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事件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结果已经预先知道了，无非是马达这个狗日的被关一段时间，然后被放出来。最坏的可能是，他在号子里被其他犯人暴打几顿。那天小林跟我说他也有点担心，因为马达所犯的事太那个，里头的人除了看不上小偷的就是马达这种有伤风化的人了。小朵以前求过小林，请他父亲帮忙一下。小林跟他父亲说了，并且表示当事人愿意拿钱出来周旋。小林的父亲当然是肯帮忙的，但是杜娟娟的爸爸老杜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早就已经料到这一点并且提前做了手脚，小林的父亲职位不够高没什么影响力，所以他很无可奈何的让小林转告了小朵他其实也想帮马达的但无能为力。
我当然为马达担心，更恨不得自己是广东省省长，一句话就能够让马达得到公正的处理。唉，谁让我只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呢。
世界暂时恢复了平静。回到家里后，我似乎远离了所有的变化或者伤害，这个用钱租来的家让我放松、自如。而暗流就在这个世外桃园一样的世界以外的地方悄然发生。如果我有一笔钱，足够我跟欧阳雪清贫地过上一辈子的话，我想我会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像犯了罪的逃犯一样找个陌生的城市住下来，悄悄地过完剩下的时间。当然，这个前提是有钱而且欧阳雪的想法跟我一致。也罢，这永远只能是我数之不尽的白日梦之一，不会实现的。
我再度过上我的健康生活，晨运、阅读、写字、看碟、泡酒吧这些简单的行为再度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我的思想活动逐渐地又开始跟像一头猪简单而且纯洁。
小林跟朋友去喝酒，临时想起我，就打电话来邀我去。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没兴趣跟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喝酒，我已经学会了一个人到酒吧里去。有报道说是非典让人重新意识到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在非典期间，更多的人选择了回到家里去而不再在外面流连。小林他们以为我是受了非典的影响才不到酒吧去，他们哪里知道非典与我这样的人无关，我只是不愿意再跟别人在一起。与朋友去酒吧对于这个阶段的我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一去到酒吧那种人满为患的地方我就不愿意再讲话，也无法跟别人玩，只在口渴的时候喝口啤酒。或者吧，我已经失去了诉说的欲望，诉说之后更加孤独还不如不诉说。我知道，我已经变成一个坚强的人了。我把自己给约束得太紧了。又或者，朋友们把“他人即是毒药”这句话说得太多了，而我把它的内函和外延都无限量地扩大了，我似乎对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包括我的好朋友江维和万纤他们，我都觉得形迹可疑。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动物。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打了个越洋电话给欧阳雪。当时的英国是深夜。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我还没说话他就先说了：Hi.I am Lance. Who are you?我以为我打错电话了，呆了片刻后道歉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电话里就传来了欧阳雪的声音，我猜她一定是站在电话旁边看到来电显示了吧。欧阳雪说朋友们在她宿舍里搞party。然后音乐就起来了，是齐豫的《走在雨中》。欧阳雪和我都很喜欢这首歌了，我们第一次做爱和她出国前做爱时都放这首怀旧味道很浓的歌曲。我们情绪好的夜晚，偶尔会在这首歌的伴奏之下尽情享乐。欧阳雪离开时带走了齐豫这张CD，她让我再去买一张，在想她的时候放来听。我知道，就算家里有这样一张碟我也不会去听的，欧阳雪不在我身边，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欧阳雪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我只是要告诉她要回家住几天让她有事情就打电话到父母的家中来。欧阳雪说知道了。
然后我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熟悉的旋律，美丽的爱人。
我的心很痛。
如果欧阳雪没有打电话来解释，我可能伤心一会就算了，反正她在那么远的地方，做了什么我也是一无所知的，同样地，我也在中国做了不少对不起她的事，如果我们彼此还能相爱，如果我们使对方受到的伤害还没有到达骨头，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要命的是欧阳雪马上就打电话来了。我没有听她的电话，同时把手机也关了。我不需要任何解释，我需要知道的只是结果。
电话却顽强地继续响下去。我像以往一样抽掉了电话的插头。
而事实上，情况正如欧阳雪所说的那样她的同学在她那里开party也说不定。
我开了一瓶红酒。手中的高脚杯还没有倒上酒就被我使劲地摔到地上了。我一气摔碎了六个水晶高脚杯，厨房的地面上布满了水晶碎片。本想把刚刚从冰箱中取出来的冰盒放回去，但还是顺手抛到地上去了。我举起瓶子就往嘴里倒酒。
上帝不仅仅公平而且还很会开玩笑。
我踩着地上的人造的假水晶真玻璃碎片去到书房上网。
脚底很痛，拖鞋被玻璃刺穿了。血把拖鞋染红。我知道我的脚底下有玻璃但仍然面不改色地以往常的速度和常规动作慢慢走进了书房。玻璃断在肉里面了。我从欧阳雪为我准备的针线包里取出针把玻璃一点一点地挑了出来，玻璃扎得很深，我把那一大片肉都挑烂了。疼痛。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脚也跺下来以解心头之痛。还是痛。非常痛。血滴了一地，有几点滴在我的裤子上面，连在针上面的白线也全部染红了。然后我把从脚上挑出来的带血的玻璃和卡在拖鞋中的玻璃全部从窗户中抛了出去——希望这个时候有上倒霉蛋正好经过，带着我体温和鲜血的玻璃正在砸在他的头上——更希望我是非典带菌者并且因此而把非典传染给他。
染了血的拖鞋也被抛了下去。管他妈的呢，砸中谁的脑袋谁他妈的倒霉。
双手有血的腥味。用洗手液洗过后仍然带有血的那种金属的腥味。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二胡声。是阿炳的《二泉映月》。二胡的声音太过凄苦，不管多么欢快的曲子一经二胡演奏就变得如泣如诉。但是我对这些又是特别熟悉，从小就要被动地反复听这些。可恨的是二胡曲子，来来去去都只有那么几首，想不熟悉都不行。现在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这种凄苦的声音虽然有古筝和架子鼓霸道的强行插入，但二胡这种鬼魅泣诉般的独特品性仍然顽强地独占鳌头。
我把所有的窗户关牢仍然无法阻挡声音的入侵。
二胡的声音与我此刻的心情吻合，所以我才如此之般地抗拒。惟一逃避的方法是我关上房门到外面去。可是，我能去哪里呢？似乎哪里都不需要我的出现。何况我的脚板还正火辣辣地痛。
我开始上网。网络上到处都是关于非典的小道消息。其中有两则特别搞笑。其一，说湛江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会说话，她的脐带还没有剪断就对抱着她的医生说这是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灾难，用绿豆煮冰糖就可以治疗。那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医生被吓个半死，手哆嗦着抱不住那肉团一样的幼小生命并且为了保护她自己只好一屁股坐在地上，据说女医生因此而第二节脊椎骨压缩性骨折……于是整个广东的绿豆价格暴长，供不应求。我妈打电话来让我去买绿豆回家煮糖水，我便听话地去了。没想到绿豆居然脱销，杂货店的老板娘瞎吹牛说她一天可以卖一吨绿豆。我一听到一吨这个可怕的数字就两眼发绿，这可是个很好的发财良机啊。我心里盘算着我也要来做生意，先是进一大批海带咸鱼之类的东西，然后在网上编个子虚乌有的谣言，再然后就奇货可居……其二是有人说这是一种日本侵华时留下的化学细菌，最先在广东的从化被发现的，目前已经有民间团体开始组织有关人员集体向日本政府索赔……一瓶红酒已经见底了，我头脑昏沉，两眼迷乱。我高高地举着空了的酒瓶，眯起眼睛从瓶口向里张望。像喝啤酒一样直接对着瓶口喝红洒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喝得太快了，想吐却又吐不出，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意识到我需要找个地方让自己躲起来几天。但我也只是想一想罢了，我能躲到哪里去呢？这个世界有哪个地方可以令人不再思想？再说了，我哪里也去不了，现在外面的谣言满天飞，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家以外的地方列为是高度危险区。再有甚者，香港电视里天天都是关于非典，大街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戴着口罩……现在的广东人离开了本省就要受到歧视，所有的非广东人都会自觉地跟广东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好像全部的广东人都是非典病人一样。网上有人贴了贴子，说他们去到武汉，到一个小饭店里吃饭，张嘴一说广东特色的普通话，里面所有的人包括服务员统统逃到外面去了，相当多的旅店一看他们的身份证就硬说客满……当然，我也没有到省外去的念头。
那么我就回老家吧，回到我的父母的家中去。
回到家后我对母亲说我的目的其实是想吃两只土鸡。母亲老是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养的鸡都长大了，味道之好无鸡可比。
傍晚时分，我回到老家。
我老家在春天这个季节里最漂亮，绵绵不绝的丘陵，被春雨滋润的树木长势喜人。到处都是代表着希望的绿色。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班主任带着我们到离学校不远的小山上野炊时指着漫山遍野的丘陵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和能走出这些落后的群山……现在回忆起当年班主任嘴里落后的群山，觉得那景色简直就是美不胜收。如今，我早已经走出了这些山山水水，可又如何呢？辞职之前我一直都是个努力的人，努力地读书，努力地工作，但总也无法领略到成功的喜悦。近年来经济发展得太快，站在稍高一点的地方望去，都能看到与低矮的群山极不协调的楼房。一条水泥小路一直延伸到家门口。我们老家是珠江三角洲先富裕起来的农村，我们村富裕的表现是村子里所有的空地都铺上了厚厚的水泥，连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龙眼树也像城里的绿化树一样被水泥埋在空气下面，只有根部周围可以看得见泥土。后来，父亲告诉我，家里的龙眼树这几年结的果子都不怎么甜，肉质也没以前清脆爽口。
在我的印象中，家只是一个概念，我是一个从小就被送去寄养的小孩。但是，我无处可去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回到父母的身边。亲爱的爸爸妈妈啊，你们的儿子很疲倦了，你们的儿子无处可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