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即农历甲申年，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缢死，李自成攻陷北京仅四十二天便仓皇西撤，清朝统治者野蛮推行剃发令，强制汉人秃额顶拖长辫，次年又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废明朝汉族衣冠，改着旗袍马褂。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经历了多么大的心灵震荡！
尤其是担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士大夫，处于血雨腥风、内外交逼之中，面对民族传统、人格尊严的即将惨遭荡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很多士大夫效仿商末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坚决做大明的遗民。我们不能责备黄宗羲，这是一个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东林名士之子。他十九岁锥刺阉党，二十岁参加复社，虽满腔报国之心，但实在报国无门。阉宦余孽他反过，南明朝臣他做过，当清兵南下之际，他还曾招募义兵，奋起抵抗。然而，改朝换代，势如山崩，绝非他一人可挽回。他三十四岁那年，终于经受了一场山河破碎的变故与磨难。
又过了半个世纪，黄宗羲以八十六龄殁于故乡。在这五十多年里，他坚持抗清十七年，其中有十年被画像通缉。最后的三十余年，他以垂老之身，避居乡间，着述讲学，坚决不事清廷。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斗争的逐渐沉寂，使他认识到重整河山只不过是一场梦幻，何况他又年过半百。他只能回到余姚老家，掸去案上积尘，重整庭前花土，把拳拳报国之心，深深地埋藏于书山墨海了。黄宗羲是充实的，因为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那样的皇皇巨着，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他高徒林立，各有所长，他获得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样的真知灼见。然而，谁又能说他并不痛苦呢？
不仕清廷，这是操守，他甘愿以自己的一生殉道。但是，事实上他却做了清廷的臣民，衣旗服，食清粟，不可避免地与清朝官府发生某些关系，甚至允许门生做清朝的官，送儿子前去参加撰写官修的《明史》。这算什么呢？是丧志，还是变通、识时务？
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位梨洲先生的画像，是永远戴着头巾的。我们真想知道他是否剃了发。如果剃了发，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没剃发，又是什么样子？也许，他正是耻于那种光头皮拖辫子的形象，才戴着头巾画像的吧！
黄宗羲代表了一代人。
比他小三岁的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曾作为复社成员，参加过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也曾参加过抗击清兵的人民起义，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卜居华阴，潜心学问，立志做一个孤忠守节、不忘故国的悲愤寓公。郁郁三十八年，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默默地卒于远离故乡的曲沃。
比他小九岁的湖南衡阳人王夫之，二十五岁成了亡国遗臣，中经八年抗清，于三十三岁开始，藏身瑶洞、匿迹深山，忍饥耐寒达四十年之久，着书一百多种、三百多卷，终得完发而逝。
像黄、顾、王那样的大才，生逢乱世，经世济民的抱负不得施展，又甘愿利用大半生的时间与精力，羁足故纸，穷理发微，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尤其是，这样的人又远不止上述三位。那流亡各地的江苏沛县白耷山人阎尔梅，那隐居乡壤的如皋人冒辟疆，那佯狂终身的昆山才子归庄，那卧床抗命的山西名士傅青主，以及那曾一度削发为僧遁入空门的崇德人吕留良、番禺人屈大均、桐城人方以智、诸暨人陈洪绶、南昌人八大山人朱耷，等等，他们谁的心里不是辛酸、冷寂，谁的心里不怀着必死之志，以嘴角一丝苦涩的笑慰藉余生，以眶中一掬寒泪消磨长夜！
于是，他们挥笔写了，洋洋洒洒，希冀在淋漓的字迹之中排遣忧愁，借此忘却烦恼；于是，他们画了，浓勾淡抹，试图在错杂的画面上冲淡郁闷，寻找解脱……然而，他们实在无法最后拯救自己，他们的命运注定他们一世凄凉。他们心灵解脱的途径，唯有死。
只有这些人死了，新的政权才能拥有一切。
在众多的大明遗民中，还有一位颇值一提的，是黄宗羲的同乡，长黄氏十岁的朱之瑜。这位号舜水的先生，作为诸生，在明未亡时，朝廷屡征不就，决意不为国家出力，似乎是看透了时局，伤透了心。然而，明亡后，他却如丧考妣，多方奔走，在据守舟山抗清失败以后，流亡日本、越南、暹罗等地，最终侨居日本讲学达三十三年之久，遂于“数年之间，使日本儒学大兴”，是为“水产学”。他的学术思想，对日本后来的明治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以气节祭奠了自己的先朝，同时却以实绩滋润了异邦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