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市场街（Market Street）从前有个绰号叫“黄金之路”。那是八九十年前的事了。1953年2月，当我第一次到这里闲逛时，它似乎与这个绰号相去甚远。但每次走到这里，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诗意的名称。毕竟，这座城市之所以闻名于世，并非因为它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场或一国的首善之区，而是因为人们偶然在它附近发现金矿。可以说整座城市都建立在黄金之上。倘若它附近未发现金子，也未出现“淘金热”，旧金山还会举世闻名吗？肯定会的。它的自然环境舒适宜人，气候温和，气氛友好，这一切让它尽显魅力。但发现黄金以及由此带来的“淘金热”在人类史上前无古人，与此相关的故事犹然在耳，不容忽视。每次我顺着市场街一路漫步，要么从位于市政中心（Civic Center）附近的起点开始，要么从反方向逛回来，我都会想起那句著名的中国俗语：“金用火试，人用钱试。”在不久之前，旧金山的很多人确实被金子熔化了，但如今这座城市已变得愈加理智而健康。想起人类的未来，我发现这一点颇令人欣慰——尽管过去几年政治上山雨欲来。
我在市场街悠闲漫步——真的是优哉游哉，因为它两侧的人行道相当宽阔，即便它是西海岸最热闹的市场，人们也完全可以在此轻松溜达。这让我想起蒙哥马利街（Montgomery Street），黄金首先聚拢于彼，由此，它很快成为西方的金融中心。蒙哥马利街是这座城市第一条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街道，因为它直通停泊船只的海滨，且靠近生活在电报山（Telegraph Hill）四周的首批定居者。这座城市便从这里发展起来。市场街的设计者是都柏林土木工程师贾斯珀·奥法雷尔（Jasper O'Farrell），他早先曾为墨西哥政府工作，在湾区测量政府拨发的土地，后来才受雇于美国当局。在他规划市场街之时，不同寻常的宽阔街道并不受居民欢迎，因为这会侵犯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于是他们决定对他处以私刑。奥法雷尔被迫逃跑，远避尘嚣。当时的人以暴代法。大约一百年过去了，如今，尽管市场街的人行道依然足够宽阔，但其机动车道却似乎过于狭窄，无法顺畅地吞吐全部车流。现在这里的局面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尽管有些人仍然希望以暴代法。
顺着市场街一路行来，我的思绪不时回到过去。据说，位于亚美利加河河畔的萨特锯木厂刚一发现金子，一众贩夫走卒、酒吧招待、理发师甚至扫大街的——如果当时有这个行业的话——都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锁好大门，贴上“停业掘金”的告示便离开了。有些人将妻子留在家中，让她们等着丈夫背着一袋黄金回家。整座城市肯定都顿时为之一空，看不见一个男人。不过把它称为“女儿国”也未必合适，因为起初很少有女人来到这里。在早期的拓荒时代，敢于跟随丈夫或情人乘坐篷车穿越整个国家的女人如凤毛麟角。然而，这座城市也不会长久沦为空城。发现金子的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一艘艘装满新面孔的船只接踵而至，停泊在海湾里。船上的人一上岸便立刻启程前去掘金。蒙哥马利大街周边肯定一直都很热闹。几乎没人愿意待在城里经营提供日用品的商店。各种商品价格飞涨，光是买一只鸡蛋就要花一美元，威士忌的售价则高达每桶一万美元。连洗衣服的人也没有了。矿工们的脏衣服被成吨成吨地运往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亦即现在的夏威夷州去清洗。作为出生于中国的华人，我终于弄清大量华人是如何进入洗衣业的，不禁哑然失笑。实际上，很多广东人当时已经开始移民，有些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发现南太平洋诸岛（South Sea Islands）后不久便来到这些岛上谋生。广东人以航海为生，因为他们濒海而居，习惯了海上和岛屿生活。那些定居于夏威夷的人现在抓住“淘金热”之机，靠着为金矿工人洗衣来改善生活条件。在他们赚到足够的本钱后，便迁居旧金山。他们还把自己的很多亲戚带来从事体力劳动，充当仆役、洗衣工或进入餐饮业。广东人在中国以“诚恳勤劳、善于经商”而著称。他们很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将生意扩展到几乎全美各州。他们还为所有华裔——不管是否广东人——赢得“洗衣最干净且用手洗”的名声。我自己就无数次碰到别人询问我的洗衣店店址！在旧金山，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有一个以“Yee”为店名的连锁店，因为在广东话里叶氏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读音与我的名字相似，不过我其实姓蒋。
关于“淘金热”，我的朋友塞尔玛和鲍勃·莫里斯曾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尽管很多人什么都没有淘到，但也有更多的人如愿以偿，他们的口袋里日渐装满金粉和金块。他们会在晚上回城掏出袋中的黄金，第二天再继续淘金，将袋子重新装满。金子在他们的衣兜中闪闪发光，让他们因为贪欲而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某个精明的生意人想到在淘金地附近修建一所豪华旅馆，这样矿工们就可在这里花掉他们的金子了。铁路已经修好，很快旅馆也完工了。他从新英格兰各州招募了一些女子到旅馆里充当女仆。火车载着她们，在抵达旅馆之前的一个小站停下车来，数千名金矿矿工爬进车厢，向女人们展示自己装满黄金的口袋，并向她们求婚。当火车到达旅馆所在的那一站时，车上的女人不论老幼都已下车。旅馆没法经营，它也从未开业。女人成了稀罕的宝贝，成百上千娶不到老婆的男人只好悲哀地望着自己的金子，将它们全部花在了威士忌上。没有男人的城市是空城，而没有女人的城市则意味着混乱。
不过，女人稀缺的情况在旧金山没有持续很久。很多女人从世界各地被吸引到这座新的黄金城。很快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的红灯区便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全球都鼎鼎有名了。来自其他大陆的姑娘们成为各种故事的主角，但中国姑娘似乎在一本题为《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的书里占据了更大的篇幅。中国早就拥有类似于《天方夜谭》和《十日谈》的故事书。16世纪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就证明中国人本质上与其他民族并无多大区别。该书的一个全译本最近已经在西方的书店售卖。不到一百年前发生在巴巴里海岸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毕竟不算多么稀奇古怪。巴巴里海岸现在已名声不再，但人的本性是否有变化？关于人类卑劣本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古代埃及人和希腊人是否找到答案，但古代中国人没有找到。现在，西方人已经听说过孔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儒家思想存在两个学派，一个倡导“人之初，性本善”，而另一个则相信人性本恶，人需通过训练才可变得善良。或许第二个学派解释了为何曾经发生在巴巴里海岸的事情如今已经从旧金山消失。
为什么市场街又被称为“黄金之路”呢？我曾经读到，某位琼斯博士——他肯定受过良好教育，才敢以博士自诩——曾染上真正的“拜金热”。他在地上铺一块白布，再将金粉撒在布上，然后赤脚踩着金粉走过去。他甚至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在金粉上打滚。最后他用手捧起所有的金粉，撒到自己头上，接着便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另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在狂热之中梦见自己拥有一堆堆金子，必须修建一座宫殿，让几千名奴隶为他工作，还有几千名美女争夺他的爱情。然而，市场街那个特殊的绰号并非来自这些怪人，而是来自旧金山的威廉·C.罗尔斯顿（William C.Ralston），他修建了皇宫酒店（Palace Hotel）。奇怪的是，酒店不是用黄金造的，而是用来自内华达的白银造的，因为他拥有康斯托克矿业（Comstock Lode mines）最大的股份。不幸的是，尽管他设计并开始修建这座酒店，他自己却未能活着看到酒店举行盛大的开业庆典。有数百个奇异的故事讲述了他在旧金山的生活，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到我首次造访这座城市时也仍在流传。我没在市场街找到从前皇宫酒店的丝毫踪迹，不过，当我走过那片沿着马林路（Marin Road）延伸的海滩时，却发现了一块孤零零的纪念碑，其水泥基座上有一面罗尔斯顿的浮雕肖像，还不算过分夸谀。在一大片广阔的草坪上，这块纪念碑看起来很不起眼，无足轻重。我得知，在皇宫酒店即将竣工时，罗尔斯顿因有人谣传他的加州银行损失数百万美元而在附近投水自杀。他无法阻止谣言的传播，此前，在当时担任铸币厂化验员的一个匈牙利朋友帮助下，他曾阻止过一次。这一次他没有匈牙利朋友帮忙了，除了自沉，别无他法。他的一生如此起伏跌宕，这样的结局是多么悲惨啊！在瞬息万变的旧金山，我不禁怀疑，罗尔斯顿这块不起眼的纪念碑还能存留多久？
尽管罗尔斯顿的这块纪念碑早晚会消失，但在未来的几代人中，他的名声却还将继续在旧金山流传。我确信罗尔斯顿深爱着这座城市，希望为它扬名世界而做些事情。凭借他那个喜欢空想的脑子，他规划并完成了罗尔斯顿皇宫酒店，它被称为“鸿运酒店”（Bonanza Inn）[4]，是美国首家豪华酒店。它于1875年建成，但在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中全部毁于一旦。它仅仅存在了三十年，但那是怎样辉煌的三十年啊！它助力创造了旧金山的鸿运时期，五光十色，极尽奢华之能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在为菲利普·谢里登将军（General Philip Sheridan）举行并由他致辞的盛大招待会中开门营业。1879年9月20日，当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General Ulysses S.Grant）踏进酒店时，数千人挤满其公共大厅、走廊和六个阳台，欢声雷动。后来，夏威夷国王大卫·卡拉卡瓦（David Kalakaua）、王后卡皮欧拉妮（Kapiolani）和公主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都曾入住酒店，国王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Dom Pedro）、荷兰女王、俄国大公以及符腾堡和普鲁士的国王——没有慈禧太后——都曾在此就餐。虽然一些现代酒店比它更富丽奢华，但谁能像它拥有这么高贵的顾客？如今，全世界的国王与王后已屈指可数，皇帝更是少见，或许伦敦多彻斯特酒店（Dorchester Hotel）或现代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的客户名单能够与之媲美。不过旧金山从来都不是政治中心，在远离全球重要事务的地方，单单一家酒店怎么能享有如此盛名？据说罗尔斯顿花了六千五百万美元才将它建成，很多现代豪华酒店的建筑费用肯定达到它的两倍甚至三倍，但却没有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公共空间，也没有这样巨大、辉煌的庭院让那些显贵的马车通过。在我看来，这种企业为全美国赢得了享受鸿运的名声，直至今日。在美国之外，仍然有很多人相信，所有现代美国人都像旧金山鸿运时期那些淘到金子的人一样生活。在那时，通往皇宫酒店的市场街人行道上撒着金粉，因此得名为“黄金之路”。
在顺着市场街漫步时，另一个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企业是班克罗夫特的历史工厂（Bancroft's History Factory）。它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工厂，而是休伯特·豪·班克罗夫特（Hubert Howe Bancroft）修建的一座五层砖楼，里面容纳着他那家生意兴隆的图书与文具公司。班克罗夫特自己生活在顶楼上，在那里撰写了他那套鸿篇巨制的历史著作——关于太平洋沿岸各州北美印第安人的有五卷，关于中美洲的有三卷，关于加利福尼亚的有十一卷，关于墨西哥的有六卷，还有另外一些涉及西部的十一个州和阿拉斯加。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班克罗夫特承认并非所有工作都由他自己完成，他雇用了二十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干员工——其中一些懂得六七门不同的语言——来帮忙，从他收集的六万份地图、书籍、手稿以及成千上万语言各异的报纸中挑选和汇编资料。作为主编，班克罗夫特就像一家大型工厂的经理一样监督他们所有人的工作。在那个时候，这肯定是写作与出版行业中的一种全新的冒险，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工作，也是此类事业在美国的头一家。数世纪之前，中国便已编纂出类似的著作，例如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前后的司马迁独立编纂出《史记》。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起于远古时代，迄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凡130卷，多达526,500字。1747年，中国又统一编定了巨著《二十四史》，共219卷。[5]在过去的二十来年里，美国也开始出现大量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的《伦敦日志》（Journals）或许是首部以这种综合方式完成的名人之作。我的朋友威尔马斯·刘易斯（Wilmarth Lewis）将自己收藏的霍勒斯·渥波尔（Horace Walpole）文献悉数捐给耶鲁大学，曾带着范·威克·布鲁克斯和我，去参观他那个被他戏称为“工厂”的编辑部，并告诉我们，他希望将渥波尔的所有文献整理成二十或三十卷，全部出版，当时他正与十八位学者一起编辑这套著作。我的另外两位朋友莱曼·巴特菲尔德（Lyman Butterfield）和温德尔·加勒特（Wendell Garrett）也在整理亚当斯（Adams）家族的文集，且刚刚出版了头两卷，随后还将出版更多。而我的第三位朋友朱利安·博伊德（Julian Boyd）——他是熊湖协会（Bear Lake Congress）的主席，我则是该组织的成员——将在普林斯顿大学推出多卷本的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美国几乎每所大型出版社和大学都在进行此类工作。在目睹其中投入的大量劳动之后，我对班克罗夫特的崇敬更甚于从前了。他从事这样一项艰巨的工作，却没有任何经济支持或鼓励，而且帮手也相对较少。他的拓荒者精神不可征服。弥漫于旧金山全城的正是此种拓荒者精神，此外这里还有如画的自然环境，常常让我流连忘返。班克罗夫特的红砖大楼已被1906年的地震与大火夷为平地，不幸的是，他的声名似乎也随之消失了。我曾向很多人打听他的生平与脾性，可是就连知晓其姓名的人也寥寥无几。旧金山应该为本市各个领域的英杰、先驱如许之众而自豪。而班克罗夫特便是其中之一。
市场街的第三栋楼厦位于鲍威尔街附近。“黄金之路”的绰号更多地归功于此而非“图书工厂”。这便是“幸运儿鲍德温”（Lucky Baldwin）[6]那栋造价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大厦（House of Gold）。鲍氏虽幸运，然相较于罗尔斯顿，他风云叱咤的一生以及他紧邻“皇宫”的酒店未免稍稍逊色。
1906年地震与大火之前的市场街是何等风貌？现在难以追想。能保存原貌至今的想必只剩下位于其两端的渡轮大厦（Ferry Building）和双子峰了，而前者已是风光不再。在这条3英里（约4.8千米）长的街道上，能代表旧金山昔日光彩的地标恐怕只有一处，那便是洛塔喷泉（Lotta's Fountain），一处无趣粗糙又无足轻重的历史遗迹，但却有一段承载了种种情感、令人怀旧的历史。在这条车流如潮、高楼林立的街道上，它很不起眼。不过，每次我从干尼街（Kearny Street）或吉里大道（Geary Boulevard）顺着这条大街走来，它那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污黄色都会吸引我的目光。这座喷泉是为纪念一位出生于他乡却成长于旧金山的女优洛塔·克拉布特里（Lotta Crabtree）而修建的，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她曾是响当当的一代名伶。从前的回忆丝丝缕缕，萦绕喷泉，许多老辈人都说起它。但现在的旧金山还剩多少老辈人呢？我遇到的其中少数人认为，要从市场街迁走洛塔喷泉，就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这让我思索起修建纪念碑的目的来。我曾以为，自己过去在欧洲城市里看到的众多纪念碑都只是个人捐建的。这确为事实，但现在我也意识到，假若一座纪念碑没有毁于地震、战争或其他灾难，那么，除了人们对它所纪念之人的崇敬，能决定它继续存在与否的因素还有另外两个：如果与重要的政治、宗教或文化事件联系起来，如果被列入艺术精品，那么它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很多早期的希腊雕塑虽然其历史意义已渺不可知，却仍被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然而，艺术也有风尚，不同趣味亦会产生冲突。我还记得，大约二十五年前，伦敦为纪念“一战”中鏖战沙场的陆军元帅黑格（Haig）立碑一事，就引发了种种争议，碑体设计也受到猛烈批评。此类纪念碑使得许多委员会为筹资、选址、遴选艺术家和确定揭幕日期而举行一场场会议。有时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不得不为此绞尽脑汁，有些会恼怒之至，甚至准备为之而决斗！在纪念碑落成后，一切争吵暂时平息，而纪念碑本身很快被人忘记。生活就是如此。我很高兴自己留意到洛塔喷泉，不禁想知道其设计和选址是如何确定的。我有幸尚能看到它耸立于原处。
从1953年至1960年间，我发现旧金山新增了三座建筑：一是修建于格兰特大道（Grant Avenue）一端的“佛教堂”（Buddhist Church，这个名字令我费解），二是电报山上一座比真人还大的哥伦布雕像，三是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那栋多面体的玻璃大厦，它恰好就位于市场街。玻璃大厦在这条大街上独树一帜，因为目前此处尚无类似建筑。我确信，对玻璃和钢筋大楼的狂热会蔓延至旧金山；或许不会出现另一栋与银行大楼一模一样的建筑，但它也会在同类建筑中变得泯然众矣，不复特出。不过，目下它仍能吸引众人的目光，不管是从人行道上还是有轨电车里看去都颇为惹眼。玻璃墙后，身着时髦衣装的迷人女士和相貌英俊的绅士如同电影中人。不幸的是，罗尔斯顿未能活着看到我们步入现代，否则他必定会成为首个建造玻璃钢筋酒店的人。
奇怪的是，目前富国银行的多面体玻璃大楼在许多方面都让我想起从前的一座小型建筑——位于歌赋街（Gough Street）的著名的八角屋（Octagon House），吾友唐·麦克弗森（Don McPherson）曾跟我说起它。单单好奇心很少打动我，但这一次它做到了。我刚刚找到这个地点，就碰到四名工人，他们正将这座旧屋搬上车，运往大街的另一侧。他们似乎全都知道我为何而来，戏谑地问我是否想看看“墨水瓶屋”（Inkwell House）。我不解何意，询问这是否即为八角屋。他们解释说其绰号为“墨水瓶屋”，只因它形如墨水瓶。八角屋最初属于麦克尔罗伊（McElroy）家族，但在1906年的地震中化为瓦砾堆。此次搬迁由加州协会（California State Society）与美国殖民地妇女协会（National Society of Colonial Dames of America）组织，该建筑归它们所有。我饶有兴味地得知，八角形房屋在大约百年之前颇为盛行，整个北美洲就修建了五十座，而旧金山的五座中有四座位于俄罗斯山（Russian Hill），一座位于林孔山（Rincon Hill）。除了歌赋街的这一座，仅存的另一座位于格林街（Green Street）。它们被设计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让房屋的八个面都能见着太阳。现在富国银行的多面体玻璃大厦应该更为向阳！果真能够如此吗？读到那位建筑师是为一座银行大楼发明这种新的建筑样式时，我不禁暗自发笑。
我在市场街的漫步总是在旧金山市政中心结束。并非我对该大厦存有特殊兴趣，我以此作为终点不过因为自己可在其众多公共长椅上好好休息一下。1953年，我正是在这里首次邂逅我的朋友唐·麦克弗森。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结伴出游。唐当时负责照料市政中心的花园，他不仅向我介绍了八角屋，而且还跟我说起两条蜿蜒的街道，一条便是大名鼎鼎的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另一条则顺着太平洋城（Pacific City）延伸。他甚至驱车带去我看了第二条街。我在市政中心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围绕这座建筑悠闲漫步，尤其喜欢它向南的一面。其花岗岩地基的底层部分经过切凿，有很大一部分露出墙体，让人感觉整座建筑——从穹顶上的尖顶到所有窗户底部——都竖立于坚实的基础上，那是一个近乎方形的基座。我确信，设计这个大厦的建筑师做梦也想不到，大楼突出的花岗岩地基会成为理想的长椅，在午餐时供众多写字楼雇员休憩。我往往在正午时分赶到那里，通常已经有人或坐于长椅之上，或站立于四周。人越来越多，直到沿着墙根的大部分空间都被占据。我发现这是一个有趣的场合，有各种坐立姿态可供我勾画，而且我还可不时地在一群群人中间听到活泼愉快的讨论。我虽然无法从头到尾听完他们的话题，却仍然感到饶有兴味，因为这让我想起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周日的自由演讲和争论，以及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周末下午的类似集会。唐·麦克弗森告诉我，这堵墙壁有个绰号叫“论战街”（War Street）[7]，但他也评论说，这条“论战街”早就因为有损市容而备受诟病，很快就会被一些新建筑夺走风头。言论自由是民主的象征之一，如果“肥皂箱演说家”从海德公园、波士顿公园和旧金山的市政中心消失，我又到哪里寻找这样货真价实的民主象征呢？
旧金山的市场街确实已不复风光，但仍有其独特的习俗。我难以忘怀有一年元旦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此前，我在格兰特大道唐人街上度过了一个热烈的新年前夜。市场街看起来比平常冷清得多，周围只有稀稀拉拉的少量行人和车辆。但整条大街的空中都飘着成团的白色纸屑，从一座座高楼大厦的窗户飘然散落。起初它们如同大片的雪花，接着我留意到其中有很多在飘落过程中染上明媚的日光，顿时变成一片片的金箔银箔。我得知，将刚刚过去的那一年的日历撕碎并扔出窗外是本城的一种习俗。很快，整条大街都撒满纸屑，有些地方厚达1英寸（2.54厘米）。此前我从未在造访的其他城市遇到这样的习俗，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于是我写下一首小诗以资纪念：
火灼金兮金灼人，三藩市里显前因。
皇宫逆旅无余迹，待渡高楼依旧新。
漫说双峰时隐现，且看浮世嚼沙尘。
哑行一事堪须记，元旦家家散碎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