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三种原因，古已有之，并非今日始。问题在于，古代没有“书法家协会”，因而，“官本位”很难向书法群体渗透。古代的官员，大都把书法当作怡情养性的“馀事”而已，与升迁无关，与职称无关，与金钱无关。也就是说，书法基本上是纯粹的，很少有功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担任官员，对书法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今天则不然，各级书法家协会名义上是“群团组织”，实际上官方色彩非常浓厚，进入书协领导层的“书法家”，也难以自抑地以“书法官员”自居。当一个人把自己定位成“官员”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和“文人”无缘，何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本就不是文人。而当一些官员们在春风得意之余，把目光投向书法，那目的，恐怕不会是苏东坡式的儒雅，也不会单纯是为了把签字练得更自如一些。
靠书画卖钱，自然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只不过在长期经历计划经济、短缺经济之后，文人们穷则思变，一旦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书画可以卖钱，对金钱的渴望特别强烈罢了。当一个书法家把“润笔”看得很重的时候，当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印刷一般写字卖钱的时候，他的身上、他的作品中文化含量下降也自在情理之中。
三、传统文人理想和文人内涵的时代意义
那么，我们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文人和文人书法？非常遗憾，我很难回答。我只能说，我心目中的文人，应该具有传统文人的儒雅之风、刚谔之气、闲逸之趣。也就是说，我心向往之的是传统文人的情怀和境界。
传统文人注重抒发个人灵性，挥笔为文作书，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诚如扬雄所云：书者，心画也。又如蔡邕所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心有所动，而通过毛笔挥洒抒发，该是何等痛快。书法者，抒发也。
在传统文人心目中，文人就是文人，不是工匠。蔡君谟云“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故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连给皇后书碑文也敢坚辞，因为在蔡君谟看来，这是技夫之职，非儒者所为。他之所以敢于抗旨不书，是为了维护文人的尊严。阎立本既是朝廷官员，又是画家，但是，当有一次内侍当众宣他作画时，他非常难堪、非常痛苦，感到是一种屈辱。因为他认为他固然会作画、可以作画，但他决不是供使唤、供差遣的“画工”。陈洪绶也一样，一心向往庙堂之高，当崇祯皇帝终于召用他，却是让他做画工时，他坚辞不受。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传统文人是清高的，有尊严的，非“技夫役役”者流。
传统文人往往不修边幅，不受约束，率意而为。王献之“人有求书，罕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贺知章晚年尤放诞，邀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每醉辄属文，笔不停辍。罗隐失意东归时，有人告诉他，同船有朝官，罗隐便说：“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罗隐有所不知，像他这样才高傲物者，是当不了“朝官”的，而那些只能当“朝官”者自然也当不了文人，不知衮衮诸公当日煊赫今安在？
真正的文人，即便不以书名世，也定然格调高雅。朱长文《续书断》评韩愈：“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可及。”评欧阳修云：“永叔虽不学书。其笔迹爽爽，超拔流俗。”《宣和书谱》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真正的文人，书法是博学之后颐养性情的“馀事”，因而无意于工而工。赵壹《非草书》云：“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这一份“余暇”，何其珍贵！
话说回来，时代在发展，文人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封建社会，文人往往和士人是同义词。在民国时期，文人队伍比较庞杂，既有清末的遗老，又有旧学功底较深的高官，也有旧学和西学兼擅的一批知识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书法水平相当高，堪称文人书法的典范。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社会，知识爆炸，分工越来越细，各行各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书法也变成了一门专业，似乎很难成为“馀事”。传统文人的土壤日渐消解。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作家们先天不足，又大都已经用电脑写作，保守的也只是用钢笔，甚至圆珠笔写作，书法水平严重滑坡，更不要说琴棋书画了。也就是说，在古代，作家、诗人定然是书法家：在近现代，不少作家、诗人同时是书法家；而现在，作家、诗人和书法家越来越分离了，很多作家、诗人不是书法家，甚至不会写毛笔字，而书法家队伍中也缺少作家、诗人。这也是“文人书家”、“文人书法”稀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许，用原有的文人和文人书法的标准来要求，已经勉为其难了。在特殊的时代，应该赋予“文人书家”和“文人书法”以特殊的内涵。
我只想说，在有关方面强调“文化建设”，提倡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时候，所做的举措往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何从尊重、弘扬文人情怀着手来重视文人。可以设想，在文人稀缺、缺席的情况下的“文化建设”，将会如何寂寥。时代需要文人，需要文人书法家，这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当然，作为文人，也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具有时代性。
或许，当今书坛其实不乏文人，当今作家队伍中也不乏文人书法家，只是我孤陋寡闻，知之甚少的缘故。那么，我承认我之所见，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已；我之所言，只是痴人梦呓，一派胡言罢了。如此则诸君大可不必当真，只需一笑了之就行了。
文人书法必将形成
方英文
文人书法这个概念，据说过去没有，是个新鲜事物。既然是新鲜事物，那就要琢磨一下这个称谓的来历。某次，给别人写了几幅字，正摆在客厅晾干，门被敲响，进来几个书法界的朋友。真是一个好机会，当即诚恳地请他们现场点评，辅导。他们夸奖说：“挺好”，“有悟性”。实际上我心里太清楚我自己的半斤八两，充其量也就是个爱写几下毛笔字的发烧友而已，更清楚行家们仅仅是出自礼貌和怜悯，才表扬我的。不过无论真表扬还是假表扬，都是让人高兴的事，因为我始终坚信：吹捧使人进步。于是我继续问行家们，我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总结我的特点说：“文人书法嘛。”
后来，多次与其他的一些爱写毛笔字的作家、教师、记者等交流闲聊时，他们说他们的字也被行家们称作“文人书法”。由此可见，文人书法这个称呼，并非出自文人本身，而是出自正宗的书法家之口。很显然，文人书法，属于正规军对于游击队的称谓，目的是不让游击队过于尴尬。再往白里说，所谓文人书法，是指非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书法从业人员之外的，多少有点文化影响的人，所写的毛笔字。
而历史上却不是这样。历史上凡被称作书法家的人，首先，一定是想当然的文人，或者说，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换句话讲，他们只有在文化造诣方面特别出众，人们才有兴趣驻足目光品味他们的字，越品味越有味道，随之将他们请进书法家的殿堂，以供后入朝拜与临摹。看来，历史上被称作书法而流传后世的东西，其最初，并非它们很书法，而是因为它们很文章。一句话，多半的书法，甚至全部的书法，都是由于书写内容的经典，值得传播而传世下来。王羲之为什么被称作书圣？《兰亭序》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帖？首先，《兰亭序》本身，即是高格卓绝、品貌旖旎的美妙文章。其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业已成为不朽的中华成语；至于“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更是中国人对于相对论的最早的感悟，并且诗意地表达出来。人们在不断诵读兰亭时，发觉兰亭的字也照样是高格卓绝、品貌旖旎。就是说，《兰亭序》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内容与形式完美于一体的非凡瑰宝，并且，首先是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于是过去了几百年后，到了天才辈出的唐朝，书圣，这个书法行当里至高无上、只此一家的技术职称，就归于王羲之了。假如王羲之所写的内容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别人的，比如他书写的是屈原的《离骚》，或是曹植的《洛神赋》，他就是写得再怎么落英缤纷、流风回雪，哪怕在事实上真的达到了中国书法圣人的境界，书圣这一名号，大概也不会给他的。更有司空见惯的例子，有多少人写过“大江东去”、“北国风光”，请问哪一个成了传世名作？可见书法，历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孤立的写字，抓起笔就是“远上寒山石径斜”、“明月几时有”，或者一辈子主攻龙、虎、剑、寿、神、气等几个有限的汉字，可能写得非常好看，但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苏东坡。我想，黄庭坚的字，米芾的字，欧阳询的字，甚至距离我们最近的于右任的字，或许还比苏轼要好些，至少在某些局部方面要好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都压根不能跟苏轼相提并论。立体的苏轼，令后世所有的作家、书家以及绝对多数的文化人，无不心仪向往、高山仰止。因为没有哪个作家、书家、文化人有苏轼那样辽阔的境界、博大的修养、浩淼的趣味，更没有苏轼那样的经历。他的正业是国家大事，他经常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纲要”（所谓“策论”），并依此而鸣世。有一家史学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真正高峰，在宋而不在唐，大概正与宋代出现了苏轼这样不可复制的文化伟人有关。就苏轼个人而言，他的荣辱沉浮，是与一个王朝的兴衰变迁紧密连在一起的，与他所同生时代的民众的欢乐与悲伤连在一起的。他简直是他那个时代的气象台。他提起毛笔，不是要赋诗填词写书法，而是要抒发他的情怀，表达他对人生与世界的看法。是的，人生就是表态，并在表态之后付诸实践。苏轼写过一首《石苍舒醉墨堂》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君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这仅仅是探讨书艺么？当然不是。
立体的苏轼，正如他自己描绘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后人，不管做人还是吟诗为文，以及如何应对人生之顺逆，都能从苏轼身上获取极大的启示与营养。就算如此，我们所能得到的，也照例是苏轼的“只字片纸”——此目的甚至未必能够达到。对苏轼而言，赋诗填词也罢，游山玩水也好，完全是个“余事”。而历史发展到现代，所谓工业社会吧，人们的分工是越来越细了，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和协会。一个人拿着固定工资，衣食无忧，两耳不闻窗外事，清早起来就琢磨文章，或者操练书法，将“余事”完全变成了“正业”。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究竟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利弊如何？我是不敢妄言的。有记者问我：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哪个更好？我反问道：夫妻生活与红杏出墙哪个更吸引人？
当然，我丝毫没有鄙薄专业作家和专业书家的意思。事实上，专业书家的字，就是比吾们绝大多数“文人书法”要好，要好许多倍。我举右军兄、东坡兄两位文化巨人为例，是否要说明只要文章写得好，字也就一定跟着好呢？不是的。不过在古人来讲，大抵是文章好了字也就相应的好，因为古人写文章用的就是毛笔。我们知道，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写出大量的文字。量多了，质就可能引起飞跃。这里也仅仅只是一个“可能”，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写了很多文章，字也顺带着写好了；一种是文章多而字依旧平平。这里有一个关键，关键在于这个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却未必同时也有把字写好的禀赋。杜甫的文章是没说的，“光焰万丈长”嘛，但是他的字呢？恕我孤陋寡闻，没见哪个书法史上提及他，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他的“诗圣”地位。不过我又想了，杜甫即便够不上书法家，想来他那字也不至于太差。
可见，就算你是个很了不起的诗人作家，字本身不怎么好，还是不能称作书法家的。同理，你的字纵然很好，可你不会写文章，就是能写却又写不出档次，在其他行当你也没有卓著的成就，那你的好字就很难为世所公认，常会被历史遗憾地埋没掉。就是说在你的字的背后，一定要包含（机遇）或多或少的“事”或者“史”，才可能享受千秋垂顾。于右任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我是看过真迹的，以为算不得上品，其书，也未见得怎么“法”。然而，它首先是，它出自据说五百年才会出一个的书法巨匠于右任之手，而且它所写的内容，又是于右任自己的赋或骚，是从于右任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巨大的悲伤与忧患。如此的悲伤与忧患，不是于右任独有的，而是千百万中国人所共有的隐痛。最最重要的是，这个短短的，仅仅56个字的，绝对原创的书法作品，记录了一峡裂两岸的“国有殇”！所以说，从纯粹的书法观赏角度看，它虽难称上品，但它却奇迹般地超越了上品，几近于神品、仙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