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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1.转至创伤科

年幼的比利·米欧神魂颠倒地穿过急诊室,她每走一步,脚下的亚麻油地毡似乎都感受着她踩踏的重量一下。她穿着拖鞋,明明是脚跟先着地,但身体某处却仿佛踮着脚尖,也许是小腿吧。罗莎·米欧牵着女儿的手,看到周围的人像扭曲的雕像倒下、吊起、俯身、翻转,她有一种因急切和焦虑而产生的悬空感。还有那噪声,还有那气味。

已经九点了,罗莎才想起报警,并开始挨个儿给医院打电话。将近十点钟,她才了解到她丈夫因闭合性脑损伤被送进圣玛丽医院,初步诊断为轻度脑损伤——而不是重度。在此期间,比利已完全被母亲的焦虑不安所感染,所以罗莎觉得,她不得不带比利一同去医院。(小婴儿索菲已经熟睡几个小时了——她翘着小鼻子,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罗莎自己会开车,可现在她感觉像行驶在一大片黑冰上,轮胎抓不住路面,接下来有多种可能正竞相成为现实。但她未免有点杞人忧天了,因为今夜如同一条隧道,而接下来只会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医院。她意识到她内心还是平静的,时间也仿佛为她放慢了脚步。跟比利一样,她处于幻想而好奇的状态。她把车停到街对面的另一座大楼下,她曾在这栋楼里生下她的一对女儿。接着她来到接待处,一些家属正在沉默中守夜,有些坐立不安,有些则摊开四肢地或躺或坐,仿佛航班延误了十二个小时。

在医院,她想:在法庭、在监狱、在教堂,没有这个或一个之分。这些机构有什么共同点呢?应该与决定命运有关……比利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在她出生之时,最近的一次是因为她喝下了半瓶扑热息痛口服液。那次送医也发生在夜晚。比利因而得出结论,只要她能熬到半夜不睡,就肯定会出现在医院。

现在她们被带到创伤科。

“脑损伤,”重症监护医生说道,“会导致一系列症状。我们通常说有三种程度的脑损伤。第一种轻度脑损伤在受伤的最初几秒钟立即出现,第二种中度脑损伤在受伤后一小时内出现,第三种重度脑损伤发生在受伤后的最初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您丈夫亚历克斯遭受了轻度脑损伤。我的当务之急是防止他转向中度和重度脑损伤。看起来,他失去知觉大约有两到三分钟。”

“我以为昏迷超过一分钟就会……”

“三分钟并不是世界末日。虽然他不记得自己姓什么,也不记得自己的电话号码,但他在救护车里还是神志清醒的。他的血压正常,大脑也没有缺氧——缺氧就属于中度损伤了。他的呼吸有力而且稳定。如果呼吸道不畅通导致呼吸不规则或不顺畅,医生对病情的预测往往会较为严重。”

有些医生在施展权力时畏首畏尾,有些则敢想敢做。甘地医生(在罗莎看来,他英俊得足以让人产生邪念,但人到中年,也未免有点弯腰驼背,不比当年了)恰好属于后者。人们带着恳求的目光专注地听他说话,这令他感到欣慰,令他干劲十足。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怕他、爱他,是自然的事:他是死亡的阐释者。他施予的,他拒绝的……比利在隔壁的游戏室。罗莎能听到她的声音。这孩子似乎也在大口吸气,然后屏住呼吸;拼砌塑料积木时而倒抽气,时而叹气。

“亚历克斯在救护车里时相当清醒。我为他检查身体时他开始说胡话了。我没有灰心。他能听从医生的指示进行肢体运动,他的眼睛能对光源做出正常反应。仅一小时的时间,他的格拉斯哥昏迷指数就从九分升到十四分,差一分就达到最高分了。X光检查没有发现骨折。更欣慰的是,CT扫描显示出挫伤症状,但只是最低程度的肿胀。差点就成为重度脑损伤了。我给他服用了利尿剂作为预防措施。这种药会导致脱水,从而使大脑萎缩,”甘地医生说,并伸出手,握紧拳头。“他现在重症监护室熟睡,呼吸正常,受到全面监护。”

“那,这样就行了?”

“……女士,您丈夫的大脑受到了高速撞击。它的软组织与其容器,也就是颅骨,发生了冲撞。位于大脑前下方的是骨嵴,骨嵴有什么用处呢?没人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受伤的脑袋,因为大脑会在骨嵴——这台磨碎器上横冲直撞。结果,神经细胞可能受到损伤,至少造成暂时昏迷。这时候大脑,我们认为,就会试图弥补空缺,利用剩余细胞进行自发重组。这需要花一些时间,还可能产生各种副作用。头痛、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平衡能力差、健忘症、情绪不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就是易变。米欧夫人,下面四个词中哪一个能最恰当地形容您丈夫的性格:沉稳、随和、易怒、难以相处?”

“哦,随和。”

“未来几周您可能会发现他变得难以相处。您,还有比利……想不想去看一下您丈夫?我们刚给他注射了肌肉松弛剂。我建议您不要吵醒他。一小时前,我的同事试图用光照他的眼睛,亚历克斯可不大喜欢这样!”

重症监护室就像一艘潜水艇或年久失修的宇宙飞船:在黑暗隔间里,一些重要设备——心电图仪器、呼吸机——嗡嗡作响;在光与影之中搅动生与死。护士长面带微笑拉开门帘,她们鱼贯而入。

比利看到他的时候,发出了她独特的呜咽声,这是爱的表达,但似乎还带有悲伤。罗莎哽咽了一下,急忙弯腰把孩子搂入怀中。

护士们把病床的倾斜度调整得比她想象中要陡。他戴着笨重的颈部固定器,脖子周围的床单凌乱地窝成一团,不可避免地使人觉得他好像慢慢地从抽水马桶深处露出头来。他头皮上,用胶带贴着几根线。

“他为什么不是醒着?”

“他睡着了,”她悄声说。“他不舒服,他睡着了。”

突然,他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她吓得往后退了一下:这是怎么了?责备吗?接着他的眼睛失去焦点,眼皮慢慢变得沉重,在化学品的作用下陷入麻木状态。

“来个飞吻,”罗莎说,“让爸爸好过点儿。”

踮着脚尖,比利轻轻地穿过接待处往回走,她抬头看着妈妈,带着难以捉摸的满足感,说道:

“爸爸变了。”

“7个数字为一组,从100开始倒数。”

“100……93。86。79。72。65。等等。”

“很好。鸟和飞机有什么共同点?”

“翅膀。但鸟不会坠毁。”

“你能说出首相的名字吗?”

汉说出了他的名字。

“你能说出公主殿下的名字吗?”

汉说出了她的名字。

“我想让你记住三个单词。你能做到吗?它们是:狗、粉色、现实……好,是哪三个词?”

“粉色。猫。现实。”

他的状态就像身在二十一世纪:人们想从中觉醒、从中挣脱。这是一场梦中梦,而且都是噩梦。

那天早晨,罗莎在场,汉从重症监护室被转移到颅脑损伤病房。无论他缓慢地勉强走成一条直线,或仅靠扶手爬上一段楼梯,还是笨拙地梳头刷牙,抑或成功地爬上床铺,他都会获得(在他看来)有点羞辱性的过分表扬。能够很好地使用刀叉吃炸鱼条,又为他赢得更多的赞赏。这是一场梦,而他无法醒来。但他可以睡去,他这么做了,沉入无梦的酣睡。

下午,一切都变得有些明了了。病房里共有十四位病人,都被及时隔离开来。他们的思绪还停留在过去,身体却已挣扎着步入老年。那些通常机械到令人麻木的身体保养工作,在这里却被当作技能广为称颂。比如说,排泄。独自逗留厕所会赢得医务人员和所有知道如何鼓掌的病人的一阵喝彩。(索菲,甚至在十个月大时,就懂得如何拍手了:这无疑是一种啪啦啪啦的声音,她基本回回都能击中。)接下来,还有比上厕所更基本的技能——比如,当你不在厕所时不要解手。隔壁床上斜躺着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他正在学习如何吞咽。有些人正穿着运动服,在不同的起点上、沿着不同的路线,步履维艰地走向木工作坊或理疗池。还有两三个像他一样的人,脑伤患者中的无冕之王——技艺精湛的牙刷和梳子使用者、撒尿大师、系鞋带和皮带扣的能手、举止轻柔的食客——多才多艺之人。

“你知道N-E-O吗?”

“米欧。尼奥。不。”

“近地天体。你没看报纸吗?恐怕这消息要把你挤出头条了。情人节那天。别担心,它会离我们很近,但不会撞上地球。”

情人节,他想,对这个女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日子。丰满的橘色嘴唇,毛茸茸的灰白皮肤,乱糟糟的橙色头发。而且,还有些什么……

“你能写一句话吗?写什么都行。”

她把笔和本子递给汉。和他谈话的是四十岁的心理医生蒂尔达·匡特。她现在相当兴奋。部分原因是她成功地哄骗一位老人拼出了单词“这个”,还因为这位病人真的上了报纸,混迹娱乐圈,是个经纪人。蒂尔达并不是老派的追名逐利者,但在其潜意识里有一种互利的倾向:在分享他名气和曝光度的同时,她感觉自己的名声也在不断提高。在汉看来,他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虽然个中原因他还不甚清楚,那就是蒂尔达·匡特是个女人。她说:

“‘敏捷的红狐狸跳过懒惰的棕色狗。’嗯……”

“这是一种练习,”他说,“这句话里理应包含字母表中的全部字母。”

“对,你也崇尚打字机标准键盘啊。标准键盘?你知道,键盘最上行从左往右分别是q、w、e、r、t、y、u、i、o、p。”

“哦对。不过我想我弄错了。这句话里不包含字母‘v’。我总是忘记它,以前也是这样。”

“……你说你不记得了,呃……那次暴力事件。”

“我记得,我记得。不仅仅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暴力事件。整个过程残暴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告诉你我的感受吧。我想:如果我当时能找个老人坐在身边,也许那样糟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哪怕推迟十秒钟也好。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她用全新的目光入迷地打量着他。她说:

“你在说什么?”

“我的离婚。”

“哈!”她说,一边做着记录。“我认为这是你第一次出现认知机能障碍。我的问题显然是关于‘袭击’,而你却答非所问。”

“那次袭击?不,我不记得什么袭击。”

“你还记得我让你记住的三个单词吗?”

“……猫。一种颜色:黄色或蓝色。哦,还有现实。”

外面,太阳升上地平线已经一小时了,光影婆娑,仍然在把一个东西展示给另一个:把另一个东西展示给这个,把这个展示给那个。他观察着影子的移动。在他看来,影子的移动速度和他姐姐办公室玻璃墙上挂钟的分针速度一致。这仿佛是一个重大发现:影子以时速运动……汉一直在想他死去的姐姐,丽达:他有十五年没见到她了,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再也没有醒来。

他妻子来了,带着比利和小宝宝,还有伊马库拉达。

孩子们离开后,罗莎叫人把病床边的围帘拉上,然后爬上床,只穿着内衣。她的举动让他想起一个词,“妻管严”……他热切回应着她的温情、她的豪放。有那么一会儿,他仿佛精神抖擞,但他很快感到头痛得厉害、筋疲力尽、反胃、伤口周围隐隐作痛。此刻他真想置身于流水之中,让波浪替他做这事。

罗莎穿上衣服准备离开。汉好像睡着了,但她刚拉上塑料围帘,他立马坐直身子,急切地指着一直躺在邻床上的年轻人(而他似乎对受关注毫无感激之意),说道:

“这个家伙——他简直就是个马桶。不是吗,小伙子。呃……你吃和说的功夫可真不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但你拉屎的本事无人能敌。天啊,他可真能拉。”

汉感到没人真正希望他记住那次袭击事件。当他们询问他时(医生、心理医生、易于满足的便衣警察),他告诉他们,从好莱坞到医院之间发生的事他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他也是这样对他妻子讲的。但这不是真的。“嗯,我是马洛,”那个男人这样说。嗯,我是马洛。

无论是谁害我,他想(整天都在想),我定要报复。我要让他伤得更深,伤得更重。无论是谁害我,我定要报复,我定要报复。

2.干了贝丽尔

五英尺八英寸的长度向四面八方展开(他基本就是个马桶样),马洛·贝勒小心地在手机上戳着号码(他的手机比一个火柴盒大不了多少,他只能靠小指的指甲按键盘)。他对雇主说:

“我真是分身乏术了。他妈的给这家伙当保镖?你刚转身去上个厕所,他就开始轮奸女服务员——完全独立完成……不,老兄。不,我只是打来抱怨一下。事实上,他今晚还算有所收敛,身上有伤,他不得不放慢点儿节奏。另外,那个记者来了,他冷静一些了……是吗?谢了,老兄,非常感谢。”

马洛电话里最先提到的家伙叫安斯利·卡尔,是个麻烦缠身的威尔士前锋。他曾经是当代最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但现在已无可挽回地落魄了。他只有二十五岁。三年前他曾代表国家出战(三个月前还代表俱乐部出战)。马洛提到的那个记者叫克林特·斯摩克,在《晨雀》工作。

一名职业保镖99.9%的工作都包含一项活动:皱眉。在这儿皱,在那儿皱;这样皱,那样皱。你一定要看上去机警,那就一定要保持皱眉。哪天早晨,你醒来时会说:妈的,谁昨晚打我头了?因为你发现你的眉头淤青了一大块。但这不是打斗所致,全是因为皱眉……但卡尔与众不同。通常,保镖会保护其当事人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但对安斯利来说,你需要保护这个世界不受他的骚扰。马洛·贝勒受雇于卡尔的经纪人,此刻正站在名叫“粉红公鸡”的酒吧吧台前,像孩子一样揉着眼睛。叫他来不是皱眉的,而是盯梢的——但这仅仅是前奏,接下来工作会更费神。好奇怪,马洛想。安斯利目前还属于可控范围,到六点就会性情大变。半杯香蒂啤酒下肚,他就不是他了。眼神就开始打漂儿了。

他们坐在包厢里,安斯利和克林特,正在谈生意。安斯利的第四杯鸡尾酒看起来像个冰激凌杯,杯中还插了一把装饰的小伞。作为一名运动员,他还是值得尊重的,马洛在心里承认这一点。早些年(事实上,是另一个时期),马洛曾经是他家乡西汉姆联队的忠实粉丝:在去森德兰的长途大巴上分享中式糖醋咕咾肉;在国王大道上狂热地追星;频繁出入科尔斯特大街上的治安法院。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他幻灭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在厄普顿公园球场,中场休息时。两只吉祥物正在角落嬉戏,角落坐满了孩子。两只吉祥物胖乎乎的,穿得像球一样,一只是猪,一只是羊。突然间,猪狠狠地打了羊一下,羊重重地反击回去。看着它俩摔来滚去,一开始还挺好笑的。你以为这是在表演,其实不是。羊仰天躺着,像翻倒的甲虫一样拼命挥舞着四蹄;而猪此时用角旗猛揍羊。孩子们吓得连声尖叫,羊毛中渗出了血迹……那一刻,马洛为这赛后一架而感到热血沸腾,但他马上意识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也许跟暴力或阶层有关:他也说不清楚,但他再也不会打架取乐了。马洛最近当爸爸了,也许是这个原因吧。他后来听说,猪被羊爆了菊,而马洛认为,羊肯定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

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五分)。达赖厄斯十点要来换班了。

“过去两年来,安斯利·卡尔和《晨雀》维持着一种特殊关系,”克林特·斯摩克说,“对吗?”

安斯利没有否认。他身居头条的那些年,曾和不少畅销报纸大方分享过他的斑斑劣迹:饮酒作乐,戒毒经历,酒后驾车出车祸,酒店房间里的寻欢作乐,和年轻女演员的风流韵事。那时候,安斯利一耸肩一跺脚都能让整个国家抖三抖,但他已经风光不再了。现在,即使他的违法行为劲爆也没人当回事了。

“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都会出现这一刻,”斯摩克大声并且非常严肃地说,“他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开始考虑家庭的财政状况。你目前就处于这一阶段,至少我们《晨雀》这样认为。”

不,他再也不能上场踢球了。早年他风光无限的时候,安斯利是所有足球运动员的代表:在颁奖典礼上,如果他转身,你甚至会在他的晚礼服背面看到他的名字和号码。姜黄色头发,小眼睛,大嘴。用部落的方言说,他顽强(也就是矮小)且好斗(也就是卑鄙);但无疑拥有一个足球运动员的特质。他也许才疏学浅,但他右脚的功夫绝对炉火纯青。后来,这家伙身材走样了。他虽仍具攻击性,但反应能力几乎消失殆尽。现在,通常情况下,球还没离开中圈,安斯利就已经被人用担架抬下球场了:试图攻击对手(或队友、裁判员)时受伤。《晨雀》最近深入报道了一次明星慈善赛上发生的“疯狂一刻”:开场的哨声还没落,安斯利就已经一头撞上六十六岁的前英格兰边锋鲍比·迈尔斯爵士,他俩各摔断了一条腿。

“我的时代还没有终结,伙计,”安斯利恶狠狠地说。“你知道我用什么保持速度吗?”他点了点太阳穴,“这里。我还可以大显身手,我还可以。”

“让我们现实点吧,安斯。你不可能再穿上威尔士队服了。你现在和蒂塞德的合同签了一年,到期后他们不可能续约了。你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几个赛季,斯肯索普肯定会痛扁你的。”

“我可不是个娘们儿,老兄。而且我也不会为了……他妈的斯肯索普踢球。你知道谁正在打听我吗?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他们一定是在打听你的意大利面食谱吧。安斯,听好了。你曾经是,我再说一遍,曾经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球员。当你把球耍弄于脚下踢向禁区时,天啊,你真令人难以置信。但一切都过去了,而这也是你受挫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你总是中场没到就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你必须相信,《晨雀》完全是处处为你着想。”

“人们,”安斯利略带酸楚地感慨道,“会永远爱安斯利·卡尔。他们爱他们的‘碰碰车’,伙计。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永远不变。”

克林特伸出舌头舔了舔鼻环,那就像一朵蘑菇,只能看不能吃。他说:“你完了,安斯,你是过去时了,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种难以摆脱的脑损伤叫自我毁灭。你太胖了,老兄,你浑身是汗,看看你的胸部吧,就像参加了湿身大赛。你的结婚戒指每周都在变紧。这就引出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接着,他的施虐欲充分迎合了卡尔的受虐倾向,他向侍者做了个手势说,“雷蒙德,再给这伙计来杯酒。”

斯摩克顿了顿。今晚,他感觉自己少有的不在状态,这也许不利于他社交技能的发挥。在他宽松直筒的黑西服内兜里,藏着一封网友K写来的极具挑逗性的信。信的内容是回答克林特的一个问题:“你认为性爱在健康的两性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她回答说:“无关紧要。我们全都疯了吗?天哪,我们应该分轻重缓急吧。性仅仅是睡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睡觉的前奏而已。这些讨厌的讲座都是扯淡。我发现睡前来点儿烈酒通常有助于睡眠,不是吗?”读到这里,斯摩克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和他保持最长久和最有成就感关系的对象都是酒鬼。换句话说,他喜欢和喝醉的女人做爱。他这样做大概有三个原因:一、她们会变得很蠢;二、有时她们会失去知觉(你就可以和她们享受真正的高潮了);三、如果败兴,她们往往不会记得。毫无压力。人之常识。

我们《晨雀》认为你身上还剩一个重磅新闻。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这个故事。我们策划了你让全世界都关注和倾听的各种方式。这就是你要考虑的:干了贝丽尔。

“干了贝丽尔?”

“干了贝丽尔,同唐娜上床。”

贝丽尔是安斯利青梅竹马的恋人。他们在十六岁那年举行了婚礼,两周之后安斯利就离开了她,在他历史性转会的第二天。最近,在一次基本由《晨雀》策划的仪式上,他俩再婚了:此举意在确认并巩固安斯利战胜酒精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个故事象征意义的核心在于贝丽尔,虽然在其他方面都普普通通,但她出奇的矮小。安斯利本人已经是超级联赛里最矮的球员了,可比起贝丽尔却显得高大威武。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一个娇小的新娘会激起安斯利的保护欲和责任感;不像对待赌场和酒吧里的那些金发歌舞女郎,他通常不是为了她们打架,就是跟她们对打。

“听我说,”克林特·斯摩克接着说,“你找个时间安排贝丽尔到你伦敦的酒店房间见面。在此之前,我们会策划一次派对,你在派对上挑选一个《晨雀》的超级模特,比如唐娜·斯顿姬。你把她带回房间,正准备跟她上床,此时,你太太走了进来。唐娜落荒而逃,你跟贝丽尔干上一炮。”

“为什么是我干贝丽尔?为什么不是她干我?”

“因为她只有一英寸高。不,我说,她必须给你一顿好打。”斯摩克故作胆怯状,学着贝丽尔的样子说“‘你竟然跟那个模特上床!你为了另一个小妞背叛我!’类似这种话。我说,你还听得下去吗?所以,你把贝丽尔干了。”

安斯利的大嘴张得更大了,他鼻子和前额之间的皱纹更深了。

斯摩克说:“我的意思是,所有报纸都会大肆报道的。我们会把唐娜的乳头和屁股排满一到五页,把贝丽尔哀怨的黑眼睛排满五到十页,此外,还要增加一个长达八页的插页,内容是主人公安斯利·卡尔的深刻反省。”

“多少钱?”

斯摩克说出了价格:一大笔钱。

“所有乘客快到飞机后部!”安斯利突然大叫道,“退后!谁也别靠近!妈的,这家伙得了庚型肝炎,他屁股上还绑着手榴弹!哦天哪!这是伦敦塔!大本钟!老汤姆酒厂!白金汉宫!不,难以置信!哦,天啊,我们全都会……”

此时,几个侍者匆匆穿过安静的餐厅,马洛·贝勒就站在那儿,手压在卡尔肩膀上,把他按回座位,环顾周围,皱着眉头。

这世上已经没有省心的人了,两小时后,马洛在去酒吧的路上郁闷地想(这是继汉·米欧事件之后,最近一件令他揪心的心理问题),到处都是疯子。嗑药的疯子。塔克·斯诺特:那个家伙。

来到酒吧,看到那帮酒徒后,马洛转过身去。达赖厄斯已经准时交班了。此时,达赖厄斯刚开始喝第一杯蔓越莓汁。斯摩克喝了三升矿泉水(他怕因为喝酒丢了驾照),而安斯利已经在喝第九杯鸡尾酒了。作为一个身高七英尺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达赖厄斯看起来成功地迫使安斯利吃下面包卷。

塔克·斯诺特,差劲得很。那场汉·米欧交易之后,马洛把佣金给了斯诺特(四百块现金),并对他说:“我不会再用你了,伙计。明白吗?”斯诺特只是抬了抬眼皮。马洛接着说:“跟我来这一套是吧?想想吧,‘我把事情搞砸了,然后拿钱走人’?你知道什么叫尊严吗,小子?你知道什么叫尊严吗?”看:一点儿用都没有,全都是嗑药的疯子,就只会演戏。斯诺特说他以前是特种空军部队的,可现在随便什么人都说自己是特—种—兵。

现在,《晨雀》的斯摩克朝马洛走来,他奇怪地看着马洛,好像在盘算他西服的价格。

斯摩克本想轻声说话,但他的嗓门根本发不出轻柔的声音。他粗声说道:“你算是名人吧,不是吗?”

马洛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不是被耍了。他几乎没听说过《晨雀》(如果看到它的内容,估计也会感到震惊的),但通过安斯利·卡尔这条线,他对克林特却很熟悉。而且,马洛曾经风光地给半裸的模特做过六个月保镖,当时各大报纸都来采访他,《晨雀》就是其中一家。看起来这家伙也没什么恶意。马洛变得友善了一点,说道:

“不知道名人的事情。我是个保镖,老兄。”

“但你曾经也风光一时吧,那个时候。让我们《晨雀》来做这篇报道吧。”

“嗯,是。马马虎虎吧。来杯啤酒。亲爱的。我本可以更进一步的,但我脾气不对路。”

克林特不动声色地翻了翻眼睛,说道:“但你结交了那些家伙。你在报纸上说,你跟他们混过。”

“是,我曾经也认识几个人。嗯,谢谢。”

“这个名字你听过吗?”

“说来听听,”马洛一边轻快地说着,一边仰头喝了好几口今晚的酒。

“约瑟夫·安德鲁斯。”

马洛猛地喷出一团酒沫,脸差点栽到酒杯里。

“哇哦,”克林特说,抹掉溅在额头上的酒沫子后,他用那白花花的手捶着马洛的背。“是的,你知道他们对汉·米欧那家伙做的事吧?我一哥们儿当时在场,全看到了。他说他们是为约瑟夫·安德鲁斯报仇。我想他会在报纸上大肆宣传的。”

完了,马洛想,这下全完了。

午夜时分,安斯利·卡尔喊人取来他的拐杖。

马洛已经上岸了,他看着麻烦缠身的足球前锋费劲地抬起身,穿过舷门,达赖厄斯紧随其后。在他们身后流淌的是泰晤士河,以及所有的克利格灯历史。头顶上,繁星点点,潮湿得足以挤出水,凝固了时空。

“真是烂醉如泥,”克林特在身后说。

“不,他一会儿就缓过劲了,到时候会想回到酒吧的。”十一点左右,安斯利如同洗衣机一般进入了柔和模式,但他随时会变得跌跌撞撞、浑身颤抖。马洛看了看手表说道:“潜水艇秀就要上演了。”

安斯利吃力地爬上斜坡时,你可以听到他用低沉并且非常僵硬的声音说:“第五层的所有人马上到第四层去。第四层的所有人马上到第三层去。所有人……”

一辆迎宾车隐约停在附近。马洛遗憾地发现,安斯利的路线使他错过了那个可怜虫,他就坐在灯柱下,腿上卧着一只狗……这个流浪汉并非无家可归者约翰,约翰是有家可回的;而这个人真正算得上停车场和商店门口的艺术家、垃圾箱的清道夫,他正试图熬过第三个无处容身的冬天。那是条短毛的西班牙小猎犬,他时不时地轻抚她,或喃喃自语,或跟她谈心。他们看起来比一对夫妻还要亲密:给人的印象是两个生命在亲切交流。那条狗就好像他的力量源泉,直接把他的男子气概从他瘫软的身体中呼唤出来。

“碰碰车”撑着灯柱说道:“你想要五十镑吗?”

“……我当然想要五十镑了。”

安斯利拿出钱夹,抽出一叠钞票。

“……非常感谢。”

“现在,我想请你帮个忙,伙计。你能借我五十镑吗?”

“我不愿意。说实话。”

“实话?你知道我老爸对我说了什么吗?”

“什么?”

“什么都没说!因为他在我一岁时就死了。但我妈妈,我妈妈说慈善是从家里做起。但你没有家。现在猜猜看,”安斯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头也摇个不停,“老兄,你的尊严何在……?”

“我们……我们不都生来就拥有你的天赋。你是个神,没错。”

安斯利面无表情地转向克林特·斯摩克。“我坚持下来了,伙计。我坚持下来了。墨西哥医学院全国联合会的那次球赛!国王就他妈站在球员席上,满眼是泪!双子塔爆炸了!因为有爱,伙计,因为有爱!”

“没人能夺走你曾经的辉煌,安斯,”马洛承认道。

那条狗用饱含深情的棕色眼睛盯着这个足球运动员。

“嘿,”他说,“拿着,孩子。去他的安斯利·卡尔。所有人都退后!那不是一条狗!那是狂犬病炸弹!5到10号座位的所有乘客立即到潜水艇第二层去!要爆炸了!要爆炸了!”

接着,就像两个运动员真正试图赢得两人三腿赛跑一样,安斯利绝望地冲入茫茫黑夜,达赖厄斯紧随其后,先是慢跑,然后加速,最后向前冲刺。

克林特和马洛站在原地。马洛在想,当他回到辛萨拉的公寓时,她会是什么心情。当他关上车门,当他听着门锁发出的咔哒声,他会不会因为打扰了她而感到恐惧?当然,不是生理上的恐惧,但是恐惧。恐惧是一种情绪吗?

“你可以算算看,”克林特说道,“用他每周的工资除以他的智商。类似这种算法。”

“克林特老兄,”马洛有些激动。

斯摩克似乎流露出悔意。过去的三十分钟,这两个男人之间出现了力量的转移。克林特最初跟马洛打交道时,认为他就是一个没有大脑的傻子,不得不用拳头谋生。但男性的愤怒、男性的激情如此容易地转换成男性的暴力,使他对马洛另眼相看。克林特认为自己身强力壮,打架斗殴总是能赢。但是,马洛的暴力高效、专业,最重要的是理直气壮:这是克林特永远无法与之抗衡的。此刻,克林特感觉内心的恐惧变成了爱——对马洛·贝勒的爱。

“克林特老兄。你是笨蛋吗?”

“不,马洛。我不是笨蛋。”

“那,如果你让我失望了呢?”

“咳!显然那将酿成大祸,不是吗。很显然。”

“如果你想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周末给你的伙计安迪[4]打个电话,如何?”

“好的,老兄。祝一切顺利,马洛。慢慢来。多保重,老兄。”

克林特·斯摩克钻进他那黑色道奇锋哲车的驾驶室时笑出了声。肾上腺素:真是个好东西。克林特一边放下脚(几分钟之内,思绪就将完全集中在驾驶上),一边开始在脑海中构思一封邮件,开头是这样的,“你想对年迈的红鬃马说些什么,尺寸重要吗?”

3.在王室专列上

国王没有在账房里点钱,王后也不在起居室内吃着面包和蜂蜜……

亨利乘坐王室专列前往南方。他的专列上有“办公”车厢、会议车厢、起居车厢、卧席车厢、餐车车厢、厨房车厢、乘务员车厢、保安车厢和观光车厢。国王正在“办公”车厢里,与公主进行每日一次的通信。跟他知道的几乎所有室内装潢一样,这个车厢内充满了浮躁不安的设计:任何一处都不得安宁。每个平面都深受装饰之苦;墙上挂满了画作和相框;平坦的表面摆满了古玩和小饰件;每块天花板都贴满了各色云图、丘比特裸像、麦当娜画报和裸体画。巨大空间的自由被剥夺,这列火车就像王室的处境一样:总有一股力量在压迫着你,让你无法随心所欲。

虽然列车经常出现长时间的延误,令人不胜其烦,但从理论上讲,这仍是一趟直达车。目前,只有国王知道接下来的安排,在剑桥边罗伊斯顿旁的火车岔道处会见布伦丹·厄克特—戈登,他声称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

“我的宝贝女儿,”信的开头是这样的……“麻风病人,”他接着写道,“已经够糟心了,返程的航行更是一场噩梦。英吉利海峡上方的湍流,像往常一样,让人活受罪。着陆后,我直奔医院去看望脑伤患者,这简直是一种中世纪的刑罚。我不得不呆在那里,听那些几乎不能说话的人讲话,然后表示他们恢复得很好。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坐专列去了北方。”

他停顿了一下。前往北方的旅程如同驶向抑郁、驶向黑夜、驶向严冬。起初,仅仅是发电厂肥硕的锅炉向灰色的天空喷云吐雾。接着,呈细缝状明亮的天空变成了模糊不清的黑色。有时,太阳会偶尔露个脸,就像矿工的头盔从烟囱中探出头来一样。下午三点十五分就如夜幕降临。最后汤格湾跟北海的悬崖峭壁融为一体。

“唉,妈妈还是老样子,”亨利这样写道,他潦草的字体随着列车的颠簸显得更加凌乱。“我不得不说,我现在非常讨厌出访。尤其令人难过的是妈妈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她和往常一样安详而又美丽。”他停下来,感到一阵战栗。“理发师仍然每天来照顾她,他们每周还为她做一次指甲,而且经常为她翻身。如果不是听见呼吸机那可怕的轰鸣声,你还以为她随时会睁开眼睛,像往常一样轻快地说:‘哦爸爸,别光坐在那儿呀!我的茶点呢?’我经常说,虽然的确有植物人在若干年后苏醒过来的案例,但是我们必须坚强,做最坏的打算。我们的‘团队’,亲爱的,也许会从三人减少到两人,但它仍然是一个‘团队’,你和我,我最亲爱的人,你和我,我们两个人。”

“媒体的存在……”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道:

“……同时贬低并混淆人们的痛苦。我当然感动了,我当然震惊了。但我必须把自己的伤口暴露在摄像机面前吗?在他们还尊敬你的时候!‘不要害怕流泪,陛下’!这使人感到恶心。我越来越发自内心地觉得,记者是卑鄙的侵犯者,他们毒害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

他又停下了笔。巴格尔是怎么说的?“应该让公主知道,”厄克特—戈登说过,“可能有隐私泄露的情况出现。”不,亨利想:现在告诉她这些还为时尚早。他继续写道:“我觉得,咱俩应该就这个话题以及总体的安全问题谈一谈,算是给自己打打气。我星期六(5号)会过来一趟,到时候我们可以找一家高雅华贵的酒店好好聊聊。”

信的最后他写下了爱称和亲切的话语。

接着,亨利叫来洛夫。

列车在罗伊斯顿开始减速。前方,在浓浓的迷雾中,岔道口若隐若现,旁边站着大眼睛的厄克特—戈登和一位侦探。远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和一位司机。列车还没停稳,布伦丹就跳了上来。

亨利九世说:“我要先听坏消息,好消息不着急听。”

“令人沮丧的消息是,先生,那张照片,事实上,并非一张照片。”布伦丹按捺住内心的急迫,狡黠地说,“而是一张视频截图。”

他故意停下几秒钟,让亨利消化这个消息。国王的大脑一片空白,足足过了半分钟,才喃喃自语道:

“视频截图。”

“嗯,是的,先生。视频截图。”

布伦丹听到亨利的叹息声——透心凉一般的冗长,最后伴随着无声的呜咽。

“确切地说,是用5000型数码相机拍的,先生。”

“你知道吗,巴格尔:我希望这颗彗星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能把我们全都撞成碎片。”

“它不会撞碎我们,先生。如果它撞到我们,它将烧死我们。”

“那更好了。地狱之火。我们罪有应得。”

现在,布伦丹开始打量他的君主。这看似一个绝妙的问题:在如此窘迫、压迫和受限的生活环境中,你会认为完全容不得个人差异。但亨利就是公认的王室特例。不像他的父亲,理查德四世,和他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也不像他们家族的许多其他男性成员,亨利从未驾驶过喷气式飞机或直升机,从未操控过破冰船或扫雷舰,从未操练过军队,从未在潜水艇里睡过觉,从未模拟过偷袭行动,从未跳伞横跨山坡。他也没有显露过对家庭生活的热情:园艺、音乐、狩猎、恶作剧或东方信仰。亨利仅仅在牛津大学混了个地理专业的文凭,然后就开始他的社交生活了。即使在他登位之前,虽然他的日志里充斥着各种“职责”,可他一如既往地尽可能逃避和推卸责任。但是,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宫廷职责就已经很多了。布伦丹觉得,王室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实在是太无聊了。你必须行动起来对抗这种无聊,你追求危险、刺激、紧张的状态。你沉溺于灵丹妙药或各种古怪念头——只要能打发时间就行。亨利是软弱的。他只知道忍受一切,所有的无聊,就像每天要服用的一剂化学药物。

他的前任,那个光彩夺目的文艺复兴王子,热衷于天文学、神学、数学、军事科学、航海术、演讲术、现代和古代语言、制图学以及诗歌。亨利则完全不同,他只热衷于看电视,或坐在电视前发呆。两年前,布伦丹曾经说过,时年五十一岁的国王因为无聊而越发苍老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国王这种不可思议的好逸恶劳却使他广受民众爱戴,即使有种种恶习(失态、迟钝、难以置信的愚昧),他仍然很受欢迎。他们喜欢他皱眉、眨眼,喜欢他乱蓬蓬的头发。目前,他的支持率略有下降,往常都是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民众们不想看到他们的国王步履维艰地穿过医院走廊,或极度紧张地与伊斯兰教社区首领会谈。他们希望看到他在竞赛场上酣睡。

“我去过她的卧室,”亨利茫然地说,“那里还是一个摆满绒毛玩具的动物园。她还那么小,巴格尔……”

布伦丹伸手拿起他的钢质公文包,解锁打开。“先生,我们比之前有所进展。我想我们搞清楚地点了。”

“地点?”

“您请看。”

照片又被拿了出来——公主的胴体被遮盖住了。虽然意识到遮盖的用意,但有那么一瞬间,亨利还是感到雪盲症一般的恐慌。她到哪儿去了?被遮住了,像木乃伊,像鬼魂。

“我想我们必须开始拉网式地搜索王室的每一处盥洗室,寻找那个浴缸,那面镜子,那个水槽,那种独特的布局。不过奥特瑞德手下的人已经大大缩小范围了。您看。在公主的左侧,香皂盒里放着一块香皂。”

布伦丹停下来,等亨利说话,

“你是在告诉我,这是王室唯一一处放有香皂的浴室吗?”

“不是的,先生。”布伦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好像海报或丝质印刷品的东西,展开一看:二十乘二十的大小,如液面般光滑,全白。

“我能问问这是什么吗?”

“那块香皂,先生。更准确地说是香皂的部分特写:饰章。”

亨利盯着香皂上那满溢的泡沫。

“这香皂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可您还能看到上边的凹痕。一朵百合花。三片花瓣聚在一起。百合花形徽章。这是昂蒂布角王室使用的徽章。八月份时,公主曾与您一起在那里度了两周的假。我认为,她的隐私就是在那里被破坏的。”

“真是美妙的说法,要我说,这就是死罪,巴格尔。那么,接下来呢?”

布伦丹从未见过这幅情景:国王竟摆出了君主的架势。他说:“如果您允许,陛下,奥特瑞德和我今晚就飞去尼斯。”

“准了……哦,我可怜的孩子。”

这两个男人静静地听着火车轰隆轰隆地缓慢向前行驶。布伦丹陷入沉思。维多利亚公主,理所当然,已经多次在全国引起骚动了。第一次骚动是当她还只有十七天大的时候:一位被解雇的保姆声称,她罢工是因为王后拒绝“按需”哺乳。六个月后,全国上下就公主是否应该断奶的问题分成两派,争执不下。诸如此类。能否允许她在室内不戴安全帽地骑儿童训练车?她是否应该在校外活动中吃快餐?她是否应该在倒霉的邓斯纳恩迪厅里穿“那条”超短裙?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公主十一岁时),布伦丹开始发觉,自己对公主与生俱来的迷恋中隐约夹杂了些许淫秽。不,不是淫秽,是下流,但确是纯真的。当她十二岁时,各大新闻报道突然就两大问题展开激烈交锋:1)卫生巾;2)侧骑姿势——公主当然从未提及此事。你可以感受到,有一种情感在公众脑海中聚集、累积:维多利亚试图在儿童和适婚少女之间寻找平衡。太多的忧虑集中于公主那珍贵的童贞……布伦丹想,英国人和英格兰的关系就是乱伦和自恋,但最主要是潜意识的;在下边,一切都是模糊的,没有阳光,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她今天就能收到信,巴格尔。”

亨利走到他的书桌前,用一把象牙白的刷子蘸了一点水,封好了装有写给女儿信的信封,又用右手中指上戴的戒指盖上了王室的印章。

布伦丹收拾着他的行李。首先是放大的照片,大得荒唐,就像一块塑料桌布。然后是原本的照片。他很高兴看不到维多利亚的眼睛,她的瞳孔在眼睛左边的最上角,挑拨得他蠢蠢欲动。他想他知道公主当时正在做什么。她在聆听。

精美复杂的百合花形徽章,现在只能看到细节:那处饰章。怎么了,谁会知道呢?那么巨大的一块香皂,也许把他妈的全城洗干净也不成问题。

随后,王室专列穿过伦敦北部,继续向西驶去。

安迪·纽看到列车经过。他就在铁轨旁边(他新发现的藏身之处),他看见挂有窗帘的车厢,那徽章和徽号。他想:都是纳税人的钱!虽然安德本人算不上纳税人……

他是个小贩子,卖点毒品和黄色电影。

而且,安德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街头游荡者,反全球化骚乱中垃圾食品店的狂热破坏者。两年前,他的同居女友切尔西为他生了个孩子:小哈里森。

一跃跳过大门,他向后边的斜坡走去,这时候他哥哥奈杰尔打来电话。对他来说,奈杰尔早些年还有点儿吸引力,但现在就如同其他混蛋一样,不值一提。

奈杰尔:“你没有再兜售那些脏东西了吧?”安德:“录像之类的:当然卖。言论自由嘛。但没再捣腾那些玩意儿了。”奈杰尔:“因为那东西要绝对禁止,绝对禁止。”安德:“绝对不行。”奈杰尔:“希望你说到做到。”安德:“无论如何都不行。”奈杰尔:“我真担心你,安德。在去曼彻斯特的火车上。”兄弟俩最近去曼彻斯特旅游了,去观看比赛,顺道看望爸爸。市政厅披上了绿色的网眼背心,出租车司机的无线电广播呼叫着前往不列颠山脊路、罗杰·洛基、欧克斯诺博、探戈三号和丁斯伯里中部。奈杰尔:“我们坐在车厢之间的过道上?好,也没别的地方坐。但我看着你,我想:你他妈的喜欢这样。坐在一堆垃圾中,喝着拉格啤酒。”安德:“你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奈杰尔?”奈杰尔:“我担心你,安德。”安德:“唉,你他妈的担心自己的税金去吧。”

他小声嘀咕地穿过小桥,一个声音从背后叫住了他:

“我说!打扰一下!年轻人!”

转过身,安德看见一个结实矮小的中年男人,穿一件白色条纹西服,扣了三个扣子,深色眼镜,博尔萨利诺帽。

“多谢,多谢。喏。劳驾您能否告诉我去……”

费了点儿劲,他从衣服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他笑了。“您好吗?”他热心地问道。

“挺好。您呢?”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感觉如此好过,谢谢,而且我非常享受现在的好天气。”

他有那种口音:比国王的口音还要正宗。

“我在找莫宁顿的克雷森特,您知道吗?不是莫宁顿的特雷斯,是莫宁顿的克雷森特……”

安迪很快告诉他该怎么走。

“啊。太感谢了。”

此时,随着手腕优雅地一转,这个穿西服的男人摘掉了他的深色眼镜——露出了安迪从未见过的最奇怪的眼睛。那么明亮而苍白:南极地区一般的碧蓝,被金黄的光环所环绕。有那么一会儿,安迪以为这家伙忘了带导盲犬出门。

“告诉我。你是安德鲁·纽吗?”

“谁想要知道?”

“我叫赛门·菲格内尔。”

他说自己名字的时候发出不同的口音:斯拉夫语。安德·纽发现那蓝眼睛变得邪恶而黑暗。

“你女人是狗屎,”赛门·菲格内尔平静地说,“你孩子是狗屎。”

2月14日(10:41):101航班

副驾驶尼克·肖普欧:嘿,这还挺酷的……

工程师哈尔·沃德:你说什么?

肖普欧:看到了吗?第二个飞,跑道右侧。

机长约翰·麦克蒙纳曼:……嗯,嗯。古老的哈维兰彗星型客机。什么?1955年?它这是要去哪儿?

沃德:克罗伊登,也许?航空博物馆?

麦克蒙纳曼:……这是要一直等到我退休嘛。

肖普欧:是啊。我真想趁年轻尽早起飞。

因为天气原因延误了七十分钟后,101航班终于动了起来,加入了九号跑道的队伍。航空管制坚持要求每架飞机起飞间隔三分钟。但今天,毫无疑问,所有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器都必须在十一点整之前起飞。塔台决定紧急起飞间隔为一百三十秒。机长冷静地提醒乘客,接下来会出现轻微的“气流颠簸”;由于会出现湍流,他还将告诉乘客,他们会感觉自己更像在坐船而不是飞机,以每小时二百英里的速度在波涛汹涌的海面行驶。

塔台:101航班,准备离场。麦克蒙纳曼:收到。

塔台:可以起飞。

10:53,101航班压低机头,继续寻找逃逸速度。雷诺兹·特雷诺系着安全带,直直地坐在2B座位上。她嘴里叼着烟,左手拇指按在打火机上准备点火。

肖普欧:V1……V2。升空。

飞机轮胎刚离开跑道,机长就熄灭了禁烟标志。

通常,飞机在爬升情况下喜欢逆风而行;但101航班现在面临的逆风,虽然还算不上风暴,但四十六节的速度,已经算是厉风了。因此,不管有没有出现湍流及其“漏斗”效应,机长立马面临着两大危险,一种凶险异常,另一种仅仅是非常严重。第一种危险是飞机可能会低于最小飞行速度,屈服于万有引力(其结果是飞机化为一个黑匣子,里面充斥着一连串的脏话)。第二种危险是抬升机鼻:这样一来,烈风会痛击机身的中部,使脆弱的飞机摇摇欲坠。101航班选择了抬升机鼻。雷诺兹借别人的余火点着了烟,身体向走道倾斜,朝机尾看去。隔舱门帘被卷到了头顶以上。她盯着一处过道,但那里挤满了人。她看见的女人们脸都挤得扭曲了:龇牙咧嘴,眉头紧蹙。其他人呢,他们如同孩子、如同牛犊一般皱着眉,正等待着死亡。

101航班目前的倾斜度是水平面向上二十度(可感觉更像是偏离垂直线二十度),它以最大的力量,终于冲破了可怕的气流。

此时,罗伊斯·特雷诺棺材上的锁突然崩断了。特雷诺从棺材里跌落出来,足足滚了三十五英尺远,一头俯冲到一辆固定在墙上的印有马赛克图案的山地车上。特雷诺倾斜地抵在货舱门上,当飞机平稳下来,并继续以小角度爬升至巡航高度,他仍然差不多保持着直立的状态。

“穿越云层的感觉是不是很棒?”坐在2A上的男人说道,“我喜欢生活在云端。”

“是的,”雷诺兹说,“但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

他正盯着她的腿看,带着非常挑剔的目光,至少雷诺兹这么认为,她欣赏自己的腿。现在,他正盯着她的脚。

“你不应该穿高跟鞋,”他说,“鞋跟会刺穿应急气垫滑梯的。这种滑梯还可以用作救生筏。你穿了紧身衣。”

“……的确是这样。”

“你不该穿的。它们部分是合成材料制成的,你知道的,”他说,“一旦燃烧起来,它们会融化并粘在一起。”

货舱内,罗伊斯·特雷诺的尸体好像自我调整了姿势。

它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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