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文人书法”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应是有其历史的和文化的双重背景和根源。我们知道，在中国书画史上，有文人画之说，而没有文人书法的说法，这是因为绘画起源于民间的无知识阶层，而后才进入文化者手中，最终形成民间工艺性绘画和文人情趣性绘画两大支系。书法不同，书法一开始便是在知识精英手中产生的。我们现在说的“文人书法”，确切说，只是近似的一种借喻，不是文人画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文人书法”这一说法呢？我们知道，几千年来，书法一直在文化精英的手中承传着，这种承传不仅是纯技艺性的承传，而且，太多地承载了历史文化精英们独特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人格。但是，近三、四十年来，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大潮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其实书法的这一解放运动的发端，还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间，“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运动几乎激发了全民的汉字毛笔书写热情，“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于是，书法便以平民化的普通身份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样，一种颇具戏剧性的现象产生了。这种现象一经说破，可能会得罪一些职业书法家，但这种现象的产生确实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什么现象呢？这便是我国绘画的发展是由民间向。文化精英方向提升，而书法的发展就目前看，却是由精英向民间下落。而且，当代书写工具去毛笔化和电脑的出现彻底沙化了过去曾经产生书法的那块肥美的土壤。然而，这块彻底被沙漠化或戈壁化了的土壤与过去相比，反而更容易产生书法家。这道理如同沙漠上的植物是一样的，尽管不是参天大树，或者只是一种耐旱的草，只要坚持着生存下来，便会在沙漠上造成一种强烈的绿色印象。这一中国书法史上的当下重大转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书法承传和书法审美的微妙变化。书法原本的贵族气质和文人情怀在书法艺术中被弱化和被稀释的情况日趋明显，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书法内涵回归这一命题的思考和探索。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背景下，文人书法应运而生。
于是，纵观目前的陕西文人书法，在如下四个方面就显示了自己比较鲜明的个性和特点。（一）文人书法的文化内涵。书法作为特殊的一种抽象艺术，一方面对客体审美具有多元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对创作主体来说，较之具象的其他艺术形式则更具主观性，更容易承载创作主体的文化素质和个人情怀。这样，相对来说，就使文人书法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二）文人书法的情趣意识。一般来说，文人都有自己特立独行的癖好和追求，或怪诞、或朴纯、或偏执、或豁达、或狂放、或散淡，当他们运用这样的激情来进行书法创作时，往往会出现见山写山、见水写水即兴的灵感式创作情景，从书写内容到谋篇布局不拘成法、放任为之，自觉地追求一种创作快感，较多地保存了创作过程中的激动和情趣。（三）文人书法的性灵灌注。任何艺术的灵魂都是作者自己。给艺术灌注性灵便是给艺术灌注生命。不可讳言，当今书坛许多书法家，尤其是被称作青年书法家的作品更注重技巧展示和法度张扬，又忽视对作者本人性情人格的灌注，从而使书法作品成为缺少灵魂的一袭美丽的裙袍。而文人书法的出现似乎意在弥补这种缺失。（四）文人书法家的票友心态。我接触到的所谓文人书法家，或者说活跃在陕西书坛的这一批文人书法家，从事书法创作的主要心态是票友心态，他们对待眼下的职业书法家，一律投以崇敬的目光，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向他们学习，很少有与他们比肩书坛的奢望，十分安于做书坛的边沿人物。对于书法本身，从来都是自己的业余爱好，对于火爆一时的书法市场也是抱一种“姜太公钓鱼一一愿者上钩”的散淡心情。其实，在中国的书法传统中，和没有文人书法家一样，也是没有职业书法家的。职业书法家和文人书法家同样是当下的新生事物。历史上再伟大的书法家，包括书圣王羲之，书法也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所以，我以为这种票友心态，也许才是真正的艺术心态。当然，我指的仅仅是书法。
以上是我说到的当下文人书法的几个特色，主要是就书法的内涵说的，不是书法的全部。书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巧问题，即形式问题。我们说的内涵是灵魂，技巧或形式便是载体，灵魂和载体是不可分割的。当下文人书法突出的问题，就是技巧问题，和职业书法家相比，在临池这一主要技巧锻炼方面显得不足，花得工夫不够，应该向职业书法家学习，职业书法家也应该向文人书法家学习，与文人书法家进行文化互补，来造成今天我国书坛的真正繁荣。至于说这种繁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繁荣的标准是什么，会不会重新回归书法史上那一座座丰碑式的高峰，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文化命题。在这里不再谈及。
当代文人书法式微的原因分析
斯舜成
文人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主流。传统文人可以说无人不书，能够在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书法家，极大多数同时是文人。文人气、书卷气是书法审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遗憾的是，在当今书坛，文人书法有式微的趋势，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书法家越来越少，书法中的文人气、书卷气也越来越淡弱。当我们不无遗憾地喟叹书法界充满浮躁气、铜臭味的时候，应该说，主要原因是文人书家稀缺的缘故。
一、“文人一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在当下社会，传统文人稀如星凤“文人”有着特殊的内涵，文人不等于知识分子，甚至不等于文化人。当今社会，活跃于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哪一个没有漂漂亮亮的文凭？就连那些老板大款们，不少人都能够拿出比文人们“牛”得多的MBA硕士、博士研究生之类的文凭来。甚至一些官员们出版的“著作”，也比真正的文人出的书要多得多，厚得多。要是以为有了学历，有了文凭，有了“著作”就是文人，那实在是一种误解。
要了解“文人”的内涵，应该把握以下关系：“文人”与“士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以科举取士的体制下，知识分子千军万马竞走“独木桥”。举子们为了通过这一“独木桥”，必须经过各种规范化训练。除了熟读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及其注解要倒背如流，还必须练就一手符合科场需要的毛笔字。尽管这种科场书体后来演变为毫无生气和创造活力的“馆阁体”，但这并不妨碍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士人在通过科举的独木桥之后，张扬个性，写出生机勃勃的文章和书法来。“士人”往往是从“文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要成为“士人”，首先应该成为“文人”。这就是古代的书家，特别是唐宋以来的书家，往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士人”和“文人”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因为，并非所有“文人”，都能走上仕途，有的选择与当权者不合作的姿态，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有的屡试不售：有的虽然通过了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如愿地走上仕途；有的出身“文人”，但在进入官场之后，主要兴趣点集中到了仕途上，文人色彩被官场色彩所掩盖乃至淹没。
所以，通常人们习惯于把“文人”和“士人”混为一谈，但严格地说，“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在野的隐逸文人；二是进入仕途的官僚文人；三是短暂为官，大部分时间弃官为文的，或者大部分时间在宦海度过，告老还乡后做一个纯粹文人的。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只要是“文人”，他们除了熟悉传统文化，具有较高的学养这一基本条件，还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风骨，有傲气，将名利看得比较淡，不甘同流合污；二是有个性，有性情，喜欢达情适意，率性而为；三是有雅兴、雅趣，兴趣广泛，往往兼擅琴棋书画；四是比较闲适，属于有闲阶层。
如果这些特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文人”，甚至并非文化人都是文人。他可以是教授，是高级工程师，是书记、市长，是科学家，是老板，但是，他不一定是“文人”。就当下社会而言，产生“文人”的土壤相当贫瘠，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稀如星风。不仅仅书法领域，其他文学艺术界，真正的文人同样少之又少。
二、中国书坛“文人精神”水土流失以及“文人书法”、“文人书家”稀缺的原因分析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文人精神”，而非“人文精神”，也即所要强调的是当今书法队伍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缺少与之相关的文人内涵、文人意趣、文人风格，一句话，缺少“文人书法”和“文人书家”。
就习惯意义而言，“文人书法”是相对于“民间书法”而言的，“文人书家”是相对于“工匠书家”而言的，但今天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程度不等的知识分子，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尽可以忽略“工匠”、“民间”的因素，而着眼于书法家队伍中的文人性问题。
当代缺少“文人书法”、“文人书家”，即使连那些功成名就的书法家、书坛权贵们身上，就“文人精神”层面而言也捉襟见肘，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官本位意识侵蚀了文人风骨。解放以来，在许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受冲击、受批判的对象，被贬为“臭老九”。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重用，甚至难以维护起码的人格尊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官场的大门向知识分子重新敞开。许多知识分子连做梦都不曾想到，一夜之间成为了相当级别的领导人物。这并无什么不妥，知识精英进入各级领导层，应该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进步。问题在于，能够站在权力的金字塔上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更大量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事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然而，也许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社会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知识分子自我评价体系，始终离不开“官本位”的左右。原本应该是清净之地的书法界可谓“官本位”的重灾区，每一级、每一届书法家协会的换届，都不可避免地为争夺位置而明争暗斗，不可开交。在书法家协会的职务，成了衡量一位书法家成败的近乎唯一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这种畸形的价值评判体系，居然奏效，居然大行其道。在这种大气候下，还奢谈什么文人风骨？
二是商品经济大潮动摇了文人操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知识分子是清贫的一群。文人等于贫寒的代名词，文人们真的穷怕了。然而，商品经济这位魔术师实在太神奇了，它给了书画家手中的笔以点石成金的巨大魔力。当一平方尺宣纸的“墨宝”能够换取成千上万金钱时，书画家能有足够的定力抵御这种诱惑吗？或云：书画卖钱，古已有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当内心充满赚钱的欲望，而且无休无止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文人，不是文人书法家，不是文人画家。甚至，他也不像商人。有一位近几年涉足书画市场的房地产老板曾对我发过如此感言：“我算真正体会到了‘文人无行’的含义。有的书画家，我们都是尊称他们为老师的，但实际上他们远远不如我们商人，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要讲游戏规则，讲信誉，他们见钱眼开，则可以什么游戏规则也不讲。”这种情况或许是少数，但一旦书法家把卖字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文人操守还值几文钱？
三是通俗文化瓦解了文人信念。书画市场火暴，书画家赚钱容易。但他们与影视界、演艺界的大腕相比，还是矮了几分。一群“超女”横空出世，赚到的钱，恐怕连不少“书画大师”也自愧不如。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大教授张颐武宣称“孔子不如章子怡”的公案（后来张颐武表示，媒体断章取义，他的原话是：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来更好地传播）。即便如其所言，我依然感到苍凉，不明白章子怡、姚明未出世时孔子是靠什么传播的，而章子怡、姚明百年之后，孔子又将靠谁传播。我并不想就张教授观点的是非评说什么，只想说，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通俗文化的强大。当孔子都到了须借助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来走向世界的时候（尽管孔老夫子本人肯定不愿意），我们的书画家还能怎么样？更何况，这些年来书法的“火爆”，恰恰是依靠“大赛”之类的通俗文化的手段来加以推动的。于是，不少书画家也努力让自己变得“通俗”起来，或者说变得“俗”起来。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如同那些明星一样搔首弄姿、扭捏作态地“秀”个不停，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只要拥有市场，只要日进斗金，即使变得俗不可耐又何妨？
