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本书后，你会愿意出门，把自己灌醉。《四门城》与其说是一件艺术作品，不如说更像一种失望之余采取的行动，它一点点地越来越让人感到麻木。它描绘了一个世界——从1950年直到1997年——其中，技术与法西斯主义获得了胜利；这是一个无论是性、想象力还是才智都遭到残忍对待的世界；是一个无论从字面还是象征意义上说都染上了瘟疫的世界；是一个唯一的希望在于发生彻底的生物学变异的世界。使多丽丝·莱辛的黑色视觉具有如此强大吸引力的原因，正在于这本书并非是一场文学盛宴的产物。它不是撒旦式的自我放纵。它也不是一种宣传。相反，它是对当下的一种煞费苦心的推断，是某种已经十分明显并变得常见的病症之夸张体现。它是现代人的思想有去无回的无可奈何的终点站。华莱士·斯蒂文斯[33]在《疾病的美学》中所描绘的那些有逻辑头脑的疯子——比如像康斯坦丁诺夫那样的人，他们“将不会意识到云彩，用白色的火焰点燃逻辑的殉道者”——获得了控制权；我们茫然的不安则变成了恐惧。
玛莎·奎斯特带着一种处于晚期的茫然不安，于1950年到达伦敦。关于在到达这一状态之前她所穿越的那些智性与情感地域，多丽丝·莱辛在其《风暴的孩子》系列小说的前四卷中已经详尽地描绘过了[34]。她经历了一段在“赞比西”（即罗得西亚）度过的童年时光，先后有过两个丈夫，当上了母亲，还感受过种族主义，加入过共产党，体验过战争。《四门城》将不仅会终结她，还将终结整部系列小说，终结整个英格兰。
在经过了一些开头部分的小规模冲突之后，玛莎以护士、管家、编辑兼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在小说家马克·科德瑞治的家中安顿了下来。起初，科德瑞治家中的事务仿佛构成了外部世界的一个镜像：私人的疯狂在这里躲避着公众的疯狂。在外部世界，有着极权主义和种族大屠杀；精神世界的衰颓与科学上的邪恶。在家庭内部，则存在种种错觉与沮丧。玛莎·奎斯特将身子探出窗外，拍摄下了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次，莱辛小姐想要表现某种不同的东西。马克·科德瑞治写出了一部幻想小说，写的是某座由一群富有洞察力的牧师妥善管理的古城，其中部分包含着预言，部分包含着种族之梦。这座“四门的”金色之城遭到了背叛——某种原罪开启了我们那失乐园之后的现代文明——那些富有洞察力的人到了地下。但他们的精神能量却散播开去。
科德瑞治的小说来自多丽丝·莱辛的小说。突然间，我们不再生活于多丽丝·莱辛那个不屈不挠的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而是步入了一个充满邪恶的梦魇世界。城市、它的毁灭及其意义只能短暂地在梦境中得到理解；或者只有通过古怪的疯癫视角才能被认知。我们慢慢明白，恰是在城市的背叛点点滴滴地与那些被扭曲、被抛弃的人，与那些恍恍惚惚、被吓坏了的和自杀的人联系到一起时，精神的能量才得以散播。我们最后在毛骨悚然中意识到，在历经炸弹轰炸、神经性毒气和大屠杀之后，这些疯狂的信仰者的孩子们将成为新的充满洞察力的人，将是一个崭新世界的变种希望。
换句话说，莱辛小姐已经放弃了：无论是关于政治、关于理性，还是关于精神分析（除了R·D·莱茵[35]的药剂之外）。这位现代女性中最具有旗帜意义的人物，这个曾像一辆压垮20世纪的空洞幻想、侵略行为和对依赖症的无情坦克一般前行，曾注意到并评价过一切，曾经沉醉在诱惑过当代人的智性的几乎所有幻觉之中并最终彻底摒弃了它们的人，已经放弃了。她现在孜孜以求的，是在史前的幽深与隐秘之处，在无意识的记忆之中，发掘一种新的具有激励性质的神话，某座可以躲藏的思想的岛屿。
在她的放弃中，最为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点就在于其不打分毫折扣的纪实手法。她从未成为过一名优雅的作家，她通常还缺乏幽默感。但是，她的思想是令人惊叹的，她的诚实是无可估量的，她的处理方式则具有彻底的不妥协性。她对自己绝不宽容，对读者也同样如此。因此，她不会仅仅满足于向我们呈现救济所与医院的样子。她抓住我们的西服前襟，将我们拖入她的世界。她迫使我们触碰那些淌着口水的白痴、那些如幽灵般出现的孩子，触碰那些如毒疮般的念头和那些腐烂的肌肤。如果说仇恨是“这整套可爱的自由主义”的阴暗腹面，那么，她是会手执利刃，剖开那一腹面的。如果说怪物们随后会从那利刃形成的伤口处爬出来，她会把这些怪物介绍给我们。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自身，我们无法要求莱辛小姐帮我们除去他们。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完成得是那么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