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也是回族人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就宁夏地区而言，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意识明显增强。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非常重视提高宁夏的城市化水平、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大银川”建设的思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为了吸引周边省区的农村人口到银川定居，银川市政府从户籍制度入手逐步降低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2003年，银川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放宽城市人口准入政策的决定》，该《决定》从9个方面对外来人口办理银川城市户口的条件、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例如，按照这个规定，只要在市区购买一套商品房者，其户主就可以凭房屋产权证、购房合同等证明，办理其本人、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户口迁入。凡在银川市务工3年以上，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合法收入的人员，也可在提交相关证明后办理银川城市户口。这一制度创新增强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对加快银川的城市化进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第二，乡村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近年来，经济欠发达的宁夏南部山区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增加农民收入，越来越重视劳务输出工作。固原市把劳务输出作为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战略之一，乡镇一级政府都设有劳务输出工作站，专门负责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联络、组织、服务等工作，成为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推动力。
3.城市自我扩张。城市具有自我扩张的特性。银川市城区面积从解放初期的3平方公里增加到2004年的89.2平方公里就是城市不断自我扩张的结果。我在前文中提到，银川市周边地区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农村回族人口。几十年来，伴随着城市边界的不断延伸，原来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回族人口因土地被征用而转为城市居民，他们原来居住的村落社区成建制地改为居民委员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城市的自我扩张仍将是促进回族城市化的一个因素。
4.文化传统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认为，利用根植于传统的规范和习俗，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好的开发新的经济机会的经济制度。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则在他的文化资本理论中也阐述了价值观念、家庭传统、性情倾向、惯习、兴趣等在经济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这些观点为我们认识回族城市化的动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上看，银川回族的城市化受到其商业价值观念的推动，重商传统和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是回族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一个重要诱因。
三、城市化与回族社会生活变迁
回族人口的城市化不仅是回族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表征，也是回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会对回族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多方位的影响，从而推动回族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城市化与回族人口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动。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流动整体上会导致社会成员的上向社会流动，也即社会成员从较低的社会位置向较高社会位置的提升。这里主要从职业变动和收入水平变化两个侧面对回族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流动状况作简要分析。
1.职业变动。回族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后，职业类型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来本市前的农村回族人口主要为农民和无业人员（剩余劳动力），二者之和为57.3%，超过被访者总数的一半。城市化推动了这个人群的职业变迁，进入城市前具有农民身份者58人，占总数的33.9%，进入城市后基本上转换为其他职业；无业者的比例从23.4%下降到了12.9%。此外，干部和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办事人员、服务人员、非技术劳动力和个体商户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银川市回族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中，技术工人、服务人员和非技术劳动力所占比例最高，三者之和占总数的74.9%。因此，从总体上看，乡村回族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促进了从业方式和职业类型的上向流动，符合城市化的一般特征。
2.收入水平的变化。由于职业类型的变化，银川回族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问卷调查统计，在169位被访者中，有159位透露了自己的年收入，其中年收入集中在3000~4000元、4001~5000元、5001~6000元、7001~8000元、9001~1万元5个区间内的115人，约占总数的72.3%；年收入在3000~6000元之间的71人，占总数的18.9%。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占总数的24%；被访者平均年收入8864元（加权算术平均值），月收入约为739元。由于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技术劳动领域，所以整体收入水平不算很高，大约有一半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低于500元，但流动人口群体每人8864元的年平均收入明显高于纯农业劳动收益，也高于2004年银川市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笔者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采访了两位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回族暂住者，一位是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办事处附近从事摩托车修理的马某，另一位是在西夏区火车站一带蹬黄包车的李某。在访谈中得知，马某一年的收入约为3万元，有的时候一天就可以挣300元；李某蹬黄包车每天的收入在30元左右，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到50元，月收入因淡旺季而不等，一般在800~1200元之间。当问及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时，李某说他的家乡同心县下马关乡2005年大旱，粮食基本上绝收，因此他才到城里来蹬黄包车。
（二）居住模式的变迁
出于族群文化传承、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考虑，回族倾向于聚族而居，形成了在乡村自成村落、在城市自成街巷的传统居住模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这种传统居住模式已经或正在发生变迁。
1.暂住回族人口居住模式的变化。银川市的暂住回族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在农村时，他们一般都居住和生活在传统的村落社区中。同一村落的家户不仅属于同一民族，甚至有可能属于同一家族或同一宗教派别，彼此之间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他们朝夕相处、经常往来，彼此非常熟悉，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他们是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的。进入城市后，他们的居住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边缘性。银川市回族暂住人口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空间分布具有边缘性特征。第二，分散性。属于同一民族的人分散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域里，尽管存在来自同一家乡的人基于乡亲观念或各种亲属关系而合伙租住房屋的情况，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暂住回族人口相对集中地居住在某一个社区的情况。第三，民族混居性。族内居住的分散性也就相应增强了不同民族交错居住的可能性。从问卷统计结果看，银川城市暂住回族人口租房居住的80人，雇主提供住处的59人，二者之和占总数171人的81.3%。在关于“选择现在住房的原因”的询问中，回答“雇主安排”的67人，回答“离工作地点近”的43人，二者之和占总数171人的64.3%；回答“同族居住”的21人，仅占总数171人的12.3%，表明暂住回族人口在“和谁一起居住”和“在哪里居住”的选择方面更多地受到其职业类型和具体从业方式的影响。
2.城市边界延伸与银川近郊回族村落社区的解体。银川市的城关、郊区有较多数量的回族人口，他们过去一般都自成村落社区，组成一个族内聚居的地域共同体。随着银川城市边界的不断延伸，那些原来处在城市边缘的回族社区相继变为城市用地。20世纪60年代初，银川市在距离老城区（今兴庆区）5公里左右的西北部一带建设新城区（今西夏区的大部分），一些党政机关驻地、区直事业单位和企业搬迁到该区。在新城区建设过程中，部分回族农村人口转为城市户口。同一时期，老城区逐步向南延伸，形成了今天的胜利街，原来居住在南关一带的回族人口转为城市人口。银川市老城区（现在的兴庆区）新华街一带过去就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曾经有较大规模的回族聚居社区。20世纪80~90年代，新华街一带进行拆迁和重建，兴建商厦、商城和各种餐饮娱乐设施。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回族居民大部分迁居唐徕、北环、德胜、友爱、光华等新建成的居民小区。2001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大银川”建设战略，银川市的城市建设迅速发展。据银川市统计局的统计公报，银川市2001年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7.71平方，到2004年扩展到了89.2平方公里，3年增加了3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很多郊区农村土地被征用，如原郊区的良田、银新、红花等乡镇的很多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曾经分布在这里的一些回族村庄社区已被各种城市建筑物所取代。总之，在城市内部改造和边界扩展的过程中，回族的传统社区模式逐渐解体。
（三）人际交往模式的变迁
城市化具有解构传统和重建新模式的功能，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会随着职业、居住模式等方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回族的城市化对人际交往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际关系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进入城市前，人们生活在彼此非常熟悉的社区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进入城市后，人们因从事不同的职业而分布在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中，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厂矿企业、餐饮娱乐场所等，从而推动了回族个体成员在城市社会中的结构性进入，即融入城市社会大系统。在此基础上，回族个体成员的人际关系更加丰富，其社会生活逐渐嵌入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2.族际交往增多。城市回族传统社区格局的解体使城市回族人口在居住上趋于分散，形成了回族住户多与汉族住户互为邻里、回汉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另外，乡村回族人口进入城市后，形成主要与汉族成员互动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些都会使得回汉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逐渐增多，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培养相互尊重的意识。
3.族内交往弱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交往总是以特定的空间场所为基础的，城市化解构了聚居村落、聚居街巷等回族内部赖以交往与互动的空间基础，同时又把回族成员组织到多民族混合型的社区和工作场所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内部的交往和联系。
4.超越族群界限的新认同感会逐渐形成。回汉等民族逐渐混合居住在以居民小区为主的新型社区中，居住在同一小区里的居民在日常相处和交往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种超越族群认同（如回族内部认同）和部门认同（如同一单位的同事认同）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现代市民社会意识。
四、思考与讨论
（一）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伦理学思考
城市化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社会伦理学问题。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行为的主体是农民，但是在城市化这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倾听他们的声音，政府的有关政策和行动没有表达出农民对于城市化的期望与要求。对回族这个较早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来说，城市并不是陌生的，应该说回族具有很强的走向城市的意识，这是由其经济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决定的。但应当看到，政府（也包括学术界）对回族群体在城市化方面的意愿、期望的调查和了解不够。城市作为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空间，往往具有比较强的同化力，这不可避免地会对置身于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冲击作用。在城市自成街巷是回族传统社区格局的基本特征，一些独具特色的古老回族社区不仅是城市多元主义人文景观的具体展现，也是一种传统文化遗存。小聚居是回族适应宏观上大分散格局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保持本群体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一种方式。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大卫·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公共的或社区主义的，社会政策应当指向保存和重建不同形式的地方社区。这种地方社区不仅包括以家庭和教会为中心的社区，而且包括诸如生物区域和文化地区等其他形式的社区。因此，在今后的城市化过程中，进一步增强“民本”意识，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注意听取少数民族群体的意见应成为政府部门的施政取向。
（二）城市新居民的社会文化整合问题
城市化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种要素综合变迁的过程。新进入城市的回族居民不仅面临着从业方式的转型问题，也面临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城市化问题。城市是一个更注重规则的社会，乡村社会也有规则，但不同于城市。因此，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后就面临着如何接受城市规则、调整自己行为方式等任务。据我们调查，在新进入城市的回族居民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市民意识淡薄、生活方式紊乱、传统价值观念淡化等问题。例如，很多失地农民过去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尽管生活方式比较单一，但有秩序、有规律。当他们成为市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后反而出现了一定的紊乱现象，如一些成年人沉迷于打麻将、赌博，青年人则热衷于进歌厅、打台球等，甚至出现酗酒、打架等情况，而这些行为方式与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念恰好是相背离的。由此可见，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面临着艰巨的社会文化适应和重新整合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城市公共文化的传播，塑造回族社会成员的市民意识，提高新市民身份与城市社会生活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关注回族传统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衔接问题。“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和可以维系的社会，那么公共生活必须反映宗教价值。这是因为公共政策必须反映道德价值，而道德价值最终要扎根于宗教。”
（三）失地回族农民的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