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集收前人研究成果，对“五功”释义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构思缜密，颇具文采，问世后，被穆斯林奉为学习与理解“五功”的基本读物。
《五更月》
刘智唯一诗歌创作，亦称《五更月歌》或《五更月偈》。基本内容为作者名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关于天道与性理部分高度的概括，以及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别具一格。
《五更月》运用我国词赋比兴的传统手法，通过“月”在“五更”过程中生、新、高、娇、圆、辉、清、朗、端、偏、西、盈、缺、淹、落等不同状态，探索和讴歌真宰、造化、宗教、人生、苦行、求真、参悟、访道、养性、游仙、末日、复命、归真等一系列伊斯兰教哲理。通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手法，文字凝练、形象，概括性强，音调生动和谐，节奏鲜明，具有强烈感染力，因而备受教内外人士赞赏。西北某教派甚至将《五更月》作为赞圣诗，与传统经典赞诗《卯路提》、《穆罕迈思》并重。
《天方三字经》
刘智著，亦称《天方三字幼义》。中国穆斯林诗歌体启蒙读物。作者仿照我国古代启蒙代表作《三字经》体例，编纂成册，初刻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袁国祚作序称：“一斋夫子按天方经史，著书数十种，历历传世，家喻户晓，唯《天方三字经》乃启蒙之书，而句读类乎浅近，皆真经圣典理道精华。”创作意图显然在于“训蒙”，指点穆斯林内部对伊斯兰“读之不解其意，问之不明其理”的后学者，使之趋向伊斯兰正道，“远离邪辟之径，卑污之习”，而以礼法条规“自绳束于正道”，所谓“吁小子，方有知。学浅近，莫深思。学孝顺，事君师。明长幼，别尊卑。知仁让，习礼义。谨言动，慎非为……教诲言，须谨记”。
《四典要会》
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四篇合成，清马德新（复初）著，咸丰九年（1859年）初刻。作者自序：“提要钩元，译为《信源六箴》，以表彰是道（伊斯兰）之命脉，其在斯乎？虽然知有余而行不足，则信亦不真，故专言‘礼功’（精义），以立修道之本；重幻景而忘真世，则行亦不笃，故悉言‘幽明’（释义），以见万有之归；至于郑声乱雅，乡愿贼德，则又不得不详说而明辨之。以为卫道者也，故考其‘正异’（考述），明其是非，以证天下向往之路，书既成，编为一帙，题曰《四典要会》，亦以见入道之要，会归于是也。”
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对此书给予充分肯定：“《四典要会》文字通俗易懂，说理清楚，无经堂语气，材料处理得当、简练，以实践为主，绝不偏离，杜绝空谈。”
《大化总归》
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译著之一，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作者马德新以阿拉伯经籍《甫苏思》为蓝本，“择其尤足以惊动人心者，口讲指画，逐句互校，逐字对勘”。由门人马开科笔录，再经作者几度修改成书。正文分上下两卷，所谓“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又如众流出溪，百川归海”，于简朴中明了深沉，凝练风格中将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明白。每一大段议论之后，都有一段小结，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参悟“大化”与“总归”的转化契机，以及“总归”的价值，“后世者，生死之大关，幽明之至义，原始返终之要道也，造物之全体大用，圣贤之复命归真，庶汇之知能长养，非此概不能显”。
《天方诗经》
1848年，马德新自阿拉伯世界归国，携回中世纪阿拉伯诗人蒲绥里的《盖绥迪·布尔德》（《衮衣颂》）诗集及有关注释，著经教学之余，由马德新口译，门人弟子马安礼笔录润色，仿照我国《诗经三百篇》的体例韵律，拍合“雅”、“颂”正声，完成《天方诗经》汉译。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成都刻板问世。
阿拉伯诗出现中国文坛，汉译中阿对照，可谓史无前例的创举，马坚给予充分肯定：“阿拉伯诗译成中国诗，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这个尝试是相当成功的，对于后学是一个鼓舞。”
《天方诗经》在当代国际五种译本中，早于1894年出版的巴赛的法译本，也早于1901年出版的格卜赖里的意大利文译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充分表明《天方诗经》已成为阿拉伯同中国文化交流的一座“里程碑”。
《朝觐途记》
清代伊斯兰经学大师马德新赴阿拉伯世界开展学术活动见闻录，原稿为阿拉伯文，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马安礼译为汉文在昆明刻板问世。
《朝觐途记》反映19世纪50年代，中国至阿拉伯和西南亚各国的陆、海交通概况，风土人情以及历史遗迹，标志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尤其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载诸史册。198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注释出版。
《清真释疑》
作者金天柱，金陵回族穆斯林学者，乾隆朝任翰林院四译馆正教序班20余年。本书内容在于“释疑”，以问答体形式说明伊斯兰教饮食禁忌、服色、礼仪等有关知识，扩大透明度，以解释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非议，提出“回汉两教，原相表里，不可诬也”。据许文镛序称：“是书（《清真释疑》）曾于乾隆年间呈御览。”清道光、咸丰年间，唐晋徽增订重版，称《清真释疑补辑》，列为清代伊斯兰汉文译著之一。
《四篇要道》
清初苏州经师张中（字君时）译解，被称为天方之《大学》，亦循其例，欲知以麻呢（明德），必先认主。欲认主，必先礼拜。欲礼拜，必先沐浴。沐浴而后礼拜，礼拜而后认主，认主而后知以麻呢。如《大学》所去：“知所先后则近道”是也。有人认为本书与作者所撰《归真总义》为中国伊斯兰教最早汉文译著。同治十一年（1872年），成都王占超重刻，由于本书成书时代甚早，具先河作用，在中国穆斯林群众中影响极为广泛，知名度也相当高。
《归真要道》
全称《归正要道释义》，波斯文原著称《米尔萨德》，系中世纪修道养性之作，带有较鲜明的苏非神秘主义色彩。清初，金陵穆斯林学者伍遵契（字子先）依照中国伊斯兰流行的经堂语及众所熟知的概念译为白话，并重点注释。二三百年来汉译本与波斯文原本，一直为南北寺院经堂教育选为教材。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蒋春华增注刊刻。本书所阐述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内容，在中国伊斯兰史上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对于了解苏非主义理论和西北门宦教派特殊宗教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天方正学》
清蓝煦著，清咸丰二年（1852年）成书，7卷，主要内容是依照《周易》、《中庸》、阴阳五行说、宋明理学观点，解释伊斯兰道统、性命、真主独一无偶等。表明伊斯兰穷理尽性，以明正道之学。
《天方正学》材料丰富，各卷自具特色，而又融合成一体，显示作者对伊斯兰的独特见解，运用伊斯兰道统学说、阿拉伯字母的诸多含义、《古兰经》的传说、伊斯兰教的本体思想与宇宙观，以及诸多人物墓志材料，从各个角度展示伊斯兰历史、经典、认主理论、人物、伦理道德、社会思想等全貌，具有较高的价值，不失为伊斯兰汉文译著中的名作。
《修真蒙引》
清代穆斯林学者伍遵契译著，亦称《天方修真蒙引》。原本为阿拉伯文典籍《哈地·绥布亚尼》（意谓致孩童授主道）。“篝灯展卷，摘选诸经”。由伍遵契口译，学者周士骐笔录而成。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印，多次重版。
本书举凡伊斯兰认主、信仰、信条、沐浴、礼拜、斋戒、天命、圣行、婚姻、丧葬及其他一切当行当止教规和礼仪都有所涉及。后人誉为“后学入德之门，指南之车，暗室之灯，迷津之筏”的启蒙读物，在东南沿海和内地穆斯林中享有盛誉。
《教款捷要》
清代济水马伯良（字忠卿）编撰，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计22章，基本内容是宣讲伊斯兰信仰、五大功修以及一般生活常规，“遍阅经籍中，采辑最吃紧者，名曰《教款捷要》，令人一见触目了然，即愚夫愚妇闻之亦不求复解矣”。
《教款捷要》为伊斯兰汉文译著中问世较早的一部教法教规专著。由于内容丰富，注解清晰，因此在穆斯林中享有盛誉。尤其对原本中的阿拉伯名词、概念，直译其音，以适合宗教人士的使用习惯，表明明末清初，不少穆斯林已具有粗浅的阿拉伯文拼音及阅读水平。
《回回原来》
回族穆斯林群众中广泛流行，虽有人指责为“鄙俚不足信”，然而影响深远，伪托为刘智之父刘汉英所撰。序言称原为康熙皇帝收藏手抄本，出示御前马总兵，从而流传于世。
《回回原来》基本内容则是根据民间传说，唐王夜梦妖怪入宫，故召西域缠头人来华镇妖，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中华。通过一系列诗词说唱，西域缠头人向唐王介绍伊斯兰教的各种功修，以及对儒、释、道的看法，唐王诚服伊斯兰教教义，知清真为“两世大道”，奉行“天外之天”。由于故事生动和充满回回民族自豪感，体现回回对本民族历史的认识和解释。表明回回先民自唐代来自西域，遍及中原，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而与汉族通婚定居下来，对中国社会曾有重大贡献。
由于本书内容适合清末民初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心理状态以及阅读水平，因此被多次翻印和传抄，在回族群众中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从明末清初至清末二三百年之间，中国伊斯兰教虽经历风风雨雨，甚至面临灭顶之灾，然而它仍执著地在逆境中拼搏，不少穆斯林有识之士群起著书立说，以挽救世道人心为己任，大量伊斯兰汉文译著的涌现，兴灭继绝，扩大伊斯兰的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某些教外人士对伊斯兰的歧视和误解，也相应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凝聚力，巩固民族共同体。
本章列举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可谓“挂一漏万”，仅是其中一部分，具有一定影响，为穆斯林大众所必须理解的教法、律令、礼仪和生活常规，尤其大量流行于穆斯林大众间的通俗读物，适合一般阅读水平的诗歌唱曲，故事传说，脍炙人口的“善书”——《清真醒迷歌》、《七空仙桥》、《十二等复生》、《穆民劝善歌》……限于篇幅，限于编者精力，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无遗”。而且后来者居上，自20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园地里，更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为穆斯林读者提供更丰富的成果。经堂流行的两句老话有所启发：“若要深悉其中意，必须加紧习经文。”
经学先驱
伊斯兰汉文译著流传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作者是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诸先辈，后人奉以明清“四大经学家”称号。《祝天大赞集解》作者马安礼甚至将东土四大经学家与四大“哈里发”艾布伯克、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与“后列四贤”即四大“教法学家”哈乃菲、沙菲尔、马立克、罕伯里相提并论。“遥接吾教中众圣群贤之薪传者也。夫隋唐于今，千余年矣，斯道之流传，独得王（岱舆）、刘（智）诸公维持于不坠，功亦不易矣”。
四大经学家的译著风格，虽各有千秋，共同特点是译著者既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对汉文造诣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对中国和阿拉伯的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文学都有所涉及，尤其精通伊斯兰教典，对儒、释、道也有所认识。其中马德新曾在阿拉伯世界旅游6年之久，广泛开展学术活动。同时，引进更多的“天方之学”，填补了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某些空白，中国封建士大夫顿开茅塞，对“天方之学”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有助于中国与阿拉伯学术文化进一步的交流。
今将明清中国伊斯兰“四大经学家”生平分别概述如下。
王岱舆（约1573~1658年）名涯，别号真回老人，回族，祖先原是西域人，明初，奉命出使中国，以精于天文、历法，为明太祖所赏识，赐居金陵，世代在钦天监任职。
岱舆青少年时代，刻苦攻读阿拉伯文。壮年以后，博览儒家五经、子史、佛经等典籍，学贯诸家。当时，他曾被誉为“博通四教”学者，实际上除伊斯兰、儒、释、道教典之外，他还涉及基督教与天主教，从他的译著中足以发现他犀利的文字、敏捷的思辨，持一家之言，独步当时学术思想论坛，与儒、释、道互相辩难，独抒己见，往往使对方折服。
传说，岱舆晚年定居北京期间，曾与京郊三里河铁山寺的高僧广宁就伊斯兰教与佛教问题展开一场论战，对方攻势凌厉，“有飚风振海之威，有疾雷破山之势，老人答之以正觉，或应之机权，则化风险为坦途，转阴霾为霁景，出没如电，变化如龙”，使这位高僧舍弃原来信仰，心悦诚服地皈依伊斯兰教。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后人杜撰，现难以考证。“岱舆盘道”在北京回族穆斯林父老中流传久远。可见群众对他的学识的敬仰和推崇。
为了“阐发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于是，他以汉文撰写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岱舆亡故之后，弟子伍遵契又将他生前与人问答，整理定稿，编辑为《希真正答》，补充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所不及，对伊斯兰教哲理“抉微悉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岱舆生前思维状态，思辨方式以及社交活动。
《正教真诠》分上下两卷，前卷20篇论归真明心，后20篇则是修道之学。强调伊斯兰教乃是“其理真久不偏”的正教，即非“寂灭空无”，兼重入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刻板问世，是我国出版最早的伊斯兰汉文译著，流传甚广，篇末辑入明太祖、成祖、武宗、世宗等对伊斯兰教褒崇之词，以及其他典籍有关回回教、天方国的史实摘录。光绪刻板又收入清代有关伊斯兰教的部分奏稿、上谕、题词、札饰等。《清真大学》计分统说、本题、总论三部分，主要内容论述伊斯兰教关于宇宙起源，通过论述真一、数一、体一三个概念，肯定“真主止一”，提出“浑无一物之前，必有一至尊原有之真主化生”。
王岱舆开创了汉文译著的一代先风，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以儒诠经”或“经儒互补”，就是以儒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天道观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又以伊斯兰教原理阐发儒家学说，“清真一教，不偏不倚，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也”借此表明伊斯兰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基本一致，所谓“东西同，古今一”。
伊斯兰教与儒家本属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回儒互补”，儒家学者也表示赞赏：“中国将于是书（指刘智的《天方性理》），复窥见尧舜禹，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从而一个既符合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又不违背宗教基本信仰的伊斯兰教哲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后代汉文译著学者，无不承袭这个衣钵。“以儒诠经”、“回儒互补”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独有的风格和特色，因而，伊斯兰教得以在孔孟之道居于正统垄断地位的国度里存在和不断发展。
王岱舆一生著书立说之外，还培养了一批知名的经师和学者，其中较杰出的有马忠信和伍遵契。
马忠信字君实，南京人，曾为《希真正答》作序，著《天方卫真要略》一书，有成都刻本，在当时穆斯林中很有声望。
伍遵契，字子先，南京人，出身经学世家，曾摘引诸经精华，由其口述，弟子笔录而完成《修真蒙引》一书，举凡伊斯兰教一切当行当止的教规和仪式，无不毕载，回族穆斯林称誉为“暗室之灯，迷津之筏”。后又历时6年译波斯文巨著《米尔萨得》（一直被选为经堂教育的必修课本），取名《归真要道》，阐述伊斯兰教关于性命义理和复命归真的处世思想。
马注（1640~1711年），字文炳，号仲修，经名优素福，回族，云南永昌（今保山）人，据说是赛典赤·赡思丁十五世孙，故自称“赛依德”——先知穆罕默德四十五世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