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海达拉打算改变一下生活。他已经为艾哈迈德·巴巴研究院工作了九年，其间，在寻找手稿的途中历经了无数车翻船倾的事故，甚至在撒哈拉沙漠中迷失方向。他共收集了一万六千五百册手稿，创造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阿拉伯语手稿公共收藏纪录。海达拉也与巴马科的那个大学生订了婚，他准备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们将于1995年结婚。他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满玛·海达拉收藏的手稿上，常常在廷巴克图和邦巴老家的储藏室里流连忘返，醉心于那些锡制板条箱中的古老手卷。终于有一天，他主动找到研究院主任祖伯，祖伯现在是他最为亲近的密友之一，海达拉后来以祖伯的名字给他的长子取了名。
“我现在有点为难，”海达拉说，“我一直在为研究院工作，收集、保存廷巴克图的手稿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自家的手稿付出过。”
“为什么不呢？”祖伯问道。
“我不想将家传的手稿带到这儿来。”
“最好把它们送到这里来一起保护。”
“我做不到，”海达拉说着，并开始解释自己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发誓绝不会舍弃家传手稿中的任何一卷。
“那你要如何处理？”
“我想建立一个私人的手稿图书馆。”
“这主意不错，”主任赞许着说，“必须这样做。”
有了祖伯的支持，海达拉甚感欢欣。他一边继续着之前的工作，一边寻找资金赞助。他仔细搜阅各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下赞助机构和研究中心的联系地址，给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西欧国家和美国等地的机构寄送了成百上千的信件，但大多数都杳无音信。几家机构回信表示感兴趣，但要求海达拉发送一份完备的手稿记录册。海达拉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从来没有人试着将满玛·海达拉收藏的成千上万卷手稿逐条列记，甚至海达拉自己也不知道收藏数量。他揣摩着，如果只给几百本样本，对方一定会认为收藏量太小，没有什么价值，因而拒绝赞助。海达拉试着与巴马科的文化部长取得联系，部长告诉他，马里还不曾有过私人图书馆。
那一年，海达拉为一个马里学生提供了临时住宿。这个学生当时正在利比亚撰写关于撒哈拉地区手稿的博士论文。该学生在廷巴克图期间，海达拉带他参观了艾哈迈德·巴巴研究院，让他查看自己的手稿收藏，并允许他拍照。有关海达拉私人收藏手稿的消息不胫而走，最终被利比亚政府知晓。利比亚政府于1996年早些时候联系到海达拉。
“我们会帮助你。”穆阿迈尔·卡扎菲[29]的一位亲信官员这样告诉海达拉。五位利比亚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人员乘坐政府专机从的黎波里到达廷巴克图机场，并从机场直接来到海达拉的家里。这些人仔细研究了一番这些手稿，并商议了一阵。
“我们有一个提议。”他们说。
“我洗耳恭听。”海达拉回答。
“开个价吧！我们想买下这些手稿。”他们打开一个手提箱，里面叠满不同币种的纸币。
海达拉很反感穆阿迈尔·卡扎菲以及他的政治主张。这个利比亚独裁者常对撒哈拉文化和廷巴克图表忠心——称廷巴克图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并花费数百万美元购置房产，填充那条海达拉孩童时期经常游泳嬉闹的河道——但海达拉觉得他只是一个执迷于权力的自大狂。谁都知道利比亚领导者是个两面派——一边对马里政府的各项发展项目慷慨解囊，一边又在北部容忍图阿雷格人发动叛乱、窝藏叛乱首领、训练年轻的图阿雷格人为雇佣兵，并大力资助这些叛乱行为。卡扎菲老谋深算，暗地里打着算盘，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可利用的价值。
“我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我跟他们不一样。诚然，我不富裕，但我并不图钱。”数年后，海达拉这样告诉我。
“不卖，谢谢！你们从来也没有说清楚来这儿是要购买这些手稿。”海达拉对利比亚官员说。
“什么意思？你想要什么样的钱，我们都可以给你。”
“这些手稿不卖。”
“为什么不卖？”
“它们是马里的遗产，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遗产，不是我自己的。”
“卖了它们，下半辈子你就可以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了。”
“不卖。”海达拉说。
就在海达拉坚决抵制卡扎菲及其代表时，美国文学研究学者、教授、电影制作人、哈佛大学哈钦斯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主任亨利·路易斯·盖茨（外号“盖跳跳”）也正在考虑他的马里之行。盖茨出生在西弗吉尼亚的凯泽市，1972年以优异成绩从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之后成为第一位获得安德鲁·梅隆基金会博士奖学金的非裔美国学生，在该奖学金的资助下，他得以在剑桥大学完成他的博士研究。从剑桥毕业后，多所常春藤高校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他最终于1991年接受了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终身教职。借助这个名望显赫的平台，盖茨很快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批判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经典的批评家。他著作丰富，如获得1989年美国图书奖的作品——《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积极地推动了对非洲及非裔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认同。
1960年，多家美国报纸刊登了《雷普利：信不信由你》的奇趣连环卡通画，备受观众喜爱，上面描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事件——一颗流星击中在太平洋上航行的一艘船，婆罗洲岛发现两英寸长的臭虫，一群盗贼通过移动沙丘盗走“整个海滩”——这些有关非洲的光怪陆离的事件让当时年仅十岁的盖茨心驰神往。盖茨家的当地报纸上登有一些单幅卡通画，画中呈现的是穿着长袍、戴着头巾的男人，手里拿着书，悠闲地穿过16世纪廷巴克图最为著名的大学图书馆。一直以来，盖茨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非洲是生活在树丛中的野蛮人的陆地。因此，对于年轻的盖茨来说，这些四格漫画无异于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它们直击我的灵魂，直到现在，这些意象都深深打动着我。”盖茨说道。
报纸上的漫画显然与西方世界最顶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构建和再现的、与长久以来人们熟知的关于非洲的“真相”背道而驰。1754年一篇题为《论国民性》的文章中，大卫·休谟宣称：“我怀疑黑人……本质上要劣于白人……黑人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康德在他的美学著作《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讨论道：“非洲黑人本质上都碌碌无为，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感……未曾有任何黑人创作出伟大的艺术或科学作品，没有任何黑人展现出值得称赞的品质。”黑格尔在他1873年发表的著作《历史哲学》中说非洲当地没有独特的书写系统，没有历史记忆，没有文明。“世界历史中没有非洲的踪迹，非洲没有任何可供展示的运动或发展。”黑格尔如是说，“在我们的理解中，非洲就是那些没有历史、尚未开化的灵魂。”这些启蒙时代哲学家的观点常被用来解释奴隶贸易的合法性。这些观点还认为，非洲缺乏书籍的记录，进一步证实了黑人处于“存在锁链”中的非人类位置。所谓存在锁链，是形成于中世纪，并在理性时代继续发展的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关联了所有生命的严密层级秩序，最顶层是上帝，往下依次是天使、贵族、人类、野生动物、驯养动物、植物，最底层是非生命物质。
被卡通漫画《雷普利：信不信由你》深深震撼三十七年后，盖茨获得了一笔资金，赞助他为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拍摄一部共六集的非洲历史纪录片。他决定集中一小时介绍“通往廷巴克图的大道”，考察马里和桑海帝国的兴起与繁荣。盖茨回忆道：“我当时想参观杰内大清真寺，拜访廷巴克图，亲自探究那所大学存在的真相和那座图书馆。”1997年春天，盖茨和他的纪录片摄制团队来到巴马科，并搭乘装有马达的独木舟“皮纳斯”沿尼日尔河而下。一抵达靠近廷巴克图的港口，一行人就马不停蹄地赶往艾哈迈德·巴巴研究院、桑科雷大学以及津加里贝尔清真寺进行摄制。在廷巴克图的黄金时代，这些地方曾聚集着数量众多的非正式大学。
但当他们回到旅馆，他们的翻译兼导游，也是海达拉的一个老熟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你们想见识真正的图书馆吗？不过这些图书馆的书籍大部分都是私人拥有的。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他应该很乐意向你们展示他的收藏。”盖茨表示很感兴趣，随即改变行程。他和他的团队一行人紧跟着向导的脚步，穿过巷道，来到海达拉的家里。
而这时的海达拉也正为图书馆的事情一筹莫展。五年以来，他一直渴望建立一个私人图书馆，但这想法一直都是空中楼阁，无法实现。已经有大约一千多家组织机构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已经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在哈佛教授到达的那天清早，盖茨的向导就向海达拉打了招呼：“从美国来的一个代表团来廷巴克图啦！他们想拜访你，看看你的手稿，做好准备啊！”
海达拉意识到这将是个机会。他回答道：“很好，我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海达拉铺下一张毯子，将收藏中的杰作都搬出来，整齐地堆放在毯子上。那天晚些时候，盖茨和摄制团队才姗姗到来。进行摄制的时候，盖茨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一本天文学专著，一本记录着奴隶贸易的记录册，以及其他手稿。
盖茨问海达拉：“这些手稿都是黑人创作的吗？”这一幕刚好被摄像机捕捉到并记录了下来。年仅三十三岁、头发浓密的海达拉连忙点头。盖茨听后表示吃惊，一个劲地摇着头说：“可是我很小的时候，学校的课本里说非洲人是不会读书、不会写字的。他们甚至连书都没有。”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海达拉滔滔不绝地给盖茨上了一堂课，专门介绍廷巴克图的文学传承：讲到桑科雷大学的兴起，追溯赫赫有名的传记作家、律师、历史学家；列举在廷巴克图黄金时代收集了大量手稿的十二大家族；详细讲述摩洛哥入侵时，这些手稿是如何被转移到地下；解释了廷巴克图手稿收藏家的后代子孙们四百年来为保护这些手稿所作的贡献。盖茨后来动情地回忆道：“那天是我人生中情绪最为激动的日子，我紧握着这些手稿，感觉自己热血沸腾。”
关于海达拉想要建立图书馆这一困难重重的计划，他们闭口不提。但临走时，盖茨让海达拉深信：他一定会做些什么来保护这些手稿的。堆放在无人看管的储藏室里，许多手稿历经岁月磨蚀已经化为尘土，或被白蚁蛀食，而有些已经散落不见。在盖茨看来：“海达拉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廷巴克图的气候极为干燥。要是这些手稿存放在尼日利亚潮湿的环境中，估计早就成一堆烂泥了。”
回到美国后，盖茨将在廷巴克图遇到的这一“惊艳”发现告诉了纽约梅隆基金会的项目主任。“这些手稿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现在在一个小伙子手上，甚至不是在图书馆里。”三个月后，在盖茨的强烈推荐下，梅隆基金会给予海达拉一笔十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在廷巴克图建立一个新的手稿中心。但这笔钱是有条件的：梅隆基金会要求收藏者在进行实体建设时，先建立数据档案。盖茨跟海达拉强调：“我知道你想建立一个图书馆，但是编目和数字化必须先做好。”海达拉表示很感激。但随后，他就雇建筑师和施工队先建起了图书馆。
几个月后，当海达拉告知盖茨图书馆已经竣工时，盖茨有点不悦：“什么！我跟你说要先完成编目。”
“没有存放的地方，我们无法进行编目。”海达拉回答说。他接着解释说这些手稿长期暴露在满是灰尘的储藏室里，很容易损坏。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保护手稿。
盖茨有点生气，担心会有什么流言蜚语传出来，于是就将情况反映给梅隆基金会。他们虽然抱怨了一阵，但最终还是表示“木已成舟”，已经建了就建了吧。
一个月后，海达拉到哈佛大学找到了盖茨。
盖茨还在为海达拉擅作主张的事生气，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海达拉说：“我需要一笔钱来再建一座图书馆。”
“什么？”盖茨再一次表示惊讶，“你能拿到第一笔资助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知道，但是我们发生了个小小的失误。”
“什么失误？”
“我们将房子建在河滩上了，必须重建。”海达拉赶紧解释。多年来，廷巴克图降水稀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降水，他和建筑团队理所当然地认为选址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今年遇到百年一遇的大暴雨，雨水泛滥，灌进刚建好的房间，使水泥墙面和地面出现裂缝，屋顶也坍塌了。
“都泡在水里了。”海达拉告诉盖茨。所幸手稿还没有搬到新的图书馆去，得以幸免于难。
盖茨也感到手足无措，只好窘迫地回到梅隆基金会，见到项目管理员，盖茨问：“还记得廷巴克图的那个图书馆吧？就是用你们的钱，但是未经你们批准就建的那个。”
项目管理员回答：“当然记得啊。”
“呃……我们需要重建这个图书馆。”
项目主任听罢便笑了起来。盖茨说，当时的整个情况太“荒唐”了。海达拉竟然这样理直气壮地伸手要钱，与其说让项目主任生气，还不如说是把他们逗乐了。梅隆基金会决定再给海达拉一笔资金，福特基金会也给了一笔资助。很快，一座新的图书馆拔地而起。这座图书馆采用了加固的水泥，基座也比平地要高出几十厘米。2000年1月13日，许多杰出人物，包括马里和摩洛哥文化部部长、马里第一夫人都出席了落成仪式。但亨利·路易斯·盖茨因为时间冲突未能成行。几个月后，梅隆基金会派代表参加了海达拉家族纪念图书馆的正式开馆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