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七（8月7日），上谕又传：“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日人自上次朝鲜变乱（指中法战争期间日本对朝鲜的染指——笔者注），经我军戡定，该军志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
严厉的训斥中，包含的正是皇上对李鸿章越来越强烈的反感。但事情却还是要李鸿章去做。只是这事情注定越来越难做。
七月初八（8月8日），就在李鸿章又一次挨训的第二天，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会合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第五师团余部奔赴朝鲜战场。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本来是为了参加老太后六十大寿而入京的文武要员，转而召开紧急战争会议。同一天，日军大本营将第三师团半数以上的兵力编成混合旅团开赴朝鲜。
局势的急转直下中，历史留给李鸿章的战略选择空间已经不多。
就在日军大本营敲定作战计划的七月初五，李鸿章致电平壤盛军统领卫汝贵，告诉他，自己得到情报：“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后路。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抢占有利地形），坚扎营垒（构筑坚固工事），勿为所乘。确探前路敌情，俟全队到齐（集中兵力），再相机进止。但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
同一天，他致电总理衙门，强调“西人佥谓我军（指北洋水师——笔者注）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边畿门户洞开。”
但第二天（初六），皇上就下了圣旨，严厉申饬了李鸿章，命他立即去办下列四件事：
一、厚集大军入朝，准备南征汉城；
二、派海军巡防大同江口，防备日军抄袭我军后路；
三、严防北洋海口；
四、调集各省兵力参战。
事实上，以上四事，李鸿章又是一件也没法干。以最后一条论，李一非参谋总长，二非最高副统帅，根本无权去干，而只能呼吁，至于呼吁之后，各省大员如何行动，那就不好说了。至于第二件，则无需去做。第一，干了的话，风险太大，日军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以和北洋水师决战。第二，只要北洋水师实力存在，就算不去大同江口，日军也不敢大举在大同江口登陆，这已由后来的发展所证明，日军挑选的登陆地点是远离北洋水师作战半径的东海岸。而且，第二件事与第三件事根本就是矛盾的，北洋水师实力有限，备多力分，不可能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
第一件事，与北洋关系最大，但同样难以完成。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北洋兵力单薄，断无法以一隅之力，独抗东洋举国之众。就算四大军“后路到齐”，也不过马步队14000人。从义州到汉城，直线距离一千余华里，两侧是大海，沿途多山，更有四条大河横亘其间，其中以大同江与临津江为最险。涨潮时，水深可达“一二丈不等”。敌军乘小火轮，便可轻易抄小路迂回南征军的侧后。至于后方的枢纽城市定州与安州，“用民船亦可潜入”。陆路正面，青石关与临津关为入汉城的必经之路，“山极险峻，路径崎岖，现为敌踞，攻取不易”。攻下后，还要留兵防守，才能继续南下。其他如后勤转运，也要防敌游击袭夺，故也要牵扯一部分兵力。一句话，南下大军必先保障了两翼与后路的安全，才能放胆南下。
所以至少要集中3万余人的兵力，才能进攻。其中1万余人负责两翼与后方的守备。剩下2万人为纯作战部队。“俾军无四顾之忧，将有必克之志，庶大功可成。”
至于具体的南进方案，叶志超到平壤后，会同诸将也制定了出来。和后面要提到的日军计划一样，叶志超的计划也是取“分进合击”的姿态，兵分三路南下。
第一路为“正兵”，由中和经黄州南下，作正面攻击，吸引日军注意力。第二路为迂回部队，经兔山、平山，穿插至日军后方，断敌退路。第三路则以平壤东南120华里处的祥原为前出基地，防备日军从元山包抄我军后路。在保证侧后安全的情况下，以万人精锐，绕道经永平、嘉平、抱川，奇袭汉城。如此日军前后失据，只有“不战而退”。
这个计划的目的，不在聚歼日军有生力量，而在于将之逼退，克复汉城，为和平谈判换取有利条件。平心而论，以当时的双方实力对比，这个计划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至于南下的时机，叶志超力主秋收之后。原因有二：一在兵力尚有待进一步集中。程允和新募六营八月初才刚离开亳州。卫汝成的五营刚成军，尚未训练。赵怀业的五营尚未完成征募。聂士成拟回直隶募兵，“一时更难集事”，“以上各营必俟操练稍熟，乃可陆续派往前敌。”至于山西、河南两省的援军（每省各约2000人），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马步各一营，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马队二营，“均尚在途”。“因道远运艰，亦难猝集”。
二在大军南下，补给线越拉越长，清军后勤体系原始，军粮筹措是个大难题。在国内作战，只要军饷不断，米粮皆可就地筹措。但现在军出国外，日本已控制汉城，扶植了傀儡政府，北朝已成无政府状态。清军军纪不佳，百姓乃至地方官皆逃避一空，所以很难就地筹粮。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以清军的军纪，南下必然导致农民乃至地方官逃避一空。到秋收之后，就易于沿途征粮。
叶志超的判断，李鸿章自然认同。而他对日军的认识，尚有很多超出前敌诸将的地方。
七月十六日（8月16日），李鸿章终于认清了最大威胁所在，他致电卫汝贵，强调：“日最善抄袭，后路元山一路有兵来抄，尤易慎防。”
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李鸿章又得到新的情报，闻“日船十一艘，载兵三千二百，长夫（后勤人员）二千六百余，马二百二十四，炮二十六”，于七月二十一日船运汉城，釜山日军亦船运仁川。
五天后（七月二十九日，8月29日），李鸿章再次向中央建议取攻势防御的战略，作持久抗战。他说：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双为辅，胥是道也。
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势相同。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
可惜皇上不认同，满朝文武不认同，北京城的百姓士子们也不认同。他们接受的宣传与教育，使他们无法想象，何以对付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要如此谨小慎微！
指挥难题
大战在即，李鸿章最头疼的还是指挥问题。
到现在为止，平壤诸将系统不同，级别相当，互相不服，缺乏统一指挥。中央迄今未指派“总统”（相当于前敌总指挥），李鸿章只有自己想办法。
李鸿章的人选就是淮军老将刘铭传。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人选，能力、资历都既足以震慑敌人，又可服我军之众。岂料刘爵帅早已对大清绝望，抱病不出，李鸿章也莫奈其何。最终皇上选择了叶志超。
究其原因，非常复杂。还要从前面提到的那次大撤退说起。
虽说一次成功的撤退在军事史上的光辉往往并不亚于一次胜利的进军。可是，从东方到西方，人们还是更乐于为进军疯狂，而难以理性地给予撤退以必要的宽容，也就不要说掌声了。这中间的寂寞与失落，就需要将领以其将道加以消化。可不幸的是，叶志超恰恰不甘于寂寞。
还在北上途中，叶就开始大肆吹嘘他的牙山大捷，与沿途的“一路苦战”和“层层打出。”事实上，他们确实在苦战，但并非与日军，而是与酷暑天气、恶劣的后勤。但叶很清楚，北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们不会欣赏一个与自然和组织苦斗的将领。所以他需要“宣传”，一个反向胜利进军的宣传，一次现代版的千里走单骑、闯五关斩六将的宣传。
跳动的电波，不断将宣传中的“捷报”送往北洋。朝野闻讯一片欣喜，皆谓：失之丰岛，收之成欢。老太后也下了懿旨：加恩着赏给该军将士银2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
光绪得到这个“捷报”也很高兴，一高兴就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现在该提督已抵平壤，与大军相合，即着统率诸将，协力进剿，速奏虏功。
上谕送达平壤，六军皆惊，叶志超最惊！
震惊中，叶志超“病”倒了。
这就引出了大清国军事编制史中的一段公案。
在大清国，“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指挥即营官。下辖四哨，指挥即哨官。
每哨8队，另营官亲兵哨6队。每队10人至12人不等。每营则步兵定额500人，骑兵定额263人。营官之上设统领，辖兵数营，十多营乃至数十营不等。若干统领之上再设大帅，独当一面。
可是，在大清国的军队里，统率数营，十多营乃至数十营的“统领”与只统带一营的“营官”之间，居然“不立其他阶层以为试验和历练营官的阶梯，而统领的人选却从地位太相悬殊的营官中拔擢出来。须知营官不过是一个下级指挥官，在其职权内的军事动作，常能于极短时间内完毕，大概使奋起一回心力，使唯下一回断然的决议意便够了。例如大胆的冲锋，含有力量的呐喊，乃为仅数分钟的事业。而统领乃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整个战局的才能始克胜任，因为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与营官的职任是大不同的。所以湘淮军营官往往有曾建立功绩的，即擢为统领，一旦才能与地位不相合，究为沐猴而冠，一遇大敌，便致一败涂地。”
严格来讲，叶志超以往的经历表明，他最适合做的是类似于混编战斗群指挥之类的职务，参看他在甲午战争中的建议和制定的各项计划，又让人感到他倒不失为一个出色的参谋长。纵然是全局问题，当不需要他拍板时，往往他也能连发妙论，切中肯綮。至于独当一面，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组织大型会战，却不免超出他的阅历和能耐。
更糟糕的是，统数营者与统数十营者，皆为“统领”，且皆由“营官”提升，所以往往互相不服。甚至皇上御笔亲点的指挥官，如果不能在年龄、资历、人际关系……各方面占据优势，也是指挥不动军队的。现在，光绪让叶志超去当朝鲜前敌诸军总统，那不是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吗？叶志超慌神了，于是四处哀求乞辞，希望皇上与中堂能另派高明。他自己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作为李鸿章的义子，李经方从未有过军旅经历，参与的都是洋务与外交活动。让他指挥岂非更糟？理解的关键就在他是李中堂鸿章大人养子的特殊身份。
叶总统正是要借小李公子这张虎皮震慑住平壤诸将。至于打仗，不是还有自己与卫汝贵吗？
对叶志超的这个提议。李经方居然也跃跃欲试，倒是旁观者清，李的女婿张佩纶觉得此举甚是不妥。第一，小李与军伍一道隔膜太深，本人的性格又不是那种乐于只拥虚位的人。只怕去了反而更误事。第二，若平壤是清一色的淮系军队，小李去了，或许镇得住。但现在那里恰恰是个花色牌。而一旦有失，责任可全是李鸿章的。
对此，李鸿章亦有同感，所以才回复叶志超说：“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弟惟一力担承，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可话说完了，李鸿章也不免担心，担心万一叶志超“担承”不住，那怎么办？叶的半世英名归于流水事小，平壤坐失事大。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补救之策。
于是，在庆亲王的建议下，李又想到了自己的老助手周馥。
如前文所述，自丰岛海战后，周馥便已明了此战中方必败。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换个人，这时候就要乘早谋自己的出路了。但周馥却未走，而是决意在北洋这艘破船上，与李“共生死”。
现在，是到了李鸿章送他进火坑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