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薄国旗撰写的《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论述了纳赛尔主义作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本质上是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排斥伊斯兰教。但是，考虑到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社会的传统地位，纳赛尔在以民族主义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又不能不利用伊斯兰教的政治合法性功能。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系统论述了“三个圈子”理论，即阿拉伯圈子、非洲圈子和伊斯兰圈子。其中，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圈子”高于“伊斯兰圈子”。
宁夏大学吕耀军连续发表《伊斯兰人权与全球化》、《伊斯兰世界家庭法的现代变革》、《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及妇女运动》等文章，从多角度论述伊斯兰人权问题。其中《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及妇女运动》认为：伊斯兰女权学说与妇女运动的产生是伊斯兰世界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以民族主义为依托是早期伊斯兰女权思想产生与妇女运动发展的基本特点；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以及现代家庭法的改革，皆影响到伊斯兰世界女权运动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世俗女权主义、伊斯兰女权主义与穆斯林女权主义的划分，这些不同的妇女组织分别以世俗的、宗教的或者民族的话语从各自角度表达穆斯林妇女的权利要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丁隆的《创制与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一文说：创制是阿拉伯语“伊智提哈德”的意译，原意为“努力”，引申为“创制”，指教法学权威依据《古兰经》、《圣训》的总精神，运用理智，通过推理、比较、判断等方法，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以及特殊情况等，推演出与整个教法宗旨并行不悖的法律结论与条规的整个思维过程。包括对《古兰经》、《圣训》选择、释义、应用，直至形成新的判例。丁隆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从政治伊斯兰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角度，运用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探讨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文章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结构性冲突，二者对立关系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相互建构的共有的敌对观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撰《全球化背景下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及其重构》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阿—伊世界面临身份危机，对其进行文化身份认同，既是为了应对和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也是为了增强阿—伊世界的凝聚力。在和平、发展与和谐共处等认同中尽快融入全球化的主流。在正视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主义对全球认同的侵蚀、伊斯兰激进主义排他暴力对阿—伊文化认同的干扰的前提下，对阿—伊文化身份进行辨证、前瞻、多元和务实性重构是必要的。
暨南大学骆莉、陈晓莹的《试析布什政府对伊斯兰世界文化外交的影响及其局限》主要分析了布什政府对伊斯兰世界文化外交实践的影响及其局限。“9·11”事件发生后，文化外交再次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考虑到文化外交在“反恐”和打造美国国家民主形象中的战略意义，布什大量增加了对文化外交的资源投入。种种迹象显示，文化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当前及今后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外交战略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对于伊斯兰经济、金融业的研究，向来都比较薄弱，2006年，沈阳师范大学李艳枝撰的《伊斯兰保险业探析》说：伊斯兰保险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结果。鉴于《古兰经》和《圣训》禁止利息，所以有关伊斯兰保险业的合法性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争辩和论证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壮大，其从伊斯兰国家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在具体的业务实践中，伊斯兰保险公司提供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险种，一般保险、生活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符合伊斯兰经典要求的投资活动，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因而，伊斯兰保险业在保险费数额、投资范围、投资受益和保险监管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世俗保险公司的特点。
黎海波在《伊斯兰银行为何不收利息》一文中论述道：存款付息，贷款收息，银行根据自己的核算，给存款者一定比率的利息，这是世界各国银行的通例，但是伊斯兰银行却是例外。最早的伊斯兰银行，是在开罗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储蓄银行。在近二三十年内，世界上大约有45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相继建立了一批不计利息的伊斯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它们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国家开展业务，在纽约、伦敦和日内瓦等地设有分行。它们根据穆斯林世界通行的戒律，在金融交易中心计算利润而不收取利息。目前，这种银行越来越受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热烈欢迎，已成为西方商业银行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
易诚的《伊斯兰金融产品与传统金融产品的比较》一文介绍金融知识，使读者对伊斯兰金融业有一概括了解，包括伊斯兰金融体系和金融体系原则以及基于这些原则形成的金融产品。尹世玮在《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与古代经济思想异同管窥》中分析了回族经营理念，探讨伊斯兰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异同与融合问题。
六
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从建筑、装饰纹样、音乐等方面对伊斯兰艺术作了探讨，尚不够深入，也形不成体系。四川师范大学杨静撰《从中国清真寺传统建筑看伊斯兰的美学思想》，从建筑功能、布局、装饰等方面出发，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对中国伊斯兰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尝试性探讨。中国传统清真寺建筑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固态表现，更是中国伊斯兰美学思想的动态反映。
华侨大学赵洋的《伊斯兰教纹饰与象征意义》以泉州伊斯兰教的有关遗迹、著录为线索，从装饰纹样的角度，探讨伊斯兰教纹饰的起源、装饰性、象征性及其寓意本质，对“造型”“色彩”等范畴作了阐述与分析，指出了装饰艺术语言的丰富性，以及观念上的宗教意义。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是绝对的一神论，穆斯林信奉的认为是水纹、树枝纹、木梳纹、木板纹、巴旦木花纹等的变形。“安拉”是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像则类物，殆亦在几何纹的背后，大多蕴涵着某种玄奥的神秘哲学或宗教观念。圆形象征着真主独一无二、完美无缺，地球只有一个中心等宗教观念。正方形是从圆形中演化出来的，正方形四条边象征着四季、四方、四种美德、四种味觉等神学思想。以“卐”字纹为基础的连续图案纹样，象征着富贵不到头。在泉州伊斯兰教碑刻中就有体现。几何纹的组成方法甚多，常以直线、曲线、弧线构成正方形、长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星形、新月形、锯齿形等各种各样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此外，还有以抹角正方形、长六角形、十字形等变体几何纹为基本单位的多种组成方法。伊斯兰教抽象的几何模式（即变换于方圆之间的各种图形）中，蕴涵着特殊的宗教寓意，并充满着浓郁的幻想情调和浪漫色彩。
苏州大学董波著《伊斯兰文化对中晚唐时期中国设计艺术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全面影响中国设计艺术开端简论》，通过简要讨论西域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中晚唐时期设计艺术的影响，力图在设计艺术的范畴中寻找伊斯兰文明影响中国的起点。文章说，西域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是对中国有突出影响的三大西域文明。与西域佛教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相比，伊斯兰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似乎还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纳光舜的《阿拉伯—伊斯兰音乐及其影响》说：阿拉伯—伊斯兰音乐是阿拉伯地区固有音乐和伊斯兰音乐的融合体，属世界三大音乐体系之一。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民族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3000年其文明程度就已达到较高水平，古阿拉伯人十分喜爱音乐，不仅家庭和部族生活充满音乐，就是战争时期，士兵们也是边挖战壕边唱歌，歌声响彻整个阵地，足见音乐在当时社会的重要。阿拉伯早期音乐较为简单纯朴，主要取材于生活习俗和自然景物。乐器有弦乐器米兹哈尔（竖琴），吹奏乐器米兹玛尔（笛子）和打击乐器杜弗（长鼓）、台卜来（定音鼓）等。一些曲调（赶骆驼、骑马、放牧等）已形成。如驼运队的曲调胡达，采用阿拉伯9种韵律中的抑扬格诗律，与骆驼行走时的节奏吻合，在沙漠长途跋涉的阿拉伯人唱起胡达可解除烦闷，摆脱乏累。伊斯兰教兴起前，妇女在传播音乐中起着重要作用。
七
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重大议题。中国学术界也积极参与有关讨论，发表了不少独到的意见。但中国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在开展对话、构建全球伦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和研究。
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发表的《促进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与和睦》一文指出：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但主流之外暗流汹涌，波诡浪急。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这种挑战，更多地来自“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突。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招摇于世，“单边主义”便随之滋长，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就相伴而来。“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与争锋，造成了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西北民族大学丁俊撰写的《伊斯兰视域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一文，通过对伊斯兰文明及其内在精神的揭示，特别是从伊斯兰文明之源的《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精神出发，指出倡导文明对话不仅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人文精神，而且也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传统；同时，构建全球伦理也是伊斯兰文明始终追求的重要目标，伊斯兰文明丰富的伦理思想为今天的全球伦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开展平等的文明对话，是构建全球伦理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的《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说：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伊斯兰文明具有政教合一、复古倾向、文化统一性以及因强大的适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倾向等文化特点。对于中国穆斯林中的回族而言，文化自觉包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究，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研究，特别需要关注伊斯兰文明的网络结构以及伊斯兰文明对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文化自觉的意识源自危机和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必须从文明内部寻找原因，并从内部和外部全方位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域外伊斯兰文化中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穆宏燕副研究员的《拨开西方话语霸权的迷雾探求伊斯兰的本真》一文，以《古兰经》经文为依据，辩驳了当前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关于穆斯林“好战不宽容”和“穆斯林妇女服饰压制妇女的权益”的错误认识，论证了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根源在其自身内部，而非来源于外部的威胁。
八
在国内伊斯兰教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的成果较为集中，有《河州伊斯兰教研究》、《兰州伊斯兰教研究》和与李大钧、李大宏合作完成的《大同伊斯兰教研究》等。其中，《大同伊斯兰教研究》一文，就伊斯兰教传入大同的时间，伊斯兰教在大同普传的情况及其主要特征，大同辖域内的几座有特色的清真寺及与它们相关的经堂教育、明清人物等情况作了探讨。随后简单介绍了明嘉靖丙午陨石题记，列举了大同辖域清真寺碑刻匾联名单。最后陈述了对大同伊斯兰教研究有关键意义的“大人坟”的现有研究情况。
马丽蓉在《论老舍的伊斯兰文化情怀》中认为，老舍的伊斯兰文化情怀是他和回民兄弟生死之交的情谊、同遭歧视的患难之情以及彼此在汉化途中的文化隐痛等汇聚而成，这种情怀涌动在他那独特的艺术叙述和异样的价值诉求里，为老舍的文化母体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相当的自信，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别样的“灵的文学”范式。
江南社会学院解松撰写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中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诉求是其根本目的；随着其恐怖暴力倾向的加剧，它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亚伊斯兰复兴思潮的盛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在我国境内进行渗透传播，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深刻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的赵葆珉、徐慧娟著文《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征服及其对中国西部的影响》，文章考察了唐、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的传播，分析了其传播速度之快的内因和外因，为研究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国家安全和“9·11”事件后中亚格局提供了一个历史与文化视角。
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马明良研究员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认为，与崇尚武力、奉行“丛林规则”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讲“和平”、“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发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资源，对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和“合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九
近年来，对于中国穆斯林回族军事参与的研究一直在升温，新作不断。西北民族大学李庆勇、王建斌合作的《伊斯兰门宦教派与近代西北回族军阀的形成》探讨的是西北伊斯兰教门宦教派与近代西北回族军阀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门宦在近代西北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回族军事集团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对门宦组织巨大的依赖性，但在回族军阀体制形成后，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排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