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31日，聂荣臻乘坐专机，来到了核试验基地。这是聂荣臻第一次踏上罗布泊的土地。随行人员有钱学森、李觉、张震寰等。
接下来的几天，聂荣臻参加了基地庆功大会，坐直升飞机在核导弹的弹着区上空进行了视察，看到地面被烧成了玻璃体，说明核导弹威力惊人。
在基地的日子，聂荣臻在小范围内多次谈到他的感受。他说：“原子弹除继续突破大当量的以外，要搞小型化，搞地下试验。氢弹我们要搞百万吨级的，千万吨级的再等等看。运载工具，主要不搞轰炸机，飞机花钱多，不易进入敌空，即使两倍音速的飞机也很困难。我们超越了机载阶段，外国人也看出来了。敌人就是怕导弹，现在不只是政治上、心理上的问题，而是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这次响不响是有历史意义的。”
他还说：“苏联撤走专家，逼我们自己搞，这是好事。没有修正主义这一手，我们不会发展这样快。苏联专家在时，保密搞得很神秘，对自己人神乎其神，照那样是搞不出原子弹的。”
他又说：“不能依靠外援，躺在外援上，过去连石头都从苏联运来。走自己的路，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外国书籍，不要参考国外技术了，那是蠢人！为什么不利用人家的成果？”
众人久久回味着聂荣臻的话。
聂荣臻还说：“另外，你们注意到了吗？尖端，可以带动一般，两弹研制和试验促进了其它工业的发展。毛主席说：要有、要快、要超。因此，我们还要继续突破，要加快速度。”
11月3日，聂荣臻等人乘直升飞机来到罗布泊戈壁滩深处的孔雀河畔。在这里，一座已经建造起来的铁塔，耸入云端。铁塔下，四通八达的电缆沟，也已经开挖好，电缆已经铺了进去，连接着许许多多的工号。这些工程，是为氢弹原理试验而秘密准备的。这也是聂荣臻此次来核基地的主要目的。
聂荣臻问：“这座塔，和第一颗原子弹那座塔，差不多吧？”
程开甲回答：“这座塔要高一些，原子弹那座高102米，这座高110米。”
聂荣臻又问：“氢弹原理试验，爆炸威力要比我们第一颗原子弹大好几倍，采用塔爆方式，安全吗？”
程开甲回答：“当量大，爆点低，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沉降会显著增多。为了尽量减轻它对场区下风附近地区的影响，我们反复论证后，决定下一步对塔基半径230米内的地面，用水泥和石块做加固处理，以便减少地面松土震入烟云。我们用常规炸药做过一次爆炸模拟试验，这样做，相当于把铁塔加高约60米。”
聂荣臻满意地点点头：“核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张蕴钰介绍说：“这座铁塔是华北金属结构厂加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个厂乱了套，任务都停下来了，总理发了火，又派部队进驻，才按时完成了加工任务。”
程开甲还介绍说：“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量大，共有大小工程113项，需要铺设电缆1400多公里，很多工程即将完工。”
聂荣臻满意地说：“核试验基地的同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出了大力。你们动作快，氢弹原理试验，就能够加快进程。”
不远处，有施工的队伍。聂荣臻等人赶了过去，正在施工的人，认出了聂荣臻，喊一声“聂帅来了。”人们纷纷围上来，有部队官兵，也有技术工人。人们七嘴八舌，喊着“聂帅好”。张洁就在人群中。张蕴钰请聂荣臻给大家讲话，聂荣臻同意了。张蕴钰赶紧叫人搭个简易主席台。聂荣臻说：“不用了。”
聂荣臻走向一辆放下后挡板的卡车，张蕴钰一挥手，几个战士过来，连拖带拉把聂荣臻扶上车厢板。那天有五级风，气温降到零下，67岁的聂荣臻站在车厢板上，讲了半个小时。他说，几天前刚刚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响在罗布泊，却打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心上，我们爆炸的是物质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这个伟大的力量，正在引起强大的连锁反应，强烈地震动着全世界。西方人说，中国取得了闪电般进步，像神话般不可思议。其实，这一切都来源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来源于广大科学家、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无私奋斗！你们参加了这次试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夜以继日地不怕苦不怕累，兢兢业业，保证了这次试验任务的完成，这是你们的光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
人们热烈地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这天傍晚，从场区回到基地的张洁，头一件事就是来马兰烈士陵园看看丁健飞。冷风嗖嗖，陵园里黄叶飘飞，没有一个人影。张洁来到丁健飞墓前，伸出手，把墓碑上的黄沙拍打干净，从随身带的军用挎包里，拿出一瓶酒，一个酒杯，两个苹果，放好。然后打开酒瓶，斟满酒杯。她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就拣重要的说了。她告诉他，两弹结合任务圆满结束了，不用再牵挂了，好好休息吧。本来约好，任务一完，就结婚的，就当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好吗？来，你的妻子张洁，敬你三杯酒。
她端起酒杯，往坟上洒了三杯酒。她的眼里，洒下两行清泪……
这时候，陵园门口，停下一辆小车，聂荣臻、张蕴钰下车，走了过来。两人久久望着张洁的背影。张洁感觉到什么，猛地回过身来。张蕴钰说：“张洁，聂帅来看看丁健飞。”
聂荣臻从张蕴钰手中接过一束很朴素的小花，缓步走到坟墓前，弯腰仔细地把花放在墓碑上，然后，立正，抬起手臂，向着墓碑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张洁哭了：“聂帅，我代丁健飞，谢谢您老人家。”
聂荣臻说：“丁健飞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罗布泊，经历了风风雨雨，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啊！丁健飞不幸牺牲了，我和你一样难过。我是67岁的人了，在我眼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哪个孩子没了，我这个做老人的，心里都受煎熬，对不对？孩子，以后还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人生就是这样，只要活着，就得坚强。你看那胡杨树，大漠胡杨，什么困难都压不倒它。”
聂荣臻眼里噙着泪。张蕴钰悄悄抹去眼角的一颗泪珠。张洁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力点点头：“聂帅，我坚强，我永远都会坚强，请您老人家放心。在罗布泊生活过的人，再大的苦都能承受。”
聂荣臻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黄昏，聂荣臻提着拐棍，在营院里散步，看上去步伐很轻快。基地副司令张志善陪着他。张志善说，您走了有10里路了。聂荣臻说他一点不觉累，来这里没几天，血压降下来了，精神也好，吃饭也多，睡觉也香。这里真安静，全国恐怕已经没有这样安静的地方了。张志善告诉他，基地除了文工团有人开始闹，秩序基本是正常的。聂荣臻说，但愿这里能够多安静一些日子。
临开核基地之前，聂荣臻召集开了一个小会，地点在马兰招待所他住的套间。他说：“为氢弹原理试验而秘密建设的工程设施，我们都看过了，工程速度之快，令人满意。两弹结合搞完，氢弹成了当务之急。李觉同志，张蕴钰同志，现在外面不太平，氢弹到了节骨眼上，千万要抓紧，一旦放松要误大事！”
张蕴钰表示，核基地保证按时完成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李觉却面有难色，他汇报说，青海基地那边，一切都乱了套，党委被造反派踢开了，他这个院长，说话恐怕也没人听了，副院长吴际霖成了“三反分子”，遭到造反派扣押，人给打得不成样子，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主要专家遭到围攻，科研难以进行下去。他还听说北京那边，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人也受到冲击，家属被株连，还有的家被抄了。又听说刘杰也上了批斗台，部里也乱了。还有，很多工厂停产，工人参加“四大”，氢弹装置所需要的核部件，无法生产……
当天深夜，聂荣臻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大意是：“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建设进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准备完毕，力争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否则明年2月以后，基地的气候条件会变坏，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与其说是聂荣臻担心气候条件影响氢弹原理试验，不如说他更担心政治气候变坏，从而影响整个的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不光是氢弹，当时还有卫星、核潜艇等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在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大家都有风声鹤唳的感觉，如不抓紧，有可能半途而废，葬送在这场政治风暴之中，因为越是拖下去，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而言，越是难以把握。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不是抓得那么紧，氢弹，包括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等，就不知要拖到啥时候了。
此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他当然明白，聂荣臻所说的气候条件，主要是指政治气候。时间紧迫，如果现在不抓紧突破氢弹，就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这项工作必须放在第一位。因此，周恩来指示二机部，无论如何困难，都要抓紧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准备工作。
李觉离开马兰时，聂荣臻再三交待，让他回去后，无论如何要稳住青海那边的局面，氢弹原理试验，不能推后。李觉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把这口气用到氢弹试验上。
李觉离开后，聂荣臻和钱学森做了一次长谈。聂荣臻忧心忡忡地说：“我抓国防科研10年了，三年经济困难，苏联撤专家那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心里焦虑得很。政治气候会影响整个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氢弹，还有卫星、核潜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想不受影响已经不可能。如果因此而彻底搁下来，将来子孙后代会怪我们的！”
他们说起卫星的事。钱学森说：“卫星那边，情况和氢弹差不多。卫星技术复杂，工程庞大，涉及多个研制机构，尤其是科学院，是搞卫星的龙头，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学院闹得很厉害，赵九章、钱骥等很多科学家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冲击，批斗、游街、反省，科研工作，都被迫停下来了。”
聂荣臻说：“卫星决不能半途而废！三年自然灾害时，已经下过一次马，难道这一回，还要下吗？真要那样，中国的人造卫星，不知要拖到啥时候了。也许等我见马克思那一天，也看不到卫星上天了。真要是那样，我不甘心！”
钱学森说起卫星研制遇到的困难。就说卫星的名字吧——东方红——按说寓意很好，毛主席像太阳，人人敬仰。这个命名很明显，突出了政治意义。但这里也潜藏着一种非常敏感的政治风险，如果成功了，皆大欢喜；但是，一旦失败摔下来，可能就是一场可怕的政治事件。卫星上天后，会奏响《东方红》旋律，一旦因电池寿命等技术原因，旋律停了或者跑调，可能也会被追究是否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
聂荣臻沉默了许久，才说：“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这个卫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中国人挺进太空的第一步，是一个伟业，一个壮举，无论有多大的风险，都值得去冒。”
这话让钱学森眼睛一下子湿润了，点点头：“我懂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
聂荣臻又说：“在风浪中推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学森，我带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听听你对卫星研制的意见。”
钱学森认为，现在卫星工程最大的困难，是测控网，不建好测控网，就是卫星研制出来，也没法上天，上去也没用。科学院的701工程处，是专搞测控网的，已经在打砸抢中陷于瘫痪状态，工程处的专家们更是人心惶惶，无法正常工作。得想个法子，把这支队伍保护好。
聂荣臻说起不久前，总理给他打电话，说科学院乱了套，总理希望国防科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绝不能让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冲击701的正常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卫星测控网的问题解决好，也就是把701工程处的专家们保护好，让他们一心投入科研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荣臻决定，再去一趟导弹基地。
按计划，聂荣臻的专机应该从核试验基地直接返北京，可他临时决定，途中在导弹基地落一下地，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1966年11月17日，一架伊尔—14飞机降落在导弹基地的专用机场。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基地领导去接机时，摸不清聂荣臻突然到来是为了什么。
见了面，聂荣臻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聂荣臻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想把它交给导弹基地管。李福泽、栗在山顿时愣了，面露难色。李福泽说，卫星测控系统，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其难度不亚于再建一个发射基地。
聂荣臻说：“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你们只负责站址勘选、设备安装等业务工作。”
李福泽急了：“可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力量，肯定不行，远远不够！”
聂荣臻说：“科学院的701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干脆交给你们。701的技术力量，能够胜任工作。”
李福泽一听更急了：“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701工程处，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相当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我们吃不下！”
钱学森也急了：“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搞测控网建设，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三年两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栗在山说：“接管701，我们就担心消化不良，误了大事。”
聂荣臻说：“你们不妨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慢慢消化，以后情况好了，再交出去也行。”
李福泽等人仍在犹豫。聂荣臻动情地说：“同志们，实话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不管困难多大，我们的人造卫星，一定要如期发射！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我知道你们难，所以专门跑来，和你们商量，你们就算帮帮我，帮帮钱学森，帮帮中国的卫星吧！”
聂荣臻的话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李福泽一一朝基地的常委们看去，没人说话，都在点头。李福泽有些惭愧地说：“聂帅，我们刚才不该犹豫的。为了中国的卫星，再难，我们干！”
离开导弹基地之前，聂荣臻特意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自基地开始建设以来牺牲的所有烈士。冷风呼啸，沙尘扑面，聂荣臻拄着拐棍，在李福泽陪同下，在上百座坟墓间缓缓走动。转了一圈，聂荣臻说：“李福泽，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你想着，在这儿也给我留块地方。”
李福泽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聂荣臻说：“人总有一死。将来，我来这里，来陪这些士兵、科学家、工人……”
李福泽被强烈地震撼了，他眼里噙着泪，用力点点头。
1992年，聂荣臻去世后，部分骨灰安放在了他亲笔题写园名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之中，在他的身侧，陆陆续续安葬着他过去的老部下们——孙继先、李福泽、栗在山、高震亚等等。这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地，因为这里安葬的，既有元帅，也有将军、科学家、普通士兵和职工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