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我居然获得一次出人意料的款待。我向我的朋友弥尔顿·梁（Milton Liang）询问能否登上金门大桥的桥塔。“当然可以。”他回答。弥尔顿是旧金山的一位著名工程师，与金门大桥事务所的结构工程师约翰·古尔丁·里特尔先生一同工作。他开始为我安排，当年（1953年）的一天早上，我受邀与他一起到事务所去见里特尔先生。来到大桥靠着海湾的那一侧，我们在一家餐厅受到款待，享用了一顿早餐。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里特尔先生魅力超群，知道关于老旧金山的各种轶闻趣事。他一直笑容满面，滔滔不绝地讲述1906年大火与地震的故事。他所在的事务所在地震中毁于一旦。事实上，目前尚在的蒙哥马利大楼（Montgomery Building）是当时唯一巍然屹立的大型建筑。
但真正吸引里特尔的是桥梁工程学。他三句不离本行，一直谈论着修建更多跨越旧金山湾的大桥。到1935年，出入旧金山的车流已经非常拥挤、阻塞，因此必须想办法缓解拥堵。据测算，当金门大桥于1937年建成通车时，它那六条车道上通过的车辆就达每年2,280,000辆。此后车流量又逐渐增加到这个数字的两倍和三倍。
弥尔顿问里特尔能否让我们登上桥塔。里特尔回答说：“不，不行。你到那上面去干吗？上面没什么看头。”在带领我们四处参观时，里特尔一直保持着工程师的举止，而弥尔顿则展现了自己的儒家教养，对自己的上级言听计从。我感觉自己就像条狗一样夹着尾巴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此刻，我们来到大桥靠旧金山一侧海面的岩石脚下，进入那座水泥建筑，里特尔先生顿时陶醉地睁大眼睛，因为钢缆、吊索和附件的末端正是在这里绑缚在一起。这个地方绝不容任何差池。外面包裹的钢索直径为36英寸（91.44厘米），长度为7650英尺（2331.72米），每条钢索的钢丝数量为27,572根，每条钢索由六股钢绞线拧成；钢丝（6号）的直径为0.196英寸（4.9784毫米）；所用钢丝的总长度为80,000英里（128747.52千米）；而钢索、吊索和附件的重量为24,500吨。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同两位热爱数字的人在一起。
稍后，弥尔顿和我站在一堵混凝土墙壁面前，而里特尔先生则爬上一道垂直的钢梯，穿过一个敞开的洞。他没来得及问我是否愿意跟着爬上去。此时弥尔顿也随着他上去了。我犹豫了片刻，思绪回到了位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的遥远沼泽，当我待在帕斯威尔庄园（Parcevall Hall）时，我经常带着朋友的拉布拉多犬去那里散步。在到达沼泽之前，我们要经过若干田地。约克郡的田地四周都围着矮矮的石墙。那石墙对我来说够矮，对那条拉布拉多犬来说却高得无法逾越。即使矮墙旁边有充当台阶的石头，它也懒得踩着阶石爬过去。每次我越过一道石墙，它都会悲伤地注视着我，暗示自己需要帮助。身在那道垂直钢梯旁的混凝土洞穴中，我根本无法与已经爬上去的里特尔先生和弥尔顿交流。最后我到底还是从洞里爬了上去，站在他们身旁，感觉得意洋洋，但他们俩甚至都没有扭头看我一眼。此刻，我们正站在横跨马林码头（Marin pier）的桥跨下方。他们对我介绍了这个庞大的钢铁构造，它由一条条平行的钢条与横贯始终的对角线构成。从正下方仰望，每根钢条都是庞然大物，轻轻松松就可把我压得粉身碎骨，但它们又如此壮观地高悬于我头顶之上，仿佛没有任何支撑，只因为它的两端相距遥远，从这里压根就看不到。相较于眼前的钢条，我的同伴显得那么渺小。桥上成千上万的汽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但我站在这里却几乎听不到车流的嘈杂声。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我看到上方一条遥远的吊索上有个小黑点——那是一名给吊索重新上漆的工人。另外还有几个人在给桥跨两侧的钢条上漆。我得知，这项工作终年不停，每天都有六十二名油漆工在干这活儿。等他们刷到桥的末端，就得回头从另一侧重新开始，再次从头至尾刷上一遍。整个过程不断重复。单单一根钢铁吊索就需要一两天才能刷完。夜晚的雾气会让桥的表面变得潮湿，因此必须翻来覆去地上漆，防止湿气锈蚀钢材。
金门大桥的两座桥塔拥有全球最大的跨度。尽管桥上有无数的车辆驶过，人眼看不到桥梁有任何震动的迹象，但它其实一直在震动。我们来到一个垂直的竖井，里面有个指示器在顺着桥跨上下移动。通常它仅在一两英尺（30.48至60.96厘米）内摇摆，不过在1951年12月1日，其摇摆幅度却达到了八九英尺（243.84至274.32厘米）。那是一场可怕的西风，风速超过每小时69英里（约11千米），在这个地区是最糟糕的，而一场前所未闻的暴风雨也肆虐了整整一天。金门大桥上的交通自建成以来就从未停止，那一天却中断了差不多两小时。主管们和总经理肯定是头一次对自己修建的桥梁忧心忡忡，幸运的是，它经受住了这场考验。里特尔先生试着向我解释，修桥的工程师们略微高估了那些交叉的钢条的力量，未在主桥跨中使用更长的对角钢条，如此方可避免大桥在最凶猛的暴风雨中剧烈摇摆。里特尔先生使用了大量工程学术语，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意识到他在带着工程师访客们四处参观时习惯于解释金门大桥的构造，却忘记了我并非工程师，不过他也确实反复询问：“你明白了吗？”曾有一次，我为了让他满意而挤出一个微笑。接着他又似乎要求我用语言作出回答。我犹豫不决，颇为造次地说道：“嗯……是的。”他却飞快地反驳道：“哦，不！你不明白。”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露出真诚的笑容，将我推进他的车里，坐在弥尔顿旁边。显然，尽管我无法理解他的介绍，他却依旧对工程学话题乐此不疲。
站在石灰岬（Lime Point）上俯瞰海湾，我试着想象在晴朗的日子远眺伯克利的模样。它笼罩在正午时分浓浓的光雾中。或许从石灰岬永远无法清楚地看见伯克利，因为金门大桥周围晨昏皆云雾蒙蒙。里特尔先生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捡起一块小石头，将它碾成粉末，告诉我马林县这一侧地表的岩石不是沉积岩就是火成岩。然后他指着我们站立处的一条岩缝说，将来这里的岩石有可能会面目全非。他给我看了总工程师约瑟夫·B.施特劳斯（Joseph B.Strauss）在其报告中说的那句话：“旧金山每个世纪都会遭遇一两次强地震，这样的设想合情合理。圣安德列斯（San Andreas）断层就在这座大桥以西6英里（约9.6千米）处，它在1906年突然出现滑动，给旧金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没有证据表明金门大桥本身有因断层而两端错位的危险。即使考虑金门大桥有被一次特别剧烈的地震损坏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记住这样一点：任何足以摧毁大桥的强地震也会完全摧毁旧金山。”因此，“我行我素、不认命”的旧金山便继续修建跨越这个海湾的大桥。里特尔先生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修建新桥的计划。
在马林县这边，贝克堡（Fort Baker）的两侧都不向游客开放，因为这两个区域都是军事禁区。但那块警示牌无法阻止里特尔先生的汽车，我也很高兴随他沿着嶙峋的海岸驶往石灰岬灯塔。一块外形漂亮的岩石矗立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不过，当我抬头瞥见远处大桥巨大的主桥跨时，灯塔本身就有些相形见绌了。这座灯塔被刷成白色，面对金门大桥刷成红色的钢铁构架，以及开阔的海湾水面上无数碧绿的海浪，它就像个小白点。在旧金山一侧，古老的海角堡（Fort Point）上依然耸立着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在观看大桥的全貌时，几乎不会注意到它。在修建大桥之前的旧时代，肯定只有海角堡和石灰岬灯塔掌控着这个全球最大的内陆港。从1937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它们的权威已经被彻底抹去。这个昔日的要塞如今成了一座空荡荡的废弃建筑，不过灯塔仍在发挥些微作用。“变化”无处不在，而且还将继续。哀叹或美化变化都不过是徒劳。另一个变化将早晚取代金门大桥，设计大桥的那位总工程师脑子里从没有“一劳永逸”的概念。
在前往巴里堡（Fort Barry）的途中，我们来到灯塔对面，里特尔先生谈起土地开发，展现了自己活跃的头脑和进步的思想。他考虑在这些山坡上建立一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大型开放空间。我们肯定已经接近罗德奥澙湖（Rodeo Lagoon）了，因为两三块白色石头冒出海面，迎着灿烂的阳光，引起我的兴趣。我说我想下车好好看看这些石头。里特尔先生讥笑道：“哦，那些石头啊！那是鸟待的地方，很多海鸥聚集在上面，是鸟粪让它们变成了白色！”他一门心思都在考虑如何开发这片土地，因为他听说这里正善价待沽。这条路并非为汽车修建，但我们仍继续驾车前行。这时我们遇到三个骑马的人，一个留着络腮胡，一个是年轻男子，还有一个姑娘。他们全都穿着蓝色牛仔装，看起来就像来自某部西部片。不远处矗立着一座木头畜栏，里面关着一些牛和马。附近必定有个大型牧场。我为我们这么快便踏入典型的西部腹地而惊讶。就在不久前，我们才刚刚经过金门大桥，此刻便遇到这些外表罗曼蒂克的西部牛仔。他们的谈吐就跟电影里差不多。里特尔先生对他们习以为常，因为他最初就是从西部腹地来到旧金山的。他现在试图说服弥尔顿购买一些土地。“每英亩（约4046平方米）只要五百美元。”他确信几年后地价会涨，这片土地也会开发成住房项目或城镇。对具有拓荒精神的人来说，西部似乎仍然充满机遇。
在我童年时代，我那位八十岁的祖母统治着我们这个拥有四十名成员的大家庭，她曾经用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俗语教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其中她最喜欢说的一句是：“桃核会长成桃树，但没人知道这棵桃树会长成什么样子。”她教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别过分确信。想起这句俗语，我对金门大桥马林县一端两侧的军事禁区能够继续保留多久感到好奇。
那天傍晚，我碰巧走进住处附近一家店铺“趣好中心”（Hobby Center）。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于是老板便跟我闲聊起来。我刚提到自己去参观了金门大桥并查看了它的结构，他就向我讲起自己在1936年11月登上主吊索的经过，那时主桥跨的两台移动式起重机尚未聚拢，逐渐变硬的桁架也尚未合龙。他只是对这个建筑着迷，想显示自己胆大。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溜出家门。桥头有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卫值班，但他们肯定把他当作一个停车欣赏大桥和夜景的司机。他开始顺着钢缆朝高处攀登，直到他感觉一道手电筒光照到自己。风盖住了他耳边的其他所有声音，当他继续攀登时，手电筒的光已经无法照到他。不过，他也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有人在跟着他，于是他比以前爬得更快了。他登上桥塔顶部，又奋力攀着塔壁下去。由于桥跨末端与地面之间仍有一道空隙，他便爬到下面靠近水面的挡泥板处，那里仍然和一个临时的码头相连。随后他回到家，美美地睡了一大觉。他告诉我，登上塔顶时，他什么都没看到：四周一片漆黑，而他也不敢在上面停留。他似乎赞同里特尔先生的话：“上面没什么看头。”第二天早上，报纸报道说头天夜里可能有人试图攀爬金门大桥的钢缆，但警卫经过搜寻却一无所获。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当时不敢声张，一年后，他开始对人们讲述自己的冒险。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把这当作一个笑话。
三个月的时间倏忽而过，我必须回到波士顿去做一些调查工作，然后安排返回英国。在我启程之前，弥尔顿及其太太碧薇坚持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餐。就像我在旧金山湾区的其他好友一样，他们家也住在灰熊峰（Grizzly Peak）。我可以搭乘巴士抵达他们的住所，但我选择了自己钟爱的旅行方式——步行。我早早出发，顺着欧几里得大道（Euclid Avenue）边走边看。途中我连一个人都没有碰到，但我感觉很多人都从自家窗户里好奇地望着我。西海岸上的人似乎比东海岸的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比起纽约人就更悠闲了。至于步行，似乎在西部只有懒汉才这么做，因为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两三部汽车。我在距离欧几里得大道几步之遥的一个玫瑰园里待了一会儿。接着，我刚刚再次走上这条路，伯克利的中国文学系教授陈世骧[10]就大笑着迎上来，说大家都在弥尔顿家谈论我对步行的狂热爱好，而他是来接我的。他把我推进他的汽车，说：“上车吧，怪人兄弟！”然后我们便驱车离开了。他很喜欢说“我们这两个怪人兄弟”。那天晚上，我们聊起我三个月前造访金门大桥的事情。弥尔顿记得我仍然渴望攀登桥塔，结果几天后便打了个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早上10点到金门大桥的行政办公室去。
里特尔先生在大门口等着把我介绍给总经理詹姆斯·E.里基茨（James E.Ricketts）。他说詹姆斯已经安排人带我到塔顶上去，而他不会和我同往。不等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就钻进汽车离开了。里基茨叫来哈里·沃尔福德（Harry Walford），把我转交给他。“今天早晨天气不错，”里基茨先生说，“我在这里等你下来。”
哈里告诉我，他是通过自己的岳父拉尔夫·帕斯塔尔（Ralph Patsel）获得这份消防技工的工作的，拉尔夫曾在金门大桥工作七年。“你可真是追对了女孩子。”我说。这句话为我赢得这位向导的可掬笑容以及此后一个小时的愉快时光。称赞一个人有能力娶个好太太是绝对错不了的！我们很快就从下面来到收费站（Toll Plaza），在旧金山一侧靠着海湾的桥塔上，站在一道小小的钢门前面。从这道门就可进入电梯，它一次最多只能搭载三个人。搭乘电梯上去的途中，我得知哈里当过卡车司机、汽车修理工和消防技工，婚前曾四处旅行，如今结婚成家，无法出去旅行了，但却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他还给我看了他年幼的儿女罗伊（Roy）和蕾切尔（Rachelle）的照片。
在我从那道小门扑进“太虚”——真正的“太虚”，只不过我的脚底仍踏着坚实的东西——的一瞬间，我说不出话来，脑子亦一片茫然。片刻之前，我还背靠一堵硬邦邦的钢铁墙壁。片刻之前，我还感觉自己呼出的气息环绕四周，与哈里的气息交融。片刻之前，在一盏微弱的电灯下我的眼皮似乎沉重如铅。仅仅片刻之前，我身上的血肉似乎还在与骨骼争夺空间。此刻却迥然不同！我的背后是虚空，我呼出的气息轻飘飘地飘散。我的眼皮无拘无束地眨动，我的血肉与骨骼也不再斗气。我感觉自由自在，无所依附，高高在上，但在广阔的虚空中又显得那么渺小。可以把这描述成一种震撼吗？是什么样的震撼呢——愉悦还是痛苦？都不是。这是一种我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都无法描述的感觉。但对我而言，它意味着我终于站在了金门大桥的顶上。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让自己镇定下来，这时哈里叫我跟随他爬上一道钢梯，来到上面的航线信标处——哈里每天都维护这盏灯。在空中爬上那道垂直的梯子？我的胜利感很快消失，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未经训练，不是像里特尔先生那样的结构工程师，也不是像哈里那样的消防技工。在桥塔底下攀爬那种垂直的钢梯已经让我战战兢兢，而要在露天攀爬一道更高的钢梯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假装自己能够做到是没用的，可我又不愿拒绝他的邀请。幸运的是，跟里特尔先生不同，哈里年纪比我小，因此儒家的教养不会让我觉得自己需要服从于他。于是我对他实话实说，让他继续自己的工作，而我则留在这里四处看看。我来到两座桥塔之间的栏杆中央，仰望哈里满不在乎地一步步向上攀登，直到他的身体在旋转式圆形信号灯下方的梯子上变得十分渺小。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比左下方远处躺在碧波之上的恶魔岛（Island of Alcatraz）大了一半。这是一个晴朗澄澈的上午，不仅清晨的海雾已经消散，伯克利丘陵上方也没有尘霾。旧金山的少数摩天大楼——它们彼此之间有些距离——看起来就像一支支白色的蜡烛，准备为某个特殊的节日点亮。每一座屋宇都披上了白色的绸缎。海湾大桥（Bay Bridge）的桥塔若隐若现，看起来就像等距离排列的旗杆，一队壮观的游行队伍或许曾浩浩荡荡地从它们之间通过。天空如同一个巨大的穹顶，用蔚蓝色的丝绸做成。在纯白色的旧金山城对面，伯克利丘陵一片新绿，环绕着深蓝色的海湾，这完美的色彩设计让我觉得赏心悦目。
哈里已经到达梯子顶端，正朝着另一侧移动，可能是去检查那盏信号灯。望着每隔一定时间就旋转一次的灯光，我的思绪回到了乘坐朋友的汽车在浓雾中经过大桥的一个个清晨与傍晚。雾通常笼罩在主桥跨上方的桥塔底部，桥塔顶部却暴露在外，灯塔之光射向高空。面纱似的薄雾为这座钢铁建筑平添了几分柔媚，让它看起来与山东省泰山顶上的南天门有些神似，而山东正是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诞生之地。不过灯塔的光柱却使得这两座建筑截然不同。
南天门将我的思绪引向屈原，迄今已知最早的中国诗人。他在孔子去世约一百五十年后的公元前340年出生。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和高官，能够接近楚王，帮助起草法律，制定外交政策。不幸的是，楚王后来宠信宵小佞人，其时楚国经常处于其死对头秦国的威胁之中。屈原主张在政府中实施改革，并联合其他小国以确保楚国的安全。但其主张未获采纳，楚王也中了秦国的圈套，失去自己的王国。时年六十二岁的诗人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诗歌《离骚》，在英语中被翻译成“The Lament”或“Encountering Sorrow”等。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相信大自然中万物皆有生命、可依随人意加以塑造的信念。他以风神雨师、雷霆闪电、云霓月神为侍从和御者，以蛟龙凤鸟为车驾。他朝着天空疾驰，登上天庭之门。接着他描述自己呼唤阍者为他开门，但对方却倚靠阊阖望着他——不愿让他进去。最后，他叹息着说：“甚至天上也没有好人。”他上下求索，却找不到憩息之所。那是大约两千三百年前的诗歌。现在我自己也到了与天门近在咫尺的地方，事实上我就在它面前。“我是否该叫看门人放我进去呢？”我问自己。但我并非来自混浊尘世的逃避者。我从未有过革新政府的想法，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别人的更高尚宜人并到处宣扬。尘世生活虽有不和谐之处，但也有与之并存的和谐一面，这是我无法回避的，而且还努力充分利用它们。天上或许有人间难以企及的奇迹，但不同于屈原，我更愿意注视天空，并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尘世间。就在我沉浸于自己的白日梦中时，哈里大声问我：“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很好！”我回答，然后感谢他把我重新带回现实中来。
我站在金门大桥的桥塔之上，环顾高天四野，对我而言，尘世是多么宜人。没有画家能够用自己的蓝色颜料如此均匀地画出如此广阔的蓝天。灿烂的太阳直直地照射着我，我却丝毫不觉得热。两侧都有风吹来，我也并不觉得冷。我自由顺畅地呼吸空气，竭尽目力远眺天边。我感觉身体轻盈，仿佛高高地漂浮于水中。我的思绪如天马行空，不受羁绊。不同于身在塔玛佩斯山之巅，我实际上远离大地，撑着一道钢栏，站在水面上方约690英尺（210.312米）处。不同于乘坐飞机，我并不局限于透过一个小小的舷窗望着一小片浮雕地图般的地面，耳边也没有飞速转动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从金门大桥顶部举目四望，我不仅能够看到有人围绕石灰岬灯塔漫步，还可看到那座古老堡垒旁的一名渔夫。他们看起来比蚂蚁大不了多少。一艘巨型远洋客轮庄严地滑过水面，幽蓝的海水映衬着它灰白色的船体，这幅景象令人难忘。它似乎并不属于目今的机器时代，两股分叉的海浪从它两侧掠过，如同两支划动的巨桨。远处，伦巴底和旧金山半岛周围的一排排房屋看起来不再像房子，却像一幅幅闪亮的白色丝绸，从山坡上朝着空中铺展开来，与中国苏杭郊外丝绸之乡的景致颇为相似。
这时，哈里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是否准备好下去。我跟着他走进员工电梯。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作为消防技工的工作。每座桥塔上都有两盏信号灯，其中一盏是备用的。经金门大桥进入海湾的这一带，有时天气会非常恶劣，但不管多么恶劣，信号灯都必须打开。他再次讲述了1951年12月的那场可怕风暴，里特尔先生曾告诉我，那场风暴的风速高达每小时69英里（约111千米）。哈里不得不到桥塔顶上查看信号灯，可是，当电梯升至塔顶时，电梯门却无法打开。如果不是门被卡住，他可能会一下子被大风刮下梯子来。我本以为我们在到达主桥跨后就离开电梯，但哈里意犹未尽。走出电梯，我发现自己站在环绕桥塔基部的防护墙上。这里距离脚下的水面仅40英尺（12.192米），我能够看到流水奔涌，完全相信其流速可达到每小时八九英里（约12.8至14.4千米）。这堵防护墙距旧金山半岛的顶部1100英尺（335.28米），我感觉哈里和我就像两个孤独的岛民。为了让水流更加稳定，防护墙下方留着两个18英寸（45.72厘米）宽、24英寸（60.96厘米）长的洞。成群的鱼儿在防护墙内嬉游，它们喜欢此处的静水。哈里笑呵呵地告诉我，有时在恶劣天气之后他会得到补偿，在获得总经理的批准后，他可在防护墙周围垂钓。他开玩笑说：“这是我的私人鱼池。”他曾在这里钓到蛇鳕、蓝鳕、胡瓜鱼、海鳟、海鲈、鲑鱼、大头鱼[11]和鳗鱼。有一次他还抓到一条豹纹鲨，这种鲨鱼的后半截很好吃。我问他有没有吃过中国的鱼翅汤，但我虽然喜欢喝这种美味的汤，却说不清鱼翅是用何种鲨鱼的鱼鳍做的。跟桥塔顶上的寂静相比，防护墙周围是如此喧闹。不仅水急风猛，而且成群的斑嘴巨鸊就像纪律严明的骑兵一样倏来忽往。斑嘴巨鸊是一种黑色的鸟，飞起来比风和流水还快。它们飞得如此接近水面，我在高处都没有注意到它们。看着它们飞翔时，我也注意到水中的一些海星。偶尔乌贼也会游到靠近防护墙的地方。明朝的冯梦龙编纂了一本《谭概》，里面就有一段说到这种鱼：
海中有乌鲗鱼，有八足，能集足攒口，缩口藏腹。腹含墨，值渔艇至，即喷墨以自蔽。渔视水黑，辄投网获之。
有时人也会因为过度小心而陷入麻烦。
回到管理处，詹姆斯·E.里基茨先生正等着我，他送给我几本红色封皮的《金门大桥》，上面有这位总经理的亲笔签名。我很高兴。而且和蔼的里基茨先生让我搭他的车回城。返回的途中，我得知他很喜欢钓鱼，对寒冷、恶劣的天气也不在乎，因为他来自纽芬兰。跟很多大公司的经理不同，他说话随和、坦率，而且十分友好。我感谢他这样周到地款待我。
几天后，我不得不回到纽约和波士顿。在离开之前，我本想见见里特尔先生，亲自对他表示感谢，但他在别处，抽不开身。如今，天堂的司阍已经让他进入另一个世界。我写下文字向他致敬。我想让他知道，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我在金门大桥顶上并没有看到多少东西，但在那上面时却感受颇多；从那以后，每当我回顾那次的经历，都会为自己结识里特尔先生而感到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