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介绍、评论的繁荣与原著翻译的升温，中国一些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将女性主义与中国的文学研究相结合，在文学研究中阐发女性主义的中国内涵与中国精神价值。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者，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表现出来了自身的能动性：一方面是比较自觉而有目的地接受和借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的重大立场，开始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己的理论行程；另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性运用、改造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本部分拟梳理一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脉络、比较一下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异同、进而分析说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边界问题。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与学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接受有着“基本同步”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译介，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步从评介走向应用。许多的刊物都在一定时期有过类似“女性文学批评”之类的专栏，到21世纪初，女性文学研究者的数量，已相当可观了参见北京语言大学“性别文化研究网”谢玉娥女士收集的数年来“女性·性别研究与批评”学术信息。本章搜集、梳理了各类文章的部分篇目，对之进行分类、评析，以期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阶段、文本类型上作一个整体的把握。
一、“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期
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阶段需要先考察一下“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期，看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提，以便更好地把握其以后的态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取得发展的背景之一是，中国先就有“阅读妇女”、研究女性作品的基础，我们需要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之是否有延续性。
中国历史上女性作品的研究始于“五四”前后，作者大多为男性。清末咀雪子编的《祖国女界文豪谱》（京师中华书局1906年），雷瑨的《闺秀词话》（扫叶山房石印本1916年），均搜集整理女性的作品。谢无量撰写了《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这是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中国妇女的文学创作史。30年代，出现了几本女性文学史的专著，如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及谭正壁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上述著作虽然呈现出对女性及女性文学的关注与同情，但其基本立场还是传统的，在资料罗列上还挟缠着偏见。比如，谢无量关于朱淑真的诗词作品，仅收录了她伤春惜玉咏吟风月的作品，而对于她关心时势政治、农夫疾苦、控诉封建礼教的作品则一首未收。不过，对历史上女性文学成就总体上不过尔尔，在作者数量和作品规模上都难与男性相提并论，研究者认为个中原因不在于女性的才智缺陷。谢无量指出，“夫男女先天之地位既无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则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学而论，女子固亦可与男子争胜，然自来文章之胜，女子终不逮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意致之。”谢无量著：《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这里他道出两性的“境遇之差”给妇女创作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切中了传统妇女文学弱势之原因的一个侧面。梁启超亦感慨中国“极贫弱的女界文学”，并把清代二百余年的妇女生活比作“登高山”和“扫落叶”，这就意味着：她们所登的时间越长，越接近刀山的尖巅，生存处境就越危险；妇女认识的积弊，也像不断打扫的落叶一样，越堆越厚重。
“五四”后的几十年，女性作品研究有了较大进展。20世纪20年代对“五四”女作家的评价“标志着现代文学批评初步将女性创作作为‘人’的文学的一部分纳入了自己的视野。”20世纪30～4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走向初建期，“总的看来，三四十年代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受文学‘工具论’的本质主义论影响较突出，其内涵由‘五四’时期注重国民启蒙逐渐向强调阶级斗争、民族抗战的功利性转移。在具体批评实践中，不少论者能够结合女性文学创作实际，对妇女生活背景及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给予注意，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女性本位观念。”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前，也就是20世纪50～70年代，女性作品研究处于停滞期。1978年之后，由于女性创作本身的繁荣发展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对性别角色的重新体认，女性作品研究愈来愈引人注目，这为吸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成果打下了基础。引入女性主义批评之前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批评特征夸大是不客观的，同样，对引入女性主义批评之前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忽略不计的做法也是不应该的，因为正是由于对中国研究和批评的传统的存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引入才不显突然，才能被广大读者所注意，才能有所附丽并驻足下来。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早期峰点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许多借鉴西方批评方法的热潮。1985年，全国性的“新方法”学术研讨会召开了四次，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四卷本丛书出版，除了《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主要是译文外，其他的三本多是国内学者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为对象，带有探索性质的论文。虽然这些论文可能在方法的运用上不是那么熟练，观点也未必确切，然而给当时的批评界带来了一定的震撼。不少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变异就是这样起步的。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入，许多女性作家和学者加入，女性文学研究的队伍有了相应的变化。随着批评的深化，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日渐“找到了一种能够激烈地、充分地、到位地表达自身的性别体验的语言和说话方式。也只有在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批评才开始自觉地显现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表征。”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42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入对我国批评家造成极大震撼。1986年以后出版的部分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论著，都毫不隐瞒这种理论立场，并将此贯穿于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批评家对自己理论立场的宣言或描述。比如，刘思谦说，“我奇怪自己写了十余年文学评论动不动就是人的发现和觉醒什么的，可是女性的发现女性的觉醒在我的视区里竟是一个大盲点。借用一位女评论家文章里的概念来说，我过去用的原来是‘无性眼光’‘无性姿态’。”刘思谦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王绯说，“我在中国妇女思想史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有关文化的理论交叉处，终于找到了可以用来托底的东西……从此不再回避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者。”王绯：《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戴锦华说，在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已经明确地采用女性主义立场大约有十几年的历史”，女性主义始终“贯穿并体现”在她的理论中。
以1986年为界，女性主义对妇女创作和评论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引”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次展露实绩是在译介达到高峰的1988和1989年，它可以1988年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和1989年《上海文学》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为代表。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妇女研究丛书”，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虽然各书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其中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因寻找“女性”，呼唤女性研究的诞生而格外令人瞩目。随后“丛书”在1989年出版了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该书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张扬的女性意识为立场，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重读，读出了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向男性文学提出诘难，建立了独特的女性文学的框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上海文论》在1989年第2期所开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同样表现了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绩，朱虹的《对采访者的“采访”》、孟悦的《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海莹和花建的《FEMINISM是什么？能是什么？将是什么？》、王绯的《性扭曲：女界人生的两极剖视》、毛时安等人的《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首次显露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较强阵容。国内其他一些刊物也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论文，如严平《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李运抟的《美貌的女人与俗套的艺术》、吕文辛和王巧凤的《悲剧性别：女人——论男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杨永丽的《“恶女人”的启示》等。也正是在1988～1989年间，一些长期从事女性文学批评的人转向了女性主义批评，比如陈惠芬、赵园、王绯等人本来都在传统的框架中评论女性的作品，但从此她们的评论文章透露了女性主义的气息。陈惠芬负责编辑了我国第一个“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专辑”，撰写了《女性生存的困境》等具有浓烈女性主义色彩的论文。赵园在《试论李昂》中说，“无论沈从文还是巴金，都不曾深入于少女意识深层，如此逼真地某些她们性意识到萌动。他们无不乐于玩赏少女的天真情态，理想化以至‘圣洁化’中有十足的男性趣味。”赵园：《试论李昂》，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王绯从《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1988）开始加强了对“父权文化”的批判，女性意识越来越明显。这些说明了女性主义80年代初进入中国在文学批评界已经产生了深入影响。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二个峰点出现在译介出现高潮的1995年。1990～1995年前后，各刊物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文章众多。在人民大学出版的“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中“女性文学”一栏下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00多篇。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1995～2000年文章更是层出不穷，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相关的文章出现在各种刊物上，比如荣维毅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浅议》（载《北京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戴锦华的《奇遇与突围——90年代女性写作》（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王琳的《走出女性心灵的樊篱——新时期女性文学若干心理症结的梳理》（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采薇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大众文化视野——第四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侧写》（《文艺评论》1999年第2期）、韩莓的《新时期女性都市小说主题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刘思谦的《女性·妇女·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贺萍的《困惑与寻求：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兼谈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乐铄的《90年代女性私小说“性别”弱视》（《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3期、董之林的《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陈纯洁的《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50年》（《文论报》1999年7月29日）、徐颖果的《中英女性文学及其女性主义文学之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等等。
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多部研究专著，比如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林丹娅著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陈惠芬著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陈晓兰著的《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盛英著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从思路上说，这些书没有走出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所定下的基调，但它们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突破。如陈顺馨用叙事学的方法分析了《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没有涉及的当代“十七年”文学，她所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并不是《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说的“无性别”，那个时代压抑的只是“女性”，并不是性别本身，“无性别”的下面潜含着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抑。林丹娅在书中对于女性被书写的历史的清算没有超出《浮出历史地表》一书的范围，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论述却为前者所缺乏。刘慧英则不拘于古今中西，她通过“才子佳节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等叙事模式的分析，剖析了我们所熟知的中外小说作品中的出乎我们意料的男权意识。她的中西一体化的叙述，将《浮出历史地表》借西方女性主义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的性别歧视问题的立场凸显得尤其清楚。
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期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三阶段是21世纪伊始到今天。这个阶段的特点一直是女性主义的视角，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颇为常见，文章著作继续稳步推出。以专著为例，2003年出现了乔以钢著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西慧玲著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1995年版的林丹娅著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又再版了；2004年，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邓利的《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2008年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二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密切。自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至今，女性文化研究在中国呈现上升势头，到2000年底，有关妇女研究的专著已达几十本之多，跨学科研究文章更是层出不穷。2000年，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丛刊已出到第四辑，中外学者有分量的文章在这里纷纷亮相。这一年，首都师范大学女性文学研究中心和中文系还推出《中国女性文化》一书，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形象、女性学前沿、女性写作背景等进行了探讨。
这一阶段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更多学者开始反思、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总结反思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著作是陈志红著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宋素凤著的《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厚成和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中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也各有一些介绍文字。其他文章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思考，比如李小江的《你的“奥秘”中是否有我？》（载《读书》2000年第6期）、王金玲的《后现代主义：中国大陆女性主义面临挑战与颠覆》（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等等。
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开始崭露头角以来，所出现的文本不计其数，我们不可能对所有文章、专著一一列举说明，只能择其类、选其要进行综述，把握其基本脉络。以上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阶段的划分是以从时间上、规模上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括。若是从类别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沿袭了西方的几个模式，第一，阐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存在的哲学基础。第二，批判男作家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第三，女作家中心的批评。第四，探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女性主义前景走向进行预测等。这些不像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阶段性状况，在中国这几个模式几乎是同时出现，相互促进的。
（一）阐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必要性很重要。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发端和发展过程中，国内一直就有理论家对女性主义批评反应淡漠，甚至一些女作家、女性理论家曾论称中国不可能产生女性主义批评，因而国内女性主义批评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寻找自身理论的基础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早期，不少文章说明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必要性。孟悦的《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浮出历史地表》的序言）、陆星儿的《女人与危机》（《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荒煤的《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批评家》1989年第4期）、严平的《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批评家》1989年第4期）、钱荫榆的《从世界妇女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看我国妇女文学的失落》（《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海莹、花建的《FEMINISM是什么？能是什么？将是什么？》（《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卫泽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意义》（载《晋阳学刊》2006年第1期）、金文野的《有“性别”的思想——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价值》（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等文章揭示中国妇女问题的突出，说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必要性。
这些文章中有的试图证明，中国男女平等的法律权利并没有根本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陆星儿称，“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不完全意味着‘独立’与‘解放’，还有观念的、生理的、习惯的等种种方面，仍无形地网罗着妇女，使她们难以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们更辛苦，更操劳，而作为女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陆星儿：《女人与危机》，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而孟悦则概括地说，“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尽管统治角色和统治术已在无数次改朝换代中一变再变，但这唯一的统治结构却从古延续到昨天乃至今天。”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这里，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或男女平权问题，它还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存在并以如何存在。政治革命不能取代性别价值革命，中国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针对人们所谓的西方女性主义是大工业化后的产物，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有文章在寻找女性主义和正在现代化的中国之间的关联。海莹、花建援引文学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原理加以反驳说，“经济落后的民族未必不能体验到人类的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何况“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由于改革开放、国际市场、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媒介等综合因素，中国正在逐渐深入地与世界联成一体。”因此，我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同样可以在民族的文化建设与人类的文化建设两个向度展开。海莹、花建：《FEMINISM是什么？能是什么？将是什么？》，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张京媛称，后殖民女性主义都与中国有切题性，“国际金融、跨国公司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无可逃避。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状，我们生活在‘不纯洁’的气氛里。”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
还有文章从生理、心理的契合、沟通方面论述了世界广大妇女共同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可能性，认为，作为女性文学核心的“妇女意识”本质上是跨越种族、历史和国家而存在的，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同样具有跨国际、跨种族的性质。一些文章专门解读了女作家否认女性主义的说法，比如《读书》上有一文将她们的声辩看作是一种克里斯蒂娃式的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策略，说她们在不否定男女已经取得平等权力的前提下，提倡、鼓吹女性的特点和差异，这实际上解构了传统的平等神话，也消除了对女性的形而上理解。胡缨、唐小兵：《“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载《读书》1988年第4期。邵燕君则说，“王安忆的创作一向是以现实感受为基础而不是对一种理论的演绎，因此，不管她是否有意自觉地按照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创作，都能通过自身的体悟达到与女权主义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契合。”邵燕君：《灵魂的殉葬》，载《文学评论家》1991年第3期。
一些篇章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了阐发。语言是一种权力，所有的社会规范、常识都在建立在所谓的语言的明晰、公正、不容歪曲而富有理性这种观念上，而这种“正义”的语言帮助歪曲了女性真实的存在。孟悦说，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男性拥有话语权，创造了关于女性的符号，“女性只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男性话语权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男性创造了女性的词、字，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起陈述”，“文学能够传达法律及伦理规范未能传达的一种重要信息乃是人们的欲望及对欲望的表达”，“再没有哪种角度比男性如何塑造虚构或描写女性更能体现性别关系之历史内涵的了。”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李小江在《夏娃的探索》、《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模式中的审美地位》及陈惠芬在《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你自己》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即“女人没有历史”，只有文学话语始终记录着女人的历史印迹，为女性寻根溯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考依据。
也有人论证，中国需要女性主义批评来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林树明从政治背景、文艺思潮及心理接受上分析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产生的必然性和已然性，说“改革浪潮促进了妇女的思想解放，激扬了她们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同时改革带来了新的问题，也促进了妇女对历史、现实和自身进行深刻反思；新时期以来大量具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创作，丰富和加深了女性的自身的认识，加速了她们对父权统治的轰击，内在地呼唤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诞生。”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所以，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入意义重大，合乎潮流。
（二）阐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必要性的同时，批判男作家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也就是“妇女形象批评”也在中国全面展开。
“妇女形象批评”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手法，借助于这种批评方法，女性主义研究者发现，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真美丽的天使，要么是丑陋刁钻的恶魔。给中国文学中的“好女人”、“坏女人”（也就是西方文学中的“天使”和“妖女”）重新定位，实际上解构了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此外，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还对同情女性的男作家，如周作人徐敏著：《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从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宏大背景入手，进而研究其对女性解放道路的设想以及寓建设于批评的思想品格，并进一步对其女性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探究。鲁迅李武华：《女性的异化与男权的颠覆——以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解读鲁迅小说》，载《语文学刊》2006年第9期。等的积极方面与不足之处进行评析。这些女性主义批评的文章多认为，男性笔下的“好女人”、“坏女人”、值得“同情”的女人的形象都表明男性的操纵与解说，使女性一直无法挣脱男性的束缚。
对“好女人”的本质的解说开始得很早，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朱虹指出，中国文学中的“洋娃娃”、“小白鸽”、“经老革命指点迷津的女青年”都是按照男人的想象或愿望塑造的，其塑造史是一场女性为男性所利用、剥削的斗争史。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55页。孟悦、戴锦华认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三种女性形象——被男性赞扬的包括花鬼狐妖在内的姣美女性、男性以美女自喻的形象、身怀绝技的女英雄——都是“空洞能指”，并不代表真实的女性。对第一类女性所谓的冰肌玉骨、如花似玉的赞美，实际上是对女性的“物化”，把玩的意味隐约可见；男性自喻为美女，“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所谓的“女英雄”，包括现代文学史上的男性笔下的“新女性”系列，亦“分明烙有作家一己和男性群体的想象的痕迹”，“看不到分裂的女性内在世界本身”，呈现了男性“旁观者”、“代人言者”的隔膜。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绪论”第1～37页。陈顺馨在《“夏娃”和“圣母”的祭献》中分析了曹禺笔下的“夏娃”型和“圣母”型两类女性形象，认为她们表现了“男性回归自我又逃避自我的矛盾心态”。陈顺馨：《“夏娃”和“圣母”的祭献》，载《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李小江梳理了远古神话以降的美女形象说，“美神是女人创造的，她由此成为诱惑男人堕落的祸水和引导男人飞升的天使”；在封建时代，美神降为女人，“社会立法在驱使女人退回家庭，归属私人领域的同时，艺术审美活动也在推波助澜地将纯属私人的、狭隘的、与社会利益相抵牾的德行类化为女人”。李小江：《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载《上海文论》1990年第1期。吕文辛、王巧凤的《悲剧性别：女人——论男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施国英的《颠倒的世界》、李运抟的《美貌的女人与俗套的艺术》、李继凯的《女性化：文学的理想》等文还批判了张贤亮、莫言、郑义、贾平凹、张承志、刘恒、古华等当代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认为即使到了20世纪，男性作家们仍然还受封建男权思想的束缚，是它的受害者和传播者，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示除将女人视为尤物的文化积淀和心理承袭，表征了男人对妇女的统治或压抑如何通过貌似姣好的文学形象构成了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男主女客的基本权力观念。
相应的，中国女性主义者为男人笔下的“坏女人”正名，批判社会加诸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李小江在《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中如数家珍，为中外名声不好的女人，如中国传说中的西王母等人翻案。吕红的《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为潘金莲等一向为人不齿的“荡妇”辩护，说她们“体现了某种少见的女性的主动追求与抗争”，是“对道德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方位的冲击”，“第一次袒露了道德无法判定善恶的女性的情欲与血肉之躯”，“以反道德的女性丑与人类丑，对至善至美进行无情嘲弄与破坏”，吕红：《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如此等等。
在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中，中国社会中男女性别的一切关系都要重新揭示，即使是男性有些说法表现了“男女应平等”的思想，分析起来对女性仍然是不公正的。且不说历史上男性作者笔下的偏见，即使到了现当代，在那些以写实为主，力争“客观”并对妇女的现实处境有深切同情的男性大师笔下，无论传统女性还是新女性，都仍不过是“可以根据社会观念、时代思潮、文化密码及流行口味时尚来抽出或填入意义的纯粹的载体。这两类形象以及描写这两类形象的作家都并不代表整个新文学史，但却代表了一种主流的、中心的、有左右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传统。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女性所能做的是觉醒、反抗，然后继续沉睡或叛逆自己。”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吴清华等女性形象的确立，则让女性重返“女儿身份”。将父女关系设计得如此神圣的原因是，“在‘父女’关系式中，‘男女’之别并无多大意义，父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反之，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性别是首要密码，‘父’并无多少意义。因此，父要保留自己的身份，必须时时提防‘女儿’的‘女’变成‘女性’的‘女’，一旦‘女儿’进入男女两性的性别对立，‘父’便丧失了其权威和意义。
解读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批评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性”与“性别”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主导模式之一。比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和祥林嫂就被女性主义批评家解析得不同往昔。从“为妇女的卑贱地位鸣不平”的男性思想家着手，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特色之一。
（三）与批评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应，女作家中心的批评是一种“肯定”的姿态。
中国“女作家中心批评”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女性文学史的问题，这包括为历史上的被歪曲的女作家正名，也包括了对同期女作家创作的关注；其二是寻找女性特有的表达方式，界定女性主义批评。
从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女性写作等具体文本出发，力图勾勒出一条女性文学发展的轨迹，寻找被文学史遗忘、空置、遮蔽的女性主义文学传统，这是建构性的工作。林丹娅著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3年第2版）、王绯著的《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些文章也涉及这个话题。
先说女性文学“通史”类的著作。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名字上虽然有“当代”二字，但这部28万字的著作深入到了历史的深处，先是从“词语结构——文字符号的深层”、“故事叙述——神话传说的深层”、“话语权力——教义训诫的深层”、“成规与想象——女性形象深层”几个方面拆解了几千年来女性“被书写的历史”，接着又从神话、历史事实等方面讲述了女性“抵制书写的历史”，然后大约在书的1/3的地方之后才开始有了“当代”文学的研究，以“书写的启端”、“重构理想双性世界”、“两性对峙形态写真”、“当代迷惘：‘性’归何方”、“世纪之交的反旧文化书写”为题分章撰写了包括港台文学在内的“女性文学”研究。该书以女作家的作品为线索，但也包含了男性的部分作品，比如“两性对峙形态写真”第一章的第二节就用男作家陆昭环的小说《双镯》关于女同性恋的一些描写，称此书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绝无仅有的正面描述女同性爱的文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女性被历史汹涌而至的‘优美’、‘甜蜜’的书写所淹没的那最边缘、最黑暗的一部分生活的真实景象。”林丹娅著：《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29页。林丹娅通过“文本细读法”、通过对女性的书写历史的关注，得出了与传统的阅读不同的结论：中国女性“的确在文本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呈现了这么一种正在寻找者与战斗者的心灵与轨迹。从对自我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局限认识到全方位认识，从反抗外部到建设内部，中国女性走过了被文化——摆脱文化——反文化的觉醒过程、行动过程与书写的一个历程。”
王绯著的《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对中国女性文学史中的残缺现象进行了历史清理，认为，中国女性文学中存在作者身世不可考、作品的残缺、创作主体标志的残缺等现象。作者提出了新时期女性文学书写“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概念。第一世界的女性书写“所展示的都是纯然女性的眼光所关照的社会生活，是女性心灵的一种外化，是女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因而最大限度地负载着女界的生活和心理（包括潜意识）的信息，是女性自我在文学上最直接的表现，具有男作家难以企及的与女性气质和心理机制最为贴近的美学特色，也显示出书写主体鲜明的性别路线或性别批判立场（或自发或自觉）”。王绯著：《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13～114页。第二世界书写是“新时期女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之外更广阔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是女作家与女作家处在同一跑道上所创造的一种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相应的，“女性化”与“女国民化”成了中国现当代女性书写的两条基本线索，从对冰心、丁玲、萧红、白朗到张洁、张辛欣、王安忆、陈染都可以用这两条线索来评析，当然，意识形态的强度决定了两条线索发展的变化起伏，丁玲的写作变化就是一个证明。这些都是建立在对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上的认识，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不过，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上，王绯更偏爱女性化的第一世界写作。
正如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始终众说纷纭，在众多的专著和论文中，我们也找不到“中国女性文学传统”的明确定义，更多的是一些断代性、阶段性的女性创作特点的概括，包括对主题、形象、语言等要素的具体研究。女性文学之“断代史”、“专人研究”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比较常见。
宽泛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当然包括了所有妇女的创作。由于“女性文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内涵不同，有刊物在“女性文学研究”的专栏下，也有古代妇女作家作品研究。有人触及了“古代”的文学妇女的情况，比如胡明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在三千年模糊的“典籍雾霭中清理除一条可靠的创作队伍的历史线索”，从先秦一直写到清代的妇女文学家；然后总结了“作品内容的精神风貌——人文思想的经验教训”，认为除了秋瑾作品中闪烁出“妇女解放、女权思想的耀眼光辉”，总体上中国古代妇女作品里“自觉求解放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其“骨子里仍是拜倒在男子中心的社会伦理和政治形态之下”。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有的著作，如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虽然认为女性文学的发端在“五四”，但还是追溯了“传统妇女文学”的特色，把其内涵概括为“闺趣闺乐”、“伤春怨别”、“吟月吟风”、“身世感叹”、“家国之忧”、“不平之鸣”等。乔以钢著：《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6页。至于对作家群或单个作家的评论，更是不可胜数，有人研究薛涛的“男性化”诗风黄芸珠：《略论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载《中国女性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67～70页。有人探究女诗人的“双性同体”的风格。
然而，不少批评者把女性文学限定为“女性意识”的作品，由于认为“‘五四’时期生成了较为地道的女性话语”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浮出历史地表》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的“绪论”之后，马上就转入了“五四”文学。这样的分析走向一个清晰的目标：揭示即使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女性（文学）继续走向边缘化的过程。这里面不仅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过滤过程，同时还有一个切实保护这一过滤的机制，这些有一个本已“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群体再度面临“沉入历史地表”的危险。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的意识系统环境中产生。她们很难开辟一个完全独立于男性大师们的陈述的视域，她们大部分人未能对一般化的语言系统作根本的离心、变异性调整，使之适应于经验的独特需要，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牺牲回避了经验以俯就时代语言。她们“仿佛置身于来自时代语汇系统与自身经验双向的挑战之间”，这是一种两难处境：一旦汇入时代主潮，只能臣服于主流经验意识系统，把女性埋入历史更深的无意识底层，历史统治秩序的地基深处；若是自守于边缘，或许能保留更多的性别经验信息，但无形中也无法进入新文化主流。丁玲的创作道路代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只是在都市异化的环境中才有所觉醒，但随着都市社会的文学价值在左翼阵营中遭到冷淡，这一性别意识重新流入盲区。张爱玲等走了一条“在大时代默默地写着女人的故事”的边缘之路，因此成为“碎片”跌落在正宗文学史的缝隙中，正在这样的缝隙中，一种“失去意识形态庇护”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话语开始悄然确立和生长起来。这里有一个悖论，在“牢狱”中写作的女性较好地保存了她们的女性体验，而在解放区获得自由的丁玲则走向中性和无性。这中间无疑有着意识形态的强大的作用。张爱玲的《金锁记》改写了女性的“疯狂”形象，它反历史上疯狂的女性被恶魔化神秘化的意味，揭示了女性与重压的必然关系；苏青的《结婚十年》则改写了“麻木”或“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揭示女性在男性中心的、封建式的家庭重的心理生存方式，“我”的麻木不是无知和愚昧，而是洞穿现实之后的一种“冷漠”。“她们的小说语汇已然脱离了文学史上带有男性视点的惯例的影响，以崭新的情节、崭新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注入了女性信息，从而生成了一种较为地道的女性话语。”中国女性（文学）的独特的处境：令人羡慕的社会平等和令人扼腕的女性自我的丧失，以一种矛盾的状态同时呈现在新时代的天幕上。《浮出历史地表》就这样描述了“五四”以来近30年女性写作及女性形象的发展。纳入主流的写作和边缘写作都未必是作家自由和自觉的选择结果，里面包含着太多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
有的专著针对某一女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比如林幸谦著《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有的文章研究当代女作家个体创作中“女性主义”，比如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彭珺洁的硕士学位论文《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及叙事策略研究》从外国文学思潮和中国作家创作的关系角度，以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为背景，对中国当代女作家王安忆作品的女性意识从主题和叙事策略的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并就其形成原因进行探究和分析，重点关注王安忆是如何在抗拒中实践着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某种程度的认同，以及在认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改造。杨春雪、朱丹的《是女性主义创作吗——对迟子建创作的一种思考》认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女性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横向移植。在中国，由于缺乏女性主义创作和批评产生的土壤，女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会受到中国特色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独特的创作心态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它也确实成了中国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很多女性作家创作表露出来的观念、思想、艺术风格和话语意识都已经构成了世界女性主义的一个独特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春雪、朱丹：《是女性主义创作吗——对迟子建创作的一种思考》，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另外，20世纪末年的“美女作家”也是研究的热点，如唐晴川的《20世纪末的女性个人化写作及其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4年第4期）、王斌的《关于我的真理——透视个人化写作》（载《科学教育家》2008年第12期），还有专著邵燕君的《“美女文学”现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陈捷在《生命的舞者——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道路》中说，“新时期女性文学表现出明显的现代行进轨道：即从寻找女性‘自我’阶段——表现传统的爱情主题和传统的社会主题，发展到女性文学表现与传统主题迥然的哲学主题，即是哲学意义上永恒地寻找本我的阶段，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捷：《生命的舞者——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道路》，载《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年第1期。
（四）近年来，探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问题”和“走向”的文章剧增。
每一种思潮发展到一定程度，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杨彬的《新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目标与出路》（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孙桂荣的《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载《东岳论丛》2007年第5期、陶文文的《当下中国女性主义艺术面临着后现代的挑战与颠覆》（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6期）、齐红与林舟的《二十世纪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顾与反思》（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李琨的《对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冀艳的《从当下语境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载《前沿》2007年第12期），等等。
这类文章和著作有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比如，《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徐艳蕊著：《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搜集不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概括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四个主题：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女性文学传统和身体写作，并在四个条目下分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得失。
有的文章则觉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目前遭遇到问题和困难了，不过不同文章对“问题”的成因的分析说法不一。有人说，“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尴尬处境，遭遇种种困惑，究其原因是混淆了两组关系，一是男性中心话语与男性的关系，一是父权制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建构性别文学批评的平台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出困境的良策。”李琨：《对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有人说，问题出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非女权运动而产生的“文化批评”，这就“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政治的特点”，李兰英：《试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载《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而没有“政治”的后盾就成了无本之末了。有人则从消费社会的弊端来解读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在商业文化的蛊惑下，文学创作使‘身体写作’走向了低级趣味；一些女性作家们把视野集中在女人的天地中，沉溺于女人的世界里。因此女性文学应该摆脱商业文化的蛊惑，使身体写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以两性和谐的眼光看待男性，关注农村女性，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冀艳：《从当下语境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载《前沿》2007年第12期。
此类“思考型”文章有的重在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的相异之处，比如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经“女性文学批评”（或“妇女文学批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几次命名的变化，其中每一种命名的背后都蕴含着不同时期对于女性及女性写作的文化心理期待，而这正展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足迹”。石晓静：《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载《科学之友》2007年第14期。对于不同，有人说，“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而产生的国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下，与西方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并呈现出‘阴阳互补’的跨性别对话特征，在世界学苑独树一帜；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仍很必要，这必将推动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深化。”林树明：《中国大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应》，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有人更直接地说，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并未单一地向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迈进……三类批评形态成鼎立之势，并由此构成了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的文化批判与审美追求的统一的特点，使女性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包容性广阔的开放体系，并且具有了中国的生存话语。邓利：《论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的三足鼎立之势》，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从批评的模式看，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直接脱胎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是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主流话语的中国翻版，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中国战场”的清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效果上已经过了草成阶段。揭示男性中心主义压抑女性的真面目，呈露广大女性在现实生活与文学话语中的艰难处境，构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面。孟悦、戴锦华说：“迄今为止，女性话语需要说明的也能够说明的东西，也许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贯主宰的历史，她应该说出来并正在说出来和说下去。”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模式下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中国特色”。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呈现着“双重声音”，“正在说出来和说下去”的东西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