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拟考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何“选择性”地传入中国。第一节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背景、特点、基本命题等作一描述，第二节以时间和流派为顺序，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脉络，主要让读者领略过去几十年的重要批评著作，展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多样性，表明各种批评如何持续地影响、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第三节考察中国译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繁多，相应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有不少的支派，由于各种原因，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不会都有中译本，译介的历程也是“筛选”的过程。第四节，分析影响译介时目标文本“筛选”的各种因素。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社会批评和女权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妇女对自身环境的反思，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的基础，形成了其鲜明的特色。
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缘起
说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能不提到女性主义的缘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建立在妇女长期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和实践所积累的成果之上的。
早在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出现之前，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有人称女性主义思想开始于《伊纳娜》（Inanna），一个比《圣经》还早2000年，比“荷马史诗”的历史更悠久的文本，讲述了一个女神由于攻击性别歧视言论而被绞死的故事。Maggie Humm，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London：Harvester Wheatleaf，1994），p。2.有人把女性主义思想追溯到中世纪。据说，从15世纪开始，就可以听到一些妇女自己的声音。西方学者考证，全世界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是法国的彼森（Christine de Pisan，1364～1430），17世纪英国的艾斯泰尔（Mary Astell）则成为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是最系统的女权主义者。一般认为，欧洲大陆妇女运动受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著名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Marie Gouze）代表她的巴黎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李银河著：《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作为妇女解放的同义词最早是在17世纪80年代的欧洲大陆被广泛使用。当时，法国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的积极分子雨蓓汀·欧克雷（Hurbertine Auclert）于1882年首次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自称为“女性主义者”（feministe），十年后，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妇女议题讨论会也冠以“女性主义者”之名。到1894、1895年左右，这个词越过海峡到达英国。Maggie Humm，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p。1.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克莱尔·莱斯在其《“女权主义”之源起》中考证：在美国历史上，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开始有人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她们大都是职业妇女，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典型性。对首批女权主义者而言，“女权主义既是对女性特点的一种看法，又是对当时人们争论的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一种特定的立场”。
1890年到1920年间，英美等地妇女争取投票权与基本的公民权的社会运动，通常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其思想基础主要是启蒙时代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观念，强调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理性的天赋，为妇女的公民权、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进入专业和其他公共领域工作的机会而呐喊、而斗争。这类女性主义的思想被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根源可见于更早期的论著。英国社会学家和小说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o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为妇女参政、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力等大声疾呼，提出妇女并非要主宰男人，而是要主宰她们自己，主张让妇女成为明智的公民，让妇女自食其力，不依附于男人。政治经济学大师约翰·斯图加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抨击了社会上歧视妇女、要求妇女服从男子，将妇女排斥在社会文化生活之外的丑恶现象，有效地揭示了社会才是造成妇女地位地下的根本原因。另外，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资本论》、《1844年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中均有关于妇女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之关系的论述，这些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历史上女性主义的第二次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The Second Wave）。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地区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妇女先是被动员参加了民权运动、工人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等，有的还堪称运动的积极分子。西方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带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长。这样说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先期的社会运动表述了“阶级、种族不平等是结构性的”之类话语，妇女可以借此考察不平等的系统特征，从理论上挖掘“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根源和当前表现。当女性主义者边考察权力运作的关系，边征引个人的经历，她们就能将其主观经历和结构性压迫联系起来，把自己视为经历了不平等压迫的女性集体的一员。当个人汲取反抗话语、以结构性术语解释她们的经历时，妇女的集体身份也得到了表达。当在政治运动中与男性并肩战斗的妇女遭遇到来自男性同志的歧视，注意到妇女被当做“政治上的二等公民”Anna Hedgeman，The Trumphet Sounds：a Memoir of Negro Leadership（New York：Holt，Rinchart and Winson，1964），p。123.对待，她们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她们必须另走他途，争取女性集体的正义和公平待遇。于是她们开展自己的运动，传播以性别为基础的结构性压迫的解释，直接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向妇女问题。欧美比较著名的妇女运动发生在法国和美国。法国妇女组织的运动中最重要的也是俗称“妇女解放运动”（Le Movement de Liberation des Femmes，简称MLF），其活跃分子投身刊物的出版和理论的撰述来阐明、宣扬自己的理念。美国的妇女运动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女性主义活动分子开展了“妇女权利运动”（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要求改变妇女在就业市场所受到的歧视，以及女性角色被限定在私人领域的不公正现象；60年代后期，呼应当时左翼政治运动，美国妇女展开了“妇女解放运动”（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其著名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是为了提高妇女对社会性别机制的意识，让人们警惕私人领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许多的妇女社团组织发表了形形色色的宣言和声明，揭露迄今为止的现代文明社会仍是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
其二，当代社会运动造成的气氛，为妇女提供了形成自己立场的大环境。她们传播自己见解的“合法性”大大增强了，她们的看法可以更容易地在各个层面上表述出来，相互交流，共同提高觉悟。法国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1973年创刊了《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e et politique，简称Psych et po）鼓吹以一种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辨证的方法来指导妇女的抗争行动，1974年她们又制订实施了一系列女性专著的出版计划。Claire Duchen，Feminism in France：From May'68 to Mitterr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6），Chapter 1.在美国所谓“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其间的各种政治和文化运动使这个“已经变化众多的美国社会（在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特征等方面）产生极化与分裂，归结为一点，就是是否可能和应该在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文化和个人领域进行根本的变革。”Morris Dickstein著：《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i页。当时改革的气候和要求改革的心理使美国人易于接受各种对立的思想，关于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资料也相当受欢迎，当贝蒂·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在1963年出版时，便立即吸引了大批读者。有关妇女的各种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课程，也在全国各大学开设起来，到1972年春天，已有了600门以上的课程，而且很快又出现了很多妇女研究项目。班纳著：《现代美国妇女》，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一大批探索女权主义主题的女作家，有些人认为在1973年出版的埃里卡·朗的《飞行的恐惧》和西尔维亚·普莱斯的《钟在震动》是这种趋势的开始。另外，意志坚强的女角色也开始出现在一般的文学著作中，甚至还出现在一些面向广大消费者的由男作家写的书中，如欧文·华莱士和肯·弗莱特的书。同上，第254～256页。可以说，社会要求改革的心理和气氛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出现，而社会运动又使要求改革的心理更强烈、气氛更浓厚了。实际上，“对妇女文献的需求在增多，形成了一个市场，什么都能卖出去，至少能引起一定的注意。”Bell Hooks，Ain't I a Woman：Black Women and Feminism（Boston，MA.South End Press，1981，1991 printing），pp.9-10.
其三，妇女看到了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实际成果，这激励广大妇女提出见解、争取更多、更广泛领域里的权利。仅以美国为例，对改革的关注在约翰·肯尼迪政府时期和随后的几届政府中得到了发展。“至少是在里根政府前，联邦政府看来一直在努力增加黑人和妇女的平等机会。”Roy L。Austin and Hiroko Hayama Dodge，“Despair，Distrust and Dissatisfaction among Blacks and Women，1973-1987，”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6（Index），Vol。33 Issue 4，p579，p。20.肯尼迪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他愿意听取政府内外妇女的建议。1960年，他任命了一个调查团，专门研究妇女在美国的地位问题，旨在为改革提供咨询。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同酬法。1964年公民权利法第7款，在禁止性别歧视的同时，也禁止种族歧视。老一代妇女活动家的压力在敦促肯尼迪建立总统调查团和各种常设的委员会上也是很有影响的。班纳著：《现代美国妇女》，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随后几届政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拥有更多的权力来对那些歧视妇女的企业提出诉讼，而联邦合同监督办公室（the 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OFCC）则会惩罚那些违约的合同户。而且，公平住房法案（the Fair Housing Act）为了防止性别歧视而进行了修正。卡特政府任命了两名妇女担任内阁成员，比福特政府任命了更多妇女担任高层职务。Roy L.Austin and Hiroko Hayama Dodge，“Despair，Distrust and Dissatisfaction among Blacks and Women，1973-1987，”p579，p.20.总的说来，政府的协助使妇女运动的各种成就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72年的教育法特别禁止在学院和大学的性别歧视。许多州都取消了禁止堕胎的立法，1973年，最高法院宣判堕胎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私人决定，从而在实质上使妇女获得了使用堕胎权利的自由（罗诉韦德案）。1973年春天，提交到国会达50年之久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在两院通过。到1975年，使宪法修正案生效所必需的38州有32州也通过了这个修正案。机会平等的项目使大批妇女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以前被禁止的领域，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还取得了商业和其他职业方面的位置。
斗争的成果使妇女将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符合社会互动理论的现象：“由于我们总是意识到自身行动对于他人的后果，所以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在我们日常与别人面对面的接触中，我们常常意识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期待。我们不断地根据自己身处何地以及与谁交往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可以说，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直接催生了女性主义理论：大批知识妇女在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中采取了激进的态度，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女性主义理论是女权运动向社会文化领域推进的结果。
二、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由于知识阶层中妇女的队伍日益壮大，女性主义理论与20世纪其他理论的联系日渐密切，体系也越发纷繁复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流派因为历史传承的不同，被认为有三个大流派：美国流派、英国流派与法国流派。这三种流派在方法和侧重点上有明显的区别，据肖瓦尔特说，“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精神分析的，它侧重的是压抑；而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文本分析的，它着重的是再现。”Elaine Showalter，“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248.一般说来，由于本土深厚的“左派”传统，英国女性主义者侧重的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文化研究展现有较大的关切；法国女性主义者受到精神分析、解构理论与语言学的影响，较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美国女性主义者较注意批评的实践，也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方法。不少人质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批评其在方法论上的混乱，把女性主义看成是“荒郊野地里四处飘荡的孤鬼游魂，还没有自己固定的栖息之所”，认为它“还处在远古时期的蛮荒混沌状态之中，要进化到文明的境地尚有遥远的距离”。特里·伊格尔顿编：《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对理论问题，肖尔瓦特说女性主义“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个经验主义的孤儿”，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莫依则呼吁“去‘盗用’每一个文本”，由此去“找到大量值得‘改造’或重写的东西”。陶丽·莫依著：《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赵拓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第3～4页。可以说，西方女性主义先天的政治性和革命要求，使之毫无愧色地实行“拿来主义”，“借他人之酒浇自我心中的块垒”。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出于争取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的目标而形成的各种方法论的联合阵线，它既是女权运动历史的结晶，也在成为各种理论的集合体或变体。从男性化批评和男性批评家所倡导的不同批评方法中“学习”到的方法如何为己所用，其显著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主义的立场对传统学术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这词在美国“传播最广泛”，成了“一个涵盖众多不同观点及战略的术语”。
女权主义从理论上讲呈现“一派多元”的局面，各流派有着差别很大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主张，但它们也有若干共识：相信两性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情况是应当加以改变的，即用两性间的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和不平等；对既存两性关系的改造将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两性关系是政治性的；反对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认为政治权力运作于个人层面，又运作于社会层面，即“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公民的社会权利源于存在本身，而非源于社会地位，即“我存在，因此我有权利。”K。Campbel ed，Critical Feminism，Argument in the Disciplines（Buckingha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86.更有人简略地总结说，女权主义共有三个核心要素：（1）对私人及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的现象的认识和批判；（2）在家庭和运动中追求性别平等、颠覆性别等级制度；（3）主张在政治的领域为妇女的权利而展开活动、进行斗争。Andrea G。Hunter and Sherrill L.Sellers，“Feminist Attitud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Gender and Society，Feb98，Vol。12 Issue 1，p.81.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从各种角度、各种程度对性别关系开始了反思，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启发了新的性别关系视角，影响了各种公共与私人领域生活。过去数十年，女性主义批评改变了教育、出版、媒体以及日常语言，文学研究也贯穿了女性主义的主题。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于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了文学的作用、文学批评中包含的权力关系。
文学是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成分，文学甚至可以称为是“迂回的实践”，文学不只传达意识形态，它也创造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有社会学家曾言，“为了向无所不包的历史前进，必须重视社会留下的所有文献：文学和艺术尤其应纳入文献的范围之内，但也不能无视文学和艺术作为说明社会的历史文献的特殊性以及产生这些作品的个人目的，也就是说，文学和艺术中包含着历史所缺少的一个基本量，即想象力。如果我们能够理清这部分梦幻与其他史实实实在在的复杂关系，这是引导深入了解社会的一条途径。”
至于文学批评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更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在教育还是在杂志中，批评一直是文化权力的公开表述的一部分，文学与文学批评在各民族文化中从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英国，批评课的开设取代了19世纪的神学课。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期各类杂志风行，专业作家的机会大增，为迎合杂志诠释时尚思想之需，学术批评亦相应成为学人的专攻方向，学术批评文章多迎合维多利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通过倡导在大、中学开设批评课程，阿诺德（Matthew Arnold）赋予批评一种制度化的基础。维多利亚时代的阿诺德的衣钵被20世纪的艾略特等人所继承，批评继续行使“审判者”之权力，“批评”从不偏离“评判”的轨迹。Maggie Humm，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pp.2-3.文学机制与意识形态可以说有某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被铭刻在文体、文风、文学经典之类的认定上。霍格（W Lawrence Hogue）曾言，主流的文学体系，“编辑、出版者、评论家”等，会“压抑那些不合常规的文学文本”，“成规决定了什么‘好’什么‘坏’”，文本被接受的程度接受它体现主流价值观的程度。Denise Heinze，The Dilemma of“Double Consciousness”：Toni Morrison's Novels（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3），p.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学经典所依恃的“美学”原则绝对不是中立客观、不是与任何意识形态无涉的，相反，它是“政治”与“社会”的选择，是当道话语对它认为最能符合现存秩序的文本所给予的一种认定，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史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选择的记录，哪个作者名传后世，哪个不，取决于谁注意到了他们而且愿意把所注意到的记录下来。”Louise Bernikow，The World Split Open：Four Centuries of Women Poets in England and America，1552-1950（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p.3.
女性主义者之所以要关注文学领域，抢占批评的领地，拿起文学批评的武器，正是由于批评作为有权者的“武器”代表着命名、选择、排斥的权力。批评界是一种制度，其决定取舍，规划文化产品。通过语言人们获得了对社会性别的认识，语言也曾造就了妇女的屈从和被压迫；既然被摈弃之物及被排斥者是妇女作为专业人士的观念，文学批评成为女性主义斗争的必然成分。通过提高觉悟、批评女性在文学中的错误再现，解构男性的象征性权力，妇女有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这些赋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
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系密切，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把二者等同。二者都把性别作为根本的分析范畴，都注重理论和女性主义的实践，只是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社会意识和实践，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偏重研究这些意识和实践如何影响了文学文本，关注的是文学的焦点——语言/话语、文本、作者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到其他学科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学术界外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更多影响，不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进行性别化的阅读活动必须具备更广泛的种族、性以及其他差别的文化意识。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三方面的特点：政治性、对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挑战、对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冲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主要是指其目标而言。女性主义批评家口中的“政治”并非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家政治”、“党派政治”中“政治”（即，对其内部和外部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有相同含义，西方学者一般“把政治设想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别、种族、族裔或国籍的表述”。王逢振等编译：《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换而言之，“政治”一词指面对各种社会机制和各个领域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采取的态度、所持的立场、进行的活动。女性主义的政治形式与途径是多元的，它可以诉诸社会运动，也可以进行理论建构。它有时表现在艺术上，如女性主义文学和绘画等；它有时体现为文化或亚文化的实践，如女性神秘主义者的女神崇拜、激进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探讨的是性/政治与文学生产、文学传统、文本、文学经典以及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复杂的互动问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和广泛意义的女性主义批评一样，是要改造社会文化，从而最终根本改变妇女的处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特色从不讳言。米利特把书名定为“性政治”，菲特莱提出，“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抵制性而非赞成性的读者，将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男权主义思想祛除”，因而她希望读者把她写的美国小说评论当成为迷失在“男性化的美国小说荒原”上的女性读者而写的“自救手册”，而非学术评论。Judith Fetterley，The Resisting Reader：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reface。莉莲·罗宾逊也说她“对女性主义批评能否成为受人尊敬的学术批评并不太在乎”，她更关心的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应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支有用的力量。”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85），p。23.律奇说，“在艺术和文学、在社会科学、在我们所接受一切有关世界的描述，倾听且观察那些沉默的、缺席的、没有说出的、符码化的——从那儿，我们将发现有关女人的真实知识。在打破沉默、命名自我，发掘被隐藏者，让我们自己‘在场’之后，我们将开始确定一个可以引起我们共鸣，肯定我们之存在的现实。”Andrienne Rich，“Taking Women Students Seriously，”On Lies，Secrets，and Silence：Selected Prose，1966-1978（New York：W.W。Norton，1979），p.245.女性主义鲜明的政治意识不仅使它成为妇女的武器，而且使之可能同情、关注其他弱势人群，审视社会上的“他者”和边缘因素，从而为各种被排斥者代言，这预示了它发展的广阔空间。
女性主义批评的政治性和传统的文学批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相似之处。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读和误解为仅仅是为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一种理论诉求，但实际上，改变女性命运只是女性主义社会实践的目标之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的更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全面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如今构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许多国家知识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由于关注焦点所具有的颠覆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发出了挑战，在文学这个领域里因地制宜展开的实践活动。概括地说，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作品共有三个基本的命题。
第一，语言包含权力和性分工的问题，性别由语言建构并且在写作上体现出来，从而写作必然代表了性别化的意识形态表述。但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包含着矛盾的观念，这是由于我们建构意识形态是为了对自己阐述自我及别人经历，我们用意识形态来应付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由于妇女比男人要面对更多的关于妇女的令人困惑的形象，妇女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比男人的包含了更多的矛盾。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表明了女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也可以成为女性的力量之源。
第二，文学中存在一些与性别相关的写作策略。语言学研究者发现，男女的确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词汇不同，使用词汇的句型也有异。然而，妇女如何做反映的是她们被允许如何写作的情况。如同19世纪的工人阶级的妇女无从进入造船或公共事业的劳动领域一样，中产阶级妇女的社会交往和屈从地位限制了她们的表述。由此，女性的特定的写作策略其含义值得花心思去探讨、研究。
第三，文学“经典”的标准也是性别化的。一如文学所依傍的经济社会传统，文学批评的传统也使用男性化的模式来排斥或贬低女性的写作和女性的学术。伍尔夫在大不列颠图书馆看到许多男人写的论述妇女的文章、著作，觉得其并不严谨、并不真实。当代批评也反映了一个男性化的参照系，所以女性主义批评家质疑以男性文本为规范评价女性文学的可行性，认为男性批评家过分推崇“疏离”的美学标准，太崇尚男性化的世界观，致使诸如“直觉”之类的词成了否定妇女的判断力的贬义词，等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几个基本命题使得女性主义批评关注四个相关的具体问题。
一是面对男性化的文学批评史的问题，应对之法就是审视男性文本，揭示其中父权统治的真相，标明妇女形象在那些文本中多是按照流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塑造的。这种批评是主题性的，焦点在于文学中妇女被压迫的主题，并且设定女性读者是男性作品的消费者。
二是钩沉隐没的妇女作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新勾画的文学史充分重视被忽视的妇女作家，妇女的口头文化，以及从前不入传统学者视野的妇女历史。这种批评旨在探微索隐，有发掘和考证，也有“翻案”的色彩，目标是为妇女“正名”，为人类的“半边天”增光添彩。使妇女历史、妇女文学和妇女经历进入到文化话语中去是妇女平等权利斗争的要素之一。
三是面向“女性主义读者”，女性主义批评为其提供的新的方法、新的批评实践。此类的实践集中在那些重要的技巧上，比如母女的镜像关系，母女感情相通的那些关键时刻的描述，这些在传统批评中都是不被重视的，但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成为焦点和生长点。
四是面向普通读者，使像女性主义读者那样“行动”，从而创造新的写作和阅读的群体。只要赋予文学作品新的性别视角，就有可能促进女性的“觉醒”。有位妇女说，“女权主义的活动给我语言，让我表达我已经了解到的事情。在此之前我没有语言，我看到我妈妈受到不同的对待因为她是女人，我不喜欢这样。但我没有语言，我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些。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选了妇女文学这门课。它改变了我的世界。”李小江等著：《女性？主义——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相当关注女性文学对妇女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这是评价作品优劣的条件之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是女性主义者的共同目标所致，对传统文学模式的挑战是从各个方面进行的，非一人之力、一人之功可以成就，最后女性主义被文学学术机制所接受（institutionalizaton）体现了其对传统性别观的冲击力度。在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之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界没有什么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建树，简·盖勒普（Jane Gallop）以其书名《1981年前后》表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术界被接受的时间。她认为，着重女作家研究的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与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一起，从两个方面为女性主义在学术界扎根起到了作用：“前者使女性主义批评被界定为一种‘亚学科’，因此，在不对整个文学学术机制作大调整的情况下，它获得了一方位置，每个学系开设一个这样的亚学科看来也不错。第二种是搭了解构主义在美国英文系研究领域崛起的顺风车……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两种分立与各具特色的策略，它们共同携手——就算是不自觉地——对女性主义批评被纳入学术机制作出了贡献。”Jane Gallop，Around 1981：Academic Literary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6.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把性/性别与政治带入了文本分析与研究的领域，关注文学文本所生产的性别再现何以与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所经历的不同，注重“分析之策略和原则的政治含义”，Chandra T。Mohanty，“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Boundary 2（12：3/13：/）Spring/Fall，1984.表明妇女能颠覆、批评父权制写作及其概念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努力改变了文学阅读的氛围，使读者对种种反女性主义的特征高度敏感，甚至男性批评家再也不能无视或谅解文学中对女性的歪曲和贬抑，比如劳伦斯·科普金曾说，“最近，关于经典著作发生了一些奇特的情况。其中有些现在看来不再那么崇高，有些则不再那么有趣。”转引自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49页。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力前景，肖尔瓦特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今后十年，对我们的审美价值标准，会出现更有力的女性主义的质疑；对过去的文学大师，会出现更富有戏剧性的评价。”Elaine Showalter ed，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6.如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在全世界改变了我们有关文学的教学、写作与思考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