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慢性乙肝的治疗曾走过不少弯路，直到今天，最大的进步便是确立了以抗毒为主的综合治疗之原则。然而，仍然有些人（包括病人和少数医师，特别是非专科医师）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一味地“保肝”、“降酶”，最后终于尝到了苦头。
现在，我们再度提出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其实这个问题反复强调并不过分，深入认识，对大家确确实实是非常有益的事情，所以笔者还是“乐此不疲”地来絮叨。
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
首先，从乙肝发病机制上看这种“必要性”。尽管乙肝发病机制尚未全部了解，但对乙肝病毒（HBV）没有肝毒性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也就是说HBV的入侵并不直接损害肝细胞，任凭HBV在肝细胞内复制，都不能破坏肝细胞，也就不会引起肝炎。但是，当HBV被肝内的免疫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识别出来后，就要去攻击HBV，而HBV却躲藏在肝细胞内，那么，免疫细胞就不客气地释放一种叫“穿孔素”的物质，破坏肝细胞，并释放“细胞因子”去攻击HBV，将其杀灭或清除，所以，这时的清除病毒是以肝细胞损伤为代价的。可以理解为，免疫细胞是正义之剑，HBV是妖魔，此时的妖魔偏偏躲藏在肝细胞内，正义之剑去斩杀妖魔，忍痛“连累”了肝细胞，使之发生损伤，导致了肝炎的发生。
由此可见，虽然HBV不直接损害肝细胞，但它仍然是罪魁祸首，没有HBV这个妖魔，正义之剑也许不会出鞘，肝细胞就不会损伤，也就没有了肝炎的发生。妖魔不除，永无宁日。抗病毒药物直指妖魔，将其斩首，根除祸患，肝细胞的康复也就非常顺利了。
其次，从乙肝病情演变上看这种“必要性”。慢性乙肝的特点是病程长，缠绵不愈，这是由于HBV的长期作用和炎性因子的刺激所致，不久，肝细胞外基质大量增生，特别是胶原组织的不断沉积，导致肝纤维化，慢性乙肝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其进一步发展，可挤压肝细胞，并形成“纤维隔”，破坏正常的肝小叶，最后有“假小叶”形成，从而演变成了肝硬化。使一个含血量丰富、柔软的肝脏变硬了，健康的肝脏为“口唇样硬”，随着病情发展，肝脏发生纤维化，变成了“鼻尖样硬”，再后来由肝纤维化发展为肝硬化，肝脏则为“额头样硬”了，肝硬化是各种肝病最后的归宿。没有肝硬化的慢性肝炎，5年病死率为2%，发生代偿性肝硬化，5年病死率上升到14%～20%，而失代偿性肝硬化5年病死率为70%～86%。值得注意的是，在肝纤维化阶段，通过治疗还是可逆转的，一旦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则不能或是很难逆转，肝硬化还可能进一步演变为肝癌。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在于阻断或推迟肝纤维化向肝硬化发展，预防或减少肝癌的发生。所有抗病毒药物，在抑制HBV同时，也都有抗肝纤化作用。
最后，从保肝药治疗的被动性上来看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传统的慢性乙肝的治疗主要是应用保肝药，这类药不下数百种，有促进肝细胞再生、解毒、降酶、利胆等功效，但大部分缺乏基础理论的研究，实践也证明，保肝药治疗带有很大的被动性，疗效可疑，所以，人们常常把保肝药加上引号。比如降酶药，病人应用后血清转氨酶活性可能下降，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象，一旦停药，转氨酶立即反弹。HBV不被抑制，假如肝细胞真的能大量再生，而 HBV仍然会感染新的再生的肝细胞，继续引起炎症，到后来“保肝”药是保不住肝脏的，只有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进行抗 HBV治疗，阻止HBV诱导的免疫性肝损伤发生，肝细胞才能真正保得住，血清转氨酶活性才会真正降下来。有人说，抗病毒药物是真正的保肝药，这话很有道理。许多一味追求“保肝”治疗的病人，必然在走弯路，病情也难于控制，最后还是得回头应用抗病毒药物治疗，这类例子太多了。
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
从获益性上看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慢性乙肝病人，有HBV复制的指标，应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不应用抗病毒药物治疗，病人获益大不相同，应用者，可获得显著疗效，病情被控制，肝功能恢复正常，症状减少或消失，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不应用者，病情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总是不能摆脱慢性肝炎的阴影。曾有调查，不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病死率是抗病毒治疗者的12倍，发生肝硬化、肝癌是抗病毒治疗者的5～9倍。从病人获益性上来看，抗病毒治疗是可行的。
从方便性上来看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抗 HBV药物，特别是核苷类药物如拉米夫定、阿地福韦等，它们均为口服药，每天服用1次即可，对于轻、中度慢性乙肝一般不需要其他药物，非常方便，适合外出、家庭内服用。这种方便性是其他任何治疗肝炎药物无法比拟的。许多治疗肝病药物需要肌肉注射或静脉点滴，只有在医院才能进行。方便性带来的可行性是十分可贵的。
从病人对抗病毒药物的依从性看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抗HBV药物，特别是核苷类药物如拉米夫定、阿地福韦等，病人的依从性较好，一些重度慢性乙肝、重型肝炎、失代偿及非失代偿肝硬化病人，均对其有较好的依从性，而依从性好，疗效也会好，不良反应又少，病人从心理上到躯体上都会平稳接纳这类药物，这样，适应证就更加宽广了，使更多的病人受益。试想，一种药的疗效再好，但病人很难依从，甚至被拒绝，那么疗效好也就等于零了。
从反应性上看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抗HBV药物特别是核苷类药物如拉米夫定、阿地福韦等，用药后的副反应和负性事件很少，只要遵守医嘱用药，不良反应轻微，有人观察，一组用拉米夫定病人，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病人，最后总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二者没有显著差别。国内曾有个别病例服用拉米夫定中出现意外，但都是擅自用药或者脱离了医学监察的结果。即使抗HBV药物中的α－干扰素，其不良反应虽然明显，但都是可逆的，按医嘱行事，也不会出大问题。
从经济性上看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抗HBV药只有3种，即干扰素、拉米夫定和阿地福韦，这3种药物从经济性上来看，病人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拉米夫定，每人每月不到500元，承受得起，是现在乙肝治疗用药中价格较低的一种。治疗后病人受益价值和付出的经济价值之比是合理的，当然是可行的。
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应受到质疑，但这并不是说对慢性乙肝只要进行抗病毒治疗，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慢性乙肝的治疗难题并没有全部解决。目前抗HBV药物品种还太少，病人选择的余地不大，抗病毒药物应用的时间还太长，病人应答率不够高，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HBV耐药性也在不断增加，毒副作用也可能增加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研究和改善，开发新的抗HBV药物，改造现有的抗 HBV药物（如将拉米夫定制成长效制剂），优选出最佳抗HBV药物联合应用方案等，工作很多，任重而道远，医学家们没有半点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