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天台回来以后，他们两个的关系稳定下来，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发展。
林佩瑶几乎每天早晨去矢野重也的宿舍，喝着矢野泡的茶讲中国革命的形势。蒋介石在清除共产党的同时，向各国列强宣布独立，标榜反共反帝的独立路线，继续北进。
林佩瑶说：“北伐军打下北京，只是时间问题”
“气数已尽，必然灭亡。”
矢野重也待在武汉，常常感到焦躁不安。一个是日本借口保卫权益，命令关东军进驻山东省。那是二十多天前发生的事，至今还不到一个月。当这个消息传来时，佩瑶的脸色很难看。矢野重也想，是否应该潜入山东，呼吁那些苦战的侵略军停火，或者尽快回国，发动群众运动，逼迫当局改变政策。可是他割不断与林佩瑶的感情，于是想与中国共产党有关人士商量一下怎么办，请林佩瑶联系后，去武汉的党组织会见俞龙植。
“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俞龙植说，“但是你在这里的任务是恢复与日本党组织的联系。”正好这时候，从外面回来的周恩来，像要解除疲劳似的用力前后甩着手，走了进来。俞龙植站起来，向周恩来报告了矢野重也的来意。周恩来用力点了点头走到矢野重也身边。
“现在，我国的形势瞬息万变。”他与矢野握手后马上说，“一个是你所知道的，蒋介石改变了政策。一个是日本的侵略。还有一个是我们党方针的混乱。”
周恩来的话，使矢野重也感到震惊。据周恩来说，党代表陈独秀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采取了加强工劳运动与国共合作这种相互矛盾的立场，歪曲了党的方针。
“我们反对党中央，要求贯彻彻底的革命路线。我们在党内力量还很弱，是少数派。今后还有许多困难。不知何时会撤出武汉。日本军的侵略，是当前中国的一个反面教员，它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
周恩来看着困惑不解的矢野说：“当然，侵略就是侵略。在日本，也有像你这样的同志为正义而战斗，很难得。这样可以减少人民的痛苦。”周恩来一口气说完，用力握了握矢重也的手。
俞龙植跟着周恩来去了二楼，回来后对矢野重也说：“在莫斯开的有关日本的会议好像结束了，同志们很快就会与矢野先生联系。”
“是吗？”他松了一口气，但又担起心来，这样我就必须回日本。他不想与林佩瑶分别，也不愿分别。
那天晚上，矢野重也梦到了奈保子。但他醒来时，只记得妻子在梦中岀现了，忘记了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许她什么也没说没做。
第三天，他收到了渡边政之辅的电报：明天二点乘火车抵武汉。发报地点，是中亚某国，矢野重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矢野重也和林佩瑶一起去车站迎接。
矢野重也问：“怎么这么晚才联系，我一直很担心。”
“嗨，一言难尽，到了宿舍再慢慢说吧。”
不知是长途旅行累了，还是会议开的不好，渡边政之辅不高兴，话很少。稍事休息之后，渡边政之辅说，在莫斯科，由福本和夫整理归纳的重建日共的新方针被共产国际批得体无完肤。与各国共产党的纲领、运动方针比较，可以看出日共活动能力薄弱，理论抽象，不成熟。至少俄国、欧洲的领导人是这样看的。因此进行修改，在五月中旬，决定成立《关于日本问题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是布哈林，委员有英国代表马林，矢野重也在上海多次见过的魏金斯基，日本共产党常驻莫斯科代表片山潜。先写了个草案，六月以后，从日本来的福本和夫、河合悦三、德山助一、渡边政之辅也参加修改，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在第一次有日本来的干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布哈林首先发表基调报告，酷批日本党的决定是左派幼稚病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他说：“在这个决定中，既感觉不到任何付诸实践的意志，也没有对发展扩大党的展望。”
福本和夫脸色灰白。他紧张时有个毛病，就是不断地用上嘴唇舔下嘴唇。布哈林演说结束时，德山助一马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完全赞成布哈林阁下刚才的讲话。我对福本和夫同志的理论一直有疑问。听了刚才的讲话，我心情舒畅。我好像就是为了听这个讲话而来的。”
不仅是日本方面，就是在场的知道一些情况的魏金斯基、马林都傻了眼，望着德山助一的尖脑袋失语。渡边政之辅回过神来，怒吼道：“德山君，怎么能这样说？你曾经说过，只要叫我当总书记，我就完全赞成福本先生的方针，难道你忘了吗？”
其他委员都很扫兴，于是当天会议决定由日本方面组成小委员会，对这份草案进行冷静地、充分地讨论，就散会了。经过佐野文夫、片山潜拼命斡旋，德山助一向福本和夫道了歉，渡边政之辅也对自己的轻率做了自我批评。直到七月十五日，共产国际常任执行委员会决定同意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纲领”。渡边政之辅不知是整理自己的思想，还是抑制激昂的情绪，不时沉黙一会儿。他最后感慨地说：“不提高我们的党的素质不行。不改造，就会被人瞧不起。”
想必日本共产党的这件“怪事”，很快在聚集于莫斯科的各国活动家中传开了，渡边政之辅觉得很没面子。
“这里的党也有争论，也有深刻的路线之争，但似乎总是用讲事实摆道理的方式，堂堂正正地进行。我们党不仅在理论方面，在人的素质方面，都需要提高。”
矢野重也讲了自己的感想，安慰渡边政之辅。
渡边政之辅在武汉逗留两天，由中国共产党安排回了日本。矢野重也请渡边转告浅野晃，他身体很好，暂时还不能回国。这样奈保子就能知道情况。
没过多久，在日本主持工作的市川正一以化名通知矢野重也，他已经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关于他回国的问题，只说再联系。
四天后，矢野重也收到了来信，信中说：二七年纲领的意义在于，规定了党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废除君主制的民主主义革命，预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举侵略。用这种认识统一全党，是莫斯科讨论的成果。又补充说：今后与中共的协作更为重要，在中国期间，要尽力收集可以预测判断中国革命未来的有关资料，包括与中国党领导人的接触等等。
那天晚上，矢野重也没有对林佩瑶直接说信的内容，只是说：“我在这里的时间可能比原来想的要长。”
矢野重也看林佩瑶脸上乐得开了花，也很高兴。正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比刚见面时开朗、漂亮多了。她高兴得拍手，笑弯了腰，忧郁的情绪烟消云散。
“如果这样，”林佩瑶说，“那就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学汉语。今后我们俩只讲汉语如何？”
“行吗？我还没有自信。”矢野重也犹豫。
“不过，手指呀，嘴唇呀，这些通用词语，你不是说的很好吗？”
“嗨，你这个家伙。”矢野重也看着她的眼睛，明白了她的意思，站起来，想抓住她。
林佩瑶在分手时说：“我要为你做一顿饭，明天晚上，你到我家里来。”
矢野重也一直以为组织上有规定，不能在家里招待外国人，所以从来不好意思说到你家里去。
她住在一座二层的集体宿舍楼，从租界穿过那个最近的市场就到了。那天有风，在以火炉闻名的武汉，是难得的清爽的夜晚。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家把条凳搬到巷子里乘凉。
林佩瑶住一间带有小厨房的房子。在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桌子，周围放了十几本书。桌子上摆着文件资料和中英、英中、日中、中日等四本辞典。在厨房与寝室之间，用衣柜隔开。墙角摆了一张折叠床。
矢野重也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房间，发觉没有一样东西表明这是年轻女人的栖身之地。如果硬要说的话，大概只有那个类似日本的小梳妆台，镜子可以转变一点角度的梳妆台算是唯一的女人的象征。
记得林佩瑶曾经对矢野重也说过，党员必须与工农大众过同样的生活。在上海极为优裕的家庭中长大的林佩瑶要做到这一点，肯定需要努力和锻炼。
在床铺斜对面的墙上，有一张照片，一个留着短鬚的绅士，拄着手杖站在洋房的前面。“这位是你父亲吧？”矢野重也对厨房里的林佩瑶说，站起来走近看那张照片。一派西欧绅士的风度。“真是美男子。”
“是吧。这是我值得骄傲的父亲。”
厨房里传来林佩瑶的说话声和切菜声。矢野重也仿佛亲眼看到了林佩瑶的父亲被袁世凯的军队抓住时的情景。
林佩瑶端进满满一盘麻婆豆腐。厨房里响起水壶开了的声音。
林佩瑶急忙回到厨房，对他说：“你把碟子和筷子拿出来。在梳妆台下面的碗柜里。”矢野重也在林佩瑶平时写字的桌子上放了两个蝶子。他不知道用什么筷子，正在碗柜的筷筒里找时，林佩瑶端着饺子走进来。
“昨天我在市场买了新筷子。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林佩瑶说着，把白如象牙的夫妇用圆木筷放在自己和矢野面前。她转身又急忙回到厨房。矢野跟在她身后，看她拿起一把比日本大一倍的菜刀，熟练地切起红菜苔。
这是一顿愉快的晚饭。林佩瑶忙着做饭，鼻尖上挂着热汗，有一种平时难以想象的朴实。
“已经好几年没这样做饭了。”从她说话的表情看，自从与矢野重也关系亲密以后，她确实变了。
“在你们日本，夫人是不是每天为丈夫做饭？”他们面对面坐着吃饺子，矢野重也没想到林佩瑶会问这个，不由得一愣。他从未把武汉的生活与日本的生活加以比较。
“这个，各种情况都有吧。至于我，因为搞地下活动，还要译书，所以自己没做过饭。”说完，矢野重也不再吭声。一直看着他的林佩瑶，低下头伸筷子去挟饺子。
矢野重也想，应该说点什么。他确实爱林佩瑶，但又觉得，不知何时，总要回到奈保子的身边。如果说这是矛盾的，的确也无可争辩。怀着这种奇怪的心情，当她提问时，只能狡猾地模棱两可。林佩瑶这样问，是投石问路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你别介意。”林佩瑶宛若往桌子上放一件易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说。
他与林佩瑶像夫妇一样，吃了她做的饭，帮助她收拾，休息了一会，去江边散步，手挽着手，回到她家。这是他们一起过的最初也是最后一夜。
第二天早晨，矢野重也悄悄回了宿舍，像每天一样，去共产国际事务所，读那些英文报纸，收集情报，与到武汉以后认识的越南党的同志讨论，参加中国语讲习会。但那一天，林佩瑶一直没有到对外友好部来。
第三天早晨，矢野重也被俞龙植叫醒。
“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离开武汉。详细情况路上再说。马上收拾一下。”矢野重也看着俞龙植不由分说的紧张面孔，总算问了一句：“林佩瑶怎么样？她也一起走吗？”
“不，她已经出发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那里。”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风云突变，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日本来信了。”俞龙植把渡边政之辅用化名写的信交给他。信很短，像电报一样，没有几个字：已有新的任务，尽快回国。
矢野重也对俞龙植讲了信的内容，他用力点头说：“太好了。正是时候。矢野先生，你的命运不错。”
但此刻矢野重也想的是，与林佩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让他匆匆出发的通知。
俞龙植说，马上收拾东西，两个小时以后，到离共产国际武汉事务所不远的食堂与他碰头。
“武汉政府已经决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很快就要镇压我们的组织。俄国顾问鲍罗迋已被解雇。正像你所了解的，长沙、南京的政治形势变化无常。”
“由我来安排你回国。我将送你到上海。”俞龙植说到这里，脸上才露出点笑容，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微笑。从俞龙植介绍的情况来看，可以预想到，中国共产党今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非常困难。
“北伐胜利了，蒋介石会统一全国。但那将是个内部充满矛盾的不稳定的现代国家。因此对我们党的镇压也将极其残酷猛烈。”俞龙植说，“在困难时期，我们将开辟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苏联、日本共产党是我们的重要伙伴。矢野先生，你是我们重要的朋友。”
既然俞龙植这样说，矢野重也觉得也应该说几句：“我保证，回国后，努力战斗。你们的深情厚谊，我将铭记终生。”
矢野重也说这句话时，心中发疯般的想着林佩瑶。
“问题是回国的方法。矢野重也先生是偷渡来的，必须偷偷地回去。有情报说，最近日本对出入境管理异常严格。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正在搞什么阴谋。我觉得在长崎、门司、下关等地，以前与中国来往频繁的港口登陆很危险。”
“俞龙植先生，一切听你安排。这里上船是几点钟？”矢野重也问道，确认还有两个小时之后，他说，“在这中间让我考虑一下从那里登陆。我将在上船前四十分钟到共产国际事务所。我想再看看这个城市。”
俞龙植说：“好的，但你要小心。回事务所时，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不要进去，直接去港口。”
矢野重也想在小巷的入口处再看看林佩瑶住的房子，在与她散步、喝茶的地方独自喝杯茶。俞龙植理解他的心情，同意他去转转。于是，矢野重也快步向喧哗嘈杂的市场走去。
在铜锣声中，轮船缓缓离开了码头。矢野重也站在甲板上靠着栏杆，望着渐渐远去的汉口。他学习完之后，多次与林佩瑶散步去过的晴川阁的塔，在夕阳中一半沉入黑暗。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部分江水是清澄的蓝色。在观察江水颜色变化的过程中，暗灰色的暮霭渐渐降临。
矢野重也不想再看，回到了船舱，俞龙植正在写报告。
在武汉期间，矢野重也翻译了在上海搞到的几本英文、法文的社会主义文献。其中有一本是在日本搞不到的列宁的《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他从中文翻译的唯一一本书是年轻的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本书是在林佩瑶逐一帮助下完成的。
通过共产国际的情报交流会，读书会，中国语学习会等等活动，不仅越南同志，连外交部懂英语、日语的活动家，都一致推崇他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还有人格魅力。他不会隐藏秘密，所以他与林佩瑶的恋爱，尽人皆知。之所以没有遭到公开的批评，引起人们的反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样一个透明的人，拿他没有办法。
“佩瑶在你的影响下变好了。”在船上吃完晚饭，喝了点酒，心情轻松时，林佩瑶的上司俞龙植说。这使矢野重也很狼狈。
“我想这些事对你说，也没关系。她入党不久就恋爱了，但对方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她发现，他接近自己，是在利用自己收集情报，很是苦恼。有一段时间，她情绪不稳定，大家都委婉地提醒她。当然，对她身上沾染的资产阶级习气进行了严厉批判。她经受住了考验。之后就认识了你。开始时她心情忧郁，那是因为有这些事。”
俞龙植讲了他的情人林佩瑶的痛苦经历，他对她的今后更加担心。
“今后她会怎么样呢？”矢野重也不由得随声问道，“她说过，以后就靠我了。”
俞龙植用力点了点头说：“她遇见矢野先生后，把你当做靠山。你是外国人，所以她不觉得拘束，因为骗她的是中国人。一旦冲破毫无道理的禁锢，就会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她不要紧。”
他还说：“革命家，必须是乐天派，矢野先生。”
矢野重也觉得，事情不会这样简单，这个男人什么也不懂，心里不满，但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问道：“她去了什么地方，有办法联系吗？”
他虽然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忍不住问道。“很可能去了重庆。我送走你以后，也要换个名字活动。矢野先生，你回国后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