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那些有着浓郁地方特色和乡土风味的文学作品，喜欢翻开书页就可嗅到扑面而来的风土人情、民俗民生之气。换句话说，我很推崇用文学作品去反映和渲染地域文化，推崇那种一看文字，无需再作其他介绍，就可以知道它写的是什么地方，写的是什么人的作品。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便极力地尝试着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乡土文化予以最大容量的承载。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使作品增添许多“土”味，但我仍在乐此不疲。人的一生是离不开“土”的，我想作品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歧路》。
《歧路》是2005年出版的，这一年对我应该是个特别的年份。当然，这种特别并不仅仅表现在我拥有了一部长篇，而是这一年对我来说过得太匆忙了，以至于一抬脚，就发现已经站在了2006年的门槛前了。匆忙之间，我已开始构思并创作我的这部新作《大龙骨》。其实，说到2005年，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特别之年。我是榆社人，我的作品也多是取材于这片土地，从乡土情结上讲，我怎么也割舍不开用自己的双眼和笔去关注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但长久以来，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总是显得那样满身尘垢，无可奈何。人们在麻木着，也在盼望着。2005年的初夏，从太行山下走来两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分别出任了我们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一个叫曹煜，一个是卫明喜。县委书记和县长同时易职，这在现代官场上是很少见的，其深意似乎无需多言。果不其然，接下来的日子，这种“深意”便有了更为现实和光明的解释。当然，这所有的一切，已经不是我这部《大龙骨》所准备表达的东西了。作为个人来说，我只知道，正是这一个特别之年，才使我又生出了《大龙骨》的创作冲动和机缘。
此后的日子依然是匆忙的，在匆忙中工作，在匆忙中挥洒着自己的年华。比如与同志者去爬山远足，再比如在一种叫做“斗地主”的对搏中感受我这种年龄的人没有经历过的抗战、土改、“文革”那个时代的那种同仇敌忾，或是孤苦无奈和群起攻之的种种氛围和心情。当然，没有舍弃的，依然是写作。在这一段日子里，我的脑子里更多地萦绕着的是有关《大龙骨》创作的种种“前因后果”。榆社可谓遍地龙骨，素有世界“化石之乡”之美誉，龙骨的故事就在我的身边时时发生着。创作一部关于龙骨的作品，是我多年的愿望，但如果把创作的主题仅仅是定位在一个龙骨的表层来写，显然又不是太有意义的。
这时候，有朋友又跟我说起我以前的作品，说我应更多地回头去关注榆社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我的心为之一震，迷茫着的思路顿然开朗。早在我的童年，我的爷爷、奶奶就经常将抗战的故事讲给我听，我的几个同族爷爷、老姑的年轻生命就都是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至今，县烈士陵园的石碑上都镌刻着他们的大名。我知道，整个榆社，大到整个中国，如他们者又何止千万！何况，还有那些个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够在石碑上留下名字的许许多多的人，也同样都有着许多令人深思的故事。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常常是会在创作过程中生出许多超乎初衷的新意，所以，在写作我的《大龙骨》时便在不知不觉中又延伸到土改，触痛到“文革”。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实在没有把握把太好的言辞送给我自己的作品，但作为榆社的子民来说，我觉得我已经用我自己的方式，对这片土地作了最好的报答。
2006年岁末，《大龙骨》初稿被在北京工作的乡友梁云程带到作家出版社，与此同时，我手头留着的几份样稿已在我工作单位的“小圈子”里悄然传开。应当感谢的是，除过上文提到的曹、卫，还有连艾青、武晓花、任五刚、宁建明、张俊文、乔达明、赵宏、赵力群、田飞、林峰、卫东、文彦、张梅、张玉、跃平等诸君都给我的作品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此后，我一边在等待，等待早日听到来自北京的消息；一边在修改，在修改中让它变得更为完美。
2007年五一过后，就在《大龙骨》的初稿与首都人民共同享受了春节过后三个月的明媚春光之后，我接到了作家出版社马云燕老师的电话。一块石头落地了。马老师和云程有着同样的热情和诚善，但我却对他们说不出太多感谢的话语。或许人生就当如此，把所有人对你的好都默默地记在心间，然后再默默地把这些好分给周围的所有人，分给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2007年5月29日于榆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