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教育已经完成了量的扩张，现在的问题是质量的提升和内涵的发展。宁波提出教育要力求内涵发展，这些都是重视教育的“社会化”思考与“经济化”思考平衡的标志。教育的内涵发展，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全面理解并实践“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理论，我们作了很多的教育社会化思考，但若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化思考，我们又会陷入各种误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强化“教育不是做社会的‘尾巴’”，教育服务于社会还要引领社会，教育自身得有底气，这就不能回避教育的“经济化”思考。
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经济增长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这是事实；教育经费的增长远远比不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2.82%，这也是事实。1993年我国就提出教育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经费的支出，到20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而现在还尚未达标，这也是事实。为什么原定于在2000年就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现在迟迟无法实现呢？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教育的“经济化”思考真实的强化，说白了教育的“社会化”思考与“经济化”思考不平衡。GDP4%的目标落实，责任不明确，这些钱应该谁出，中央和地方各出多少，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没有也不敢在“经济化”思考上走下去。教育总想着为社会经济服务是不够的，在全力服务社会的同时还要全力争取社会对在“经济”上对教育的关爱和“优先”。否则，教育没有自生长的动力和源泉，服务的品位也就高不到哪里去了。高校的负债问题已经很严重，直接影响了发展。据全国人大代表王武介绍，全国仅72所部属高等院校的负债已经达到360亿元，平均每所高校的欠债就有5亿元。政府职能从经济目标优先转向社会目标优先，这就为教育“经济化”思考的强化提供了条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只有用“经济”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教育的问题，教育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教育的“社会化”思考与“经济化”思考已经变得密不可分，不可偏废。
教育的“社会化”思考与“经济化”思考的平衡问题上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面对激烈的竞争，一般社会阶层家庭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了什么，他们当然知道应该去上大学，上更好的大学。但是，挡住他们去更好的大学的不仅是家庭的经济障碍，更重要的是文化障碍。我们可以把富起来的家庭粗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条件好文化基础差的家庭，他们在孩子培养的问题上随大流，人云亦云。教育的社会化效益在他们身上很难立竿见影。另一类是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都不错的家庭，他们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思路广阔。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家长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家庭会越来越多。所以，对社会对家庭已经到了该强化教育的“引领”作用的时候了。
总之，对政府，“经济化”思考多一点，对社会对家庭，“社会化”思考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