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1970年的寒冬。
黄昏时分，芦花正在门外修炉子，远远地来了辆自行车，是镇上的邮递员来了。芦花心喜，赶紧迎过去，每过两个星期，就能接到卢俊的或者是思河的信。
“这次这封是挂号信，给您这条子，您得到邮局去一趟才能拿。”
“挂号信？”芦花纳闷，她从来没接过什么挂号信。
第二天，天特别冷，芦花披上外衣，戴上头巾，赶早就往石龙镇上去。到了邮局，那里的人说负责挂号信的人要十点才到，让她先回去。
芦花走了出来，脚步不自觉地往林先生家走。快到了才记起来林先生夫妇已经搬去和女儿惠惠一起住了。芦花转身到了一家小吃店，买了一份扁翅汤(闽南小吃，薄薄透明的皮，香香的馅)，就赶往干妈家来。
干爹干妈都八十出头了，身体倒还过得去。两个儿子一个在县城里工作，一个就在队里的供销社。秀珍学了点会计，在队里当工分记录员。内外孙也都长大了，家里热闹，两个老人日子过得还不算太冷清。
“芦花，今天怎么来啦？”干妈问。
“嗯，买了点热的，您和干爹趁热吃，外头挺冷的。”
“是啊，今年怎么这么冷。”
芦花伺候两个老人吃了，就返回邮局去。那个人总算是来了。他接过芦花的条子，拿出一大串钥匙来，开了邮件柜的门，拿出了一封信件，让芦花签了名，就把信递给了芦花。
芦花接过邮件，眯起眼睛看。奇怪，这封信怎么和往常的都不一样？不像是卢俊的也不像是思河的。先是邮票不同，这回这个信封上的邮票怎么是个洋人？再来是笔迹不像。不过信确实是给自己的，她认得自己的名字。
几十年了，从林先生那里，到孩子们，到村里的夜校，芦花已经学会了不少字，不过这信封上的字迹，芦花认起来还是有难处。
她拿着那信，又走回了干妈家。
“芦花，怎么又回来了？”干妈问，“你买的那扁翅汤真好喝呀，喝了暖和。”
“我回头再去买点来。”芦花说，“干爹在吗？”
“在后头晒太阳呢。”
芦花到了后院。
“干爹，”她叫道，“您给看看这个，是个啥信啊？”
干爹坐在藤椅上，“芦花，去给我拿个眼镜过来。”
“哎。”芦花应着，回屋去找干爹的老花眼镜。
干爹戴上眼镜，看了看信封，“奇怪呀芦花，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亲戚在香港呀。”
“这信是从香港寄来的？”芦花更觉得离奇了。
“是，来，打开看看——还是你来打开吧。”
芦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里头只有一张纸。芦花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她的脸色变了。
“怎么啦芦花？那信上有什么？”干爹问，看芦花有点异样。
“干爹，您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他还活着，他来信了？”芦花语气急促，将信递给了干爹。
“谁？谁来信了？”干爹耳朵不是太灵，接过去，看了看信头，又看了看信尾，“是，快去叫你干妈过来！”
干妈来了，干爹对她说：“河儿来信了！他还活着，还问我们好呢！”
“啥？！长河？！长河还活着？！”
“嘘，小声点。”
“就是这张？”干妈问。
芦花点点头。
“白纸黑字。”干爹说：“有道理，台湾他没法寄，只能从香港那边过来。”
芦花不停地看着那信，“干爹，如果是他，怎么才写这几个字呀？”
“第一次，他怎么知道这信能不能到得了你手里？”
“是呀芦花。”干妈说。
“干爹，”芦花又问，“这‘如晤’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他好像就在你跟前一样。”
“爱妻芦花如晤”是长河信里的第一句话。“爱妻芦花好像就在跟前……”芦花重复着那话语，拿着信，贴在自己胸前。她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她走到了院子里一棵树的后面，靠着树干，她眼泪开始往下流。抽泣着，抽泣着，她哭出了声。
长河的声音，穿过三十三年时空，有如空谷回音一般在她耳边回响：
【
大妹子，你病了，快先把这汤药喝了，快点好，我送你回家。
给你带来碗鸡汤，你，你喝了吧，身子虚得补补。
芦花，这名字好听，你妈妈当初怎么给你起的这名字？
傻丫头，药哪有不苦的。
芦花妹，你那什么，戴个围巾吧！就是，就是把这儿挡一挡，别，别让人给瞧见。
芦花妹，你来得正，正好，我想，想你了，哥我打心眼里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你不讲，我也知道。哥我今晚说啥也不让你走！
芦花妹，看着我，假如你不嫌弃，我想娶你。你一天不下山，我就天天都上来。
芦花妹，听着，你妈妈怎么疼你，我也怎么疼你，我还会疼得更多，相信我。
别信什么命啊运的，只要芦花妹和我同心，我什么也不怕。
妹子，你，这是……你要哥疼疼你呀？你不会咬我啦？你是让我啦？
妹，我答应，我会回来的，我会平安回来见你的。
】
“长河哥，我答应过你，等你一辈子；我真的等了你一辈子，一辈子呀！”
芦花不知自己哭了多久，只听见旁边有人在说：“给人听见了不好。”是干爹的声音。“让她哭吧，可怜的孩子，总算是老天有眼，子弹没眼，可老天有眼啊。”是干妈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