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时你到乡村转转，会发现不少的春联是相当好的，也不乏书法家之品位。但是没有人承认那是书法家，因为有权颁发“书法家证书”的人，生活在大都市里，并且历来嫌贫爱富。讲述历史的人，只有在他们觉得你这个人确实应该提及时，才会“顺便”发现你的字，如果你的字不错，他们就想办法让你的字传世。历史就是这么“瞅红灭黑”，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世的选家，大约跟既往的选家一样，只就“名人”的范围遴选。字再好，不是“名人”，他先就撇了。所以说，书法不能唯书法而书法，而是做人第一，做事第二，写字作文当在第三位最恰当。
我曾读过一个观点，说书法艺术是所有艺术里的最高境界的艺术。对此癔语，正常人是无法认同的。小的以为，世间所有的艺术，都是平等的，互补的，不存在孰高孰下。中学老师讲，一般都要强调他代的那门课，是所有课里的最重要。我们知道，这是瞎说，这是由专业自恋派生出来的胡说八道。一个爱吼秦腔的人，在他的眼里，别说是书法艺术有多么伟大，就是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在这个嗜好吼秦腔的人看来，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也算不得什么艺术的。我们爱一件事，必定赋予这件事极大的意义。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不能就此去降格别人的爱好。“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书圣教导我们要培育一颗包容博爱的心。
传统的书法，内容与形式是血肉一体的，文人既可书法，书家也同擅文章，只存在一个哪方面更突出的评判。现代社会，由于书写工具的变更，书与文逐渐剥离开来。书家多半不够文人，文人多半作书难看，这恐怕是一个现实。文人书法的兴起，表明文人对于古典美学的怀念，是由民族复兴这一大背景诱发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文人书法是能够成立的。你可以瞧它不起，认为它压根不是书法，但你不能忽视它的面积广大的客观存在。况且写文章，呕心沥血，穷尽思维，所换来的酬劳，实在羞于报出。更沮丧的是，写文章不能抄袭，重复自己也照样耻辱。而几幅字，背死几首唐诗宋词，明火执仗地盗窃古人的知识产权，一挥而就，重复地一挥而就，便可换来银子数千上万。简单的审美反倒值钱，文人们为何不也来刷它几笔呢！不刷白不刷。
书法作为特有的国粹之一种，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喜爱，是潮流所致。这现象看上去新鲜，其实是少见多怪。人类的创新能力其实是有限的，速度也不是太快。庐山的“美庐”别墅里，有一台冰箱，蒋介石与宋美龄使用过的，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冰箱，距今快八十年了。别说八十年前，就是三十年前，中国有几个人知道冰箱？如今，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洋玩意儿遍地皆是，人们就要发腻，就会本能地目光收回，跑进祖宗的库房里翻箱倒柜。于是一个作家，一个教授，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或者一个人文情怀很浓厚的官员，一个仅仅觉得写几下毛笔字就很愉快的普通人，便展纸注墨，临帖习书了。正事之余，写几张毛笔字，好呀。至于能不能成为书法家，我觉得不想它为好。想也没用，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甚至从根本上讲，就不是我们活着的人说了算的。
我的结论是：无论现代文人的书法，还是现代书法家的书法，只能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作品，才算得上“文人书法”。比如鲁迅、李叔同、郭沫若、沈从文、赵朴初、启功等，他们的某些毛笔字，具有双重的审美属性，即内容的独创、形式的别致。活着的范增也算一个吧。同样当过文化部长的大作家茅盾和王蒙，前者的毛笔字就是文人书法，而后者的毛笔字——你看了，真逗。我不知道中国当代作家里还有谁比王蒙更聪明的了，他似乎百科全书、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恰是反自然规律的，于是我们看见王蒙写出那么别具一格的毛笔字。
文人书法虽然“其兴也勃焉”，但要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尚需时日。不过文人书法的爱好者们、发烧友们，也不必气馁，如果真想写出好字，真把写字当回事儿，除了认真地效颦先贤外，更应向同时代的书法家多讨教，把那原本属于自家的手艺，虔敬地请回来，请回多少是多少。自家有森林，却不会做木活，不能“产品深加工”，实在可惜。至于专业书法家们，要不要种植一片属于他们自家的树木？那我就不好说了。
文化断裂中的文人书写
吴振锋
谁都无法否认，20世纪中国文化的裂变对中国书法传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与描述的。本文只是想对文化断裂中的“文人书写”做一些直观简要的印象式描述，借以寻绎书法在整个文化复兴中能否“接着讲”的一种可能性。
一、文化断裂的产生以及对书法的影响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质疑与考问一直没有停止过。发生在20世纪初的文化裂变其动因是与整个民族复兴运动分不开的。许多人都将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追溯到传统文化方面，由对政治文化的逆反波及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抉择之后，尤其是近20多年来，随着民族整体复兴的到来，反观百年历史，人们对上世纪的这种裂变开始重新认识，并在文化领域内进行着进一步的重新思辨、筛选和整合，这是新一轮的精神复原和重塑，它标志着文化复兴的新轮回的开始。那么，我们把视角移归到书法艺术领域，同样是有其文化意义的。
在文化领域内，清理对书法文化传统影响至烈的重大事件，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一）“汉字革命”
分析上世纪“汉字革命”运动，可知其对书法文化传承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远。
首先，从物质视角看。上世纪初，硬笔的引进致使毛笔退出社会生活，而到世纪末则以电脑键盘替代了手工书写。在短短的一百年里，由于技术的革命而使人们的书写活动发生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革命性”变革，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汉字书写”不再成为人们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而蜕变为一种仅少数人从事的艺术活动。而毛笔失却社会基础，同时也将人们“美用合一”的文化观念消解掉了。如果从正面认识，它催生和推进了书法作为艺术的职业化、专业化、艺术化进程，但其负面却是导致如今“笔墨泛滥”，书法丧失评价标准的一个直接诱因。
其次，从废除汉字、简化汉字到走拼音化道路，直接阻断了书法作为精英文化与大众的亲合。考察中国的文字演变史，文字的变革向来是在人们生活中悄然缓慢地进行着，它是一种漫长而优雅的过程。字体的每一次变化都与物质媒材如甲骨——青铜器——简帛——石刻——纸——刻版印刷等的变化有关。但上世纪初，一种“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呼声一时成为一种意识占领标志，随后便是新中国两次公布简化字的国家行为。这一文化事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汉字落后论”的盛行，致使几十年后的以振兴民族为己任的年青一代由漠视中国文字到漠视中国文化，从而使大批的年轻人沦为有知识与技能却缺少文化情调的现代“文盲”。对汉文字的疏远，对汉字书写的陌生，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不屑，对文化艺术的无知，已成为一种令人堪忧的无法回避的事实。前不久，清华大学校长读不通书画名家篆书作品，而同一所大学的教授在公共媒体上将“小篆”说成“小隶”的笑话，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字书写与生活的这种疏离与陌生，这也是“文化断裂”的一个恰到坏处的注脚。
（二）文言文的“隐退”
一百多年前，黄遵宪率先提出了语言与文字合一的问题，而上溯到1897年，裘廷梁就将民之不兴的罪过归之于文言文之上。到了五四时期，随着对汉文字到古汉语的质疑，白话文运动终于将文言文逐出了文化生活。应该说，文言文的隐退是以废除科举考试为契机的。即使在民国时期仍有人极力挽救文言文的寂灭，但对当时整个民族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而言，文言文显然是极不便利了。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使然。然而，百余年白话文的实践却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不同的文化事件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也不一定是不相容的，同时，也不一定要在它们之中规定出孰是孰非来。比如，在书法的表现形式中，选择竖式书写与汉字的形制有关；而选择古典诗词、联语、警句，则一定与文字内容即文言文中的内在适应性有关。截至目前，汉字横写只是在印刷品中广泛使用，而在书法的书写中，则还没有成功的例子，传统风格的书法作品仍顽强地采用竖写形式。而文言中的纯正、雅洁及语意的丰富性则与书法保留汉字造型美达成默契，中国书法历来讲求“词翰双美”，并将其认定为书法的文与艺在传统文化逻辑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品格的象征，文字内容与书法表现的内在联系、渗透便成为自觉创造的一个重要标志。书法至今都书写文言文、古典诗词，正是因为历史的传统文化基因与规定发生了作用，从而更能体现中国艺术的技道两进、节奏、气韵、格调、意境等文化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存留了民族审美的诗意性特征。而古代文人“诗书画印”整合的传统和由竖写习惯产生的力感、行气、笔势及章法构成所形成的一整套理法规范与技术传统，既说明了书法的自足性特征，也反映了中华文化承传中的“常”与“变”相互推动，绵延不绝的内在发展规律。若从另一方面来看文言文“隐退”，不只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的困难，更是使人们对上述书法表现形式隔膜化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