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和方法涉及面很广，如何以准确的译名和解说将它们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译介者的难题。就和谐而言，无论怎么斟酌，总不免有偏差和错位。译介西方女性主义过程中，出现了有关译名的纷争，有关术语的解释的问题都是正常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译介文本中译名的选择、术语的解说都涉及“立足点”，也就是“位”的选择问题。一般说来，人们观察事物，是从本体、本位出发。外位在翻译过程中对传达原意很重要，但本位观决定价值观。在译介中，置身于特定文化的译者面临本位和外位之间的冲突。“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动因”，文化也在“含蓄迂回”地影响译介，只是挪用和改写造成的不一定是“硬伤”，可能是一般看不出的“内伤”，是无伤大雅的文化改造。孙艺风：《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原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引文自《新华文摘》2003年第12期，第100页。因此，译介研究会反映我们的意识形态取向，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文化自我指涉或者说自我界定的独特的标识”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和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本位”与“外位”的冲突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文本包含了双重声音。本章继续对这些译介文本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面对本位与外位冲突的难题，妇女解放的历史和现状、“中庸”的文化传统，“求真”的思想意识使我国译介者在性别关系的前景预设上指向“双性同体”亦可见“雌雄同体”、“两性同体”、“两性共体”、“阴阳同体”、“男女双性”等近似译名。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比较排斥解构主义。这些和译名问题、和“女性阅读”与“女性写作”的解说有总体的关联。
一、“双性同体”的设想
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为了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性别观念，然而，传统的性别观念在潜在的起着作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起到改造作用。本章第一节所列的“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译名的纷争，蕴含了性别的现状和妇女问题的历史。第二、三节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译介中“妇女/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等术语解说中的失误和倾向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关于“文学与性别”的某些看法。总的说来，中国的性别观在变化，但变化是在传统和现实的相互作用、制约下生成的。
从前三节的分析看，中国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时候性别观念受到几个意识形态资源的影响：传统的、革命的、新时期启蒙主义的。有关妇女的词语在传统社会中的意义，它们在受西方影响后的变异和在中国特定政治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都揭示了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西方女性主义者有关妇女“阅读”与“写作”在译介中被误解和误读的部分原因在于意识形态资源的影响。我们的性别观念所受到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影响使我们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前景预设出现了一个特别集中的观点：双性同体。
无论在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还是从身体、语言角度论述的“女性写作”，汉语译介中“双性同体”一词的出现频率都比其他词相对要高，表现出国人对其一定的偏好。其实，汉语中“双性同体”指代了太多英语中的概念，译介中使用这个词在一些时候只是为了传达译介者对这个词的理解罢了，有时堪称借题发挥。下面介绍译介中所涉及的“双性同体”的问题进行评析，说明国人译介“双性同体”的倾向和意图。
译介中汉语词“双性同体”对应了三个英语词：androgyny，bisexuality，和hermaphrodite。伍尔夫的“双性同体”（androgyny）概念影响最大。在其名著《一间自己的房子》中伍尔夫说，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受到两种力量的支配，一种是男性的理论，另一种是女性的力量。男女都认为自己比对方优越，双方若和睦相处，精神上一拍即合，才是正常的和令人满意的状态。一人若兼具两种力量，思想就会非常充实，才华就能得以施展，任何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人都或多或少是两性人。因此，作为作家，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女作家不必有意地像妇女那样说话。为了证明其思想，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塑造的主人公是个两性人，兼具男女两种生理特征和精神品格，有两个脸。两副身躯，两种心肠，其寿命长达四个世纪。
我国的译介者对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点的介绍有几种类型。一是简单观点说明型的，如讲，“伍尔夫认为，妇女的文学抱负受到社会和经济的制约，她赞成雌雄同体的性伦理，希望达到男性自我实现和女性自我泯灭间的平衡。”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52页。这种类型的介绍给人的感觉是“雌雄同体”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而“男性自我实现和女性自我泯灭间的平衡”则是有些让人费解，也许其意思是要说，现实中男性可实现自我，而女性则自我泯灭，需要改变改变，以达到平衡。二是转述他人评价型的，如说伍尔夫认为“双性同体”不仅是一种创作的最佳心理状态而且对创作也是“最有助益”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7页。然而，肖尔瓦特觉得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是对自己的女性气质和独特女性经验的压制，她“竭力证明伍尔夫眼里的双性同体是一种不现实的东西，它能帮助伍尔夫避免与她自己的痛苦的女性气质相遇，并使她能够压抑和遏制心中的怒火和野心”。于是引述者据此说明，肖尔瓦特的评说“让人深思：双性同体是不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不是以消除性别的差异为前提？”此类引述相当常见。也有译介者引用女性主义激进派和自由派对伍尔夫的正面评论，来说明“双性同体”可以给“压制女性的异己性的一元化体系带来极大的混乱”，可以“粉碎与性别等级相联系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制度”。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评价型的。如林树明说，“伍尔夫的关于文学的性别观念充满了矛盾，提供了较多的讨论余地。归纳起来有两点：其一，‘两性共体’并不针对文学表达的特定领域，主要是涉及男女平等和睦相处的平等思想，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即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更具有民主性，在普世的男女皆有平等的权利的意义上，没有男女的区别；其二，由于男女的经历与体验的不同，其文学表现的内容与形式就必然有所差异，女性有她们独特的表现对象与表达方式。”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从前面引言看，“两性共体”主要就是针对文学表达而言的，林的“其一”那点的判断未必正确。
其实，伍尔夫的这个“双性同体”概念也许是为了证明在相同的条件下，女人能和男人一样取得成就，男性艺术家不应该忽视女性，不要压抑自己的女性状态的迸发。这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为女性辩护的特别形式。伍尔夫对女性的特色并不排斥，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伍尔夫提倡独特的性别之声，她还注意到女性生活的特殊性对写作带来的影响。在她看来，双性同体和女性的独特性两者并不矛盾。
译介者把西苏关于女性写作中bisexuality也以“双性同体”之名译出。西苏的“双性同体”（bisexuality）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androgyny）从英语原文上看就不是一个概念。西苏的“双性同体”概念源头在心理学上。心理学家荣格说，“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通过千百年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男人和女人都获得了异性的特征。这种异性特征保证了两性之间的协调和理解”，“要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如果一个男人展现的仅是他的男性气质，他的女性气质就会始终遗留在无意识中而保持其原始的未开化的面貌，这就使他的无意识有一种软弱、敏感的性质。”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页。弗洛伊德也有“双性论”的说法，认为妇女有“一种原生的双性（original bisexuality）”，也就是，妇女存在男性与女性两方面的特征，妇女是不完善、未达到一定高度的“男人”，是男人的变体，一个特殊样式。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London and Henley，1985），pp。170-171.西苏说自己的双性观念和旧的“双性同体”不同，旧双性观实际上把男女两性的特征压缩成了以男性为主的“整体”最终导致差异的消除，旨在使女人不再向往性别差异的必然尺度，而她的“另类双性”（other bisexuality），是多元的、可变的，“不消除差异，反而鼓动、追求、增加差异。”Helene Cixous，“The Laugh of the Medusa，”in New French Feminism，ed。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1），p。254.这个说法呼应了德里达所谓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原初女人（archi woman）的变体。”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London and Henley，1985），pp。170-171.但是，西苏认为，男人绝少“双性”，他们视女性为低等，害怕阉割而焦虑不安，决不允许自己成为女性，因而始终固守菲勒斯的单一特征，也不能允许自己的写作中具有双性；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双性共体”，因为她们不会为统治者地位所异化，没有一系列固定、僵化的争斗，渴望交流与撞击，因而也就容易进入他人，其写作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吞没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中，西苏具体阐释了双性同体观念在写作中的实践，描述了自己如何在消弭了自我之时进入他人的心态。
译介中，有的学者把西苏的“另类双性”观点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联系起来，说“不满于伍尔夫‘双性共体’的含混性”，西苏和一些女性主义者“发展或修改了‘双性同体’概念”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其实，西苏提出“另类双性”不是针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而是为了证明“阴性写作”的效果，给“阴性书写”从本质主义的批判中解套，即，虽然现阶段女人比男人可能采取更开放、质疑的态度，但人们都继续在性别角色间游移，不论男女都可以创作出“阴性文本”。有学者说，“西苏以既有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来解构顽固的二元对立。‘女性写作’正是她所说的双性同体的诗学。”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这是从双性同体的角度去介绍西苏的“女性写作”的，有误导倾向。至于说西苏创作中“无我的境界就是双性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作家不但了解自我，而且了解自我的不同指出及别的世界与我的差别，所以说，它是一个增加了差异的世界。西苏在这儿所写的消弭自我的境界与中国古代哲人非常推崇的‘心斋’、‘坐忘’境界颇有相似之处。”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第105～111页。虽然这个类比是为了更易于被国人理解，但是国人不是被引得误入歧途？因为西苏的强调的是前俄狄浦斯状态，倾听的是无意识的声音，“阴性”的写作是与非理性、无秩序、原欲的流动等联系在一起。
除了androgyny和bisexuality外，还有一个词hermaphrodite被译成了“双性同体”或者其近义词。这个字的希腊字根是hermaphroditus，亦即希腊神话中贼神赫尔墨斯（Hermes）和美神阿芙罗蒂德（Aphrodite）孩子，一个男女同体的林中仙子。在《性别诗学》上有文章题目为《双性同体人的跨文化审视》，内容中则忽而将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词译为“雌雄同体人”，忽而译为“两性同体”，或者称为“雌雄两性人”，附注中则称为“双性同体人、雌雄同体、阴阳人”。
对这三个词的区分，中文的译介者并不十分用心，也许是因为所占有的大多是二手的汉语资料的缘故，这些词的混用起来，形成一个中文中十分热闹的有关“双性同体”的命题。
由于译词相同，把不同的“双性同体”说成一个范畴就成了译介中普遍现象。比如，张岩冰列举的“双性同体”一节，先说柏拉图的“双性同体”故事，认为androgyny本义是生物意义上的“双性”，而后叙述伍尔夫的观点和西苏的观点，并没有表明后者所谓的“双性”是从bisexuality而来。林树明同样含糊了“双性同体”在英文中的不同词源说，指出20世纪60年代，一些批评家用“两性共体诗学”来评价文艺作品，玛丽·艾尔曼的《对女人的看法》（1968）涉及“两性共体”的立场、卡罗琳·赫尔布鲁思在《认识双性同体》（1973）中说，“我们将来的出路是从性别两极化和性别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运动。”为修改“双性共体”。切莉·雷吉斯特提出了一种“文化的男女双性”，她认为文学必须具有多种功能，除了作为妇女的论坛，促进姊妹情谊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获得文化的男女双性”，它能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文化价值系统具有人性而得到平衡”。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这里的引语都是转述自汉译本。
译介者在介绍“双性同体”时表现出对这个词的推崇。为了证明“双性同体”在西方世界有相当地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说法被堆砌在一起。有人引用海登说法，“两性共体是一种理想，它允许性别角色的自由选择，允许人们表达相对性别的倾向。”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有人从张京媛主编的书上引译文，雅各布斯也基本赞同：双性同体是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这样的父权制原则的概念，处于父权文化边缘的妇女更趋向于双性。她从反本质论的角度出发，否定本质上的男性和女性的存在，其解构对象不仅涉及男女两性，而且扩大到了主体与客体、写作的妇女与被写的妇女、阅读的妇女与被读的妇女之间的界限。而且，这样的消解对立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文学之中，“因为只有在语言中——在阅读与写作妇女中，女性才得到显示和扰乱，固定的性别特征才在差异与分化的作用下产生无止境的移位，而这种差异和分化既创造着又消灭着性别、特征和意义。”因而，双性同体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一个消除性别对立的概念。
另外，有的中国学人明确把“双性同体”界定为女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方面典型的说法是，“女性主义者以‘双性共体’的理性，消除人类处境的对立面两极——阴与阳、男与女、乾与坤、肉体与灵魂、公与私、社会与家庭、感性与理性、混沌与区别等二元对立与分离，从而借宿男女两性的对立不平衡关系，代之以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和可变换的、非恒定的文化性别。”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73页。“‘双性同体’是女性主义者理想的人格形象，而且也是她们用来反对阴阳两极化及性别本质化永恒不变的一个有效概念。它也是个体的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未来之设想。不论是女性主义研究流派，还是女性主义者个人，总是要经由平等、差异之路，最后到达‘双性同体’，以此来解决她们的难题。”还有学者认为“双性同体”是相对于“女性经验”为核心的批评的另一种选择，“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可以分为经验论和理念论两种。经验论强调性别对立所造成的特殊经验感受，理念论则追求一种两性融和的行而上的思想。前者政治意图强烈，认为只有修正男性历史的主观意识，才能保障女性意识的存在；后者则要求超越性别经验的樊篱，从而达到一种无性意识的乌托邦……女性主义批评的经验论和理念论均以性别和权力为中心议题，共同的目的在于廓清传统父系文化中女性为卑的错误思想，确定女性在当今世界上应有的自我现象。但自我形象如何稳定却无一致的理论。经验论坚持性别本位，理念论则移情于中性思想，孰是孰非尚无定论。由于理念论的雌雄同体观念常常受到怀疑，被认为有沦为女性自造天使的危险，所以总的看来，经验论比理念论的声势要更大一些。然而，不论经验论还是理念论，都要求还女性以本来面貌，既拒绝被视为妖女，也拒绝被奉为天使。”王逢振：《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63～64页。说来，这个看法应该是把“法国女性主义”视为“双性同体”的代表了。
对“两性同体”的推崇昭示了我国当代男性及女性希望相互了解与沟通的良好心愿，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然而，就译介而言，这是典型的“双重语意、双重声音”。一方面我们渴望用西方的性别观念来改造中国的性别现状；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西方的概念上，以“双性同体”的说法完成了对中国两性关系及中国女性文学前景的预设。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两性同体”是指什么，它应该从什么角度进行界定，它作为文学的存在可能吗？它对文学创作、鉴赏及批评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我国的应用中，这个词又挟带了什么新的含义？有的人是把它当成“中性文学”看待，说“双性共体”或“中性”文学是不存在的，也不会是文学发展的理想境界，如果用它去要求文学，会产生一些弊端。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这说明，前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的介绍并没有影响作者心中的“双性同体”的定义，说明作者自己先在就有了什么是“双性同体”的印象。
二、后现代哲学的精髓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至今，回顾性和总结性的东西不少。我国的译介也基本上跟着回顾性的文章走。由于西方学术自身重逻辑、重体系、重概念推导的特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诞生起就处在各种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它的实际过程也是不断从经验描述到逐步理论化的过程。前面多次提到，女性主义并非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也没有自身批评的根源，它以否定、补充、修正男性的理论假定和方法为开端，又借用这些理论和方法为工具，也正因为此，它呈现出多元和分歧。由于实践上女性主义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的否定和怀疑来界定女性经验、女性艺术，不断摆脱其他理论的影子，力图建立自己的体系和框架是女性主义批评的追求。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强调女性经验的同时，对自身的理论、方法、批评范畴和术语进行反思，提出建立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妇女诗学，以代替传统的以男性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肖尔瓦特在《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指出女性主义批评的“修正式阅读”在理论上的局限性，说，“女性中心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妇女诗学，为妇女文学的分析建立一种女性框架，发展建立在女性体验研究上的而非男性理论家和他们的方法之上的新方法。”转引自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0页。然而，从目前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述还是依据其所借鉴的理论。
按说，中文的译介也同样要对理论基础作一定的介绍，这样我们对各流派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理解也才更为确切。但多数介绍都是对理论一带而过，有的介绍了理论但语焉不详。特别是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的介绍给人的感觉是译介者也有一定的糊涂之处。比如西方文论的变异发展往往是某一体现内部困境的突破，或由哲学思潮的兴起而来，往往是一种理论的兴起意味着另一种的终结。西方文学批评真正突破性的发展是在后现代的影响下展开的。
后现代主义一词含义甚广，它可以用来指涉一个当代文化的时代，一种“美学实践”，也可以指一种理论思想发展，以批判现代启蒙主义的各种设想为特点。“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学术、文化背景和生长基础。可以与三个相关的词在一起理解，“现代性指的是启蒙时代以来，以理性为本的世界观；现代化则指欧美19世纪以来，以启蒙精神为基础所发展起来的整套文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病的反动与反省”，后现代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既有继承也有超越。“继承指的是两者共有的对现代化的批判；超越指的则是摆脱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依赖。现代主义只是现代化的反面，因此无法真正反思到现代化的根源——现代性，即德里达所指的理言中心倾向（logcentrism）。”乔以钢著：《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应当说，“后现代”是对西方已经发展成熟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和再认识。它的基础是伴随西方“后工业社会社会”的到来，人类面临的新的生存困境促使人类对已有文明进行反思。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常常是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三者共冶一炉。
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处境带给女性主义新的视野，比如法国女性主义者的贡献，但在中国“奔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后现代的哲学基础与我们多少有点“隔膜”。我们可以译介这些后现代的理论，但简单地浏览一下与女性主义相关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一些术语和说法与我们的文化相隔甚远。
后结构主义一词是复数的，包含相当广的一些理论立场，其共通的基本假设是，语言并不反映既存的社会实在，相反的，语言建构了社会实在。所有的意义是在语言之内被建构的，语言并不保证有一个意义自足的说话主体。被女性主义者所吸收利用的后结构主义的成果主要是德里达和福柯的创见。
德里达是对结构主义提出批判而又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他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继承了“差异”和“意义非本质”的观点，但批判了索绪尔理论中所透露单一意义的倾向。他指出，“能指”和“所指”在语言系统的位置与意义是由关系与差异决定的，意义的获得只能是暂时的，指涉一个缺席的“在场”；所以文本的意义是无法有终极阐释的，应该鼓励文本解析的“自由嬉戏”（free play）。德里达进一步批判道，西方思想的本质是一“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设想在存在的现象下有一内在的、固有的意义或真理，这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上的，隐含了一种阶序（hierarchy）的价值判断。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倾向使人们执着于某种“在场”、本质、或真理，认定有一“先验所指”，自在自足、不假外求的存在，作为“意义的源头”。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有助于女性主义对与之同质同构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德里达的解构方法被女性主义批评挪用后，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批评力量。
福柯的理论之所以对女性主义有用就在于它研究并解答下列问题：社会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人们又怎样可以改变性别、阶级与种族等的社会关系？这需要一种历史的角度，而最能诠释这种角度的是福柯。福柯把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包括意义的不断延异、主体的不稳定，整合到一个语言和社会权力的理论。“话语”（discourse）、“权力”（power）与“抵抗”（resistance）占了中心要旨。“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各种话语不仅是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更是构成它们试图掌控的那些主体的身体的‘本质’、无意识与意识的心智活动，以及情感生活”的要素。但由于“权力”的作用，“话语”并非全然稳定不变的，权力并不仅有“压迫性”的一面，还有“生产性”的一面。福柯用“抵抗”的观念来解释“话语”的潜在颠覆性，话语与权力相辅相成，又可能彼此抵消的关系：“话语传播并产生权力；话语巩固权力，但同时也挖它墙角，揭发它，使它脆弱，而得以挫它的锐气。换个方式，沉默与隐密是权力的庇护所，稳固它的禁律，但同时它们也松弛了它的管辖，提供了给予相当容忍度的模糊地带。”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one）：An Introduction（Harmondsorth：Pelican，1981），p。101.对权力的抵抗可以以新的话语、生产“新的真理”的形式出现，而这牵涉对某些被压抑的话语或知识的重新评价。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指出，福柯理论的一大盲点是对性别（gender）建构论述的不足。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试图在福柯主体理论加上性别的一维，她提出“宣成性主体”（performative subject）的概念，指出，言语之所以会有力量，形成行动，不是因为它反映了个人的意志或意志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援用、重述了宣成的规则与惯例。作为生存在世界上的一个性别化的主体，每一个人总是、也已经是在性别表演的行为中，当我们认知到我们是在表演，就可以对在其中运作的权力进行操作、重新建构，然后把它写进这个表演的脚本中。
精神分析理论家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可以产生关联的是弗洛伊德和拉康。对弗洛伊德，女性主义者重新发掘了他主体观方面的某些理论，尤其是他有关无意识的论述，认为其开放了无意识欲望流动对性别认同造成不稳定的可能性。弗雷克斯（Jane Flax）指出，弗洛伊德对主体非理性以及主体非稳固不变的想法，与后现代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理性主义者对理智的信念，以及实证主义者认为感知与观察是可信赖的基础，都在于心智不至于全然受到身体、激情及社会权威、惯例的影响。然而，弗洛伊德的心智理论使得这些信念岌岌可危。”Jane Flax，Thinking Fragments：Psychoanalysis，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14.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重点是建立他的学说中付之阙如的“母亲话语”，她们的方法是回到前俄狄浦斯时期（the pre Oedipal phase），以母亲为中心，重新界定母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的关系。美国学者秋得罗在《母职的再生产》（1978）中论道，在前俄狄浦斯时期，孩童开始有身体完整性与心理独立性的内在意识，也就开始了自我疆域感（ego boundedness）。由于母亲通常都是单独负责婴儿早期的抚育工作，因此母亲对于自己以及婴儿的性别认定，主导了婴儿自我区别（differentiation）的过程。母育的过程使一位母亲涉入了一种双重认同当中：与她自己的母亲和与她的孩子之间的认同，在其中，她重复着她自己经历过的与母亲的关系。母亲将男婴视为与自己不同的性别，会“把儿子从与她的前俄狄浦斯关系中挤出”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09.，鼓励儿子朝与自己相异的方向发展，趋向一个向父亲或父亲替代物角色的男性认同。这造成男孩的一种分离的自我感，这种分离的自我感继之发展成一种“阳性特质”的意识。女孩一直与母亲比较亲近，与男孩相比，自我疆界感比较松弛，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不是“恋母恨父”，而是经由这个阶段发展对异性恋的认同。一个女人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母亲，也正因为她与男人的异性恋关系永远无法超越前俄狄浦斯期她与母亲的紧密的内在心理关系。秋得罗的探讨翻转了弗洛伊德性别获得理论中阳性特质与父亲角色的优势地位，母亲的角色跃居一个核心的地位，这开启了女性主义者通过改变家庭、社会的制度与结构，以转化性别角色规范的可能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青睐拉康的理论，是因为他的理论最有原创性的一点：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整合道一个语言学的架构中。拉康指出，无意识运作的原则就是语言的原则，或者是意指（signifying）的原则，“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the 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Jacques Lacan，The Seminaire。Livre lll。The Psychoses，1955-1956，trans＆notes by Russell Grigg（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167.而这个无意识的语言体系，是以阳具为优位能指（the privileged signifier）。孩童主体性建立的第一个关键时期是“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小孩在6个月大的时候，在母亲的怀抱里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完型（gestalt），他认同于这个形象并使之成为建立自我（ego）的基础。这个自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不同，它来自视觉的感知而非生理学上的经验。历经镜像阶段的孩童经由视觉所形成的自我，还要进一步发展成一个社会文化性的个体，也就是在象征秩序（the symbolic）中的主体，这个发展的关键启动点是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也是性别获取所由的途径，正常情况下，女孩选择“做阳具”（being the phallus），而男孩选择“有阳具”（having the phallus），孩童认同的对象从“阳具的母亲”转移到“阳具的父亲”标志了他进入象征秩序的开始。“父亲之名”（the Name of the Father）是这个象征秩序的运作法则，其一方面授予主体身份（给其命名和位置），另一方面意指着（signify）俄狄浦斯禁制，也就是乱伦禁忌。这个象征/语言体系，是以阳具作为优位能指。阉割的威胁使得心灵内化了父亲的律法，包括乱伦禁制与代表父亲权威的一切，形成了超我。对恋母欲望的压抑形成了无意识，换句话说，无意识是“大他者”、“父亲之名”压抑欲望的结果。欲望、潜意识能量，依循着语言学的原则，借组合（combination）、替代（substitution）、位移（displacement）、压缩（condensation）、隐喻（metaphor）以及换喻（metonymy）等方式，在意指链上不断地蜿蜒开展，却无法达到一固定、确定的所指，也就是欲望的原初对象。拉康的无意识/语言体系的理论让女性主义者有所发挥。阳具虽然是无意识/语言体系的优位能指，但它终究是一个符号元素，与“男人”这个所指的对应关系是任意的。因此，不论男人或女人都不可能真正“拥有阳具”。象征秩序对性别认同或性别差异的控制过程，始终存在一种惘然的威胁，一种来自无意识的抵抗。幻想不时介入性别认同的过程。拉康的理论被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改造，在一些作者，尤其是在克里斯蒂娃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后现代主义给西方学界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是其新的生长点，因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共同关注的问题，如对于主体、差异、边缘等的重新探讨。后现代主义使女性主义能够指出：逻各斯中心的深层心理结构其实是菲勒斯中心，女性主义要解构的就变成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持启蒙人道主义的立场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后现代主义耽于意指链上、意义的无止尽延异游戏，对主体、权力运作的定义都作了修正，是对女性“政治”的削弱。
三、“话语平移”的难题
有人评价我们的译介说，“着眼于本土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并没有过多纠缠于一些概念、术语的纷争，自觉地与一些热点保持某种距离，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所特有的理论姿态。”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32页。这是颂扬的话，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姿态会造成的后果是：概念术语的混乱不清，理论上“滞后”。也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追究“离开了启蒙人道主义的主体观，就不可能有女性主义政治？什么样的主体观才是对女性主义政治最有效的途径？”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而在于“语言学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难于逾越多知识及词语的鸿沟”，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内部携带着一个世纪的‘时间差’”。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见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我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决定了对西方后现代话语进行“话语平移”很困难，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就越发隔膜了。
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于20世纪60～80年代。60年代，面对传统家庭的解体、单亲母亲的困境，问题儿童的增多和艾滋病的快速流行等问题，人们反思：“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是否过于极端？80年代，面对越来越多的女性转战职场，或疲于奔命，或光彩照人步入领导层的现象，人们也反思，女人能否“完美”地在家庭和社会两个领域里同时获得成功？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的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以对传统的、现行的社会/文化的解构与重构为己任，直到9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流派才真正成气候。与90年代大量西方学术思想的被介绍进中国相伴随，与1995北京世妇会前后多种女性主义思想和方法，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与立场的大量、密集、广泛地进入中国相伴随，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女性主义的一种视角与方法。
译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译名不达，有的是解释混乱。正如在前面译名部分，我们提到了如何解读woman/female的中英文含义，其实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西方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对这个词的具体概念内涵也有差异，只是国内很少有人重视这个词的“内涵的多样性”。宋菲菲：《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女性含义的阐释》，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再比如，在对后现代理论介绍相对详细的张素凤一书就出现了“历史与脉络文本化（contextualization）”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09页。这样不清不白的译词，另外当她提到“阳具并不等同于阴茎，阴茎是生物学上的器官名称，而阳具是从这个器官所衍生的想象于象征意涵、作用”时，宋的发挥有中国特色，英语里就是用的phallus罢了。
然而，“后现代”之类话语在女性主义译介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又被奉为至宝，并大有力争成为中国大陆女性主义主流话语之势。比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述了英美派与法国派的主要特征以及两者的比较关系，但在书的宣传中声称该书“旨在解构西方菲勒逻各斯主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整个西方人文传统进行一种再审视、再思考，具有一种将迄今被掩埋和篡改的传统加以恢复和重视的作用以及某些‘后现代’特征。”张翠萍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凌江在讲女性主义时候说，卫慧们恰是后现代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写作？张凌江：“有差异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http：//www。gzu521.com/paper/article/sociology/200607/3028_3.htm下载于2008年12月。
当然，也有学者对“话语平移”的后果有所警惕，说道，“今天，中国大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携手是一种存在的需要，也是发展的一大充要条件。但是，后现代主义毕竟不是女性主义的直接思想成果。因此，女性主义在利用它作为解构的武器的同时，必然会遭到它的解构；在利用它作为改造的工具的同时，必然会受到它的改造。而这一解构和改造又难免与妇女解放目标背道而驰，女性主义群体的被离间，女性主义力量的被化解，女性主义理论的被销蚀，女性主义思想的被破坏也就在劫难逃了。所以，后现代主义是中国大陆女性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陷阱；并且，事实上，中国大陆女性主义也正面对着它的挑战与颠覆。”王金玲：《后现代主义：中国大陆女性主义面临挑战与颠覆》，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语言的准确意义存在于其应用功能中，语言伴随着人的一切活动而发挥功效。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反映了我们不自觉地在“本位”上对外来事物的审视和处理，而译介中“外位”的要求不自觉就被照顾不周。传统文化资源和初始的诗学经验是我们的出发点，西方女性主义是我们的参照，于是就出现了对女性身份认同上的“双重语意，双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