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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见得最多的一句标语便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字，是颇为顺理成章的，让人多少有些费解的是还有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和活泼倒还好懂，可一个小学生天天要“紧张”和“严肃”是为了什么呢？
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怎么看还都是个孩子，但彼此之间已经知道开对方的玩笑了。虽然那时还不知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道理，只以为一男一女便可组成一家，那么，同桌的男女生不就很自然的成了对象嘛。这种无聊的玩笑在我们班级男生之间似有风行之势，课堂之外，玩耍之时，我们彼此都一脸坏笑地喊着对方同桌女生的名字。在这方面肯动脑筋的同学，甚至可以直接用手势来代替女同学的名字，譬如把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三个指尖捏到一起，那便是代表“二玲儿”了。
二玲儿的大名叫杨春玲，她是和我同学时间最长的，整整十年。奇怪的是从小学到高中，她一直都是班干部，而且是身居高位的那种，究竟她有什么精妙的为官之道，我始终不得而知，不过说到人缘儿这块儿，她倒是都搞得不错。
我们的刘老师在选拔班级干部这方面，有她自己独特的用人标准，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像什么姜静平啊、闵咏梅呀、杨春玲啊，这些官职显赫的内阁成员全部都是女生，只把体育委员给了吴庆施。想必大家也知道，体育委员和班长啊学委呀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而且干的也基本都是些粗活儿累活儿，老师看上的无非是他那一副健硕的好身板儿。
但不管咋说，体委终究还是班级干部呀，吴庆施干得也是尽心尽力，就说喊口令吧，一句简简单单的“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他几乎每次都差不多把自己喊得面红耳赤，青筋暴露。而随着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接下来，便再没他什么事了，甚至连说上一句“听我口令”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在干部层面，看似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但那时整个社会的男女比例大体还是平衡的，我们班也是一样。毕竟是重点班的底子，才子佳人自然是不缺的，但说到风流，却并没有。虽然口头上，我们在女生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彼此都匹配成双了，但那不过是单单地取一乐罢了，真正的思想里，竟然连偷偷地喜欢恐怕都做不到。
可能还是年纪太小了吧，亦或是时代的缘由，男男女女，同处一室，比肩相伴却视而不见，现在想来这是何等遗憾的一件事。而待到成年以后，寻遍都市原野，哪里还有什么美女如云的诱惑。
我们班的学生如果按地域分，大致是大院儿的一拨儿，邮局的一拨儿，河沟边儿的一拨儿，这么三部分。后来，经重点班这分分合合，来来走走，便车站的也有，北头儿的也有，略显杂乱。不过这都是镇里的，而吴庆施、王振猛、陈艳国、穆洪海他们四个家都住在二车间，那里该算是我们镇的“远郊”了，他们上学放学都在一起走，是我们班的小“四人帮”。
四个人里最有特色的要算是陈艳国了，他本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只是长了一个露鼻子，那鼻涕几乎整天在脸上如江河滔滔，奔流不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鼻子以下的皮肤就从来没干爽过。凭此特征，他当仁不让地获得了“鼻涕罐儿”的美誉。
我和这四个人平日交往不多，但每年到了顶“洋喇罐儿”的季节，我就会跑到他们家住的地方，和他们一起上山去找“洋喇罐儿”。
找“洋喇罐儿”是个很费眼睛的活儿，虽然乔木和灌木上面都有，但它本身体积很小又总是长在不太显眼的地方，而且数量也不多，所以真正找起来是很困难的。
二车间周围并没有什么大山，树木也不是那么茂密，一个下午如果能找到十几或二十几个，那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把它揣在口袋里，要是稍稍有了一点儿沉坠的感觉，心里便美滋滋的，仿佛是得了金银珠宝一般。
但“洋喇罐儿”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它既不能吃，也不能卖钱，就是用来顶着玩的，比一比谁的更结实。通常，摘得了“洋喇罐儿”回来，没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在手里把玩，那体型健硕些的很快就被我们盘的油光锃亮，看似已经有了包浆了。这样，我们再拿出来，它便有了久经沙场的模样了。
顶“洋喇罐儿”不存在什么技巧，只要两手捏住罐身，露出罐顶，然后贴准了对方罐顶再互相用力即可。因为光滑的缘故，往往不能立分高下，于是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要听得那“啪”一声脆响，便见其中一个罐破肉出，汁溅指尖，场面不堪入目。但要说沮丧也只留给输了的那个人，胜者和周围的观众，获得的却是莫名的得意和欢乐。
我到现在也搞不懂当时的孩子们为什么会热衷于此，在那个几乎看不到任何竞技比赛的年代，或许我们要的就是这份胜利者的荣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