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大中城市中那些所谓的“白骨精”、中产阶层，他们更加追求公平正义，进而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从一些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草根领袖的身影。在这方面，北京的楼宇党建，广东基本完成的“两新”党组织全覆盖，都在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正在萌芽中。
布局：以保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这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一脉相承，再次凸显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围绕民生改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这对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具体而言，可分为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卫生等方面。也就是报告所要求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报告提出，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均衡发展”，也就是说，要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均衡教育投入和资源，避免“锦上添花”，多多“雪中送炭”。在高中阶段教育问题上，与十七大报告“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要求不同，十八大报告明确，“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这意味着，除了普通高中教育还将稳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技工学校等也会逐步发展。在学前教育阶段，由于历史的欠账，目前还无法在城乡普及三年幼儿园教育。主要的目标是，在农村普及一年制幼儿园教育，在城市普及三年制幼儿园教育。对各级政府而言，主要是增加对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扶持城市学前教育，鼓励和支持发展民办幼儿园。
在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十八大报告明确，未来十年，中国政府的就业方针是，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
同时，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报告还把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为青年人就业的重点，同时，在十七大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要求“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十八大报告新增一段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表述。报告要求，“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同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报告重申十七大报告的表达，“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二次分配的关系上，十八大报告明确，“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在医保和养老保险方面。十八大报告明确，2020年要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而言，首先是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这意味着，目前卫生部主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未来数年内将会有效整合。同时，目前制度模式一致、保险待遇相似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将与正在全面推行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整合。由于老龄化日趋严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必将逐步凸显；现行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费率高、效率低、增值空间狭窄等问题也是严峻挑战。针对上述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社会体制改革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围绕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化改革的科学规划与战略部署。其中，社会体制改革将成为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改革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关键点。
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场新的“社会进步运动”，其意义在于它将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又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因而在当前改革发展中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体制改革将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下一步，社会体制改革该如何推进？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具体而言，是“四个加快”：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其中“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表述，较之十七大报告中，增加了“法治保障”的表述。
报告还指出，“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同时，“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展望：从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看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
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应该适时地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既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需要，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
2012年9月14日，在国际城市论坛2012年会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正式发布。该书围绕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主题引向深入。
本书是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今后的一个展望。在导论中，该书提出了社会管理科学化与制度创新的十大趋势，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实现从“善政”向“善治”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
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推进顶层设计
在国际城市论坛期间举办的2012年社会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做了题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的报告，介绍了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以及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则提出社会管理在认识和实践中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刚性“维稳观”，社会管理就是强化政府管控；二是网格化管理被滥用；三是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只讲民生，不讲民主。
这些问题，是以往“管理社会”思维的体现，就社会管理谈创新本身很难突破。于是，专家学者们疾呼“新的社会需求、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现象，更加凸显出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重要和紧迫，不仅需要基层的经验创造，更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元年的话，2012年就是社会管理规划元年。2012年，不仅确定了38个整体推进的综合试点地区，四川、江西等地还发布了省级社会管理规划。而在这次论坛上，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社会管理需要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统筹规划，方能化解当下的难题。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管理顶层设计，成为解决当前难题的重要理论之一。
社会建设的研究，国内以陆学艺、孙立平、郑杭生三位学者的理论为主。对于社会管理目前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根据陆学艺的定义，社会建设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龚维斌呼吁，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二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融合；四是优化社会结构，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五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社会规范体系。
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应把社会管理纳入社会建设之中，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的中心，GDP增长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秩序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等问题异常突出。
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造成的，有学者测算，中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落后了15年。所以，中国不能够再唯“GDP”，需要切实扭转经济建设单一中心的状态，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重要位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而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深刻变化的突破性认识。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列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专题。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要努力建成“五有”社会，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不难发现，我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而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是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特征。根据学者的观点，中国的社会建设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第三阶段，我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我们的社会建设正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十二五”期间社会建设正逐渐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将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独轮发展，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双轮驱动。
社会体制改革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通过社会体制改革，让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多惠及于民，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按照学界的一般观点，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优化社会结构。但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才是建设的真正开始。理不顺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无从下手，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现在我国社会体制还很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体制建设虽然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人们对社会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会领域发展心存疑虑，在实际运行中被“挤兑”、被弱化的状况十分普遍，甚至将社会体制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管理，对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配备、提供哪些社会框架支撑，政府如何培育、帮助托起社会领域的体制建设缺乏清晰和准确的总体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