲜美可口的植物而为中国人所知晓，但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人不太把它当作食物。中国学者似乎倒是被它精致的枝干和脆弱但形状漂亮的叶子所吸引，开始把它们当作书房里的一种额外的装饰，种在陶瓷花盆里。我甚至见过一位19世纪的中国宫廷画家所绘的绢本芦笋。这证明了中国那句俗话“性相近，习相远”所言不虚。换言之，世间之人本性并无差别，只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习俗各异罢了。例如，我们中很多人对随处盛开的花朵不以为意，但若是有个因纽特人突然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中找到一朵初开的美丽花朵，他会作何反应呢？
不过，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消减了很多人心中的忧伤与遗憾。它帮助人们在自然条件不足的地方种植作物，还提供了各种途径将当地无法种植的特殊食物运来。虽然因纽特人那些并不遥远的先祖或许对鲜花与芦笋都闻所未闻，但在阿拉斯加的一些中心城镇，如今因纽特人看到鲜花甚至食用芦笋且不以为奇也并非没有可能。鲍勃夫妇打断了我的思绪，将河对岸的大片德尔蒙（Del Monte）水果罐头厂厂房指给我看。工厂似乎很大，我无法想象，一个水果罐头厂竟然能占据这么大一块地方，直到我回想起自己造访过的众多美国城镇，想起那里的超级市场同样规模宏大。我对德尔蒙非常熟悉，因为我有个英国朋友喜爱他们的小罐头，我时不时地设法寄一些到大西洋彼岸。我知道，即便是在一些只有一个小杂货铺的美国小村庄，要购买这种水果罐头也并非难事。这是现代交通带来的巨大便利。星条旗之下，任何地方的人们都能吃到同样的食物。我造访陌生之地是为了寻找其与众不同的独特特征。在法国和中国，各地的物产或许仍然各具特色。然而，凭借快捷的交通以及各地之间持续的人口流动，这种情况恐怕很快将被改变。在欧洲和中国的任何小城镇，修建于不同时期的建筑都展示了它们独特的历史。而大多数美国城镇似乎都是按照相同模式建造的，每个都至少有一家相同类型的邮局、银行、药店和超市。在我看来，它们全都一模一样。我跟鲍勃说，我们刚刚经过的几个河畔小镇全都彼此相似，其实与我在新英格兰和其他各州见过的城镇并无多大区别，这时他笑了起来，提醒我：“别这么早就下结论，等着瞧吧，到了旧金山你就知道了！”
此刻，我们已来到横跨于圣华金河（San Joaquin River）上的安提阿克桥（Antioch Bridge）。萨克拉门托河在此汇入圣华金河，最终注入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他曾在1926年和1927年乘坐河船往返于萨克拉门托与旧金山之间。其中两艘叫“三角洲国王号”（Delta King）和“三角洲王后号”（Delta Queen），跟马克·吐温描述的那些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河船是同一类型。在“三角洲国王号”与“三角洲王后号”运营的时代，这条河里也有许多中国舢板上下穿梭，全都由中国人驾驶。我们经过的所有河畔城镇里都曾满是中国店铺和华人。那时它们全都有自己的唐人街，就跟现在旧金山的那个一样。此刻我才明白过来，为何加州大学的首批中国学生之一在大约五十年前把萨克拉门托河描述成一条完全中国化的河流，一如长江或珠江，河上的各种营生也与中国的毫无二致。顺着一条中国化的河流前往旧金山，这对我是多么恰当！我记得，仅仅几天之前，当鲍勃和塞尔玛带我从唐纳湖（Donner Lake）上观看马瑟洛德区（Mother Lode Country）[1]时，我们恰巧碰到一个名叫“华人营地”的地方，在早年的淘金热中，曾有四千多名华人居住于此，其中有位老太太被所有金矿矿工——不论是华人还是美国人——当作老奶奶。那些受雇掘金的华人肯定曾在此扎营。他们修建起屋舍、街巷，甚至还有一些小花园，就跟他们身后的故国一样。他们全都来自华南，以广东人为主，于是便把自己居住的街区称为“唐人街”，因为广东是在7世纪的唐朝被纳入中国版图的，他们也就以“唐人”自称了。这个唐人街必定是美国的首座中国城。不过，当我们来到“华人营地”时，这个地方已几乎沦为鬼城。一座房屋歪歪倒倒，跟另外两三所房子远远隔开，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屋前修理一辆破自行车。仅此而已，没有一爿中国店铺，没有一个华人，甚至看不到一个汉字。一度繁荣富庶、举国闻名的区域最终遭到废弃，被人遗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一位早期的希腊哲人曾说：“时间是运动的扩展。”我们无法阻止“运动”扩展，因此不得不接受“变化”。[2]我强忍哀伤，不让自己为萨克拉门托河上那些消失的中国城而难过。
这时，我们的车子刚好经过工业城市匹兹堡（Pittsburg），它和宾夕法尼亚州那座著名的城市同名。但鲍勃说这里也有美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其产品畅销全国，行销全世界。在车速飞快的开阔地带，我不由自主地感觉行驶于同一条高速公路上的其他汽车比我们这辆车更小，甚至感觉那些城镇也仅仅与村子大小相当，其居民矮小如侏儒。高速公路系统是现代美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不过我却认为它使得那些在上面移动的人比平常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也更为自负。坐在这辆飞速行驶、一站直达的轿车里，我感觉公路如此漫长，无穷无尽，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而美国则变成一片畅通无阻、毫无特色的广阔土地，上面布满一条条平行线，间或有个大圆圈或弯道，大群五颜六色的甲虫排成一串，在这些平行线上奔跑，无休无止。看不到居民，看不到丘陵、群山和石头的形状，所有树木看起来都像深蓝色的斑点或者随意泼洒的绿色墨汁。看不到一只飞翔的鸟儿，因为它们已经如同昆虫般小得无法识别。那么人又变成何等模样了呢？我问自己。我绷紧了神经，为了快速捕捉不断移动的风景，我的眼球似乎正在膨胀。难怪现代艺术如此强调这一点，它希望以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鲍勃将车开到一座桥上，混杂于大量别的车辆之间，在其中一条平行车道上疾驰。此刻我们正在瓦列霍（Vallejo），迪亚布罗山模糊的山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很多鲜绿的小山丘，形如小圆面包，从我们的两侧飞快后退，我感觉自己就像坐在一块电影银幕前。突然之间，一片广阔的水面映入眼帘，我们已抵达圣巴勃罗湾（San Pablo Bay）。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一座巍峨高山耸立于一些山丘之后，我得知那就是塔玛佩斯山（Mount Tamalpais）。我们的车子继续与前前后后的许多其他车辆向前移动。谁都没有片刻迟疑，也没有一辆车停下。我从未把这么熙熙攘攘的车流与原本宁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在中国，城乡之间差别甚大：前者一片静谧，空气新鲜；后者嘈杂喧闹，尘土飞扬。中国的诗词散文中有很多描绘乡间安详之美的段落，却无法用以形容我们此刻经过的加州乡村。无疑，这里有时肯定也存在一小片寂静之地，但酷热的明晃晃的阳光照射着我的眼皮，迫使我奋力睁大眼睛，也为我从风景中驱走了宁静。一路上，天空都保持深蓝，蓝得就像中国人夏天在庭院里用作遮阳天棚的大块条状青布。但我头顶上这顶天棚却无边无际，没有撑杆，上面有一轮明艳的太阳。闪耀的阳光似乎从公路上搅起团团尘埃，将它们到处撒布于山丘边缘，恍如黄烟弥漫。在时时刻刻的炙烤之下，初染新翠的小山和树木也显得无精打采。
高速公路上的一条条平行线此刻变成各种线条构成的复杂混合体，让我双眼迷乱。公路上的交通似乎也更加拥挤了。现在道路两侧排列着很多屋舍与汽车旅馆。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招牌在无情的阳光下闪烁，如同显微镜载玻片上的一条条纹理。周围的景致愈加生动多变。塔玛佩斯山笔直地矗立在我右方的平地之上，此刻，它隐约可见的小山尖就像一幅巨大的蓝灰色画布，上面画着一道道参差不齐的斜线；而在我的左方则有一条条闪烁的银线，很可能是远处的水面。在靠近塔玛佩斯山山脚的地方，一个个圆圆的山丘上林木繁茂，点缀着一些白蘑菇似的房子，一座接一座地飞快闪现在眼前。在它们的对面，冒出一些没有树木的山丘，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活像热气腾腾的小圆面包，山丘上点缀着大量小房子，就像色彩艳丽的真菌。
我的朋友打算尽量带我看看沿途的趣味景致，现在，我们的汽车离开高速公路，顺着路牌朝索萨利托（Sausalito）驶去。不久，无数的桅杆便从仓库林立的码头区冒了出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豪华游艇和帆船，属于湾区的富有居民。索萨利托的计划是跻身于全球最好的游艇中心。我眺望广阔海面上的一根根桅杆，朋友指着遥远的对岸，那里布满白色的星星点点，正是旧金山的所在。我们驶离码头区，车子一拐弯，旧金山就消失了，这时我下意识地像猫一样用手抹了一把脸。惊鸿一瞥，我想，可是这座城市到底是何种模样呢？
接着，太阳忽地不见了踪影，让我困惑不已。仅仅片刻之前还是万里无云。现在我们面前却是成团翻滚、旋转的微粒，仿佛在某个超自然生灵的指挥下，为我们表演某种新奇的魔法。它们不像通常的云朵那样高高飘浮在我们上方，而是飞快地逼近地面，就要吞没我们车前的所有山丘了。而那些小山有的很快隐没于其中，有的如同蒙着薄纱，另外一些却依然历历分明。这一幕景色像极了某位宋代大师笔下雾霭蒙蒙的山水画。与此同时，我似乎看见这铺天盖地的云雾在继续旋转，忽而这里浓，忽而那里淡，所有山丘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奔跑，一个小丘倏地冒出来，接着又被另一个取代。整个这一幕都充满灵气，变幻万千，让我兴奋不已。我想象自己回到了中国东部的东海县，大约三十年前，我曾在此教书。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和一位同事骑马登上那里的一座著名的石头山，即位于黄海边的云台山。这座山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公元4世纪的顾恺之（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3]便是其代表作）——曾撰文介绍他是如何摹画此山的。这座大山里处处怪石嶙峋，罕有树木，就连灌木与野草也颇为稀少。整个东海县几乎都是一片荒芜，僻壤穷乡，居民寥寥。对艺术和探险均兴趣盎然的我不禁想造访这座名山。有人告诉我们：“没有多少人爬上山去。”不过还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养马供人骑着上山的人。我们租了两匹马，我的朋友纵马而去，跑到我前面。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暂时还算风和日丽，视野清晰。但顷刻之间，云雾滚滚而来，抹去了前面的景色。它们似乎顺着狭窄的小径向我们奔涌而至。我落在朋友的后面，望着他向前缓缓移动，眼前的一切让我充满敬畏与灵感。用下面这两句耳熟能详的李白诗句描绘当时的景色就再恰当不过了：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我朋友和他的马逐渐变得模糊，然后便消失无影了。而我骑着马也完全被云雾吞没。突然之间，一阵大风驱散了我们头顶上的飞云。我的朋友措手不及，被刮下马来。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拳师，因此仅躯干而非头部撞到岩石，幸未受伤，于是他笑着重新爬上马背。我们俩都还年轻，很享受那一刻的惊险与美景，不知身在何处，亦不在乎何时返回城里。我们已经在山间攀登了四个小时，因为相信良马识途，故而毫无迷路之忧。此刻，一道巨大的光线刺透厚厚的云团，一些岩石陡然露出身形，轻灵精致，无与伦比。我朋友的马扭头朝着阳光跑去，我们终于钻出云层，顺着一条阳光照耀的小径折返，回去吃晚饭。时光荏苒，三十多年转瞬即逝，我还是头一回想起这次旅行。
现在，我们驾车顺着这条精心铺砌的美国公路飞快行驶，回忆起那趟出游来真是美好。我们前面的大多数汽车都逐渐模糊，很快就无影无踪了。我们全都被浓浓的云或雾吞没。群山消隐，仅在我的右侧露出一条流动的斜线。就在此时，一座独特的朱红色天桥腾空而出，尽管在翻腾的云团中若隐若现，却让我惊诧之余又顿觉欣喜。这景色实在是蔚为壮观，惊心动魄！我不再沉浸于骑马攀登云台山的回忆之中，而是想起了攀登泰山南天门的情形，它所在的山东省也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的诞生之地。泰山是中国最神圣的名山之一，早在孔夫子降生之前，就已有众多古代帝王到此朝拜。泰山之巅建有一座中式寺庙，要抵达此处，就必须经过那道修建于两条多岩巨峡之间的南天门。我们拾级而上，远远地便可从下方看到它，透过蒙蒙细雨或阳光中的雾岚，它仿佛飘浮于半空之中。我觉得此刻在前方空中若隐若现的那道门必定是中式的，因为中国一向偏爱把宫门、牌楼以及寺庙的圆柱刷成朱砂红。三十多年前，这一幕不同寻常的景色于我是多么熟悉，我又怎能不为之心动？实际上，它让我陶醉于其中！
不过，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还是回到现实，明白自己正乘坐汽车经过一座桥，鲍勃和塞尔玛告诉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可为什么把它刷成中国红？”不等我的朋友告诉我，不等我听他们回答，又一道红色拱门赫然出现，比第一道更红，并且同样飘浮于空中。它的另一部分旋即从下方冒出来，整个看起来就像一道悬在空中的红色阶梯，仿佛能让我沿着它登上天堂。我们正在经过金门大桥的第二道桥塔。云雾愈来愈浓，我几乎无法看清车前几码远的地方。其他汽车的声音清晰可闻，其踪影却渺不可见。两侧暗淡的黄色灯光竭力刺透雾霭。我们根本无法辨别自己是否再次进入了开阔的乡村，因为四面八方什么都看不见，笼罩在一片神秘气氛之中。
此刻雾气渐渐稀薄，露出一条笔直的街道，两侧房屋、商铺林立，绵延不尽。经过漫长的行驶，我们终于停下车来，好让我看看科伊特塔（Coit Tower），瞥一眼它周遭的景色。我们在双子峰（Twin Peaks）之一的顶上再次停车，但狂风吹袭，我们几乎无法站立。接下来我们又到唐人街吃了顿饭。最后鲍勃和塞尔玛把我安置在其朋友位于湖滨街（Lake Street）的房子里，而他们则到酒店过夜。一日之间，所见种种，目不暇接，我实在有些头晕目眩！与朋友告别时，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需要时间梳理这一切。
躺在床上，我总结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四面环水，干净清新，但又显得神秘而令人难以接近，布局杂乱如无数响尾蛇，众多街道向外伸展，似章鱼而触手更多，前卫得让人感到陌生，又传统得让人觉得熟悉，潜意识里充满诗意，外表冷峻而内里人性化，既有明显的美国特色，又独具旧金山风格。我任由想象力驰骋，渴望用事实验证我的幻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