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人们总是做不到这点，有时常常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1960年，西奥多 莱维特指出，铁路运输业被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打败，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将自己局限在铁路运输生意中，而没有将自己置身于交通运输业中来发展。对铁路运输而言，若能有更宽广的视野，看到自己在交通运输中的更复杂的位置，也许能引导其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原因：和抽象思维斗争的童年线索
对成人而言，经常忽视抽象思维并不奇怪，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仍然很新鲜。抽象思维是一种缓慢发展的能力，直到青少年期才开始萌芽。如果你看看孩子们怎么回答“这个故事讲了什么”这个问题，就能理解抽象思维的发展。假如你正在为一年级的小学生讲“三只小猪”的故事，孩子们能很容易理解故事里的事件。故事讲完后，你问孩子们：“这个故事讲了什么？”他们的小脑袋里会蹦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却只能给出一些浅显的回答，比如复述出小猪们的具体行为细节、大灰狼的行为以及最终的结局。如果你说：“好，那些都是故事中的特别事件，但是大家能只用一句话概括故事的意思吗？”他们就肯定会觉得很为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孩子们需要将故事里的所有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归纳出主题思想。他们在故事里找不到答案，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从字里行间总结内在含义，这件事情对更大年龄的孩子来说也有困难。他们不仅要创造地提出抽象的观点将故事情节逻辑地联系起来，而且还必须找出最能表达故事内在含义的主题。正如理查得 弗瑞里所说：“三只小猪”虽然告诉了我们很多道理，但是绝不是一个建房子的故事。
低年级的孩子们一直持续具象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问四五年级的学生“公平是什么”，他们会给我们讲有关公平的例子，比如游戏中的事件或老师改卷子的情况。或者他们会说公平是有关好孩子和坏孩子，有关法官、法庭和监狱的东西。直到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才会开始像成人一样思考，才开始用更抽象的方式来定义“公平”。
正因为我们意识到青少年能采取抽象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在学业方面会对他们的抽象思维有更高的要求。高中、大学的老师都会要求学生以更抽象的方式来思考，这样便于他们进一步学习特定领域的高深知识。例如，在物理学中，我们不仅希望学生认识到某些特定物体会漂浮，而另外的则不会，还要求他们理解更抽象的原理，即物体漂浮的原理是什么。
运用困难：抽象程度过高，难以理解
除去在学会抽象思维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外，有时，运用抽象思维很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概念本身就特别抽象，甚至在我们的思维能力之上。当我们寻找“三只小猪”的中心主题，或试图理清从事的不同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我们是从具体事件中学习找到更隐藏、更内在的关系。我们在这些点之间思考抽象的关系，但是这些点本身——故事中的事件、我们肩负的工作职责——都不是抽象的。然而，在下一个水平上，我们不再把事实、可观察的事件或历史证据当做我们思维的客体并进行推理，也不再依据具体的元素来推理出有关抽象意义的结论。相反，我们是将抽象意义本身作为思维的客体，在这些本来就抽象的意义中进一步推理它们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及重要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龄儿童能够理解对称的观点。如果我们给孩子们展示对称的物体，并指出物体的两边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的身体差不多是对称的，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只耳朵、两条胳膊和两条腿，那么，孩子们能以这种具体的方式理解对称的概念。他们能学会识别对称及不对称的物体，也能考虑发展心理学家玛格丽特 唐纳森提及的“相关事物”。他们也能将对称关系看做不同事物或事件之间的连接。但是，正如唐纳森指出，这种观点和对“关系”本身的思考并不是一回事：“其中一个是指对某人的身体部位感兴趣，或者是对整个身体感兴趣，而另一个则是对对称的本质感兴趣。”
对对称的本质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嗯，举个例子来说，它就是意味着，我们不再考虑具体的对称例子，甚至是超越最精妙的对称例子，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关系也许是对称，而是要考虑到对称的不同概念化过程。在关系中，我们称之为“互惠”的关系可能是对称的，还有，平衡、循环甚至是对立都可能是对称的。当我们能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对称，其实就是在进行抽象思维：考虑互惠、平衡、循环和对立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只考虑这些抽象概念的具体例子。
要在如此高的抽象水平上进行思考并不容易。这种思维包含了玛格丽特 唐纳森所说的“非嵌入式推理”，即缺乏有意义事件背景的推理。我们都知道，如果缺乏事件背景资料，进行推理非常困难，之所以我们会认为具体事例非常有帮助，或者当某人提出一个尚未接触过的观点，我们会将这些新观点和已有的熟悉概念联系起来，都是这个原因。当我们关注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具体的事件时，就达到了一种较高的抽象水平，一种远高于真实物体和事件的水平。
回头再看菲舍尔和皮普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从点到线、线到面、面到立体、立体到系统，我们不仅看到了越来越大的图景，也越来越能触及这些图景中各元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当那些关系非常复杂或抽象时，我们就更难理解它们所呈现的图景。当元素本身也很抽象时，那就更难了。幸运的是，我们似乎不需要在抽象思维的最高层级上进行有效思考，也不需要成为非常出色的思想家。
天才是否有可能处于低级抽象思维水平
你可能会认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的抽象思维水平一定非常高。某些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正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独特和抽象的概念。专家们承认，仅有小部分该领域的学者能真正理解这些复杂的新理论。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因为他们的贡献包含有高抽象水平的发明或发现，而是因为他们征服了该领域的某些盲点，而其他人却一直屈服于这个盲点。这些革新者能够看到他人视而不见的可能性，或者能抓住他人根本不会考虑的视角。加杜塞克博士在发现苦鲁病病毒时正是这样。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他们同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心全意地去思考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另外有一些人则会拒绝夸夸其谈，而是深入地去思考别人想当然的概念或观点。
视野拓展：系统观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
高中和大学的某些课程强调了“全局观”，例如，社会学教授要求学生理解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国家的经济或出生的社会阶层）对人的影响。但是，即使是学生学习了这些课程，在日常生活中也并不一定就能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相反，他们每天阅读报纸上的新闻故事，似乎这些故事都是单独的点。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往往将原因归结为自己没有背景，而不是充分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工作外包、行业变迁或国际进出口模式。因此，人们必须有意识地退后一步，不是只考虑当下的领域，比如自己居住地所在的小区域，自己大学专业主修的狭小知识领域或自己部门在整个公司的小角色，而是应该考虑这些领域怎样和更宽广的系统联系在一起。
然而，采用系统的观点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在个人生活中，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系统来解释发生或没有发生的事情？下面是两个案例场景：
场景 1：一位中年人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油漆厂的一些员工在执行安全政策时不够严格，有时油漆生产过程中会有废气泄漏，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他解释说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这种安全隐患：“我已经试过，已经告诉了相关人员，他们争辩说如果不走点捷径，他们根本无法在期限前完成生产。我也跟老板说过，他说无法改变期限，自己也左右为难。那我能做什么？我根本改变不了整体系统。所以我只能尽力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祈祷不要发生问题。”
场景 2：一位中年女性感到很失望，因为不能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小企业。她发现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在于自己花了太多时间来为家人服务。她抱怨说：“当你在家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你应该一直为他们服务。”她解释了自己无法拒绝家人而把工作放到首位的原因：“女性天生就应该‘好好地’照顾家人。”另一个女性企业家也回应说：“嗯，我也是被这么教育的。但是现在我已经 55岁了，是时候要结束这种悲惨的局面了。”
采用系统的观点时，我们承认系统会强烈地影响生活。但是，我们应该在哪种程度上来合理拒绝系统对个人的要求呢？对此有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比较极端，他们认为系统如此强大，所以个体无法抛弃系统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信念或情绪。在这两个场景中，我们看到，油漆厂的管理者没有看到有效改变系统的方法，他变相地鼓励了安全防范措施的放松。我们也发现，女企业家没有找到方法拒绝女性的家庭职责，所以现在还无法改变行为方式。
第二个极端的态度在场景 2中的第二个女性身上有所体现，她说：“我也是被同样的思想禁锢过，但是我受够了。”她相信如果人们的动机足够强大，就能克服系统带来的阻碍；如果由于种族、宗教或性别原因，社会限制了人们的发展机会，他们应该能将自己解救出来。如果过去塑造了他们，也应该能颠覆自己的过去。
社会系统对我们的强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影响到我们的出生，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能对这种来自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或民族的强大的影响产生绝缘。同样，我们也都会被更小的系统所影响，比如我们的工作系统和生活系统：我们所在的公司，我们生活的家庭。同时，大多数人也相信，个体必须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负责任，有些事情能做或不能做不能总是归咎于系统。无论身处的系统有多大的限制，我们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作出某些可能选择。在那个空间里，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能理解自己的生活如何与更大的社会系统相联系，那个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大。
事实上，一旦意识到某个特殊系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一旦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整体图景，那么我们就可能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努力改变系统；可以努力抵制系统的负面影响；也可以决定离开这个系统。无论我们做什么，第一步就是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盲点，这样我们就能发现这些系统以及系统给我们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