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鱼洋和左丘道别后，就直接去了沃尔玛购物。为了保险，他还是去了路程远一些的大沃尔玛，把两样东西各买了两瓶，就回到了酒店。
洗漱完毕躺在床上，他忽然觉得这几天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真实、温馨，充满了平常人生活中那些琐碎的幸福感，甚至想到几天后就要离开美国，对左丘有些许父亲离别女儿般的不舍和牵挂，这也许无关血缘，无关左丘，无关欧阳慕容，仅仅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温情和眷恋吧。当然，他也无法否认这个现实：也许只有左丘这样青春阳光、聪明向上、善解人意而又如此独特的孩子，以及欧阳慕容那平静的微笑和如沐春风的声音，才能给予他内心这无限的平静和温情吧。如果说一开始是他为了欧阳慕容才来找左丘的，那么现在，则是左丘让他更加想去了解和认识欧阳慕容。
入行十几年，在外人看来，他是如此的风光。可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即使每天那么忙碌，电影一部接一部的演，除了身体上的满负感，思想和心灵都是空虚的，象在云端一样漂浮着，总有随时踩空的危机感，连他呼吸的空气中都充满着莫名的慌乱和惶恐。每每想起这些，他便从内心深处理解了那么多的艺人涉毒：除了虚渺的名气和赤裸裸的金钱，他们一无所有。新人像雨后春笋般一茬一茬地疯长，新人笑、旧人哭在这个行业里表现的如此鲜明和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连这虚渺的名气和赤裸裸的金钱都无法拥有，结局是如此的悲惨而无奈！除了用毒品麻醉自己，他们又有多少人能承受得住这样跌宕的人生起伏？
在这样恍惚混乱的思绪中，他混混盹盹地睡去。
几天后，校庆结束，该见的同学老师也都见了面，妈妈度假还没回来，彭鱼洋准备直接飞回北京。他看了下表，七点钟。去机场的时间还来得及，就和崔加明通了个电话：
“加明，把暂定的疫情过后的工作都暂停一段时间吧，这样估计会带给你的工作很多麻烦，辛苦你了兄弟。”
“麻烦倒也说不上，如果停掉，有些短期的工作可能牵涉要陪违约金，长期的工作都没问题，后错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但为什么忽然想起要把工作暂停下来？你在美国这边出什么事了吗？”崔加明困惑地问道。
“回去再详细谈，先这样吧，加明，我准备去机场了，你不用去机场接我，我直接打车回去。”彭鱼洋答道。
每次从盐湖城到西雅图转机，他总有一种时间上的错觉：11点起飞，怎么飞了两个小时后到达西雅图却是12点。虽然美国东西跨度较大，但盐湖城和西雅图离这么近，为什么分成两个不同的时区，完全可以在一个时区里，不用像现在这样把盐湖城划成西七区，西雅图划成西八区，导致西雅图比盐湖城慢一个小时。
晚上8点20分到达首都机场，航班基本算准点到达。他拿出口罩戴上，提取完行李出来到达候车处时，差不多九点钟。静静的等待让他再次想起了欧阳慕容，甚至还有左丘：她们每次回国都是打车或是乘机场大巴吗？他们会觉得生活辛苦吗？入行前的自己也是同样的生活，那时候的自己感觉辛苦吗？也许那时真的年轻，加上很少回大陆，除了兴奋，再也想不起来其他的感觉。
打上出租后一路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戴上口罩，一人一行李，这让他觉得这次旅程很轻松惬意。看了下表，10点20分，这时候打电话给欧阳慕容太晚了，明天吧，普通人不会像娱乐圈的人那样习惯夜生活，觉得晚上10点才是一天的开始。实际上彭鱼洋也不喜欢夜生活，但很多时候自己像个提线木偶似的，被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提着走来走去，不过是一个供大家娱乐的工具。
第二天他没有直接去找加明，只在电话里告诉加明这两天有事，过几天再去找他详谈。
吃过早餐，他开始琢磨：几点打给欧阳慕容合适？
他打开电脑，把左丘写给他的字条拿出来，看了下欧阳慕容的工作单位：国家储备银行综合事务管理局。查询了一下国家储备银行的工作时间，早八晚五，作为国家储备银行的下属单位，他想欧阳慕容上班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吧。他根据自己十几年前公司上班的经验，觉得八点一上班，应该很多事，包括例会什么的，她应该很忙；中午吃过午饭呢，她没准儿还要午休，如果正休息的时候吵醒了她，她可能会有起床气；嗯，应该接近下班前的时间打，然后可以顺便去开车接她，并约她一起吃个饭。她会不会答应和他一起吃饭？还有，他给她带东西回来，她可能会觉得麻烦了他，吃完饭她要是抢着并坚持买单怎么办？
彭鱼洋就在这样的想来想去中度过了漫长的七个小时。
欧阳慕容的确很忙，疫情严重期间积下来的稿子、以及日常杂事，每样都要做，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但和国家储备银行的其他核心业务司局的工作比起来，终归是没有压力的，这些稿子什么的，除了错字率有要求，杂志早出一天晚出一天，都没有硬性要求，都不会影响国家储备银行的日常事务和运转。但国家储备银行的核心业务司局就不同了，货币的发行、货币政策的发布，国际金融会议的举办等等，哪一个都不能推，都不能等，都不能出差错，哪怕是小差错都不行，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国家层面。国家储备银行工作这十几年，虽然一直不在核心业务部门，但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一个食堂里吃饭，欧阳慕容也算是亲眼见证了国家储备银行整体上的发展和进步：从90年代进来时，发现不仅行长秘书可以当司、局长，连行长司机都可以当司、局长，到现在的司、局长甚至行长、副行长都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化，虽然秘书们还是提拔得比一般人快，但行长司机们当司、局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她去国际司综合处取稿子时，国际司综合处的处长接到美国打来的英文电话时那句中文：“您稍等，我去找人”时的惊诧。而现在，国际司的年轻人仅有英语好是不够的，还都是金融、经济专业的名校硕士、博士才能进入国家储备银行，甚至有一个红二代当分管国际司的副行长时，要求国际司招人不仅要英语好、金融业务能力强，还要求身高长相能拿得出手，说是代表国家形象，不能歪瓜裂枣。
还有国家储备银行的房产分配，当年是多么的不透明呀：具体管房的人不会电脑，没有电子数据，只能在一个小本子上用铅笔记上他所知道的房源和承租人，如果换了承租人，他就把原来的承租人名字划掉，再用铅笔写上新承租人的名字，之所以用铅笔，就是方便修改。有实权的司、局长甚至处长，到底分了几套房，除了房管处和承租人自己，没有人知道。甚至有的行长分了新房后，把旧房转分给了外单位自己的亲戚，至于是什么亲戚，不得而知。但现在也完全不一样了，国管局每年给国家储备银行多少套司、局级房，多少套处级房，多少套科级房行里原来的旧房还有多少套，全部是电子数据库，公开透明，按分房标准记分积分，依法依规分房。
国家储备银行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的确是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进步中。同样，我们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也依然有像货币陈列馆这样发展、变化不明显的单位。比如欧阳慕容所在的编辑部，原本季刊，一年四期；现在改成了双月刊，一年六期，作为一个普通编辑，除了每年定期出杂志，她还有闲时间看看颇感兴趣的中共党史，偶尔也会写一些相关的小文章。但最近这一阵儿比从前忙多了，因为编辑部的同事，有一个退休了，有一个提拔了。提拔的人就是在欧阳慕容看来缺乏党性觉悟的、他们的编辑部主任刘翠花，前任的李副局长兼主编退休了，她就成了新的副局长兼杂志主编。这样，她原来要校的稿子就只能均摊到其余的几个人身上。本来，刘翠华当了副局长兼主编之后，很快就又提拔了一个新的编辑部主任，但新主任是部队转业的一个营级干部，海南人，高中毕业，编辑审稿校对那是不可能的，专业能力不行。为什么提拔这么个人当编辑部的主任呢？据说很会来事儿又听话：办公室装修的时候，把职工浴室撤了，把食堂撤了，腾地儿给领导们每人办公室整了一个大套间，每个套间都配上电视和床，供领导休息；领导生病、领导家人生病，跑前跑后，该出力的把力出满了，该给领导及家人争取的公费补贴，那就满格争取；领导指东绝不往西，管它领导指的对不对，先去了再说了；领导的车限号了，亲自接送，随叫随到。关键是人家和每个领导关系都好。因此，广大职工觉得他当编辑部主任合适不合适不重要，这个学术圈子里的人对此非议不非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们都觉得他合适，觉得他“劳苦功高”。令人“遗憾”的是，后来中央明令规定了各个级别领导干部的办公面积标准之后，他又不得不劳心费力地把每个领导的办公室打了隔断，把床和电视都撤了，因为领导们都超标了。不过这事儿在欧阳慕容看来，从表面上看好像执行了国家规定，实际上还是一种浪费：虽然领导们的房子打了隔断，但隔断出来的那部分也是空置着，除了额外多花了这隔断的人力、物力，好像也没什么用处和意义。
像这样的外行管内行、没文化的管有文化的，还不止这一个。藏品修复处的老处长，据说是一个退休的前任行长家的亲戚，初中毕业，业务能力有限，手下新招的人全是硕士、博士，他天天心虚，自负又自卑，专业的东西都是手下人写的，按理说自己又不懂，手下写的就让手下人直接给领导汇报，让手下人自己直接进行下一步工作就好了，他做好管理工作，把每个人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其专长，也算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但他不，也许他自己潜意识里就不自信，担心手下人抢了他的功劳或怕手下人看不起他，又怕领导不重视他，他要亲自给领导汇报，他要亲自指挥手下工作，经常把手下写的专业的东西给领导汇报的七九不搭的，工作也搞得事倍功半的。最后和副处长直接就成了冤家，互不说话。就这么个人，领导也喜欢，一边倒地相信他，因为他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领导永远都看不到他说鬼话的那一面。
最开始的时候欧阳还总是看不惯，后来时间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再说自己一个合同聘用职工，也基本没有什么话语权。她自己明白，如果不是因为她是钟平的妻子，她在单位的日子可能比现在要艰难一些，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官场众生相吧。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经常提醒自己：千万别和这些人一样，也千万别和这些人计较生气，因为和这样的人计较生气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会让自己变成像对方那样、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所以，欧阳在单位除了和关系较好的同事话多一些，大部份时候是不怎么说话的。不是刻意，是真的没有说话的欲望，加上她办公的地方一半是库房，整个办公室除了杂志、书籍，就她一个人。她清静地一个人与书为伴，平时除了校稿，闲了看会儿书，日子过得倒也无忧无虑，逍遥自在。
欧阳慕容正想着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左丘在微信上发来了信息：
“欧阳同学，在不在，在不在？”左丘从幼儿园开始就习惯直接叫欧阳慕容的“欧阳”两字，后来慢慢大了，可能是自己觉得这样叫显得有些生分或者觉得不够礼貌？欧阳慕容没有问过左丘这个问题，反正从中学开始，左丘又开始称她为“欧阳同学”。但她明白，左丘在心里是一直是非常尊重她的，从左丘日常的行为举止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在外人面前左丘也都一直叫她妈妈。
“在呢在呢，宝宝你说。”欧阳慕容赶紧宠溺地回答道。
“最近有个从北京来的杨百翰大学的学长，一个台湾人，来美国参加校庆，这几天回去，我让他捎了东西给你，他联系你时你知道有这事儿就行，他好像也认识你，感觉可能不是那么熟。”左丘说道。
“哦，男的女的，多大岁数，长什么样呀？”
“男的，年纪和您差不多大吧，长相嘛，一个下巴长得比脸长的人！哈哈，不过，眼神很慈祥，高高的个子，丑帅丑帅的。”左丘夸张地说道。
“哈哈哈，不会吧？“欧阳慕容笑着问道。
“什么不会吧？”左丘也奇怪地问道。
“上次在美国回来的飞机上碰见过一个人，也是一个下巴长得比脸长的人，哈哈哈。”
“真的呀，这么巧，这人是不是叫彭yuyang，是哪两个字我没问，音是这个音。”
“还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那我知道这事儿了，宝宝，他联系我时我去取。”欧阳慕容心中觉得十有八九是那个演员彭鱼洋，否则哪有那么多巧合的地方。
“那我下线了。”
“好的，宝宝，别忘了得空就上来吱一声，让我知道你好着呢！”
“妥，安了。”左丘说完就下线了。
下了微信，欧阳慕容看了看表，4点37分，准备休息会，再洗一下水杯就下班了。正在这时，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欧阳慕容看了看是个陌生电话，想了想最近也没有网购，就果断地掐断了。几乎是同时，一个微信请求信息发了过来：您好，我是左丘的大学学长，帮她捎了东西给您。
欧阳慕容通过了验证，直接用微信电话打了过去。
“您好，我是左丘的妈妈，左丘已和我说过这事儿了，非常感谢啊！辛苦您这么老远地帮左丘捎东西给我，您在哪个区？如果您方便，我正好一会下班顺道过去取。”
“哦哦..没..事，没事，我给您送过去吧。”听到欧阳慕容的声音，彭鱼洋又莫名的紧张了一下，结结巴巴的回应道。
“不用，不用，我过去取就好了，反正下班也要回家的，随便哪个区，现在坐地铁都很方便的。”
“那个……，我现在就在你们单位大门外，你下班后出来就..可以了。”
“哦哦，那..好吧，一会儿见。”放下电话，欧阳慕容边收拾边思考：如果真是那个演员彭鱼洋，这世界可真小呀！嗯……要不要请他吃个饭？毕竟人家是帮忙的。如果请吃饭，两个陌生人面对面坐着要熬一个多小时，岂不是和坐公交车时面对面一样尴尬？实际上还不如公交车上呢，毕竟车上面对面的完全是陌生人，而她和这个彭鱼洋现在还不完全是陌生人；他又是一个演员，两人的职业完全没有重合点，实在没有共同话题呀！除此之外，还有他的台湾腔儿，要和一个嗲腔嗲调的中年男人聊一个小时，也真的是很难熬啊！算了，不管了，再难熬也就一个多小时，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走到单位大门外，那个“长下巴”的人已经在大门外的车边等着了。虽然他戴着口罩，但她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普通人谁会开这么浮夸的豪车。还真是个惜命的人啊，自己开车还戴着口罩。欧阳慕容内心说道。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彭鱼洋是怕人认出来才戴的口罩而不是因为疫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