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4日晚上，白先生刚到重庆，就想立刻去见时在重庆的哈德成阿訇。由于阿訇已经睡了，第二天方见到。从这一天起，两人天天见面，无话不谈。谈到《古兰经》翻译问题，白先生将他写的研究《古兰经》的文章《纯真篇义证》给阿訇看，征求他的意见。谈到教育问题，阿訇说：我们需要一个大学校，在这里培植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认为白先生在中央大学开设伊斯兰文化讲座课，是设立这种大学校的先声。阿訇私下对白先生说：我们心里总觉得云南亲近些，重庆不是我们常在的地方。1942年12月底，阿訇离开重庆飞往云南，白先生亲到机场送行，心里觉得非常依依。阿訇由昆明转沙甸，和马坚一起译经，生活清苦，不幸染病，于1943年10月25日辞世。消息传到重庆，中国回教协会决定给哈德成树碑纪念，碑文《哈德成阿衡墓表》由白寿彝撰成，登在1944年的《中国回教协会会报》上，先生另撰成《哈德成阿訇》，亦刊于同年的《中国回教协会会报》上，追念和哈德成的交往及所受教益。1988年，云南纪念哈德成诞辰百年、逝世45周年时，白先生将《哈德成阿衡墓表》略加改动，交云南纪念大会，并将题目中的“阿衡”改为“阿洪”。《哈德成阿衡墓表》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哈德成阿衡墓表》辑入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金石录》，两文都是珍贵文献。白先生著《中国伊斯兰经师传》中有《哈国桢（德成）》一节。
白先生和臧克家的结识有些偶然。1942年冬，白先生去看望居住在重庆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老乡姚雪垠。臧和姚“同室寝床”，因而结识了臧克家。臧见白先生一身蓝布长衫，朴实忠厚，温文尔雅，从此二人成为好友。40余年后（1985年）臧克家赠白寿彝先生诗：“苦忆山城三纪年，嗷嗷八口一蓝衫。晚晴白发春风里，常记流年未敢闲。”并附记：“抗战期间，与白寿彝同志订交于山城重庆，岁月日增，而友情弥笃。当时寿彝执教中央大学，蓝布长衫，仆仆风尘，八口之家，生活困窘。”短短数语，表述了白先生当年在重庆的清苦生活。1947年春，白先生到达苏州，因工作忙将编辑《文讯》月刊的工作，交时在上海的臧克家负责。臧在白先生协助下完成《文讯》1947年、1948年的编辑工作，成为他们学术合作的结晶。1948年年底上海白色恐怖，臧克家处境危急，全家生活困难，白先生助其渡过难关。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两人交往不断，成为文史界的佳话。
白寿彝先生引古人话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善于学术交往，从交往中获益，是白先生学术上成功的原因之一。
1943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一年，白先生完成许多工作，1944年2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颁给先生教授聘书，白先生回到云大执教。
四、从昆明到苏州
1947年3月13日，白寿彝先生全家9口离昆明赴苏州。先生1939年到达昆明，时年30，离开昆明时年38。云南8年（其间1943年在重庆），先生在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丰收。表现在：
1.先生到云南之初，即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成《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寄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书稿无下落。先生继续校集，增加内容，最终成果《咸同滇变见闻录》上下册，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回族专题史料，它的出版标志着回族史料学的诞生。先生还收集杜文秀起义的弹词和小说，丰富杜文秀起义的文学资料。1940年，云南翻印何慧青《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出500册单行本，先生为单行本写了《题何慧青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1946年，杜文秀起义90周年，先生写《丙辰九十年》纪念。可以不夸张地说，白寿彝是云南回民起义研究的先行者。
2.先生的《中国回教史》未完成，已成三章又丢失两章，但先生以后完成并出版《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及一系列文章，如《中国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在中国之发展》、《云南伊斯兰史略》、《西北回教潭》、《柳州伊斯兰与马雄》（原名《柳州回教考》）、《明清间中国回教学术运动》、《纯真篇义证》等。先生研究清真寺及其碑刻，代表作有《跋吴鉴〈清净寺记〉》、《跋〈重建怀圣寺记〉》。还修改旧作《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等。
3.先生一贯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连载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及《回教文化》的《滇南丛话》9篇，是研究云南回族伊斯兰历史人物的奠基之作，此外有《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赛典赤·赡思丁考》、《赛典赤·赡思丁传》、《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与云南的德化及武功》、《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考》。云南以外，有《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与张忻》、《读桑原藏〈蒲寿庚考〉札记》，以及虽非专写人物但以人物为主的《两浙旧事》等，还有上面提到的《哈德成阿衡墓表》、《哈德成阿訇》。先生与人完成的《回教先正事略》60卷，成为后来他撰写《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和主编《回族人物志》全四册的初稿。
4.先生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与研究，成立伊斯兰文化学会，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伊斯兰文化课，在《月华》发表《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在重庆回教文化座谈会上讲《回教文化四十年》，在由昆明赴苏州途经广州时的欢迎会上讲《中国回教文化运动中的工作趋向》。他和马坚共同恢复《清真铎报》，到明德中学上义务课，去沙甸调查时到养正学校讲课。他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打算专给回教高小初中学生阅读或做教材用的”。他还编辑《回教中学图文补充教材》、《穆氏文选》，促进回族穆斯林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满载这样的丰硕成果（请注意，这里谈的仅仅是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方面，不包括先生的其他学术成果和教学活动），先生告别云南赴苏州。行前，《清真铎报》全仁和云南大学回教同学会设宴为先生送行。《清真铎报》报道说：“白寿彝教授，三月十三日，离滇飞穗，金德宝君同行。本报全仁及云大回教同学会均设宴欢送，情绪热烈，盛况空前。”“情绪热烈，盛况空前”八个字，表达了云南穆斯林对白寿彝先生的敬重，对他八年来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智慧研究回族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到达广州后，广州回教界于16日在清真寺开欢迎会，百余人参加，白先生在会上作《中国回教文化运动中的工作趋向》的学术讲座。“十七日乘车赴鄂，转往苏州”，陈焕文夫妇、熊振宗等“到站欢送”。到达汉口后，白先生全家及同行人员在汉口中山公园合影留念，后由水路东下于4月1日到达苏州。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336页《再跋〈重建怀圣寺记〉》中说：“1946年春，离昆明赴苏州，途经广州。”这是白先生记忆上的错误。离昆明赴苏州，途经广州，是1947年春，具体说是1947年3月13日离昆明，1947年4月1日到达苏州。
先生到达苏州后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创作，将在下文《白寿彝在苏州》中恭述。
李松茂（1934~），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不该丢失的记忆——渤海回民支队老战士的口述历史（一）
赵慧
前记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之多、地域之广、斗争形式的多样和深入，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渤海回民支队就是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支回族抗日劲旅。这支队伍自1940年8月1日在位于渤海之滨的津南鲁北地区——河北省沧县（今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清真寺大殿前宣告正式成立，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整整五年间，一直跃马横戈，驰骋冀鲁战场，与日寇英勇作战，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五年内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10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20多个，歼灭日伪军2300多人，缴获火炮20多门、机枪10多挺、长短枪2600多支，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部队也由初建时的18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2320人的强大的回族武装队伍。
抗战胜利后，这支队伍几经改编，当初曾为抗击日寇会聚到回民支队旗下的老战士们先后奔赴各条战线，而由大队长刘震寰率领的一批回支成员于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干部，来到宁夏，为宁夏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今天，仍然健在的渤海回支老战士们年事已高，当时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的峥嵘岁月显得久远而依稀，但是那一段生活、那一段生命，对于所有渤海回支老战士来说，都是永远的记忆，这记忆承载着回支老战士生命的辉煌，凝聚着回支老战士不灭的情结。
老战士的口述历史就是留住这记忆、再现这辉煌、铭记这情结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反思。记录历史的方法很多，而口述历史则是以“抢救活史料”的特点，成为对已有文字死资料的一种很好的补充。今天健在的渤海回支老战士多已年老力衰，抢救这部分活史料，意义非常，他们的口述将给我们留下无法后补的珍贵史料。以下内容是我多年来对渤海回支老战士采访记录的一部分。
在回民支队的日子里
口述：张树金
整理：赵慧
时间：2005年8月9日、12日；2006年8月12日，2007年10月3日
地点：银川市宗睦巷张树金家
张树金，曾用名张书文，男，回族，1927年1月26日出生。河北沧县徐市河东村人。1940年4月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回民支队青年干事，1943年任回民支队一大队副支队书记，1944年任教导队队长。随后不久，被派到手枪队做政工人员，后为副指挥员。抗战期间，一直在回支部队。抗战胜利后，随部队挺进东北，参加土改工作，后打辽沈战役，又南下广东。1950年春任保卫股股长，参加广西剿匪，任桥梁二团政治主任。1951年4月由柳州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2年夏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秋任铁道兵二师后勤部政委。1954年任铁道兵干部学校干部处处长，同年8月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办主任。1961年12月调宁夏工作，先后任自治区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宁夏展览馆馆长，银川毛纺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宁夏高级法院副院长，宁夏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离休。
我家是贫农，家里很穷，但在村里辈分大，就是俗称的“穷大辈”。村里有事，一般找我家商量，由我家做主。我弟兄四人，我是老三。大哥在国民党冯玉祥部队，打过天津，卢沟桥事变中牺牲了。二哥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我8岁时，母亲病故，家里穷，吃饭难，姥姥把我领去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了继母，父亲开始做买卖，主要是卖盐、贩牛，秋天用大车拉白菜去沧州，这样把我和继母也带到沧州。在沧州，我还在一个饭馆当过小跑堂的。后来我又回到徐市的家，当时已是八路军的张文林带我当了兵。后来我才知道张文林是津南支队六大队的文化教员。这时上级决定成立回民武装，刘震寰正在筹备这件事。
震寰的宽厚正直团结了各方抗日力量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刘震寰就常在我家住，他与我家里人都很熟。后来张文林带我当了兵。不久，我就成了新成立的由刘震寰任大队长的冀鲁边区回民大队的一员。刘震寰在当地威望很高，他为人宽厚正直，很受百姓拥戴。他善交朋友，尤其是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抗日。他率领的回民武装成立后，不少土匪慕刘震寰之名，不再当土匪，来找回民支队投降，跟着刘震寰打日本鬼子。刘震寰带着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朋友接待，包括一些被胁迫当了日本的维持会会长的人，由于同刘震寰的私人关系好，也常常是好吃好喝招待刘震寰和他带领的回民支队。我记得刚成立的回民支队缺少子弹，刘震寰就出面找汉奸李景文要子弹，明说就是为了打鬼子。李景文原是救国军，和刘震寰认识，俩人关系也好，后来李景文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指挥一个据点。刘震寰以私交为基础出面为回民支队要子弹。李景文很为难，告诉刘震寰据点里的武器、子弹都是有数的，鬼子要检查的，刘震寰做好李景文的工作，决定制造假象迷惑鬼子。1941年春节，老历年三十晚上，刘震寰带部队攻打李景文据守的常廓据点。据点内外枪声不断，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刘震寰便带着部队撤了。随后，李景文派人从据点给回民支队送出一车子弹，而对日本人，就以这次战斗的消耗品报账敷衍了过去。刘震寰宽厚正派的秉性影响带动着各色人物、各种势力，出色地调动了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赵高庄子战斗
1943年夏季，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刑仁甫叛变以后，冀鲁边区的敌我斗争形势更加残酷、激烈。1943年下半年，日寇从政治、军事上对我抗日军民的围剿一直没有间断过。敌人的“扫荡”队在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内，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日夜寻找机会与我军作战，进入秋季以后，冀鲁边区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抗日军民来说都暂时处于低潮。特别是1943年年底，渤海回民支队（原称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改为渤海回民支队）二大队在高家寨一仗失利后，敌人错误地认为我军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面以书信劝诱回民支队支队长刘震寰投降，一面发公告缉拿刘震寰，“悬赏千元光洋”。当时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一般不与敌人打硬仗。由此，敌人在我抗日根据地内横行无忌。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季，在渤海沿岸白皑皑的雪原上，敌人在抗日军民缺吃少穿的困难时期更加嚣张，更加疯狂。群众将敌人的罪行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我抗日部队给敌人一次狠狠打击，我军为了打击敌人也在设法捕捉战机。
1944年初春的一天夜晚，回民支队进驻渤海沿岸的赵高庄子。日寇“扫荡”队已集中住在赵高庄子以西约10余华里的敌人据点周围的几个村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住在赵高庄子的消息很快被敌人得知，日寇认为久已寻求的战机已得到。敌人也知道赵高庄子村东临渤海，北、西、南三面全是一望无际的辽阔海滩，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如果我军白天转移，敌人便可以利用比我军多几倍的兵力与火力优势歼灭我军。当敌人异想天开地认为胜利在握时，便毫无顾忌、气势汹汹地向赵高庄子扑来。说来有趣，敌人这次行动的战斗序列、部署与以往完全不同，以往都是伪军在前打头阵，而这次日军认为有胜利把握，便把伪军摆在后边，自己在前面打头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