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主导性。灵武回族的文化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生产力发展、外族文化的传播、生态环境的变化、民族自我发展意识等因素，但其主导性因素是周边汉文化的辐射和传播。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文化特质和思想通过传播的各种渠道被传递到接受文化的一方，产生影响，促使接受方发生涵化。马凌诺斯基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不同文化接触产生的文化变迁则由于传播”。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分是由传播而来，美国人类学家林顿认为这一比例可达90%（即一个民族至少有十分之九的文化是来自外族的传播和影响）。西方人类学家往往把发现和发明作为文化变迁的根本源泉。纵观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发明和创新固然起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在一个具体社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未必如此，至多只能算是一个重要原因。灵武回族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文化变迁中，发明和创新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文化传播发挥的作用大。灵武回族杂居在汉族地区的独特分布格局，不但使回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也为汉文化在回族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使得汉文化在灵武广泛传播。而且灵武回族迁徙到当地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从此就与汉族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文化人类学者指出“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与密切程度”。由此可推断两个民族持续时间越长、密切程度越高，则文化传播的范围越广、借用程度更深。灵武回族在与汉族广泛而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必然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促使其吸收汉文化的特质，最终导致其传统文化发生变迁。在风俗习惯方面，据一些回族干部和教师介绍：当前，本民族文化在总体保持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些变化。过去结婚要好几天时间，现在只要2天或1天时间。结婚时，许多人都穿婚纱、西服。由上述可见，外来文化对灵武回族文化的冲击，不仅引起其外显层面，还引起其内隐层面的激烈震荡，从风俗习惯到宗教信仰，这种文化震荡依次递进，逐渐深入。近年来交通条件的改善，现代文化传播媒介如手机、电视机、杂志、报刊、网络等的介入以及外出就业者的增多又进一步加速了文化信息的传递。从物质文化层面考察，回族的服饰，房屋建筑，生活、生产用具等基本上正在消融本民族的特色，与周边的汉族取得一致。可见，涵化是灵武回族文化变迁的主导性方式。
5.不平衡性。虽然灵武回族文化变迁是从文化三个层面展开，但三个方面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物质层面变迁的速度要比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层面快，具有不平衡性。这从他们比较现代的服饰、日常生活与比较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文化堕距”概念，即“物质文化”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这一理论对灵武回族同样适用，但前者的变迁也必然导致后者的部分变迁。从文中提到的由于居住、服饰、饮食等的变化以及现代交通通信工具等进入家庭生活而引起其他文化内涵发生变化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三、灵武回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灵武回族的文化变迁是一种量变的过程，这种量体现在文化的数量、质量、结构、规模、发展的程度和速度等量的规定性上，对这种文化和量变进行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灵武文化质的方面的规定性的认识。同时，对这些量变过程进行总结，有助于我们把握回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促进其文化更新、更快地发展，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灵武回族文化变迁的影响
1.消除了产生民族问题的文化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散杂居民族隔阂、民族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存在，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等等，而民族文化的变迁正好促使民族间的差异逐渐消失，使其走向一体化，实现民族的文化涵化和融合，增强了回汉民族的共性。灵武回族的服饰、节日、婚姻、信仰等各方面的变迁趋势，促使灵武回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在这些方面的互动中实现磨合，消除了产生民族问题的文化因素，化解了民族矛盾，从而实现并增强了民族团结。江泽民同志指出：“把我国各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又世代传承的纽带，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并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回族文化变迁后与汉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使回汉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据调查灵武回族与周边汉族的关系都较好，平时都相互往来，汉族家庭大多收到过回民过节时送来的“油香”（油饼）和“手抓”（炖羊肉）。回汉结亲的家庭中，凡遇红白喜事及过年，亲属之间都互相走访。
2.民族特色趋于消失，给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提出挑战。历史上，各民族都曾发生过巨大的文化变迁，这些变迁有的造就了新的民族，有的则使原有的民族遭受同化，完全丧失民族特点，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多也已湮没无闻。在灵武回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回族民族文化特色传承下来的只限于本民族节日、饮食上不食非清真食品等，并不多，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回族传统文化因受汉文化的包围冲击，正逐渐在青年一代人中遗失。所以如何做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文化抗拒是维持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要求，但如果对此把握不好，势必会影响民族发展。笔者认为，回族文化心态总体上是开放的。灵武回族文化心态的主流方面是积极、健康的，这种文化心态有利于回族的发展进步，但同时，文化排斥心理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灵武回族出于担忧自身文化被湮没的考虑，极力维护和彰显民族文化，这一思想意识总体上对于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调查中发现，能够对文化变迁发表意见的，也就是在回族精神层面影响最大的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和普通市民，而是一些地方精英——中基层干部和部分知识分子、宗教人士，他们的意见对本民族多数群众影响巨大，往往能决定当地回族思想方式的基调。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灵武回族精英阶层对本民族文化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基于这种担忧，他们特别关注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寻根热”和文化自恋情结也存在于灵武回族的社会生活之中，随之相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排斥倾向。其中一些消极倾向值得关注：如盲目追求传统文化的复归，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一概加以排斥，防御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过于强烈；对于解决发展差距问题的过程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将先富和后富的关系问题视为“不平等”，消极抵触情绪等不同程度地存在；宗教升温，出现了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政策；等等。
考察还发现，住地偏远、较为贫困的回族，缺乏对精神生活丰富性的实际追求，消度闲暇时间的方式单调乏味，在心理上表现为对目前生活方式及现状的无奈和麻木。这种心理特点是比较普遍的，是长期生活在固定社会环境中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从深层次的精神人格分析，他们是愿意并且向往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的，但由于现实物质条件发展的缓慢，制约了改变旧有生活方式的更大可能性。从文化堕距理论来看，他们的物质文化进步的缓慢，制约了其精神文化的更大可能的发展，也就意味着通过物质文化变迁整个文化的途径非常狭窄。
高冬梅（1970~），女，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伊斯兰哲学和回族文化研究。
拱北：宗教场域与文化象征——对甘青地区拱北的文化解读
马艳
我国历史学者依据陈垣先生《回回教传入中国史略》以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甘青地区，可追溯到唐代。其时，从陆路（即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大食军队、外交使团主要活动在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丝绸之路南路在今青海、西宁一带，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也多往来于这一路。从那时候起，就有了经商留居年久未归的“番客”和战乱结束后在中国安家落户的大食兵，并且为数不少。又据史载，7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帝国内爆发了持续达12年之久的以什叶派信徒为主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斗争，斗争被镇压后，“曾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王朝的迫害，逃到了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外贸易的牙客”。因此，《甘青宁史略》卷三载：伊斯兰教于“唐天宝后，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时称西域为回回，因以名教。”这里所说的甘肃，应包括现在的青海地区。而天宝后正是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交替，阿拔斯王朝东扩，其东部与唐朝的西南边境接壤的全盛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同唐朝的联系更加广泛密切。当时西域“胡商”的足迹已深入到蜀中。以此推论，较便捷的河湟地区更是经商范围，一批什叶派穆斯林避难逃居到包括甘青地区在内的我国北方，于是甘青成为我国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扎根，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相适应，产生了众多的教派和门宦分支。可以说拱北随着不同门宦的产生而在此地区产生和生根。它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形态，在甘青的穆斯林社会，影响深远。
一、拱北的产生
拱北（Qubbah），阿拉伯语音译，是对中国伊斯兰教先贤陵墓建筑的称谓，原意为“圆屋顶建筑”或“圆拱形墓亭”，本为流传在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建筑形式。在中国伊斯兰各门宦中专指“谢赫”（长老）、“老人家”（教主、道祖）、圣裔和先贤归真后，门徒及信众为其修建的以陵墓为主体的建筑群。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始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苏非派各个门宦在其创传人、道祖的墓上开始建造拱北，之后，在以甘青为主的我国西北农耕地区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中逐渐形成四大门宦及其分支。这些门宦及其分支的“教主”或“老人家”去世后，信徒在他们的墓地或修道处修建建筑，其形制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建筑相融合，除墓庐多用阿拉伯建筑圆拱墓盖形制外，附设的礼拜殿、坐静房、诵经堂和居室等建筑多为中原传统庭院式建筑形式。近代以来，拱北多建有六角形或八角形重檐塔楼，雕梁画栋，底层墙壁为砖雕图案，镌刻有《古兰经》文和植物花卉。这样，以中国传统建筑中庭院布局结构为内涵，加之园林化的各种树木花卉格局的形成，使拱北的庭院式布局结构更趋完整、更趋庄严化。于是，在门宦信徒心目中，逐渐升华为自己“精神导师”的安葬地，更是教众崇拜的“圣地”和教门、教民圣洁活动的中心了。有的拱北，在周围还有教主家族的墓地及教众的坟墓。拱北不但是教下祷念“精神导师”的拜谒地，事实上也是管理教众，传教，行教，教亲们凝聚、亲近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