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一开始就说清楚，我不会很客观的。我属于那些被人们称为“痛恨尼克松的人”中的一个；我们会觉得从个人方面说，某种程度上被这个人所损害了，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变得尖刻起来。因此，这篇评论的好几个观点如下：1）《六次危机》这本书总体而言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除了那种廉价的二等圣徒模样，理查德·尼克松再无什么可以呈现给我们国家的了，他在书中忙着为自己塑造的，正是这一形象；2）这本书如果标题改为《一个推销员之死》或《为本人打广告》的话，或许会显得更具教育意义；3）通过袒露自己的灵魂，尼克松告诉了我们他的内在有多么空洞。这一点，我认为是相当具有警示意义的。假如你指望的是获得某些有关迪克·尼克松的悲剧性垮台的虔敬评价，或者在沉思后发出的一段长长的、关于这个被误会的可怜男人是多么孤独的迷醉之词，再或者是在网球场上轻拍这个几乎获得胜利的小男人的背部的话，那么现在压根儿就别看这篇评论了。我之所以阅读与评论他的书，是因为被那枝腐烂之花所吸引，是因为自认为作为失败者的尼克松较之作为胜利者的尼克松显得更为有趣、更有启示意义。我觉得，耍花招的人堕入绝望这一事实较之耍花招的人本身要来得更有意义。
好吧。我们假设在一种民主之中，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无赖恶棍、懦夫、小偷和刺客将由于狡计和历史的偶然性，而被擢升至政府的高级职位，并被赋予那些超出了他们的能力的职责。至于他们中更多的人没有升至更高的位置，某种补偿机制出现因而常常推翻他们、使他们在身败名裂中遭到遗弃，这只能说是奇迹。我发现，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那些理查德·尼克松讲述他如何对抗那种补偿机制段落，还有那些他在对抗时刻缺乏自知之明的部分。
在《六次危机》中，尼克松以胜利者的姿态忠实地呈现了自己对理解身边历史之奥秘的无能为力。我会最先提及他的一种深信不疑的观点，即所有针对他的批评都是由他反对共产主义而起。他在书中援引了自己1952年在一个火车站对公众的一段讲话，之前，有关尼克松基金的第一批报道刚刚出来。他引用道：“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在美国所进行的调查共产党人的工作。我一开始展开这项工作，共产党人和左派们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向我泼脏水。当我获得副总统提名之后，我被告诫说，如果我继续在这个政府之中攻击共产党人的话，他们会继续向我泼脏水的。相信我，你们会看到他们一直这么做下去的。他们昨天就开始了。”引用结束。或者，再举一例：他对加拉加斯[25]对他抱有敌意的公众的反应。他对委内瑞拉外交部部长大叫起来。尼克松告诉那位不幸的男人说：“如果你们的政府既没有胆量，又没有好本事控制住诸如机场上的那些乌合之众，很快在委内瑞拉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享受到自由了。自由并不意味着有权参与乌合之众的行动。”引用结束。或者，在圣马科斯大学事件之后——他在那里被投掷了石块，尼克松让一名助手向他概述人们对他在那里的表现有何反应，助手告诉他说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肯定性的，但是援引尼克松的叙述，鲁伯腾姆和伯恩鲍姆这两位外交人员却“表现出对这一插曲使秘鲁政府颜面扫地、使整个行程的善意与效果打了折扣的关切之情。我大发雷霆。我告诉卡什曼，立刻叫鲁伯腾姆和伯恩鲍姆到我的房间里来。他回复说他们正在为当晚即将举行的国宴换装，换装完毕马上就会来的。我告诉他要他们立刻前来，不管身上是什么样子。几分钟之后，两人出现在我面前，衣服换了一半。我责备了他们。我告诉他们，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决定作出之前给我提供建议，以阻止圣马科斯之行。但是，一旦我对这类如此重要的事情已作出决定，他们就必须义不容辞地作为我的重要随员，抛开他们的反对意见转而支持我……忠诚的随员不能干别的事情”。引用结束。尼克松接着继续诋毁外交部门的人员过于经常地与共产党人妥协。“我们，”他说，“也必须将获胜作为比赛的目标。我们总是将这一目标定在了不要输掉上。我们必须像真正的美国人那样做，而不是把尾巴夹在裤裆里，只要共产党的流氓一打算吓唬我们，就落荒而逃。”引用完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鲁伯腾姆和伯恩鲍姆这两位究竟做了什么惹出了那么大的怒火？他们既没有接受报纸采访，或者出具一份官方报告，也没有对某位上级抱怨什么；他们只是表达了一种看法。更重要的是，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冲突被简化成了校园硬汉在邻里之间的豪侠行为——这种简化也是尼克松先生在对美国公众的演讲中常常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一简化不仅仅是他在公众面前运用的技巧，不仅仅体现为一点儿矫饰的花招，而更多体现为他的头脑简单，以及作为孤家寡人在嚼口香糖时的那种沉默。他真的是如此思考问题的。在苏联，面对着好斗的赫鲁晓夫痛斥刚刚在国会获得通过的“受奴役国家议案”，尼克松注意到赫鲁晓夫用的俄文词汇甚至让他的翻译也涨红了脸。我在此引用尼克松的说法：“正是在这样一种‘土包子’气的氛围中，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彬彬有礼的拜访结束了。”引用完毕。“土包子”的引号是尼克松自己加的，这一散文风格尤为令人震惊。这些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加以注意并评论的东西：赫鲁晓夫的语言（还有哈里·杜鲁门的语言），在卡拉卡斯毁了帕特红色的新裙子的褐色烟灰，一位随行人员的疑惑。
他是否真正理解事态的发展？够讽刺的是，他是以下面这段引文作为开篇的：“四月份，我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后首度拜访了他。当我告诉他自己正在考虑加入‘文学’写作者的行列的可能性[尼克松给“文学”一词加了引号，恰如对“土包子”一词的使用]时，鉴于他本人在此方面已经颇有成就，他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即每一位公众人物都该在人生的某一时期写一本书，这既是为了精神上的磨练，同时也是因为它会帮助他赢得公众的尊敬，获得一名‘知识分子’的可敬地位。”引用完毕，这里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居于又一对引号的中间。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是，尼克松在此是有意暴露肯尼迪的冰冷心机的；我想，同样明显的是，肯尼迪的话中暗含了好几个层面的讽刺，对此，尼克松却甚至一无所知。不过，尼克松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把这句话当真了。西奥多·H·怀特报告说，在选战期间，尼克松带着一种绝望的笑容转向记者们，说他曾经是一名知识分子，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点罢了。但是这本书却明白告诉我们，他压根儿不是一名知识分子。这不仅是由于本书平庸乏味的风格：这一点很有可能是源自捉刀人对文体的加工处理。它同时也源自尼克松无法逃离自我的囚禁、无法抽象地考虑问题、无法使自己摆脱受伤的自我那可怕的要求，哪怕只是片刻。这个人完全没有自信。这本书是由尼克松先生在此探索的各种苦恼与创伤——并非世界大事——编织而成的网络——他所有的勇气都无法使他获得拯救。无论如何，勇气并非是骄傲的姿态、某一个动作或光彩夺目的背景。它是男人的一种品质、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优雅与尊严，以及通过一个男人的所有情态与行为表现出来的意义。尼克松将我们战后历史上六个最为重大的事件处理为仅仅影响到他个人运气的事情，它们仅仅提高了他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或者使他的批评者们抱怨起来。
这一自我中心主义无处不在，自我仿佛地毯铺满整个房间，你是无法不踩到地毯上的。他对最最轻微的指责都入了迷地敏感。他的自我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成为脆弱人性的一朵硕大、精致而盛开的花朵：这朵花必须一直舒适地处于光照之下，必须有定期的赞美之水加以浇灌，否则它只能由于无礼与恐惧而凋谢、而陷入内在的沉默。因此，所有的记者都痛恨他，歪曲他说的话；共产党人和左派们都是在给他泼脏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感情需要冷酷无情；每个人都不公平。最能证明这种不安全感的就是他那种强迫症般的欲望：紧紧抓住一切赞美，并在这本书里如数罗列出来。我仅仅列举几个例子。在他的“序言”中，尼克松告诉我们，1958年，在刚刚结束了对南美的访问后不久，他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为荣誉获得者颁发国会奖章的招待会。引文如下：“一位荣誉获得者走到我的面前，指着他的勋章饰带说：‘是你，而不是我才应该戴上这枚奖章。我是绝不能完成你在卡拉卡斯所做的一切的。’我回答道：‘我也绝不能完成你在巴尔吉战役中所做的一切呢。’或许我们两人都错了。”引用完毕。在该书的第118页，就在他的“跳棋”讲话发表后不久[26]，尼克松告诉了我们电视化妆师的一句充满赞赏的评价：“那一定会吸引他们的。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电视讲话呢。”他在第120页同样也引用了艾森豪威尔的话：“当有些人陷入某场战斗时，他们宁愿身边拥有一个富有勇气和诚实的人，而不愿拥有满满一货车态度骑墙的人的。我碰巧正是那些人当中的一员。在严峻的局势中，我看到了勇敢的人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像尼克松参议员今晚做得那么好的。”在第149页，就在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之后，福斯特·杜勒斯告诉尼克松：“副总统先生，我意识到你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处在沉重的负担之下，我知道，我表达的是这里所有人的看法，即你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我还想让你知道，我们都为身在这一团队中感到自豪，为在你的领导之下在这一届内阁中工作感到骄傲。”在第202页，就在圣马科斯事件之后，尼克松告诉人们，《纽约时报》的泰德·祖尔克一边跟着他的汽车奔跑，一边大声呼喊：“干得好，副总统先生，干得漂亮！”在第205页，尼克松的私人助手堂·休斯问道：“‘先生，我可以说几句私人的话吗？’‘当然，请讲，’我说，依然困惑不解。‘先生，’他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体会到身为一名美国人的自豪。能够为您效劳，我感到很荣幸。’”在第209页，依然是在秘鲁，尼克松接到了克莱尔·布斯·路斯发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好棒。”第227页，穆尼奥斯—马林[27]拥抱了他，并说：“不管在利马还是在卡拉卡斯，你都干得漂亮！”在第258页，在美国厨房模板中与赫鲁晓夫所展开的英雄般的战役之后不久，一位美联社记者告诉尼克松：“干得好啊，副总统先生。”甚至米高扬[28]本人也恭维了尼克松——所有这一切都被煞费苦心地记录了下来。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长长的章节是专门关于1960年的选战的，其中当然还记下了不计其数的人们崇拜尼克松的例子。他提到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我能说的一切，是自己很高兴的是，这样一大堆不安全感的集合体用不着再为今日我们政府的行为负责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苦涩？确实是很苦涩。如今，假如你碰巧提到了杰里·沃西斯或海伦·戛哈根·道格拉斯的名字[29]，正在进行礼貌交谈的那些有教养的人会看着你，仿佛你正在讲一个下流的笑话。而理查德·尼克松却可以写下这样的话：“我运筹帷幄地投入了1952年的选战，我想，准备好对付有可能向我泼来的任何政治脏水。在面对了我的对手们在我入选众议院与参议院的选战中向我泼溅的脏水后……我觉得自己已经通过了最严峻的考验。”引用完毕。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走得可真远。这果然是弱者的反抗啊。让我们再举出那个颠倒黑白的说法为例：在1960年的总统选战中，他觉得自己本该花更多时间“在外表，而不是在实际事务上”。这个男人从未受过内疚之心的折磨；现在依然不会。我真受不了那些现在致力于为他寻求法外开恩的贩卖同情的人。他是自作自受。
他的书有趣吗？除了袒露这种可怕的自我之花，证明他并无入主高位的资格之外，《六次危机》实在也不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它（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某些洞察。我们感觉到，他不够决断、活力欠缺，他应对令人厌恶的境地时总是显得勉强，一旦他迫不得已采取某种行动，他在自我表达时总是会显得轻率与愤怒。甚至是尼克松也不会白痴到那种程度，即当副总统在卡拉卡斯遭遇公关困境时，他竟然派遣了两艘海军舰艇前往加勒比海。我们还看到艾森豪威尔使用的那些可怕的陈词滥调，而在引用它们的时候，尼克松却总是肉麻地赞誉有加，仿佛它们从那位老人嘴里吐出来，就落地成了金子。在第177页中，艾森豪威尔说：“你可以总是指望一个政治家开口说话，却不动脑子。”在第235页中，艾森豪威尔说：“我总是觉得计划是没有用的，但筹划本身却是必不可少的。”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些宁静的、已逝的日子里，白宫内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把这本书按一个个事件来看，希斯[30]事件之所以最有趣（除了1960年的选战之外），是因为它引发了持续的关注。我们迄今依然在讨论那台打字机[31]。对我本人而言，我是同意穆雷·坎普顿的意见的，他在《我们时代的一部分》（西蒙与舒斯特）一书中关于希斯—钱伯斯案的报道最为出色。希斯很可能是有罪的；因为笔录显示他一直在撒谎。但是，这一案件既是，又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它牵扯到两个畸形的人，两人都是造就了尼克松的同一卑鄙的上层阶级的产物。这一卑鄙的上层社会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你每时每刻都得小心着点儿。关于希斯案最糟糕的一点是：它使得理查德·尼克松相信，他可以驱驰反共这一坐骑而到达总统宝座的终点，他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要说最终是反共使他失去了宝座（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那纯属胡扯。
但是，那些关于基金演说、关于心脏病、卡拉卡斯和赫鲁晓夫的篇章使我们陷入了泥淖之中。基金是一桩龌龊的小事、一件三等丑闻，老实讲，无论如何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从中跃然而出的却是尼克松的那台专门生产陈词滥调的机器、那台机械售药房：投入你的硬币，它就会吐出一堆湿嗒嗒、黏糊糊的感伤情怀，一杯由母亲、美国、宠狗一族、布衣一族、真正的大众，还有邻家男孩所有那些垃圾玩意儿调制而成的饮料。卡拉卡斯事件证明，尼克松并不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关于心脏病危机，他可以做到言行谨慎；关于苏联之行，他能把握住机会玩出好噱头来。但是，还是有关1960年选战的描述真正告诉了我们某些东西，也正是在那些段落，叙述的步调又加快了。字里行间的有些地方，尼克松的同类们匆匆上阵，却发现自己赢不了了。那种补偿机制追上了他们，他们没有自知之明来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好啦：尼克松根本没有机会；他是一个陪跑者；他没时间把自己再造成为一个男人。无论是在追逐意外事件还是耍小聪明方面，他都走得太远、太快了，以至于他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男人。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他毫无自己的风格；他只是一个对他的自我期望的柏拉图式空想，一个由他心目中的胜选要素构成的虚假形象。那正是美国选民们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展开的当晚就知道了的。实质性的问题丝毫未被论及，大家立刻清晰看到的是：肯尼迪有风格（有钱人的风格、金钱的风格、哈佛的风格、肯尼迪的风格）；如诺曼·梅勒曾注意到的那样，肯尼迪是一个嬉皮士。正因如此，他是一个完全凭借自我而存在的，自信的，有着自己的优雅、权威和做法的男人。尼克松难以与他匹敌；他压根儿没有那样的存在。他在败北之后，只会躲入遭受创伤的自我之花的内部，只能进行空洞的道歉，陷入道德上的愤慨之中，关于这种愤慨，H·G·威尔斯将之称为一种带有光环的嫉妒。因此，在书中有着一席之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古巴事件，是与他口中所言所信的完全相反的。肯尼迪则怎么想就怎么说：现在，阿伦·杜勒斯[32]必须通过否定一切来将他掀翻在地。要不就是对马丁·路德·金采取了欺骗行为。要不就是投机撒谎。
正是这些错误确保他甚至会输掉加利福尼亚州，这些错误犯得很严重。美国是个可怕的地方，假如你失败了还生活在其中的话；在美国，失败就是违法。尼克松失败了。就像一个总是运气很好、总是会赢的赌徒一般，他在下了很大的赌注之后突然一下子被掀翻在地，他现在陷入了绝望之中，赌注越下越大，最后把身上仅有的五花八门的硬币用力抛掷到桌上，发狂地对着巨大的转轮祷告，结果还是输了。这里面有着一些引人怜悯的地方，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还有一些人却不为理查德·尼克松身上引人怜悯之处所动。在我们倒下的时候，他曾频频地踢过我们：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宽恕的。是他的胜利，是他独断专行的胜利以及他的失败，使得我们在他首先坚持的水准上对他作出评价。我们都被他的传奇所损害，被那种补偿机制花了这么久才赶上他的事实所损害，被他遗留给后人的东西所损害。我们都嗅出了他那被戳穿了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