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显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它独特的发展历程。本节拟简单追溯一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程，展现其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
一、“女性主义批判”的经典
大多数人都同意，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首位至今还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除意识流小说之外，她还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三个金币》、《论妇女与小说》、《论简·奥斯丁》及《论乔治·爱略特》等论文中表达她对妇女与文学问题的思考，其中《一间自己的房子》（1929）应该算是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从形式上看，它有一种自在的、流畅的自传式的开放性；从内容上看，它认真地探讨了社会的、文学的、文化各方面的女性差异。伍尔夫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表明了女性主义眼光的文学阅读包含了双重视角。其一，妇女的社会现实像男人的社会现实一样是由性别塑造的，文学上的妇女经历再现是性别化了的，即“在想象中她是重要，实际上她却毫无意义……文学中一些最动人的言辞，最深邃的思想皆从她嘴里里吐露，而在真正的生活里她却几乎连读书写字都不会，她只不过是丈夫的财产而已。”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29），pp。45-46.其二，妇女步入文学领域可能颠覆父权制社会传统的象征秩序和语言体系。伍尔夫所关心的问题表明她不愧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位骁勇的开拓者。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与文学批评有涉的当代女性主义著名论作是法国女作家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波伏瓦当成女性主义的哲学家来对待，然而，在一次访谈中，波伏瓦说，“我重视文学，”A。Schwartzer，Simone de Beauvoir Today（London：Chatto＆Windus，1984），p。23.表示希望世人因为她的文学成就而纪念她。在这个语境下再读《第二性》，我们就会发现其的确展示了文学与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的巨大重要性。从《第二性》内容上看，波伏瓦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是女人？并由此写出了全面的回答，其中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相关资料占了相当的篇幅。书的第一部分《事实与神话》中，文学中有关妇女的描述和“神话”与从心理学、历史、生物学而来的事实并行，被用来在学理层面上详细论述自史前到法国革命后妇女争取“选举权”这个时段中，西方妇女所处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妇女在其中的被动状态。书的第二部分《今日妇女之生活》更是大量运用了文学自传材料以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说明当代西方妇女自童年至老年的处境，描摹女性日常生活，为的是集中展示妇女自身如何经历着社会的“现实”，即妇女的压抑及男性如何想方设法塑造妇女身上的女性气质问题。具体从文学批评层面上说，《第二性》中专门进行文学批评的部分（名为“The Myth of Woman in Five Authors”）尽管短，但是具有典型性。在研析劳伦斯等人作品的过程中，波伏瓦向人们表明，每个作家都在描述集体性的神话，即把女性刻画为某些类型的形象——肉欲的妇女、自然之母、缪斯等，而对妇女作这样的“表现”的原因是男作家需要先在神话和文学中表现妇女的依赖性，然后才能影响妇女和在妇女身上“建构”此类特征。波伏瓦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来和对比方法来分析叙事者的身份，文学被用来证明其哲学思想：妇女作为“他者”的状况。波伏瓦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视使《第二性》对女性主义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第二性》开了女性主义跨学科研究的先河。波伏瓦所要证明的观点，如“文学”与家庭一样是父权制权力的重要手段，“男性作家永远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妇女”之类，对后来的女性主义重要作品《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起到了先导的作用。从主题看，波伏瓦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理论问题到今天还是女性主义的中心问题：女人如何被男人建构，如何被建构得与他们有所不同？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解释从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妇女了解这种建构？文学提供了何种特殊的社会视角？据此，我们能否把妇女本身和妇女特征（woman and femininity）有效地区别开来？如此等等。一句话，波伏瓦改变了人们的阅读经验，为女性主义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的视野。
从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繁盛时期。依据关注点的变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抨击男性的性别歧视；第二阶段集中研究妇女文学的作品；第三个阶段集中对文学、批评、心理社会学和文化的理论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文学机制进行挑战的两个方面，第三阶段是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化。要注意的是，这是个相对的时间概念，阶段与阶段之间的转变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有一定的交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阶段跨度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左右，其焦点就是与“父亲”的决裂，也就是说，对男性文本与男权中心批评重新广泛检讨，以“抗拒性读者”的视角考察文学作品，主要是男性作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扭曲，肖尔瓦特称之为“女性主义批判”。
这种文学上“妇女形象批评”潮流的先导可以说是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其描述了广告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妇女的自我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了通俗小说、指南之类的小册子、杂志，以表现媒体在促成妇女接受妇女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刻板形象的作用。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Norton，1963），该书是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结合的最早文本之一，而且更像是泛文化意义上的批评。
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的《对女人的看法》（Thinking about Women，1968）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堪称是文学上“妇女形象”批评的经典之作和理论源泉。前者从文学和文字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文化中“性别类别的思维习惯”（thought by sexual analogy），即人们往往把一切的现象、社会经验和个人行为以男性或女性的特征加以分类。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该书探讨了从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乔伊斯（James Joyc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到梅勒（Norman Mailer）的作品中的性别形象的塑造，认为上述作者把不稳定、被动性等都作为女性的特征，女性形象的刻板化成了文学体系的支持点。艾尔曼把传统上男性批评家对妇女作品的评论称为“阴茎批评”（Phallic Criticism），Mary Ellman，Thinking about Women（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68），p。28.此种批评以男性的标准去阅读、去评判妇女的作品，反映了文学评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这个观点得到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证实，这本书今天却被忽视了。
从影响看，《性政治》造成的冲击更大些：该书1970年在美国初版就销售八万册，几十年来更是多次再版。米莉特因此被尊为女性主义的代言人之一，《性政治》所宣扬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有了一个专有的名字“政治女性主义”。从《性政治》的架式和米莉特的雄心来看，《性政治》模仿的是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品波伏瓦的《第二性》。它们都是那么理论化、政治化。不同的是，波伏瓦开了运用文学作品作综合研究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先河，而米莉特的《第二性》中，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绝对不仅仅是辅助批评的证据之一，而是所有问题的关键。米莉特在书的出版“前言”中提请读者注意，“现今文学中有关性行为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强权和支配观念发挥作用的结果。”Kate Milett，Sexual Politics（Garden City：Doubleday，1970），preface。她把当代文学作品被看成是父权制的集体意识，劳伦斯、梅勒、米勒等作家的作品被一一剖析，被指明其中包含了多少性别歧视的因素。在米莉特眼中，这些作家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价值观——暴力、性欲与金钱相纠结的价值观。这些作家有浓重的厌恶妇女的情结，但他们把这表现为人类的共同状态，并且吸引读者去相信之。她认为，文学从象征、主导与屈从的形式上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性统治。换句话说，思维和表达的方式都被男人制造和操纵的。具体说来，《性政治》批判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男性作家歪曲了男性和女性角色，二是他们把怪僻与女性特征相联系，错误地再现了情色问题；三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代表着“雄性”文化的结构。米莉特分析了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作者性别的关注成为女性主义美学的中心特征，涌现出众多“妇女形象”批评的文章、合集和专著。较早的《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妇女：有权和无权的研究》（1971）中包含了主要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斯蒂普森（Catherine Stimpson）、米利特（Kate Millett）等人的文章。V。Gornick and B。K。Moran eds。，Women in Sexist Society：Studies i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New York：Basic Books，1971），苏珊·科尼隆所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的视角》则集中了这一时期批评实践的代表作，书中21位作家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细致地阅读和分析了19世纪、20世纪文学文本中“不真实”的妇女形象。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 ed。，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Feminist Perspectives（Bowling Green，Ohio：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1972），另外，赫尔朋的《迈向双性同体意识》（1973）Carolyn Heilbrun，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New York：Harper Colophon，1973），和沃克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1974）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都是“妇女形象批评”潮流中的名篇佳作。从批评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显示出多样性。戴安蒙德和爱德华斯合编的《经验的权威》堪称例证，其表明女性的经验是检验男性文学真实与否及女性主义批评是否片面的一个标准。Arlyn Diamond and Le Edwards eds。，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Essays in Feminist Criticism（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7），切丝勒的《女人和疯狂》则涉及精神病理学和生活中人们把精神失常，歇斯底里等说法用在那些胆敢挑战主流思想的女性身上的做法。Phyllis Chesler，Women and Madness（New York：Doubleday，1971），不对妇女经历作本质主义的描述（即认为妇女一定与男人不同），批评家在许多方面作了唯物主义的文学分析、社会背景分析。比如，费特莱在其《抵御性的阅读》（1978）Judith Fetterley，The Resisting Reader：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一书中明确指出，女性的阅读经验可引起文学意义发生变化。她以美国文学为例论说，从欧文、霍桑到海明威、梅勒的这一文学经典是建立在男性经验之上的，女性读者必须扭曲自己才能与之认同。她赞同米利特将两性关系视为政治关系的观点，试图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压迫的现象。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成就有两点：指出性别的刻板形象化是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解释这些刻板形象反复出现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组成部分。比如，受到当时反传统、反越战等运动中对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的普遍质疑的影响，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从一开始就具体地解析、替换“主流的文化代表着大众主流”这样的概念。批评家的目标不仅在于彰显妇女与父权制下的刻板形象的根本不同，而且旨在实际地影响、重估妇女的文化和写作。早在1970年，诗人律奇（Adrienne Rich）受现代语言协会（MLA）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委托为论坛写文章，描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目标：通过揭示学界、媒体、日常生活中知识建构的政治性，来颠覆其中对妇女歧视的知识。律奇说，“重审——回头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从新的批评方向进入旧的文本的行为——对妇女来说不仅仅是文化史上的一页：它是一种生存的行动。”Adrienne Rich，“When We Dead Awaken：Writing as Re Vision，”On Lies，Secrets，Silence：Selected Proses 1966-1978（New York：Norton，1979），p。18.“妇女形象”批评的作用恰在于此。
二、“女作家批评”的建树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焦点是探讨女作家、女性文学传统与美学特点。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性别差异的诗学，从研究男性作家歧视女性问题的“妇女形象”批评阶段转移到了肯定女性作家成就的“妇女中心”（gynocriticism或者说“女作家批评”）阶段，其将妇女作家视为一体，旨在创立“她们自己的文学”，追溯文学上的“母亲系谱”，为此，她们重新挖掘被湮没的女作家，对文学经典书目作修正性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为女性创造力正名并阐明女性文学传统的独特性。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致力于挖掘女性作家、作品的原因在于她们觉得，历史上许多女作家被男权文化筛捡并有意地被“埋葬”了起来，以至于后代人看不到女性创造力的成果。伍尔夫在大英博物馆查书时，发现书中所记载的几乎全是男人的历史和思想，她感到“孤单”和“愤怒”。其他的女性学者对此也心有戚戚焉，她们意识到“有一群没有把自己的天分虚掷的人。如果她们被置之不理，我们作为艺术家、学者和未来的证人，有责任为了我们的孩子而再把她们整理出来……如果必要，就一根骨头一根骨头地拾起来。”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p。92.挖掘工作的成效是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女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文集和选集相继出版，早期女作家的选集如《酸甜苦辣：三个世纪以来的英美女诗人》、Cola Kaplan ed。，Salt and Bitter and Good：Three Centurie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Women Poets（New York：Feminist Press，1975），《女性旁观者：1800年前的英国女作家》、Mary Mahl and Helene Koon eds。，The Female Spectator：English Women Writers before 180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女性主义先驱：1578～1799年间英伦女作家》Moira Ferguson ed。，First Feminists：British Women Writers from 1578 to 1799（Old Westbury：Feminist Press，1984），等改变了从前女性作家在文学史全集上聊备一格或无从寻觅的状况；而少数族裔女作家的选集，如《午夜鸟：当代黑人女作家写的故事》、Mary Helen Washington ed。，Midnight Birds：Stories by Contemporary Black Women Writers（New York：Doubleday，1980），《第三个女人：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作品集》、Dexter Fisher ed。，The Third Woman：Minority Women Wri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0），《我的背叫做桥：激进的黑人妇女作品集》Cherrie Moraga and Gloria Anzaldua eds。，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Watertown，MA：PersephonePress，1981），等给人们更多机会一窥女性作家作品的丰富和多彩。
重新“发现”女作家是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展开研究的基础，更进一步的工作是，探讨这些女作家之间的关联，看她们是否形成了一定的传统，这个传统能否对现有的文学机制作出一定的改变。肖尔瓦特对建构女性文学史的设想是，不要把各个女作家当成孤立的现象看待，“要把她们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中……她们应该彼此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种女性文学传统中。一种女性文学史将勾勒出女性写作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并且提出一些假设，使个别作家能据此得到评估。”Elaine Showalter，“Review Essay：Literary Criticism，”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1.1，1975，p。444.这一阶段涌现的大量研究专著和文集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理念，其中公认的代表作有《女性的想象》（1975）、《文学妇女》（1977）、《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等。
帕特里夏·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对妇女作品的文学和心理的考察》Patricia Meyer Spacks，The Female Imagination：A Literary and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omen's Writing（New York：Knopf，1975），（1975）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指出了转向“妇女中心”批评的必要性，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亟需回答的问题。斯帕克斯注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鲜有人关心女性写出的作品：波伏瓦论及女作家时有种不能把她们和男性作家相提并论的犹豫；艾尔曼在《对女人的看法》一书中把女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功视为对女性范畴的逃离；米利特的《性政治》也没有对妇女文学家表现出兴趣。斯帕克斯提出：女人用写作作为表现自己的形式，这意味着什么？女人如何用女人的身份写作的？女人写作和男人写作的不同之处何在？等等。以上的关注点实际上拉开了女性主义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新阶段的序幕。只是，她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作家身上，且在总结时有以偏概全的倾向，无意中给人以女性创作量少质差的印象。
莫尔的《文学妇女》（1977）考察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以来英美法各国的几乎所有的女性文学家，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女性作者进行了集中展示，描述了妇女对文学表述的选择，颂扬了妇女文学的力量，认为“说妇女在文学上无所作为是没有道理的，历史表明了她们的工作成就”，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77），p。xiii。提出女性写作历史一直是男性写作传统大流之下，一股与之并行的“湍急而有力的潜流”。Ibid，p。63.虽然该书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只将重点放在作家的生平佚事上，虽然20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这本书包含了一定的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怖症等问题，然而《文学妇女》毕竟追索出了妇女文学的传统。作为女性主义“妇女中心”阶段的最早文本之一，它为日后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以上两部书还只是女性主义文学史的初步研究，那么《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则更显成熟，更有理论深度和影响力。同是在重写文学史，《她们自己的文学》比《文学妇女》无论在理论基础上，还是在妇女文学传统的挖掘上都更进了一步。肖尔瓦特在书中寻找到200年来“妇女文学中一个统一的声音”，E。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5.总结出了妇女文学变迁和进化的过程。不赞成莫尔所谓的女性文学是一股连续的湍流的说法，肖尔瓦特回顾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直面了历来学界排斥妇女的现实，认为女作家的崛起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代女作家都发现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历史的，这使她们不得不重新发掘过去，一次又一次地打造属于她们的性别意识。”Ibid，pp。11-12.然而，妇女作家的总体历史是悠久的，有着自己典型的主题、意象和关注点。她们创造了女性“亚文化”，也就是说，不同于男性的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的体验把她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非自觉的文化上的联系。与文学史的传统分期不同，肖尔瓦特很有创意地提出了英国女作家创作的三阶段论——女人气（feminine）阶段、女性主义（feminist）阶段、女性（female）阶段。“女人气”阶段指1840～1880年间，女作家“模仿”男性作家的作品，并把主流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女性主义”阶段指1880～1920年间妇女运动影响下女作家开始以她们的笔写出了对男性中心文学标准和价值的反抗；“女性”阶段是1920年以后女作家开始追求自我发现、关注女性文化、女性审美为基础的自主艺术，即“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一句话，《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了不少被遗忘的女作家，引起了人们对她们的重新探讨，堪称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信息金矿，贮藏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女作家的信息。”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56.该书启发了不少女性研究者，当然也不无局限性。肖尔瓦特对女性文学历史的分期与评价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进化观，认为历史与意识是越来越进步的，这观念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作家来说似乎有失公允。而且，从当前的眼光看，她明显忽视了文学的种族和阶级因素。
和其他的批评家一样，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格巴（Susan Gubar）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文学史，对妇女写作的颠覆性作用（oppositional function）充满激情。《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比《性政治》晚了九年，一如《性政治》，《阁楼上的疯女人》是一本“修正”史，对资料作了重新的分析。不同于《性政治》着眼于批判男性作家的歧视行为，《阁楼上的疯女人》分析的焦点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上。曾在西方风行一时的《影响的焦虑》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力图证明文学上的后来者对文学“父辈”怀有俄狄浦斯情结，要通过摆脱其影响来使自己功成名就。《阁楼上的疯女人》从这个模式发出追问：女性作家有没有怀有“影响的焦虑”？她要篡的是“父”之位还是“母”之位？回答是，女作家的焦虑是更深层的对“作家身份的焦虑”。面对男权中心思想所建构的创作力和文学史的图景，女人要写作“必得要从那些男性文本中逃脱，那些男性文本把她们当作‘无用的人’，拒绝给她们自主权。”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3.于是，女性作家在写作时多采取迂回曲折的手段表达女性独特的力量，并以此逃避男性中心的检查，克服自己内心的焦虑。而妇女与文化的抗争，妇女与自我的斗争，造成了女性作者的双重自我，即有一个隐蔽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充当那个安分守己的自我的社会替身。以“疯女人”这个意象和母题为出发点，吉尔伯特和格巴归纳出了19世纪女作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群，如天使与恶妇、幽闭与逃脱、病痛与健康、破碎与完整，等等，指出文本的“双重性”是女性作家特有的写作策略。
《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书写女性文学史的过程中，也为女性创造力正名并阐明女性文学传统的独特性，把肖尔瓦特的“女性美学”衍化为“女性主义美学”（feminist aesthetics），即由主张创造并运用由“女性特定的心理所产生的文学风格和形式”Elaine Showalter ed。，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7.到提倡运用多样化的对策来批判男性中心的文学，为妇女提供反抗男性文学的样板。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女性主义批评都受到《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强烈影响。阿贝尔（Elizabeth Abel）在《写作与性差异》（1982）Elizabeth Abel ed.，Writ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rgo Press，1982），和《流行》（1983）Elizabeth Abel et al.eds.，The Vogue In：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Dartmouth College，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3），等著作都对妇女的写作作了精神分析式的解读，更加关注妇女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的控制、妇女隐秘的生活和文化。那些对诸如边界、视线、家居、换装之类的文学隐喻的分析展示了话语之间相互纠结，非常引人入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个第二阶段非常重要。首先，其力图以女性主义批评的新形式来取代男性化的传统价值判断。这不仅是上述女性文学史编撰的目的，也是当时的一些理论文章所要证明的。约瑟芬·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所选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探索》（1975）Josephine Donovan ed。，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Exploration in Theory（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收入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很好地展示了当时女性主义方法的多样性，涉及传记、语言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祖先的发掘等。尽管由于多诺万自己偏好文化女性主义一词而把焦点放在雌雄同体或曰性角色的整合（integrated sex roles）上，然而书中包含的赫尔朋（Carolyn Heilbrun）和丝蒂普森（Catherine Stimpson）一篇“对话”在形式上对女性主义批评有革命性的作用。此外，科洛德尼的《关于界定一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意见》（1975）Annette Kolodny，“Some Notes on Defining a‘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Critical Inquiry（1975）：75-92.和《舞过雷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1980），Annette Kolodny，“Danc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a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Feminist Studies，6：1（Spring）pp。1-25.肖瓦尔特的《女性主义诗学初探》（1975）和《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1981）Elaine Showalter ed，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p。125-143，pp。243-270.等都是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总结的重要论文。在肖尔瓦特的上述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她把批评分为特色鲜明的两类：一是以妇女读者（文学的消费者）为焦点，一是关注女性作家（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她还描述了四种性别差异的模式：生物的、语言学的、心理分析的、文化的，并宣称这些都能被“女作家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批评模式”（gynocentric model of feminist criticism）很好地解决。她的四分类法与波伏瓦《第二性》中的分类法相似，然而，肖尔瓦特更看重从人类学中显现的妇女中心的历史，而无视波伏瓦对政治的关注。从事后的眼光看，她对差异的描述有二元对立的意味，为妇女文学范畴相对男性传统是“他者”的这一分类方式所局限。然而，把妇女的写作作为一种持续的、发展的叙事来全方位描摹，却为中期十年提供了一种坚定的章程。
其次，本阶段开始探索一种不同于男性的，有特色的妇女语言。1975～1976年德国开展了有关“妇女文学”讨论，而妇女出版社的成立，杂志的发行都表明了德国女性主义者对妇女“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探索。Maggie Humm，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pp。10-11.奥尔森（Tillie Olsen）的书命名为《沉默》Tillie Olsen，Silnce（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78），显示了对交流的问题的重视，斯彭德（Dale Spender）的《人造语言》（1980）Dale Spender，Man Made Languag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0），描写了对妇女和语言的研究的发展以何种方式拓宽了有关妇女文学再现的知识。她确认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是生物性别差异的研究，男女使用不同的语言吗？如果是，这意味着什么？二是研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和含义。若非了解性别的力量如何影响了语言，建立女性主义文学传统的努力不会奏效。斯彭德没有去“创造”（creating）妇女写作，她追问语言的力量：我们在使用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方言”吗？换句话说，有没有某个性别专属的语言？语言学上的性别歧视是妇女受压迫的原因还是结果？它出现的时间？它的疆界何在，男人又是如何操纵语言的？她认为，二元对立在语言中并非固有的，而是文化话语通过传媒和通俗及传统文学所固化的。所以女性主义批评的挑战是探讨并重新定位社会性别差异，描摹在性别、语言和文学之间新的关系的可能性。
最后，以上对女性批评价值的确立，对妇女语言独特性的研究和肯定，奠定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界发展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需要一个空间，学界对这些观点的尊重颇为重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发掘”的项目与教学项目——文学的教学与阐释是密切相关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领军人物不约而同地追求教学上的策略。最早的例子包括肖尔瓦特的论文《妇女和文学科目》（“Women and the Literary Curriculum”）和律奇的文章《重审写作》分别于1970年、1972年出现在《大学英语》上，而且肖尔瓦特等人论述女作家的文章不仅重新在文学杂志上，还被收入到了美国妇女运动的论文集——《激进女性主义》。A。Koedt，E。Levine and A。Rapone eds。，Radical Feminism（New York：Quadrangle，1973）。1975年，《符号》（Signs）杂志成立，刊发了文学评论综述，成为比较著名的妇女研究的学术期刊。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相辅相成的，不管是批判男性文学中性别歧视还是肯定女性文学的优点，都表明文学并不仅是伟大作品的汇集，而是深刻地为社会、性意识形态所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界的影响表明其有能力界定和引导一种形态多样的性别化的文学批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从时间上看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焦点是深化理论的研究工作，培育文学批评方面的多种声音。
三、批评理论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妇女中心”的批评实践还是风头很盛，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质和美学的反思还在继续。实际上，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全面考察的第一部理论专著是澳大利亚学者鲁思文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1984），书中考察了七种形态的女性主义批评：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上述四种形态混合的女性主义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英美文学研究作了“有用的考察”，但莫依认为此书抹杀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因素，把女性主义的话语非政治化了。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p。174-175.随后多诺万的专著《女性主义理论：美国女性主义的思想传统》（1985）对女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和理论渊源作了相当透彻的剖析，把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追溯到五大源头，即女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女性文化、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说，以及欧陆存在主义之间存在特定的关联。Josephine Donovan，Feminist Theory：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 2nd Edition（New York：Ungar，1992），在牛津执教的挪威学者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1985）则对整个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有比较权威的论述，它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上对女性主义各派别进行了评论。比如，虽然受到吉尔伯特和格巴的“女性对写作权心存焦虑”的观念的影响，但她猛烈抨击《阁楼上的疯女人》，说其把妇女写作视为铁板一块、特征单一。受到法国女性主义者、语言哲学家德里达及其他后结构主义的作品的影响，莫依总结、分析了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的各类型，说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太经验主义了，太本质主义了，对变化有敌意，而法国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重大，因为其展示了语言学的空间，其中的性别的分野消失了。莫依对本质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攻击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New York：Methuen，1985）。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深化还体现在对各种“差异”的关注上，白人女性主义者终于注意到她们在批评对象的选择和批评过程中的缺失。克里斯廷（Barbara Christian）揭示了80年代美国学界批评理论的规模化生产背后的一些反动命题，认为“理论竞赛”使得女性主义者在学界更加边缘化，对黑人和同性恋妇女来说尤其如此。Barbara Christian，“The Race for Theory，”Cultural Critique，6（Spring），1987，pp。51-63.这时候，种族、性取向和阶级问题成为女性主义批评讨论的系列主题之一。
种族差异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焦点与一些女性主义者，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努力和奋争有关系。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压迫是最重要的压迫的说法否定了种族、阶级、宗教和民族等其他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否定了影响许多妇女生活的文化传统的差异，因而把关于妇女被压迫的普遍性和首要性的论断强加给其他妇女的行为太霸道。女权主义运动中著名的“个人的即政治的”的口号让人们警惕私人领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但对黑人妇女而言，她们“个人的”问题与种族、阶级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并不单单是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罗德（Andre Lorde）曾提出了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用从“主人”那里继承来的方法和语言形式，我们能创造出有用的女性主义批评来吗？毕竟，“主人的工具不能捣毁主人的家居。”
这就是为什么黑人妇女在意识到黑人男子对自己的性别压迫时还要为其辩解。当代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始于20世纪70年代，沃克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和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开拓性论文《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都是开拓性的论文，后来又出现了关于黑人女作家的第一本美国文集《坚实的黑人之桥》（1979）。P。R。Bell，B。J。Park and B。Guy Sheftall eds。，Sturdy Black Bridges：Visions of Black Women in Literature（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79）。80年代出现了第一本黑人妇女研究文集《所有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勇敢的》（1982），G。T。Hull，P。B。Scott and B。Smith eds。，All the Women are White，All the Blacks Are Men，But Some of Us Are Brave：Black Women's Studies（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1982），另外还有关注黑人女同性恋的著作《家居女孩》（1983）Barbara Smith ed。，Home Girls：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New York：Kitchen Table Press，1983），等出版。这些文本中出现了几个主题：文学外的民间传统和神灵对黑人作品的影响方式、黑人作品中母女关系的重要性、女性关系的多样性在黑人读者、批评家、作家之间复制为亲密的关系等。在这个基础上，《魔咒：黑人妇女、虚构和文学传统》（1985）Marjorie Pryse and Hortense Spillers eds.，Conjuring：Black Women，Fiction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和《旋风中的狂女人：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和当代文学复兴》（1990）Joanne Braxton and Andree McLaughlin eds.，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Afra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renaissance（London：Serpents Tail，1990），之类的作品收集了黑人妇女失落的文本，使之重归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创造了黑人的美学。8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的难题是：如何来看待黑人女作家，如何应用黑人的批评原则。然而，正如克里斯廷（Barbara Christian）所言，黑人妇女“讨厌别人要求她们像技工似的拿出一种黑人女性主义理论来”，她指出，“有色人种一直有理论，只是在形式上和我们西方的抽象逻辑迥乎不同……其蕴含在我们创造的故事中，在谜语和寓言里。”
同样，同性恋批评家也引发了人们对性取向问题的关注。一般来说，女同性恋与所谓的“正常生活”格格不入，但当妇女在社会上受到压迫和剥削，期望男人的关心而不得时，女同性恋就成了“正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波伏瓦论及这个问题时曾说，“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使主体与这一选择有关的各种因素——生理状况、心理背景与社会环境，没有一种是决定性的，尽管这些因素对解释它都有帮助……同性恋还是一种方法，女人用来解决她的一般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提出的问题。”波伏瓦著：《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有的当代女性主义者更把女同性恋当成是自立的标志，说，“女同性恋是什么？当一个女人的愤怒浓缩到了爆炸点时，那就是女同性恋。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常常按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可扼制的内在力量去追求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生。这种追求在当时就很可能是，但在以后肯定是社会所不允许的。很多年当中，这种追求使她痛苦地与人们发生冲突，与所处的环境、与被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方法、感情和行为发生冲突，使她处于一种与周围的一切，以及常常与她自己进行不休止斗争的境地。或许她并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她不能接受社会给予她的限制和压迫，不能接受社会给她安排的角色——一个女人的角色。”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女同性恋的文学批评对“异性恋是唯一自然的性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的观念批判，Elaine Showalter ed，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201.寻求女同性恋的文学传统，而且致力于文体研究，希望发现一种独特的女同性恋主义的文风。女同性恋文学批评的政治态度、创新精神和开放气质，丰富和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之进一步颠覆了父权中心的文化。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阶级问题也是妇女之间“差异”的要点。当单一的妇女传统的形式不能涵盖更多元的文学批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应对了这一挑战。马克思女性主义者并不见得一定要信仰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些批评家使用的主题和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有些关联。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已经从文化决定论的模式——其中文学受到制度和分工的影响——转到了文化和性别决定的论点上。文学和社会经验的关系是罗宾逊（Lillian Robinson）、巴雷特（Michele Barret）和其他一些英国文化批评家的重要话题。卡普兰（Cora Kaplan）的《潘多拉的盒子》（1986）提出了一个问题多多的女性主义批评观念，其既不把妇女在文学体制中被压抑和排斥作为问题关键，也不依照妇女性心理经验的权威性为准则，而是将女性主义批评的两种不同模式并列起来。该书描摹了杰考波斯（Mary Jacobus）之类的精神分析模式如何把夏洛蒂·勃朗台的文学心理译解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特征受到压抑的标志，而牛顿（Judith Newton）之类的社会女性主义模式如何把这种心理视为社会价值的重整，而真正准确的第三种阅读能把这些方法综合起来，即认为，妇女文学上的性特征是经验的错位的重现，也代表着阶级与性别的不稳定性。Cora Kaplan，“Pandora's Box，”Sea Changes：Culture and Feminism（London：Verso，1986）。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的焦点是在语言上，主要通过质疑性别身份和语言的关系，来重塑语言、文学形式和男女心理之间的强烈的、性别化的表述关系。法国女性主义者说，当文学像其他一些机制一样给雄性意义体系以特权，发展一种文学的身份对妇女而言相当困难。她们用“阴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来描述一种女性的风格（男女都可采用这风格）。她们发现这种“风格”（style）表现在缺失、割裂和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先锋性”特点上。其中，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女性的性欲、妇女的生殖和情欲的差异可以从文学隐喻上看出来，特别提出妇女的欲望与写作的直接关联，反击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关于妇女受压抑的负面描述。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宣称在父权制下被压抑的性欲创造了父权制之下女性沉默无声的思想方式。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把女性的语言（feminine language）界定为母婴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符号学”（semiotics）。就这样，法国的女性主义就在妇女的身体和语言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法国女性主义者与父权制的批评实践决裂，建立一种新的写作/思考的形式的尝试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和争论。
这些观点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的意义重大，为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关于妇女、心理分析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新概念。虽然同时法国理论所蕴含的性别决定论和对诸如种族、阶级、性别和公私领域区分等方面差异的漠然让第三世界的批评家感到不安，然而，法国女性主义毋庸置疑已经丰富了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批评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杰考波斯（Mary Jacobus）的论文集就大量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克里斯蒂娃、伊瑞格瑞的观点，追索了诸如《威利特》（Villette）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之类文本如何在心理分析的范畴中重现性别问题。该书姐妹篇，雅丹（Alice Jardine）的作品《进入妇女话语》（1985）Alice Jardine，Gynesis：Configurations of Women in Moderni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85），也继承了法国女性主义的课题，分析了女性形象如何被用来表现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以及其他现代哲学家作品中所谓的无权无势和缺失的状态。书名是作者新创的一个词，雅丹宣称这是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她关注现代主义的呼吁随后得到了热烈响应，斯各特的《现代主义的性别》B。K。Scott，The Gender of Moderni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等就是例证。
很容易看出，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批评家何以有吸引力。女性主义者总像波伏瓦那样争辩说，妇女是“变成的”，因而，揭示性别建构和语言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就相当重要。比如，赫曼斯（Margaret Homans）在《女作家和诗学身份》（1980）Margaret Homans，Women Writers and poetic Ident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中对德里达和伊瑞格瑞的观点作出反应，用这些观点来分析勃朗台姐妹（the Brontes）、玛丽·雪莱（Mary Shelly）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文本，以展示这些女作家如何在取得父权认可的同时，力争一种别样的身份。把女性主义批评建立在现代主义诗学的基础之上也不是没有问题，其倾向于仅仅颂扬现代主义的女作家，视之为颠覆性政治的榜样，往往就忽视了现代主义作品的社会构建。尽管如此，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理论的讨论，结合了后结构主义对文学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发挥作用的关注，追问语言如何再现“现实”和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使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发生了嬗变。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化和实践也相辅相成。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潮，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等提出的问题，使批评的“身份”问题发展为性别理论中的核心。这转变带来新的可能，引发了新的问题。
新的可能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研究视野得到了拓展。普拉特（Annis Pratt）的《妇女小说中的原型模式》（1981）致力于用妇女小说探索妇女身份的问题，以找到妇女经验的共同性。该书所涉及的三百多部小说没有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大作家，而是扩展到了工人阶级、黑人妇女、女同性恋者等作家的作品。Annis Pratt，Archetypal Patterns in Women's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两位作者在后来的系列文本《没有男人的地方》（三卷，1988）Sandra M。Gibert and Susan Gubar，No Man's Land：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3 Vol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修正了“父权制社会是同质的，严密一体的压迫人的整体”的命题。该书的第一部仍然重写了文学史，但此次对女性的、男性的现代主义者的文本同样重视。如书的标题所示，此三卷本所论证的是“20世纪文学史是性冲突的历史”，围绕这个主题，她们对男性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导式性意象（强奸和性无能）加以分类。《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心理分析模式是单一的，《没有男人的地方》则包含了更多元的女性主义批评，论及了流亡在巴黎的女同性恋者如何“重新发明性别”（reinvented gender），用唯物主义的分析法研究了美国“镀金时代”的消费主义，描述了帝国主义的性意象。《没有男人的地方》的支撑点是后现代的信念：男性和女性是文化的虚构之物，被塑造得不同而已。肖尔瓦特的学术转向也是女性主义批评视野拓宽的一个实例。她从对妇女文学传统的描述转向到20世纪80年代的性别研究，她在《说说性别》（1989）Elaine Showalter ed。，Speaking of Gender（London：Routledge，1989），一书中声称，她的“女作家中心的批评”终结了，女性主义批评需要集中关注男女作家文本体现的性别差异问题。
女性主义的转向看来常常与外界冲击相关，但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文学批评一定要关注性别、阶级、种族，以及性倾向。然而，各种话语竞争的另一面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块园地充满了太多让人不明所以的各种术语切口，被各事其主的政治归属要求拉扯得四分五裂。名为《多样性别》（Genders）和《差异》（Differences）两份杂志的创刊加剧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的散乱状态。
不管怎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表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是与一定的哲学基础联系在一起。当代女性主义批评涉及文化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提供了一种反主流文化的策略。从1970年到1980年，女性主义者建构了一系列女性主义书店、图书馆、剧团、图书俱乐部、报纸杂志、艺术中心、社区中心、地区权威妇女委员会、妇女交通和社会设施等，女性主义电影和影碟等也进入了各个文化空间，成为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空间里，女性主义者能够探索文化的象征与母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日渐开放，充满了各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