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青海金银滩核研制基地虽然极为偏僻，但是运动却搞得“轰轰烈烈”，两个造反派水火不容，踢开党委闹革命，整个办公楼做了武斗司令部，把里面的人都给轰了出来。昔日宁静的草原，变成了武斗的场所，大喇叭整天高喊革命和战斗口号，零零星星的枪声，让人不寒而栗。
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研制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以求早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检验氢弹理论设计的正确与否。
吴际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两派轮流斗他，给他戴高帽游街批判，回到办公室时，他时常脑袋上都是糨糊，他顾不上擦干，就满头糨糊来开会。为了不耽误氢弹原理试验，并且为了确保质量，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建议，核装置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时间。
吴际霖后来活活被整死了。听说他的事情后，他母亲想不通，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精神失常，跳河自尽了。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李觉，给李觉带来一封信，希望帮忙澄清吴际霖的问题。自身难保的李觉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一家。文革结束后，吴际霖获得平反，李觉又把信还给他的两个女儿，说：“做个纪念吧。”
吴际霖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这位中国核工业战线的有功之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北京的邓稼先，也不能幸免。
有一天傍晚，他回到北医三院的家，看到家门前一片狼籍，屋门上，砸上了一块块煤泥，这些煤泥是用尿和的，臭哄哄令人窒息。推开门，家里也是一片狼籍，窗子破了，书房里，书籍、手稿满地都是。他心疼地蹲下来，一张张地捡拾手稿。
身后有响动，他回头一看，是妻子许鹿希进来了。许鹿希一身疲惫，头发凌乱。邓稼先问：“他们，批斗你了？”
许鹿希说：“硬说我是彭真、刘仁黑帮分子，可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人啊。”
邓稼先伸手揽住妻子，妻子眼里涌出两行泪，邓稼先替她擦去，安慰道：“希希，要挺住，啊？挺过去，就没事了。”
许鹿希后来回忆说：“邓稼先从事特殊工作，他本人受到的冲击小一些，我那时是医学院的教授，天天挨批，运动几乎将我逼到绝境。那时我身体很弱。可以说，风一吹就倒。稼先常常骑自行车来单位接我，经常加班，他也很疲倦，没有力气骑着走，他就推着我走，一边摇摇晃晃走，一边宽慰我：希希，会好的，会过去的，要挺住……”
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判周光召的，批判邓稼先的，批判于敏的。说周光召是“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周光召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来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门上，也贴满了大字报。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钻进屋，生怕把大字报碰破了。
就这样，一到办公室，他顾不上别的，坐在桌前，拿起一组数据，用一个计算尺进行计算。
那段时间，周光召也是因为出身不好，父母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可他并没有放松对氢弹的研究。
周光召回忆道：“那时正好在突破氢弹的一个关口，我虽然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但是我想无论如何要把事情做下去，因为如果中国的氢弹不能够爆炸的话，显然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我就想，把这个做完了以后我就要退出了。”
他又说：“我想我有错误大家尽可以批评，我还是问心无愧的，尽管我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很理解，但我不想停下工作。”
有一天，邓稼先在办公室哭起来。于敏、周光召推门进来，都愣了：“老邓，怎么了？”
邓稼先说他刚刚接到消息，他的三姐夫被打成特务，三姐受不了，打开煤气，自杀了。
大伙都知道，邓稼先和他的三姐感情最深。三姐突然没了，他万箭穿心，难过得不行，抱头痛哭，哭了很长时间。众人都过来安慰他，他悲愤无言，两眼痴痴地瞪着天花板……
尽管一切都乱糟糟的，很多事情想不通，但邓稼先、于敏、周光召、胡思得等人仍然争分夺秒。邓稼先说：“氢弹设计不能停下来，再难也要按期完成。”
于敏说：“现在不抢时间，将来会后悔的，子孙后代会抱怨我们的。无论如何，我们的计划要加速进行！”
周光召提出，为了抢时间，也为了安全、保密，他建议，以后加班，就在办公室，尽量晚回家，或者不回家。
这个时候，刘杰被打成“叛徒”，人给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批斗场示众。钱三强几次被抄家。刘西尧被周恩来任命为驻科学院联络员，可他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勒令到核武器研究院接受批斗。张爱萍干脆给抓了起来，一关就是五年……
前面曾经提到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他为第一颗原子弹最初的攻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62年，要在包头核元件厂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为以后的氢弹研制打基础，需要从北京调人过去，有些人不想去，刘允斌主动报名，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包头核元件厂，到了后，把一些社会关系不好、原来准备遣送走的技术人员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氢弹聚变材料，并很快取得了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极为优秀的人，“文革”爆发，刘少奇被打倒后，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惨遭厄运，爱到种种侮辱和非人折磨。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多钟，他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家，和衣而卧。第二天凌晨，他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卧轨自杀。
好人不见得有人报。很多人谈起刘允斌，爱用这句话。
造反派冲击二机部的专家，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周恩来为此气愤地拍了桌子，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国防科委、二机部要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一些专家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并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军委。他还严厉要求，以后，一些从事机密工作的专家，名字不许上大字报。
周恩来发火之后，核科学家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
聂荣臻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科学家们。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是他在晋察冀的老部下，文革期间，卫戍区司令这个位置十分重要。1966年下半年、1967年上半年，聂荣臻两次找到傅崇碧，给了他一个名单，叫他派兵保护名单上的科学家，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到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七机部的专家。聂荣臻得到消息，马上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任新民、梁守盘等科学家们，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在此保护，对其它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结果，造反派的计划落空了。
江青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
傅崇碧将军晚年回忆说：“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我就打了周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给我说过，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还说：‘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傅崇碧就这样把江青顶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