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很惊讶地听说家庭治疗起源于一个“共同乘车”的故事。三个同事一同开车去他们工作的临床医疗机构。在路上，他们讨论起各自的案例，都为两件事苦恼。第一，他们感觉要改变前来治疗的孩子非常困难；很少有治疗师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带来明显的变化。第二，在某些自认为成功的案例中，家庭里的另外一个孩子——之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问题的孩子——往往会出现各种症状。所以，父母亲又会再次出现在诊所，不过这次是带着另一个孩子前来咨询。治疗师的这次谈话促成了新的理论发展：儿童的问题和更大的系统——家庭系统有密切关系。
家庭治疗理论被认为是 40年前最具创意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之前儿童治疗师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必须提醒自己注意每个人都是不同系统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人们承担的不同角色。例如，在一个高科技公司的特殊部门，有一位同事被其他人称作“妈妈”，因为他总是很照顾其他人。有时，揭露出某个特殊群体交互方式的线索并不会很清晰，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努力从更大、更交互的群体角度看才能发现。我们需要询问类似的问题：“莉迪亚出席（或者不出席）会议会对其他人在会议上的表现有怎样的影响”或“是什么导致德维恩从会谈中撤离”，我们必须从群体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并且要善于观察，保证能识别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影响。
◎策略4：注意开始变化的时刻
过分关注当下，会导致我们无法看到更大、更历史性的图景。
老师们期望学习历史能让学生更加意识到这种大图景。他们希望学生能仔细地关注年代发展的脉络，关注这个大框架中的具体历史事件，从而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因此，老师会使用“年代表”来追踪民族发展的起落、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思想系统的启蒙与兴衰。但是，当我们离开教室，面临日常生活的纷扰时，似乎不擅长运用这种历史观点。如果没有人督促，大多数人只会关注到当下这个时间点，基本上都属于“近视派”。例如，在试图搞清楚当前政治发展的意义时总是容易忘记回顾历史。
事实上，当我们看待发生在自己生活中某个较短时间段里的事情时，总是很难保持历史性的观点。在咨询过程中，我会问来访者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的反应总是让我目瞪口呆。一个朋友抱怨她和丈夫的关系不如以前亲密了，我问她：“这个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惊讶地意识到竟然真有这样一个分界点：“他开始做这份新工作后……他答应我们去以色列旅游，后来又说去不了后……我们搬得离父母更近后。”
在我教的一门创造性课上，一名学生说：“过去我一直写诗，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应该总共写了几百首，但是，现在已经多年没写过了。”几个星期后的一次课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最后一首诗是在婚礼前一周写的。这个想法让她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之前自己从来没有将这件重要的事情——写作停止——放到更长的时间线上来考虑，所以没有看到它跟其他生活事件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对这么突然的变化也会忽视，那么，那些缓慢发生的变化是不是更可能会被忽略？正因为这个盲点，我们看不到父母逐步表现出来的老年痴呆症状，也注意不到最近几个月工作任务和压力越来越大，或者意识不到 10岁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责任。
◎策略5：考虑决定带来的长期后果、意外结果
有时，我们过分关注现在而忽略了未来。因此，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决定带来的长期后果。佛罗里达州凯威斯特岛旅游景区的一个讲解员讲了一个故事：在 20世纪初，商铺店主想要清除街头小商贩，所以他们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人们不能从街头小推车购买货物，只能从商店中买。很明显，这个法令是有意限制该地区的犹太商人，但正是由于这项法令出台，导致了犹太小商贩联合起来，共同租用或购买店铺，最终他们在当地的贸易中占据了主导。讲解员在讲这个故事时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我们也表示欣赏。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意外的结果反而更容易显现出来。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我们想避免这些意外的结果，我们不想对自己行动或决定的各种可能后果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询问自己如下两个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 这个行动的可能后果有哪些？
◆ 我能想到与心理预期相反的糟糕结果吗？
◎抽象思维影响把握大图景的能力
理论就像地图一样，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大图景，因为它们能告诉我们各个部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各个元素是如何共同起作用的。我们需要有理论模型来帮助把握整体系统的复杂性，这可能是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大图景从来都不是一幅静态图，比如地图中显示前门和后门如何相连，相反，大图景更可能像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也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过程，如空气或土壤的变化，这些过程都很难被发现。
正因为大图景如此复杂，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它，这样看来，也就更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忽略它。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了我们看到大图景的能力，即抽象思维的能力。当我们的思维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立体，我们的思维也就能从最简单、最即刻、最具体到更复杂、更广泛、更抽象。例如，如果快餐店的经理考虑到快餐店开业会影响到该地区的经济，相反，也会受到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他就不是考虑具体实物，而是采用了抽象的观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当经理能够从更大的立体层面——一些表面上看起来跟快餐店没有关系的系统（如快餐业的道德责任）——来考虑自己的快餐店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时，他就做出了抽象性的思考。
人类学家凯瑟琳 S.纽曼在她的著作《我的游戏不蒙羞》中描写了纽约哈莱姆地区的少数民族商业领袖如何以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到他们的使命，而不仅仅是赚钱。在哈莱姆食品连锁店工作的一个青少年描述了她的工作、学习以及经理对她的影响：
如果没有工作，我肯定不会安心在学校读书，因为工作是我的灵感来源……你知道，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就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最初，当我开始工作时，我根本就不想再上学。但是，经理告诉我“我想看到你的成绩单”。那个时候，因为总是迟到，所以我的功课都不及格。经理说：“嗯，我觉得你要减少工作时间，也许你实在是睡眠不足。”他们就这样推动着我去学习。如果我想保持这份工作，就必须回学校上课。他们真正这么做了，他们总是对我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你永远都在这儿工作，我们想看到你不断前进。”
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行动，这些少数民族商业领导就必须在更广阔的图景上来考虑他们的生意，而不仅仅只是在商言商。他们的思考也必须有更高层次，如考虑餐馆的道德价值，而不只是考虑员工们每天重复的工作。例如，一个经理也许会问，在推进社会公平或表达佛教、基督教或人道主义价值观方面，自己的企业如何起到有效的作用。社会公平和价值观本身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能考虑这些抽象的概念，就看不到更深更广的联系，从而也就无法领会更有意义的大图景。
抽象思维的使用困难
我们经常不会采取抽象方式思维或不会从更广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具体的、即刻的思维在许多情境下就足以应对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抽象的思维方法，比如，在某些学校课程中就能学到，我们也不会时刻都想着去运用，因为我们知道在日常情境中采用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能带来多大益处。我的学生莉安娜跟我讲过她的 21岁继女道恩遇到的困境。道恩为她男友的爸爸工作，男友的爸爸是个建筑承包商，需要道恩来协助做些文书工作。由于觉得这份工作毕竟不是个好选择（会因此和男友有些小麻烦），道恩打算开始修改简历重新找工作，因此她请求莉安娜帮她检查自己的简历。
在道恩的简历中，工作技能清单非常具体：她事无巨细地描述了诸如接电话、整理资料、开支票和打字之类的工作。发现这个问题后，道恩需要从更概括和抽象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工作技能，这样才能跟各种不同工作进行匹配。因此，莉安娜让道恩从她之前的所有工作经历中列举出特殊的技能，然后要求她对相似的技能进行分组，并给它们命名。结果，道恩将整理资料、归档和录入信息到数据库归为一组，并命名为“系统整理”。这种方式能更为抽象地描述道恩的工作，也让她从一开始的特定技能和特殊工作的具体匹配提升了一个层次，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自己工作中的基本要求。
道恩开始以更抽象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工作经历，也开始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自己试图申请的工作。最终，她认识到，过去的工作经历并不只是说明自己仅仅适合秘书和行政性工作，其实自己非常适合管理一家小型的公司。
这个例子看起来也许很简单：道恩似乎只是在做着大多数人经常做的事情而已，虽然可能大家都没有考虑过这个过程。但是事情就真的那么简单吗？商业巨子皮特 德鲁克在他的《变迁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提到：“很少有人（美国人）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选择工作。当你问他们‘你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知道自己的限制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总是用迷茫的眼神看着你。或者他们经常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回答你，但那不是正确答案。”对找工作的人来说，理解自己所学的知识是怎样和某个工作匹配的并不是很重要，同样，列举出我们具体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并不一定说明我们就能胜任所申请的工作的基本要求。它仅仅说明：我们并没有理解大图景。
大多数人都能做到道恩这样：我们都能做到必要的抽象思维，能从更理论性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技能。然而，我们却往往并没有真正这样去分析。要抽象出这种深层的观点，比如“系统整理”，来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自己的特长，需要一定程度的深思。转变这一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找出隐藏的共同基础，抽离出更深层的概念，而它们都以某种方式联系着我们拥有的各种具体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