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中国经济既有过去30多年奇迹般的成就，又始终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忧患共存。有位经济学家讲，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一定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套用这个逻辑，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的背景下，出现这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且日趋复杂，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如何化解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如何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如何突破日益趋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如何维护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百姓的热切期盼给出了坚定的回应：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相比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中对于社会建设的思路更加清晰、社会管理的任务更加明确、创新管理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十八大报告着眼于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一次鲜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战略思想，并具体要求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这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反思：寻找社会管理与管理社会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
有一项任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一项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共鸣。并不算“新词”的“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一大“热词”。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管理”，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的期待。
在群体性事件应急中完善社会管理
2012年7月28日，江苏南通启东市一些民众反对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发生群体性事件，场面一度失控，政府机关被冲击，主要官员被扒掉衣服羞辱，有车辆和电脑被砸。这起事件，距另一起群体性事件——什邡事件不到一个月。
“群体性事件”这个词，在2008年6月瓮安事件发生后，就不停地牵动着政府和民众的神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我们需要在应急群体性事件中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管理。
同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相比，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才刚刚起步。
这就要求在社会管理领域从思想理念、工作目标、制度体制、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创新、变革和重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
苏志加的《革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革命》一文指出，从前“革命式的社会管理”或“运动式的社会管理”在政治化的运动背后，社会本身被完全遮蔽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领域开始从政治化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突破了建党以来的社会管理路径，进而实现了社会管理的革命——现代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
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元年”，随着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实施，各地各具特色、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在不断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夯实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不过，这场社会管理领域的革命似乎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启东事件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众所周知，南通是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而启东是南通市社会管理的先行区。早在2003年，启东市就率先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县市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之后，启东大调解工作经验在南通全市推广，奠定了今天整个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全国领先的基础。
启东事件很值得我们深思：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到底该怎样管理社会？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入推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显现，社会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深水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答。
从各地的情况看，社会管理创新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局部和“器”的层面，如网格化等，表面看起来很有创新的味道，但本质上依然是管治型的社会管理或“运动式的社会管理”，它虽然取得信访量减少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但仍是被动式的社会控制和维稳，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严重不足。
又比如，包括四川、江西等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规划，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划的全文都尚未公开。本来，社会管理规划是关于社会的规划，涉及每一个人，中央也强调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连规划都不让看，社会怎么协同，公众怎么参与？况且，按照国家关于政务公开的规定，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重大决策及实施情况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开。试问，以这样的态度，我们的社会管理能搞好吗？
社会管理创新的真实含义，应当是在深化改革的精神统领下，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创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民，核心是还权力以规范，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政力量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在非常态情况下，社会力量自我控制，降低国家运行成本和管理代价。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基本理念。
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是，社会管理由谁来管？顾名思义，政府不应该是唯一主角。我国早期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了。
毛泽东同志曾就社会管理指出，“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那时，我党高层就提出社会管理有其自身规律，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是很有见识的。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我们决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我们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这个体系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党和政府通过这次社会改革，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依法限制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加快建设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共同治理。
成立国家“社改委”猜想
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单纯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没有出路。有学者提议，除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发改委的职能部门——“社改委”转型的力度，或者更加强化发改委向“社改委”的转轨，从根本上推动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管这个大胆的想法是不是实际，当前的问题是，社会管理创新在点上的空间越来越小，要将社会管理进一步向前推进，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整体规划设计的目标是标本兼治，“十二五”规划中第九篇的标题就是“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在2011年末的时候，各地的综合试点地区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批亮点。当时，高层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亮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搞好规划设计。2011年12月，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座谈会华北、东北９省区市片会在北京召开，周永康明确表示，各地要统筹发展、民生、稳定，搞好规划设计，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坚持典型引路，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本地实际的社会管理体系。
此后，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重心逐渐转向整体推进。2012年2月，周永康在北京出席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根据大中小城市、县城、乡镇、农村的不同特点，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整体探索创新，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创造新经验。会上，明确把贵阳、深圳、宁波等市作为从整体上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试点。
2012年7月21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周永康不仅提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着力搞好整体规划、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体制机制，由点到面、突出重点、远近结合、上下联动抓好落实”。还强调“坚持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进一步从源头上、根本上、基础上搞好社会管理，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央对社会管理整体推进提出的最新原则和要求。
在地方上，社会管理整体推进其实也有不少探索，早在2003年和2007年上海和北京就成立了社工委。2011年，海南率先在全国设立了省委群众工作部，同年8月，广东省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另外，2012年7月12日，《江西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2-2015年）》发布，成为首个全文公开的省级社会管理专项规划。《纲要》提出力争到201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并有序、有力、有效运行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框架体系，促进全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实现保持“三个靠前”（即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国排位靠前，保持社会治安秩序在全国排位靠前，保持公众安全感指数在全国排位靠前）、确保“四个较少”（即群体性事件总量在全国较少、刑事案件总量在全国较少、治安灾害事故总量在全国总量较少、进京非正常上访总量在全国较少）、落实“五个防止”（即防止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情况、防止发生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的重大治安问题、防止发生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群死群伤事故、防止发生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案件）、达到“三个提升”（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目标。
这些关于社会管理体系的制度设计，为更高层面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十八大后开创社会管理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设计一套方案，成立一个机构，出台一揽子计划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协调各方利益，打破体制机制上的束缚，并一以贯之地推进下去。正如中央所要求的，“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一年一年、一届一届地往前推进。要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使社会管理在创新中加强、在加强中创新”。
呼唤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如果说政治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有效推进，那么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此时恰恰大有可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呼唤着社会管理领域大胆改革的“小岗村”。
社会管理创新在基层，突破在顶层。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当下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的重点，就是如何在政府和各种矛盾之间实现一个缓冲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应当看到，政府的社会管控领域不断扩大，主导作用不断加强，带来的是顾此失彼和应接不暇。最应警惕的是，目前政府的公信力已受到质疑，从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可以看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一个矛盾缓冲地带，缺少一个开放公平的沟通平台。在这个缓冲地带中，沟通平台在哪里？如何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答案就是社会组织，或者说第三方，国外把它叫“NGO”。
与矛盾直接接触的应该是社会组织，如何让各种社会组织走到前台，发挥它们在群众中的作用，逐渐将政府和矛盾隔离开。政府则提供服务，推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在体制上相结合，在机制上相融合，这样才能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广东省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原因就在此。
各地的实践中都在做这样的创新，又比如山东泰安的平安协会等。
问题是，在维稳的大格局下，很多社会组织还缺少政府信任，而政府主导下建立的社会组织，又往往不能真正代表社会。
缓冲地带的宽度则取决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早晚。这就需要我们明确矛盾最为突出的领域有哪些，进行分类管理，并建立风险评估机制。例如启东事件的爆发就是当地政府忽略了在这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与公众和社区的有效沟通，矛盾一旦触碰，就没有缓冲的余地。
另外，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对象需要重新认识，因为，他们是站在缓冲地带对面的那个群体。未来社会管理的重点对象，也许并不是农民工、下岗职工、失业青年等弱势群体。从目前情况看，这部分人主要的诉求是利益层面的，随着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些问题会逐渐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