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明春一拍大腿，说：“阎王好说，小鬼难缠。我们已经有办法了，就用古代衙门里走‘门子’的方式，向具体经办的领导和人员努力吧。别看这些人官职不大，权力却很大，他们糊弄上级有的是办法。”一杜思宝上任不久，县里就面临着乡镇体制改革的硬任务。县委统一安排，让杜思宝临时分包了黄公庙乡。省委要求，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项带有攻坚性质的任务啃下来，彻底精简乡镇的机构，精简乡镇的富余人员，让乡镇真正消肿，从最基层开始，把行政成本降下来。
杜思宝知道，这项工作确实是硬任务，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再分配，稍有不慎，全盘皆输，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接受任务后，一直想，自己的压力再大，也没有项明春他们肩上的担子沉重。乡镇的工作实在是太难搞了，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上边开口子，下边拿票子，一个小小的乡镇，几乎浓缩了整个儿社会。做市直部门的干部和现在做常务副县长，都可以对下边呜里哇啦，下指示，定调子，具体工作起来，让基层作不尽的难。他从以往对乡镇工作的了解，真有点替项明春担忧。
杜思宝对上次乡镇搞的那次流产了的“双减”工作，至今记忆犹新。“双减”也是与这次的工作同样性质，无非是减少“七所八站”，压减膨胀出来的人员，任你如何做思想工作，人们宁可喝稀饭，也不愿意下海挣大钱。当然，杜思宝当时在市里干，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但从自己家乡高楼乡的党委书记那里得知，实施起来，阻力强大。高楼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当乡里动员一部分干部职工，分流到企业去时，比扒他们的祖坟还恼火。第一次张榜公布，就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立刻激起了一部分乡镇机关干部聚众上访。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几个乡镇的“刺儿头”联合起来，市访、省访不解决问题后，干脆搞京访。这些人为了扩大事态，竟然异想天开，闹出了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外国大使馆的聚集区去“告洋状”的笑话。他们本来串通一气，要到美国大使馆去闹，把舆论造到这个世界上影响力强大的国家去，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进而为他们解决问题，让外国人迫使中国的县乡领导就范。结果没有人懂得外文，弄不清星条旗与其他国旗的区别，没有找到美国大使馆，却见到了一处欧式建筑群落，推推搡搡，终于有人带头，奋不顾身地去冲击一个小国家的大使馆。当这批人还没有突破大使馆的第一道警戒线时，就被武警战士们抓的抓，驱的驱，少部分人进了看守所，大部分人作鸟兽散。（见《怪味沧桑》下卷“回乡”一章）
消息传来，让丰阳县的领导很丢面子，省市两级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工作不力，责成丰阳县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杜绝此类事故发生。这一天下奇闻，曾经弄得县里的信访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整天提心吊胆，严防死守，把一些带有上访倾向的人，部署专人监控。好长一段时间，上上下下神经兮兮的，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一批上访人员彻底消除疑虑。
省委对乡镇机构改革工作下了最大决心，下达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做到“无情改革，有情实施”。三个月内，保证完成改革任务。指标任务是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能讨价还价，纪律处分动真格。
市委上行下效，把这项工作摆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门召开了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动员大会，一竿子插到底，要求各县、各乡镇，向省委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大会上，市委方书记慷慨激昂地表示，在这场攻坚战中，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于不能如期完成工作任务的县乡两级主要领导，市里的纪律处分还要加码儿。我就不相信，有人胆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由于省委明确规定，在改革期间，所有干部配备工作一律冻结。尤其是县乡两级的一把手，绝对不允许调整，必须坚守岗位，实行严格的“首长问责制”。曹明祥曾经担心的自己因为徐立身事件，可能被市委引咎调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于是，精神抖擞、雷厉风行地抓起了工作。正应了那句老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曹书记把县级干部全部分包到乡镇去，成立了临时机构，明确职责，严格督察督办，跟踪问效。这项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立刻蓬蓬勃勃地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项明春很乐意杜县长来帮助工作，他们自从在“后进村整顿”验收时，交上了朋友，到后来在萧干病房里相聚，一直不断有来往，两个人意气相投，甚是相得。
冯司二曾经当着两个人的面奉承说：“项书记，你和杜县长都是我们县真正的大才子，在咱们县所有的才子中，他们的名气没有超过你们俩的。”
项明春说：“别瞎说了，人家杜县长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冯司二说：“那是没有让你到那个位置上，要不，你不比杜县长逊色。”
杜思宝说：“我是不是才子，需要打问号，项书记是当过‘大师爷’的人，给他阳光，就肯定会灿烂无比的。”
项明春忽然想起来，他刚刚进入县委办公室的时候，到春水镇搞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调研，原来的镇党委书记马春德，曾经把自己比做“柳床儿”，说插在哪里都能成活，现在杜县长又有新的比喻，说明自己这个人还是有价值的。（见《侧身官场》“调研”一节）
平心而论，项明春对于这项改革认识是很到位的，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先不考虑如何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在他和副县长杜思宝的面前，首先出现了一只拦路虎。
这只拦路虎是，省里不仅要求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还要砍掉一部分乡镇。省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除了山区乡镇外，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乡镇，一律撤并到其他乡镇去。并且对于符合条件的县市区，只要撤掉了一个乡镇，省政府要给这个县市区以奖励和财政补贴，带有悬赏的性质。
黄公庙乡一直认为自己是山区乡镇，人口虽然差一百五十口不足三万人，可只要是山区乡镇，就能保留下来。谁知道大意失荆州，等报纸上把第一批保留下来的乡镇予以公布时，杜思宝、项明春和冯司二，以及所有的乡干部、乡直部门的干部职工全都傻了眼，保留乡镇的名单上竟然没有黄公庙乡的名字。大家再也不为自己的去留担忧了，而是集中在乡机关里，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哭爹骂娘，唉声叹气。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众人同仇敌忾，要求上级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试想，出现这种状态并不奇怪，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谁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先把自己的乡镇保留着再说。
矛盾立刻集中到了杜思宝和项明春这里。杜思宝马上让项明春向县委临时组建的办事机构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原来历史上统计的报表内，黄公庙乡不属于山区乡镇，按人口算，又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切掉。
杜思宝和项明春得知这一重要情报，马上赶回县城，找到曹书记和郗县长，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曹书记非常同情黄公庙乡的遭遇，觉得上级的这条政策，把一个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切下去了，实在可惜。黄公庙乡一带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因此而受挫，再也没有发展的机遇了。而且，这么多的乡镇干部、职工，更难让县里消化处理。
议来议去，曹明祥书记明确表态：“我们不稀罕省里的奖金和表彰。做任何事情，要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按山区考虑，就黄公庙乡的土地面积，有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足够成立一个乡镇了。黄公庙街又是多年历史形成的集镇，如果一定砍掉，当地的政治、经济将损伤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多少年也不一定恢复过来。邓小平同志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允许这么做，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该多想一点主意，针对政策存在的漏洞下手去解决问题。黄公庙乡不就是差一百五十口人吗？派出所与计生办的数字历来对不上号，不上册子的黑人口估计不下一千口人，你们完全可以在这上边做做文章。上级的政策是铁定的，但人终归是活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郗县长，你看这个意见怎么样？”
郗县长非常同意曹书记的意见，对杜思宝和项明春二人说：“曹书记的指示你们一定要认真领会，狠抓落实。依我看，杜县长和明春同志你们两个，要赶快到省城去，找到乡镇改革的指挥中心，陈述我们县委、县政府的观点，要不惜代价，钻窟窿打洞，也要千方百计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
得到了书记、县长的支持，杜思宝和项明春有了保留黄公庙乡的信心和决心。回到乡机关，把领导的意思向党政班子作了传达贯彻，班子里的同志们精神振奋，一致支持杜县长和项书记到省城去做工作，一竿子插到底，让黄公庙乡永远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
杜思宝到项明春办公室里，和冯司二一道商定这一次谁去省会。最后决定三个人一起去。杜思宝说：“明春啊，咱们三个人一起去，你就不用带车了，乡里的经费困难，能给你们省一点就省一点。”
项明春说：“还是杜县长体谅基层的难处。可这一次去，少不得要请客送礼，这笔资金上哪里筹措？”
冯司二说：“项书记，你不用发愁，我自有办法。找几个大单位一凑就够了。”
项明春有点不相信地说：“这些单位整天向党委、政府叫穷，他们会甘心出这笔钱？”
冯司二满怀信心，大义凛然地说：“县长、书记你们放心，这些单位只要知道咱们是为了保护全乡的利益而去的，没有不支持的道理。让他们忍痛先凑出来，大不了我把自己的新房子抵押上，贷了款还他们！”
冯司二到几个大部门转了一圈儿，没有出机关大院就凑上来了几万块钱。项明春想，冯司二这个家伙对下属的理解，有时比自己吃得还透，能力见长了。二在去省会的路上，杜思宝、项明春和冯司二就不断地分析，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项明春说：“杜县长，你在市直干了那么多年，没有少参与跑项目，在同上级打交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次去，我们全都仰仗你了。”
冯司二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别说到省城，就是到唐都市，也是土老帽一个。主要是认不得人，两眼一抹黑儿。向人家介绍自己是乡镇干部，人家就翻白眼，瞧不起我们。有了杜县长你带队，我们心里就有了依靠。”
杜思宝说：“说起来惭愧，我和宋炯书记一起去北京跑项目那一次，除了提供一些文字材料外，什么作用都没有。十几天下来，连国家有关部门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这次动身之前，我就一直想，你们肯定对我寄托的希望很大，其实我这心里一点准稿子也没有。论社会经验，我远远不如你们两个丰富。”
项明春说：“咱们谁都不用谦虚了。我看，是不是换一种思路？杜县长你设身处地想想，你在环保局工作时，我们这些基层单位到你们那里跑项目，你是怎么做的？手下人是怎么做的？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人应该怎么跑，才是最简捷的途径？”
杜思宝沉思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不无遗憾地说：“市里该有什么项目？顶多是个中转站。不过，说穿了，基层到上级办事，最好是要打通主管人的环节，他们的变通能量大得惊人。你要是直接找到领导了，领导反而囿于政策限制和政治影响，不好表态。实在躲不过去，顶多交代那些具体办事人员办理。这些具体的办事人员，当然不敢硬顶，想给你办，就能给你办，然后把责任推到领导头上。不想给你办，就会拿出条条框框制约你，让领导干着急没法说话。”
项明春一拍大腿，说：“杜县长，这正是你出的好主意嘛。俗话说，阎王好说，小鬼难缠。我们这次去省里陈情，事关重大。正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去说服领导，不要说不容易见到，就是见到了，只能碰一鼻子灰。要想让领导出面表态，肯定是难上加难的。听你的指示，我们已经有办法了，就用古代走‘门子’的方式，向具体经办的领导和人员努力吧。别看这些人官职不大，权力却很大，他们糊弄上级有的是办法。我就不相信，省委书记和省长大人，会把一个一个乡镇的情况亲自进行审查。”
杜思宝和冯司二都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办，死马当作活马医。可是，究竟怎样才能与乡镇机构改革的办事处挂上钩，心里仍然没有数。
项明春说：“正面攻不上去侧面攻，我们动用在省城里工作的乡亲和朋友，不信找不到打开问题的缺口。”
冯司二说：“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锯不倒的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